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是中国美学的奠基之作。他试图“丢开一切哲学的成见，把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当作心理的事实去研究，从事实中归纳得一些可适用于文艺批评的原理”。这部中国美学的启蒙之作，追随时代的潮涌，在中西文化的挤压下形成胚胎。
阅读与追索的过程，也是美学信仰在一个个独特的个体身上逐渐成型与嬗变的过程，漫长的启蒙，使人们走向命运的两极，在迷惘之后找到自己。
一本书的时间旅行
一
宛小平突然认不出书桌对面那个沉默的老头。他已经停止了颤抖和喘息，慈祥的光芒从脸上渐次消褪，他端坐在一排书架前面，像希腊神话里守护着金羊毛的火龙，威严肃穆，目光凌厉。
仅仅在上楼前的几分钟里，八十多岁的朱光潜还被幻觉死死地缠住。他瘦骨嶙峋的躯体几度惊惶而无谓地挣扎，像被人钳住了双手，努力地嘶喊着：“他们又要来斗我了！”即便家人屡次劝告他，现在已是1980年代，依然无济于事。然而，一旦登上促狭的阁楼，坐在满书架的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维柯前面，朱光潜便在瞬息之间做回了这片领地的君王。如同弓弦在拉满之后骤然松开，他瘦削孱弱的身躯一寸寸绷直，最终令人无法不仰视。他凝视着自己唯一的孙子，如炬的眼睛里究竟藏匿着什么，宛小平看不出来。
二十岁出头的宛小平从没读过祖父朱光潜的书，刚刚上大学，宛小平迷恋的是贺麟的《小逻辑》，他这次专门与祖父深谈，是希望能通过祖父的引荐，得到拜会贺麟的机会。朱光潜淡然一笑，不置可否。历经五六十年代狂燥失控的美学大讨论，年迈的朱光潜早已看透人世冷暖。他告诉宛小平，贺先生的研究，距离你感兴趣的话题远着呢。你要研究黑格尔，有些问题贺先生回答不了，我可能也回答不了，我可以介绍你去请教张世英先生，他比我们都清楚。张世英当时正因文瑞脑消金兽革时的历史问题受到牵连，在家被监控反省。然而，朱光潜还是坚持写了一封信交给宛小平，让他登门拜访。朱光潜的性格一向如此，决并不会因为意识形态或个人恩怨而改变对他人学识的基本判断。
信写完，朱光潜又叹息一声：《小逻辑》其实是偏向玄学的，你应该读读培根，读读休谟。你既然要研究西方哲学，附带研究美学，就一定要从头读起，不要一下子就做黑格尔的逻辑学，要有历史的眼光。
朱光潜开始在书架边游走，疲惫的身形突然轻盈起来，他仿佛进入另一种幻觉，口中滔滔不绝，那些躺在书脊上的名字逐一凸显出来：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中世纪可以暂时跳掉，然后到英国经验主义美学的培根、贝克莱、休谟，他们与英国大陆理性派之争一定要熟读，没有他们之间反复的争论，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康德就号称，是休谟把他从独断的睡梦中惊醒，脱离了莱布尼茨·沃尔夫的体系。康德调和了大陆理性派和经验哲学，这种“调和”构成了他的“先验”哲学，形成现象和本体的分离，康德之后的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都是在解决康德提出的问题。黑格尔年轻时和谢林通信，非常有激情，他说，康德把问题提出来了，我们德国人有义务把它解决掉。对！然后，你可以读维柯，读马克思。你瞧，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发展是由问题推进的，研究必须从问题开始，从问题的源头开始。要有历史的眼光，还有，要从英文原著读起。
宛小平像被闪电东篱把酒黄昏后击中的富兰克林。那一连串陌生的外国人的名字，和那个刚刚解除禁锢的时代一道，推搡着目瞪口呆的宛小平，只是，年轻的他还无从知道，自己收获了什么，又到底错过了什么。
二
三十年后，在安徽大学美学教研室里，已是美学学科带头人的宛小平教授坐在我对面，复述着祖父朱光潜当初的教导。宛小平的话语同样的急迫，滔滔不绝。光阴似乎在瞬间倒回三十年前北大宿舍那间昏暗的空中阁楼。
宛小平毫不讳言他的遗憾。朱光潜当初有意无意所讲的许多话，那时的宛小平都似懂非懂。有些细微的情节，有时要过几年、十几年偶尔回想起来，才会让他恍然大悟。譬如有一天读朱光潜翻译的《拉奥孔》，宛小平突然想起，有一次，他陪朱光潜散步，走累了，朱光潜坐在毛泽东石膏像下休息，抬头打量了半天，说这个像雕得不好。
“那时我不懂。文瑞脑消金兽革时为了表示对伟人的尊重，雕塑都是写实的，机械的，没有余味。我祖父是从美学的角度来看这座雕像。真正的美是什么？像拉奥孔的手臂，为什么那么长？那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像文格尔曼的观点，要把痛苦压抑住。通过把手臂拉长，肌肉力量的增长，表现出来。所以，好的雕塑，像罗丹雕巴尔扎克，专门抓住他喜欢夜间工作这一点，把最关键的、最打动人的要害呈现出来。唉！我祖父本来要启发我的。”
可惜那时，年轻的宛小平不懂拉奥孔，更不知道文格尔曼。他只能听凭这些没有反馈的提问浮光掠影般越过他的生活，成为日常的记忆。宛小平后来开始细读朱光潜的著作，他终于知道了那些书里究竟隐居着一位怎样的祖父，只是，世间已无朱光潜。
宛小平还有另一重遗憾与自责：“我祖父晚年时，据说没有人跟他对话。他晚年写不了大文章，就和《文艺报》的记者吴泰昌有个约定，想分几讲，用对话的形式，把他晚年的思想表达出来。很遗憾，吴泰昌没做下去。我也很遗憾。”
朱光潜生逢其时，在思想急遽跌宕的时代，继承桐城派的治学与作文的风气，又在香港、英、法留学多年，在中西之间，找到了平衡的维度，发出了中国美学的先声。朱光潜又生不逢时，1936年，《文艺心理学》出版后，中国很快便被卷入长年的战争与迁徙，随即是接踵而至的运动和批判，尽管朱光潜始终笔耕不辍，在艰难的情势下仍不断推出专著与数百万字的翻译，然而，却始终找不到一张安静的书桌，可以让他内心平和地完成美学探索，以至这位勤奋的老人直到临终前几天，还拖着虚弱的身体，要双手双脚爬上阁楼，希望将一篇文章的最后几句话写完。
三
《文艺心理学》是宛小平后来重新认识朱光潜的一个起点。宛小平走了十几年，才走回朱光潜。他毕业后在机关负责宣传工作，间或做些研究。他慢慢开始系统地再次细读朱光潜，从朱光潜美学思想发端的《文艺心理学》中，宛小平发现了贯穿朱光潜学术生涯始终的思想脉络——科学之路。
当20世纪初的中国人还彷徨于对日本美学思想的译介，或者沉溺于传统的片段式的美学思想的表述时，朱光潜已经抢先开拓了另一片尚未为中国人所知的精神世界。正如他所讲，“我在香港大学受到浅薄的科学训练”，朱光潜并非没有像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徘徊过，到欧洲后，他给好友写信说：我很困惑，到底是治心理学还是治文学。在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朱光潜没有听过一堂美学课，然而，他却在文学、哲学和心理学的领域间隙中，找到了进入美学系统的秘道。通过《文艺心理学》，朱光潜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上，用心理学的视角重新思考美学问题。《文艺心理学》从根本问题入手，关于美的定义，就说美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一个名词。宛小平认为：“这和维特根斯坦著名的美学演说非常像，和当时在西方兴起的反形而上的思维是同步的，可见朱光潜受时代影响，开始转向科学。”
朱光潜在欧洲完成《文艺心理学》，回国后却并没有急于发表，而是把它当作讲义，先后在北大、清华、中央艺术学院讲授，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结合朋友们的建议，进行多次修订，直到1936年才出版。宛小平发现，此时的朱光潜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这导致修订后的《文艺心理学》有诸多前后矛盾之处，“最大的变化是对克罗齐的‘直觉说’，克罗齐讲直觉是孤立绝缘的，联想是妨碍美感的。在《文艺心理学》第一章中，朱光潜讲美感时还有明显的克罗齐的痕迹，但他后来加入若干章节，更多是对克罗齐的反思和批评。他回国后读了大量古诗词，开始重新认识‘联想’，他最终承认了‘联想’，把‘联想’分为融化的和不融化的，融化的有助于美感，修正了第一章的观点。”
在对克罗齐的突围过程中，朱光潜开始研究中国文论，写作《诗论》，尝试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美学。宛小平通过寻找一系列散落的文章和通信资料发现，“他在北大校庆时，专门用英文写过《思想和语言一致》。很可惜这篇文章直到1989年才被翻译过来，在《哲学研究》发表，很多人不知道朱光潜在中间这个阶段思想的变化。所以我很强调这一点。从1937年到建国，朱光潜的美学研究从心理学转向语言学的视角。”
建国后，朱光潜被迫放弃对克罗齐的研究，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很多人不同，朱光潜是从原著开始读，英文、德文、法文，包括60岁后学的俄文，他将不同版本进行比较研究，他的很多结论和大家不同。比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重心不在辨证唯物主义，而是历史唯物主义。五六十年代，他对当时风行的‘反映论’批评最多，到晚年都坚持认为应该推翻‘反映论’，蔡仪的观点是‘见物不见人’的美学，美化身在物中，离开了人的存在，这是违背常识的。所以朱光潜写《西方美学史》反复强调，从休谟开始，西方美学史就有一个基本的公理性——美不是事物的属性。康德后来把它发展了，‘美不对上帝，也不对动物，只对人而言’。朱光潜讲，是自然就不美，是美就不自然。‘自然美’是个自相矛盾的概念，美是对人而言，自然可以离开人而存在，但加入美就一定有人的因素在里面。”由此，宛小平发现了朱光潜美学的第三次转向：“很多人不注重《西方美学史》的序，再版时甚至删除了，那个序虽然带有时代印记，但朱光潜在其中指出，马克思之后，美学从哲学、自然科学的附庸转向社会科学，实际上就是人文社会科学。从早期的心理科学，到中期的语言科学，到晚期的社会科学，朱光潜始终遵循科学的道路。”
正因为不同的科学方法地参与，朱光潜的美学之路才获得多领域的观察视角，也孕育出新的胚胎，找到了持续前行的生命力。宛小平认为，“二三年代，科学和玄学之争影响很大。朱光潜倾向于科学一派，他后来交往的圈子大多是这一派的代表；宗白华和方东美倾向于玄学。这两条路固然都可以走，但是现在，在科学这条路上，我们的认识还很不清楚，继承得很不够。今天再来讨论朱光潜，需要有人从科学的视角接着说下去。”
四
窗外的合肥街道正被卷入瓢泼大雨中。钱念孙泡了一杯茶，茶叶在水中慢慢地下坠；收拢的伞上，残留的雨滴也潺潺下坠，落满一地。
钱念孙是安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他有三部专著从不同角度研究过朱光潜，时间跨度长达十年，其间他做过多种文论、文学的课题，然而，冥冥之中又每每回到朱光潜。写第三本书时，连钱念孙自己都开始困惑，在一个资讯如此发达的时代，用如此长的时间来执迷于一个人，是否有些迂腐。
钱念孙终究还是打消了顾虑，他仍然觉得，大家都没有彻底读懂朱光潜，更毋庸说超越。八十年代初，钱念孙在图书馆找到朱光潜的早期著作《文艺心理学》《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旋即被他倡导的“人生艺术化”所感动，“他谈人生，谈怎样读书，怎样恋爱，怎样对待生与死。他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生活，这种艺术的眼光又不是不切合实际的，而是直面现实的。他不偾世嫉俗，也不逃避，教导大家怎样与社会和谐相处，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人生的美。”
后来，钱念孙从史学考据、文论研究等角度对朱光潜庞杂的美学体系进行层剥和阐释。用二十多年绕了一个圈子，钱念孙却发现，自己正在反璞归真，回到原点，朱光潜对钱念孙的真意，或许在二十多年前就已奠定，只是更深了一层。当我见到钱念孙的时候，令他津津乐道的已不再是朱光潜的学问和思想，而是他对人生艺术化的阐释。“这是朱光潜更大的成就。人生艺术化、生活艺术化，从重复的日常的生活中教你怎样发现美，形成美的情趣，使你的生活更有意义。”
这些循循善诱的火花都隐藏在朱光潜的早期著作中。朱光潜成名极早，在英国留学时，他便应邀为商务印书馆的《一般》杂志（后改名《中学生》）撰稿，分门别类地进行人生方方面面的疏导，在其中贯穿他的人生体验和美学思想。作为桐城后裔，他的文字中潜伏着远古的雍容大气，长年在心理学实验室里辗转，他也没有养成枯燥叙述的习惯，而是用一种美而真切的方式将思想表述出来。这些文章最终由开明书店结集为《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朱光潜也摇身变成那个时代的青年偶像。以青年偶像的身份突然成名，让朱光潜哭笑不得。这也促使他加紧完成《文艺心理学》等系列学术专著，来为自己正名。然而，朱光潜已经难以摆脱这种身份，胡乔木、罗大冈、舒芜都是读着他的书长大的，朱光潜不得不毕生徘徊在学术大师和青年导师之间，留下人生的另一张面孔。在钱念孙看来，这张面孔更加令人动容。
五
1992年，钱念孙曾沿着朱光潜留学时的足迹，遍访英伦、法兰西，流连于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试图找到朱光潜被光阴稀释的身影。六十年过去，物是人非。钱念孙不知道自己能找到什么，唯一相似的是，西方思想在中国再度被神圣化。
朱光潜远走英伦时，陈独秀、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正在西化的漩涡中摇旗呐喊，罗素和杜威是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绝对的精神偶像，新文化运动仍绽放着回光返照的一缕焰火。然而，朱光潜应邀写回国的欧洲记行的文章，却并没有着意渲染欧洲的先进和现代化，他客观冷静地报道英国，英国人的种种生活常态。英国并不是为了反传统而树立起的一座虚拟的天堂，而是一个与中国平等的社会，像中国一样充满贫穷和苦难。钱念孙认为，朱光潜出国时已28岁，经过在香港大学近五年的适应过渡，英语极好，心智都已成熟，所以不会像陈独秀、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鲁迅这些在极年轻时就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那样偏激，朱光潜更冷静，不会对西方的一切都视若天人，顶礼膜拜。所以，在他笔下，英国脱离了海市蜃楼的想象，而成为人海中的一座平常的孤屿。这也是朱光潜对西方思想的根本态度，他像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执意要将火种带回遥远的中国。
钱念孙寻找朱光潜的时候，在中国，先锋派作家们和主张激进的学者们联手掀起了又一轮西化高潮，西方的学术明星们以俯视的姿态进入中国，时代的轨迹再度缝合，其间遗失的记忆却已难以胜计。钱念孙认为：“当时我们对西方的新方法、新概念很推崇，把西方的东西神圣化。我到英国后却看到，实际上人家做学问也是很平淡的，是中国学者把他们放大了。说到底，做学问不论西方、中国，而应该在充分理解后，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写出自己对艺术的理解。不管是西方的圣哲，还是孔子、庄子，都不可能包医百病。”这使钱念孙愈加怀念朱光潜，“中西融合，用自己的方式说话，这才是真正的大家。朱先生的学术气象是很大气的，通达的，是对人生、社会整体的把握。”
在爱丁堡大学的图书馆里，钱念孙还找到了朱光潜当年入学注册时的登记表，课程表，成绩单，尘封已久，字迹却并未模糊。在异国他乡，它们得到了最好的庇护；吊诡的是，在故乡，它们的主人却受尽了冷眼与曲解。钱念孙决意要到朱光潜呆过的地方看看，几经辗转，他居然一一对号，找到了朱光潜上课时的教室，心理学实验室，甚至住过的宿舍。钱念孙站在门前望了望，想象那位素昧平生的年轻人，怎样踌躇满志地从走廊里走过，面朝看不见的未来，一直走到白发苍苍。
六
并不是所有人的命运都会因为一次阅读而改变，一本书所能释放出的能量其实很有限，有时是正能量，有时是负能量。人与书的相遇，正像人与人的相遇，往往需要通过有效的共振才能发挥出杀伤力，更多的时候，则只是一摞停歇在纸张上的静默的符号而已。
老马还能记诵《文艺心理学》的诸多篇章，许多年前，他曾把它当小说来读。有一年腊月，老马站在街上敲我家的窗，确认我爸在家后，他才讪讪地转进楼道，进屋坐下。他脱下磨得起球的军大衣，拉住我爸，却转头对我说，多年不见的老邻居了，当年我们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然后他开始找话题聊天，话题几乎都以一根烟为限，他每掐熄一根烟，就立刻转向下一个话题，决不恋战。后来他们开始喝酒，老马眼睛微红，轻描淡写地叙述着四十年前，当他从吊铺上翻出那本已经被撕掉十几页的《文艺心理学》时，沮丧与兴奋交织的心情。在一个无书可读的年代，这部对他来说有些晦涩的书，居然慰藉了他苍白的青春。
老马印象最深的是第十四章，他举着酒杯，信口背诵：“天才不但要创造新作品，还要创造能欣赏这种新作品的群众。新群众的产生往往是在新作品的产生之后的一代中。”他说，这种颇有预见性的判断，成为他日后做一切决定的参照，也是他坚持下去的唯一理由——当然，他自嘲地撇撇嘴，拿筷子剔牙，我最后还是没坚持下去，没关系，交给我儿子了。
八十年代的文学热潮，让老马辞去了工作，他呆在家里潜心写作，很少出门，后来甚至怕见光。据说他对文字之美的要求达到了自寻烦恼的程度。他热切地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像牙医余华或者钳工马原那样，摆脱旧梦赋予自己的卑微的状态，向时代要一个新的身份。然而，就像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理想主义却依然走投无路的年轻人一样，老马始终没能找到自己的归宿。他不得不屡次为突然出生的儿子而放下笔，又偷偷拾起来，又放下。当儿子要上小学的时候，老马终于烧掉了所有的手稿。可是，他已经无法回到原来的工厂。
然后，老马丢下妻儿南下，到处打着散工，有时什么都做，他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家呆上半个月。他这样断断续续地描述着，那些遥远的过去就像他不断点燃又不断掐灭的香烟一样，拥有与失去只在转瞬之间交替发生。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的瞬间，填补了他所有的向往与所有的探寻，也温暖着他遥不可知的未来。
过了几天就是正月，我陪我爸去老马家拜年，老马正在屋里数落小马：“我供你上大学，你还不好好念书？”小马挠着头：“我读得还少呀？可谁还读这玩意儿？你那一套东西早落伍了！”“落伍？”老马瞪圆了眼睛，他转向我，扬着手中那本书：“你比他大，你也学文学，你评评理。”
我终于见到那本传说中的《文艺心理学》，破损，褶皱，和桌上摆的黄米年糕有些许相仿。我试图找些什么话去安慰老马或者劝告小马，可是他们的倔是遗传的。
小马说，我们现在都读拉康，连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老师都不大讲了，谁还会回过头去看什么他小时候写的《文艺心理学》？
我们说服不了小马，他有他的喜好与迷信，其实也恰似老马自己对《文艺心理学》暧昧的态度。老马发完脾气，就把《文艺心理学》塞回抽屉里。这本书实在太破旧了，以至它和刚装修过的房间、新打的书架、整套的精装本文学名著都格格不入。命运像一棵被无情时光剥蚀的笋，老马不得不迎接这种尴尬。
后来，老马释然了，小马也释然了。让老马愤怒的或许不仅是儿子对这本书的漠视，而实在是儿子眼中他的落伍。老马的时代尚未开始便过去了，对他，是无法言说的隐痛，对我，却正是我这次追寻与怀念朱光潜最为直接的理由。
其实，一本书何尝不是一方命运的容器？大家都会在短暂的浸泡过后，以不同的方式离开——有时留下也正是一种离开。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因为一场阅读而改变，如同并非所有的因都会开出必然的果，命运以不可琢磨的态势奋勇向前，根本来不及返身回顾，就已经翻到下一页了。不过有时，两件看似无意的事件之间，或许也真的会建构起些许微妙的关联，进而齿轮般缝合，开启下一个时代。
《文艺心理学》后来被收入二十卷《朱光潜全集》的第一卷。全集的出版耗费了四年时间，每一集出版，版权页上都会发生一些悄然的变化。编委会名单中，有的名字被加入，而更多的名字在消失，叶圣陶、沈从文的名字上被相继加上黑框。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场漫长而惨烈的告别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
（文：张泉 《生活》杂志2009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