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70多年后，“八千卷楼”再度毁于兵火。消息传到上海，丁仁已经默默等待多年。从1937年日军攻占杭州，这个结局原本就在他意料之中，只不过似乎来得迟了些，像一串繁冗拖沓的省略号，搅乱了丁仁指尖怆然断裂的弦音。
关于故乡的故事，都是逃难的朋友们间或带来的。日军占领杭州之后，“八千卷楼”就住满了日本官兵。而“八千卷楼”最终被焚毁，据说是因为军队烤火，不慎引燃了内室。这座号称“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的丁家祖产，就这样在一夕之间毫无挣扎地化为焦土。
丁氏家族的“八千卷楼”，可以上溯千年。北宋时，丁氏远祖丁顗搜集藏书达八千卷，闻名天下。到清代，丁仁的高祖丁国典远慕先祖遗风，重建“八千卷楼”，他明确地把重建藏书楼和家族传承建立了关联，“吾聚书多矣，必有好学者为吾子孙。”在丁国典看来，藏书楼不仅代表了读书治学的家风，更是一块精神的纪念碑。然而，盛景难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与清兵在杭州鏖战，“八千卷楼”毁于兵火。直到27年后，才由丁仁的祖父丁申和叔祖丁丙再度重建。然而，固执的丁氏家族早该知道，藏书楼只能是一个盛世的迷梦，原本就禁不起乱世的哪怕微微一颔首。
丁仁少年时，丁氏家族还在江南拥有大量地产、钱庄，丁仁的父亲丁立诚为内阁中书，丁仁衣食无忧，每日唯好读书，研习家藏的前朝印章、印谱，丁仁的篆刻最初宗法浙派，他对邓石如和丁敬倍加尊崇，印章上那些跌宕起伏的纹路，像门前的钱塘江和大运河一样纵横交错，在丁仁看来，它们大得像是整个世界。
不过，“八千卷楼”交到丁仁手中时，其实早已名存实亡。
族亲在温州的投机生意失败，丁家为此欠下巨额债务。丁立诚身为宗族长子，踌躇再三，决定卖掉藏书。一年前，湖州的陆树藩也因为经商失败，被迫决定卖掉家传藏书，同列“清代四大藏书楼”的皕宋楼所藏宋、元版本，大部分都被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收购，这次古籍外流，举国震惊，时人董康说：“古芬未坠，异域长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 丁立诚也要卖书的消息，再次牵动人心。
在两江总督端方的一再奏请之下，清廷在南京创办江南图书馆。端方曾为“出洋五大臣”之首，回国后曾编《欧美政治要义》，他力主避免古籍再度外流，与丁立诚接洽。江南图书馆最终以七万元买走“八千卷楼”藏书，这价格足够丁家偿还债务，却远远抵不过藏书的真正价值，更抵不过丁家长子丁立诚的自责。
丁仁不知道，那些藏书被运走的时候，父亲究竟作何感想，他只能远远望着他的背影，在巷陌的夜色里寒冷而寂寥。
二
“八千卷楼”被搬空时，丁仁尚未过而立之年，时局的凶险，家族的繁琐事务，他全然不在心上。丁仁一门心思只想着篆刻，他和朋友们在西湖边的蒋公祠聚会，探讨印学，还拿出家藏的“西泠八家”印章，与朋友们鉴赏切磋。1904年，他们在孤山脚下成立“西泠印社”， 一心“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丁仁不仅捐出家藏印章文物，还捐出家族在孤山的一块土地建设园林，《西泠印社志稿》说他：“尝斥资建楼，永为社产，不私所有，名曰鹤庐，以作纪念。复岁时增建，虽一石一木，必期尽善而后已，心力所寄尤巨。”
西泠印社首倡者四人，叶铭和吴隐已经37岁，而丁仁和王福庵只有二十五六岁。当时“西学东渐”之风日炽，年轻人们都忙着出国留学，或者革莫道不消魂命流血，满怀踌躇地希望拯救这个万象凋敝的国家，许多同龄人难以理解，这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对这些被视为腐朽的国故如此专注，莫非是西湖边的缠绵悱恻迷乱了他们的心神，让他们尚未过而立之年就垂垂老矣？
许多年后，人们才意识到，丁仁和他的朋友们默默行走的那一条绝路，原来竟也是救亡的一种，面对沸腾的民族激情，他们选择退守内心世界，无心进仕，也无意经商，只求捍卫精神世界的尊严，在人们喧嚣着涌向现代化，迎接西方的时代，默默地重述传统。他们希望保存的是文化的血脉，而不是一时的喧嚣。
丁仁的“老态”在西泠印社中都似乎更胜一筹，光绪末年，王懿荣才刚刚从“龙骨”中辨认出神秘的甲骨文，没过几年，丁仁却开始用甲骨文篆刻，甚至写诗。丁仁因此注定了寂寞，或许在他看来，诗文和篆刻一样，原本就是一小群人之间的心灵的投契，而与公众无关。只不过，它们最终还是要以历史的形态影响公众。
西泠印社更奇特之处，在于一直未能选出社长。“创社四君子”都无心名利，只求保存国故，他们相互谦让推辞，西泠印社社长空缺竟达10年之久，直到1913年力邀印学泰斗吴昌硕入主，社长之位才终于尘埃落定。
如是丁仁和他的朋友们在一个喧嚣的时代恪守印社的寂寞，直到吴昌硕、李叔同、经亨颐、马衡等印学大师相继到来，共同在西湖边勾勒出一个文化的盛世。原本濒临绝境的篆刻，似乎重新复兴。
然而，战争的到来粉碎了一切想象，这个偌大的国家沦陷的不仅仅是山河。战争不过在一寸一寸蚕食着丁仁的记忆，“八千卷楼”化为乌有，丁仁对故乡唯一的牵挂只剩下西泠印社。当初仓皇逃离杭州时，丁仁把西泠印社交付叶秋生照看，西泠印社里还藏着大批印章文物，丁仁开始加倍地思念它们，像思念那些儿时摩挲过的“八千卷楼”里的线装书。不得不告别西泠印社的时候，他才终于能够体会到，30年前，父亲在送走“八千卷楼”那一车车藏书的时候，究竟是怎样的心境。
三
除了悲愤，丁仁什么也做不了。抗战爆发时，丁仁派二儿子丁玑回杭州，抢救西泠印社的文物。丁仁本想自己回去，然而他已年近花甲，那段日子，他不知道儿子是否能平安回来。只有等待，像等待“八千卷楼”的消失。
儿子最终不负众望，带回了一批印社的文物，同时，丁仁还迎来了又一个孙子，四子丁璟之子丁利年，他将陪伴自己晚年最后的时光。
对于丁玑与日本士兵之间惊心动魄的周旋，丁家的后代们也所知不祥。人们只知道，在1939年，丁仁根据这些失而复得的印存，和朋友们一起编成《丁丑劫余印存》二十卷，上起文征明、文彭父子，下至民瑞脑消金兽国时叶玉森、高迥，计有印人273家，印作1900余方，以此作为对1937年日军攻占杭州的祭奠。
丁仁4岁时，祖父丁申和丁丙曾推举王同、张大昌、孙树礼等人共同负责补抄《四库全书》，《丁丑劫余印存》与数十年前的那一次劫余，似乎在冥冥之间建立起微妙的关联。
丁丙原本就是热心慈善的士绅，而他的一次义举，几乎让丁氏家族元气大伤。在西溪避乱时，丁丙、丁申兄弟到店铺购物，意外地发现，店家的包装纸上，竟然都盖着玉玺。细翻之下，兄弟二人才知道，这些纸都来自钦定《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由天下南北七阁收藏，杭州的文澜阁位居其间。显然，战火摧毁的不仅是丁家的“八千卷楼”，还有文澜阁里的《四库全书》。丁氏兄弟马上召集家人抢救散佚的《四库全书》，雇人每日沿街收购，半年后，共收回8689册，占全部文澜阁本的四分之一。尽管丁丙自己平日“衣敝衣，食粗食，甘之如饴”，然而丁氏兄弟为重修《四库全书》却几乎倾尽家财。他们四处拜访江南藏书名家，借阅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汪氏振绮堂和孙氏寿松堂等处藏书，组织100余人抄写，7年后，共成26000余册，清廷原本在修书时刻意抹去的一些不利于朝廷的内容，也被逐一添加完整。
寻找那些劫余的历史，似乎成为丁氏家族一脉相承的精神密码。
屡遭离乱、战争之后，丁仁开始崇佛，他会定期散斋，还是虎跑寺的大护佳节又重阳法，正是在他的引荐之下，李叔同得以到虎跑寺断食，并最终决意出家。然而，对家庭责任的顾虑，使得丁仁始终迟疑着没能踏出迈向佛祖的最后一步。
丁仁在1949年去世，他抱病前往杭州参加西泠印社的清明聚会，回到上海后便住进医院。据说当时他的耳边还响着龙华的隆隆炮火，他拉着“创社四君子”的最后一位幸存者王福庵说：把西泠印社交给共人比黄花瘦产党，而他唯一的遗愿只是，不要改变西泠印社的名字。
四
退休那一年，丁利年给自己刻了枚印章。他试图表明心迹，用余生为家族整理出庞杂的谱系。
每次举起那枚印章，他就觉得自己似乎又回到60多年前，他牵着祖父的手，去拜访客居上海的那些大师名宿。有时，他努力抬起头，透过夏天刺目的阳光，却总也找不到祖父的眼睛，只能看见他颌下花白的长髯。他们会在上海的马路上走一个多小时，从西到东，直到黄浦江边。然后，祖父奇迹般地挥挥手，变出一片阴凉，他们便挤进里弄里一间亭子间，丁利年满头大汗地坐下来，摩挲着摆在桌案上的刻刀和印泥，那时，家族血液里流淌的基因，会让他血脉贲张，然而，时代将他的理想击得粉碎，他已经不被允许像祖父丁仁那样，继续做一介寂寞的印人。
祖父去世后，丁利年的大哥丁祖年也因病夭折，丁利年的父亲丁璟郁郁寡欢，扶柩南下杭州之后，丁璟便取道香港，直到1985年病逝，再也没有回过大陆。丁利年突然成为家中的长子，他只能把桌案上那些毛笔、刻刀匆匆丢下，设法照料弟弟妹妹们的起居生活。1957年，丁利年从上海工业管理学校毕业，到机床厂做统计，“大炼钢”时，他又转而下车间，做起清砂工和钳工。在各自人生的黄金时代，丁利年这一代人在“反右”、“文瑞脑消金兽革”和上山下乡的洪流中慌不择路，没过几年，他们就散佚四海，在上海、黑龙江、江西、宁夏、台北、香港，以及日本、加拿大，经营着各自平凡的生活。身为父亲这一支的长子，丁利年一直试图能组织一次家族聚会，然而，随着各自年龄的增长，这个家族或许已经难以重逢。他们能够彼此分享的，仍然只有半个世纪前那些菲薄的童年记忆，以及寄来的照片上和自己一道老去的亲人的模样。
丁利年翻家谱的时候，接到了妹妹的电话，从台北打来。他们也有几年没见了，两人的对话夹杂着上海话和普通话，丁利年口气里满是关切，又闪烁着些尴尬的客套。妹妹每周要做三次血透，需要长年在台湾的医院调养，上次她匆匆赶到大陆，只待了几个小时，又不得不坐上返回台湾的飞机，她的病一刻也不敢耽搁。
在有些昏暗的小屋里，丁利年数着家谱上那些树根般缠绕伸展的支脉，往事仿佛一条时间的锁链，将家族漂泊的船舷牢牢地拴住。晚清以降，国家的动荡和迭起的变革，在丁家的每一个人身上都烙下倒影。丁氏家族生不逢时，又生逢其时。
丁利年发现，西泠印社的“创社四君子”，以及首任社长吴昌硕，几个家族之间，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叶铭小时候曾在丁家和丁仁一起读书；丁丙重修《四库全书》时，召集的负责人之一就是王福庵的父亲、紫阳书院院长王同，年幼的王福庵自此与丁仁相遇；吴隐和丁仁是儿女亲家；而吴昌硕的儿子吴东迈，与丁家的干女儿吴晏华在丁家花园邂逅，此后成婚。从素昧平生到最终交集，家族之间的微妙关联，在日常琐碎里却总是透着些难以言说的波澜壮阔。一个群星闪耀的年代，其实绝非偶然。
在今日的杭州已经很难找到丁氏家族的遗迹，一场场劫难之后，只剩下几处散落的墓地。固然，还有西泠印社，尽管在它创办伊始，丁仁就已明确说明，孤山这片土地不再属于丁家。许多游客会因为这个诗意盎然的名字而误入这片神秘的园林，人们读不懂照壁上的甲骨文和小篆，甚至认不全大师们的落款，在古老岁月的迷宫里，人们徘徊疑惑，那些峰回路转处恍惚的身影，早已被岁月稀释得和西湖迷离的烟雨一模一样。
（文：张泉 《生活》2010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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