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喧嚣
街上的锣鼓声惊动了刘香成，他下意识地按住相机，像在生死关头摸到了一把枪。国际饭店窗外，游佳节又重阳行的旗帜和标语仍在南京路持续延伸，打人比黄花瘦倒邓人比黄花瘦小玉枕纱厨平的口号再一次响起，已是第三轮。《红旗》杂志上严厉地批评说：“邓人比黄花瘦小玉枕纱厨平从反对社会主义革莫道不消魂命，搞复辟退，到继承买办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的衣钵，搞投降卖有暗香盈袖国，其结果必然落得和历史上的洋奴买办一样可耻的下场。”没有人知道，这个顽强的小个子还能不能再度站起来，如同没有人能够揣测中国的命运。
1976年5月，刘香成第一次到上海。十几年前，汉学家罗兹·墨菲把上海比作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然而，对刘香成而言，上海显然更像一把无法打开的锁。
25岁的刘香成仍然无法看懂神秘的祖国。对于中国大陆，他仅仅留存着一些记忆的残片。3岁时，因为父亲的坚持，刘香成离开出生地香港，回福州老家度过了并不愉快的6年，除四害，大跃进，而作为阶半夜凉初透级敌人，直到退学回香港那一天，他才第一次被允许戴上红领巾，第一次像个凯旋的英雄；在香港，他从父亲编辑的报纸上，搜索着关于大陆文瑞脑消金兽革的只言片语，间或分享一些来自父辈的青春记忆；20岁时，刘香成到美国读大学，主修国际关系，他仍然对遥远的中国心存好奇，然而，他只有图书馆里那些两千年前的典籍，以及来自汉学家们的转述；他读韩非子的著作，写关于法家的论文，试图从中找出中国政治的内部逻辑，然而，从先秦到冷战的时代，天下的中心早已发生了根本的位移，他没有机会触碰这个国家的脉搏，中国在他手中只是一捧时间的断点，借助想象重新系成一条珠串，斑驳，杂乱。
此时此刻，上海的动荡折射出整个中国的命运。刘香成和所有人一样为这个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歇斯底里的仇恨和狂热情绪，仍没有濒临结束的迹象。
刘香成的第一次上海之行，注定在喧嚣中匆匆结束。作为美国《生活》杂志的实习生，他急着去一些有更多新闻发生的地方。在西班牙，统治长达40年的独半夜凉初透裁者佛朗哥已经去世，他的支持者仍在不断地制造动荡；在葡萄牙，议会选举已经完成，却没有人知道，这个国家是否还会陷入下一轮“热夏”。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两个致力于海上拓荒的国家，都已无从左右内部的局势。
刘香成每每进入陌生的环境，却反而如鱼得水。他忙于在动荡中到处交朋友，寻找各种采访拍摄的途径。几个月后，拍摄完新当选的法莫道不消魂国总理雷蒙·巴尔，刘香成走在巴黎七区街头。在地铁站出口的报摊上，《费加罗日报》头版刊登着整版的图片新闻——毛泽东的去世，让中国突然成为全世界更大的新闻源。
刘香成不假思索地打算去北京采访，《时代》周刊给了他这个机会。他取道香港，进入大陆，却发现外国记者根本无法抵达北京，甚至很难再向北方多走一步。他只能滞留广州，拍摄广州的追悼活动，拍摄在珠江边打太极拳的老人，试图用一种平和的方式来描述这件震惊中国的事情。他更关心那些普通人的悲欢，“他们曾宗教般虔诚地背诵毛的语录，现在则开始关心自己的未来命系何处。”
前一个时代的结束是否必然催生出下一个时代？还没有人知道答案。
用什么语言做梦
毛泽东离开后，留给中国人的，是十分现实的问题。刘香成每次举起相机，聚焦在人们脸上，都能感受到那些剧烈的惶惑，“他们花了远超过自己想象的时间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他们需要重新思考没有毛的未来。”
1976年9月20日，《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出现了巨大的红字——“After Mao”。6年后，这个词被刘香成用作摄影集的标题。他厌倦了一些陈旧的表述，试图找到自己的方式来描述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既迥异于西方的过度阐释，也有别于国内的思维惯性。
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中国的一举一动，刘香成熟悉那些判断和运笔的方式，刘香成为之工作的《时代》周刊，与中国有着深刻的关联。《时代》周刊的创办者亨利·鲁斯在中国登州出生，他的传教士父亲是燕京大学的创校副校长。一个世纪以来，《时代》周刊一直试图准确地描述这个持续动荡的东方国家，却越来越发现这几乎是一场徒劳。记者们不得不动用奇特比喻，从1967年那只垂死起舞的癫狂的蝎子，到1976年的那艘失去舵手的迷航之船，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样令人费解。
用比喻来描述中国，是一种古老的传统。“China”曾是丝绸、瓷器或者茶，她的意义似乎永远也阐释不完。只不过，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所在，而是一件器物，一连串嫁接的想象力。
比喻并不能解决问题，而除了比喻，还有国内的思维惯性。刘香成发现，“国内编的书也很多，但出于种种原因，还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去看世界，或者觉得图片就是山水画的延伸；对摄影语言能做的事情，他们的理解、认识以及对方向的把握，都有局限。从他们编的书里，我也看不到一个我所认识的中国。”刘香成打算记录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一个我所认识的中国”。
不久，“一个很难拒绝的机会”出现了，刘香成被《时代周刊》正式任命，派驻北京。多年来，每当命运赐福的时候，每当他被要求解释他的那份令人心潮澎湃的简历时——“普利策奖”唯一华人得主，年轻时供职于《时代》周刊，美联社，后来出任时代华纳集团中国首席代表，新闻集团（中国）常务副总裁——刘香成就会用“一个很难拒绝的机会”来描述他的那些“决定性瞬间”。
从1978年到1980年间，刘香成是在北京的唯一一名外籍摄影记者，以至于外交部新闻司做调查统计时惊讶地发现，1970-1981年，在西方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照片中，有65%的署名都是“刘香成”。为此，新闻司的官半夜凉初透员甚至提醒他：“刘先生，以后请不要那么努力工作。”
然而，刘香成早已深深陷入这个不可预知的世界。他忙着在中国的城市间辗转，探索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忙着和各阶层的中国人打交道，在需要官半夜凉初透员帮忙时找到官半夜凉初透员，在需要商人时找到商人，在需要大学生时找到大学生。他的摄影集里留下了一张28岁时的照片，为了抢拍，他走在一排拘谨的解放军前面，蓄着胡子，偏长的头发像是多日未洗，风尘仆仆，眼里却满是憧憬。
他不愿遵循美国新闻界前辈们对于中国的判断，也不愿顺从中国的逻辑，在两者中间，试图找一个支点，一个出口，他相信自己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一，我有这个感情；二，我有这个知识；三，我有这个距离。”许多年后，有人问他，你做梦时是用中文还是英文？这个问题竟让他思考了良久。也许，他只能同时属于东方和西方，而不单独属于任何一方。
解冻时代
刘香成重回上海，时代早已全然不同。他把镜头指向那些躲在树阴下卿卿我我的年轻人，他们背对着公众，缩在树阴的一隅，在半公开半私密的空间里，拥抱在一起。这是一个渐渐卸下政治面具的城市，人们开始洗去时代的残妆，菲薄的欲望开始滋生。个人生活从密不透风的政治表述中挣脱出来，一如碾冰机在湖面上轧开轨迹，预示着一个更为狂飙突进的大时代将加速到来。
刘香成见到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上海，大都会的浮躁与冷漠尚未回潮，整个城市依然饱含时代的温情。“当时浦西的上海仍是一个西方人留下来的城市，除了工人新村之外，基本上没有变化。八点以后，到处都黑了，没有灯火。有时你会看到一群人，拿着自家的板凳围坐在一起，看一个12寸的黑白电视。日子就是这样过的。”
除了12寸的黑白电视，还有街头的阳春面。扁担倚在一旁，卖面的老人不停地挥舞扇子，将炉火扇旺，不时添入的炭火发出窸窸窣窣的撕裂声，浓烟便扑起来。面从沸水里捞出来，还冒着热气，就着街角的冷风，浇上汤，洒一勺猪油。
刘香成固执地保留着这些关于上海的记忆。如今在上海的五星级酒店里，当服务生极力推荐海鲜时，他还是会想要一碗地道的阳春面。然而，许多年后，在上海，再也没有那样一碗寒风中的阳春面在等待着他；而那个远去的上海，也早已消失在他的镜头前。
那些温情的布景被迅速撤下，城市换了一副面孔。上海似乎又重新成为一个时代的火山口，奢华和时尚像地热一般升腾起来，缭绕的烟雾将这座城市包裹得愈发扑朔迷离。一些看似对立的符号被摄影师们一再并置，老妇与名模，路人与明星，昏暗拥挤的弄堂与繁闹时尚的都会，上海似乎成为一个双重性格的城市。很难说清，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上海。没有人可以解释这种困惑，事实往往如此，现实是比历史更难破解的谜题。
而在公众心目中，上海的历史已经被一些单薄的符号侵占，老上海被简化为美人照和1920年代的夜色狐步，新上海则似乎只剩下外滩、新天地这些蜕下的皮。它们一起构成城市的前景，而168年的城市史则在舞台上不断退后，成为一块灰蒙蒙的背景板。
历史的复调
刘香成试图将那块168年的背景板重新移到台前——那是上海现代化的清晨时分。
摄影师和历史的关系，似乎很难说清。摄影师更需要对当下负责，在相机所能捕捉的世界里，历史太过遥远，难以直接表述，更多的时候，历史静默在古老的照片里，而在现实生活中，历史本身并不浮现，然而历史又似乎无处不在，因为历史早已演化为一种日常生活的习惯。
在《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中，刘香成将历史向前推进了60年。要准确地描述过去60年的跌宕起伏，已经是一件几乎难以完成的任务。然而，从端起相机那一刻起，刘香成从来就不缺乏想象力和足够的野心，多年的新闻生涯造就了他敏锐的嗅觉，以及竭尽所能获取资源、解决问题的习惯。并且，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摄影师，他的口中也开始出现商业、市场这样的词汇，他必须掌控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分寸，才能让历史从时代的夹缝中顺利地长出来。
受邀出任世博会上海企业联合馆的摄影策展人时，刘香成面对的是更加遥远的历史。一百多年来，所有关于上海的记忆几乎都不可避免地指向两极，要么夸张地惊叹，要么夸张地嘲讽，先入为主的观念影响着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判断。刘香成对上海没有迷恋，也没有傲慢与偏见。他在北京有一个四合院，却从未在上海长久定居。对他而言，上海是一个最佳的合作拍档。1999年，刘香成作为时代华纳集团首席代表，促成了全球财富论坛在上海的召开，这使他更加欣赏上海人为人处世的方式，他们用国际化、市场化的规则来做事情，开放但不过分。刘香成对这座被奉为传奇的城市态度平和，他与上海的关系却始终若即若离。
在上海，刘香成试着把历史向前推进168年，将时间的节点径直抛回1842年，《南京条约》签署的那年。
19世纪初，英国人终于找到了一种更加致命的商品来交换中国昂贵的茶叶——鸦片，中国依靠茶叶和丝绸统治的进出口生意，终于被无情逆转，一架维持了上千年之久的天平失衡了。默默无闻的上海一夕之间获得时代的宠爱，成为历史失衡之后的着力点之一。东西方从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时代开始的积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负担，以及国民对现代世界的迫切向往，一股脑地倾泻在这片东海之滨的小城。
上海从明嘉靖三年（1524年）县志里那个“工不出乡，商不越燕、齐、荆、楚”的小县城，迅速进入现代化，她甚至开始更改着整个中国的城市秩序。许多年来，人们一直抱怨上海没有历史，并将对上海和上海人的种种诟病与缺乏历史底蕴建立了关联——中国人从来都无法回避历史，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甚至苏州、杭州……任何一块城墙砖，都可能埋藏着上千年的金戈铁马声。然而，谁也不容否认，上海的崛起 ** 了既往的历史。帝国的传统都会们，后来却都以模仿上海为荣。上海成为一个城市化的标本，现代化的模具。这种角色的换位令人艳羡，也心生妒忌。中国人对这座城市怀有复杂的情感，很难说清，上海究竟是时代的宠儿，还是一个无人认领的遗腹子。
即便是短短168年的历史，也已经沦为想象，上海最终由一座城市，分佳节又重阳裂成无数的故事。所以，希望自己可以用影像复述这些故事的本源，“历史对任何文化都非常重要，尤其对中国来说。新一代中国怎样解读我们自己的历史，非常重要。”因为历史不仅只是过眼云烟，历史更要对当下和未来负责。
时间的指纹
去年12月，我们趴在刘香成的电脑前，看他为世博会挑选的照片。照片设定了自动播放，一帧一帧掠过的黑白影像，像原始的电影放映机。在大部分时候，刘香成是沉默的，偶尔会描述某一张照片的来历。那些故事和影像，会让他突然挣脱平静的口气，语速加快，变得兴奋起来。
过去的4年里，这些照片不断地刺激着他，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图片社、私人收藏家和摄影师家中辗转，搜索着关于上海的蛛丝马迹。与此同时，他邀请了十位国内外著名摄影师，从不同的角度拍摄上海。
4个月后再见，《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已经出版，世博会上海企业联合馆的摄影展也已准备就绪，他把这本书视为“上海现代化的句号。中国人的百年梦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经实现了。”
在不参加酒会和商务约见时，刘香成仍会换上跑鞋，穿上毛线织的背心，沿着漫长的走廊踱过去，如同踩在跑步机上。他的头发已经花白，反光的镜片背后仍然闪烁着一些转瞬即逝的诗意，这让我总会联想起那张旧照片，28岁的刘香成还没有戴上眼镜，迫不及待地走在一个时代的前面。
上海不是一个独立的现象，这座城市的兴衰起伏都与中国和时代密切相关。在中国和时代的语境下理解上海，将三者互为关照，寻找这座城市的隐秘，这是刘香成的视角。“给我这几年时间学习上海的历史，也增加了我对中国的理解。”
他会不时地将话题抛给他的夫人兼工作拍档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这个问题凯伦比我更有资格回答。”4年间，他们一道踏上寻找上海的旅程，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寻找那个失落的上海——被历史摩挲过之后，留下的那些时间的指纹。
刘香成把寻找老照片的过程视为一部侦探小说。在怡和洋行的伦敦总部，尘封的档案里，刘香成找到了那张传说中的版画，它描绘了签订《南京条约》时的情景。怡和洋行的现任老板，担心这些殖民时期的证据会影响在大陆的生意，在刘香成的百般斡旋下，才答应出借这张版画，“就是我这本书，上海故事的开端——在摄影发明前一年，1842，中国在一艘英国莫道不消魂军舰上，被迫签署南京条约。从那时起，上海市便开埠了。”
在英国西南部，刘香成找到一位老太太，她的祖父母曾长年在中国生活，祖父威廉姆·特纳（William Turner）去世后还葬在上海，今天的静安公园。1902年，他曾用香烟盒自制了一个针孔相机，拍摄自己的家庭以及中国仆人们的照片。“拍得特别清楚，很sharp”。
香港商业大亨潘迪生的女儿潘楚颖（Dee Poon）则从家族的照相簿里找出一张全家福，在家族的上海老宅前拍摄的。她告诉刘香成：“你们到上海一定要去看看我爷爷的漂亮房子。”那间老宅解放后被收公，1966年，姚文元就在这幢房子里写下《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人民日报》刊登后引发轩然大波，拉开了文瑞脑消金兽革的序幕。
在寻找上海的历程中，他们还发现了许多被隐藏姓名的人。许多老照片出自党报和政府机构，刘香成试图把能找到的每一位摄影师的简历刊登出来时，然而，凯伦·史密斯说：“有的报社特别不习惯我们这样关注摄影者的个人信息，后来，老先生自己看到照片旁边的简介，觉得，啊，有面子！他们觉得我们挑的是他的作品，是艺术，而不是他的任务。”
古老的上海曾是集体的回忆，然而，随着许多在一个世纪前客居上海的人们的离开和去世，这些记忆已经变成碎片，散落在世界各地。上海已不在上海，但所幸，上海终又回到上海。
《生活》：这本摄影集的编排，经常在重大历史的照片旁边，出现市民的日常生活。
刘香成：苏珊·桑塔格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相片能够做到的事情，有时不是当时记录的那一刻就知道的，而是过了一段时间，对图片会有一个新的阅读，因为整个客观环境都改变了。而且，就算在那个时候看那张图片，很重要的是取决于把图片放在哪里。我一生从事新闻工作，而新闻是作为历史的草稿。编这样一本书，有过写历史的草稿的经验，再回过头来花一段时间把和历史关联的草稿做新的解读，用新的编辑手法来陈述新的历史——我们的历史——现代化的历史。
一张图片放在哪里？这对我们做编辑的人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挑战。画面本身也要达到一种起伏，找到一种韵律——图片有图片的韵律。我很在乎这些东西。所以你翻五百页的书，可以带来一种起伏，带来一种真实，带来它自己产生的新的力量。
《生活》：就像这本书的封面选择，一辆小轿车背后，是大时代的历史背景和日常生活的并置。
刘香成：如果问老一点的老师们，195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心情，就是那张图片呈现的。他们想建设新中国，在“反右”和“大跃进”以前，充满希望。我选这张图，其实思考了很多事情，它在新中国的瞬间里有代表性，代表着一种希望。而当你看到最后，两个女人开车通往陆家嘴，作为亚洲金融中心，基本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过程。我是一个最不喜欢把摄影放在小范围里的人，这本书又一次证明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跟普通人交流摄影，体会到其中的深意。
《生活》：最后这张照片，你拍摄时，有没有受到封面那张老照片的启发？或者对了对照而拍？
刘香成：没有直接关系。我在考虑，怎样在现代生活中找到一个画面，可以让读者想象到五十年后的中国。其实，未来已经在这里了。
为了拍这张照片，我就夹在跑车的狭小座位里，就在两个女人后面，而且汽车在动，这么点距离，需要很大的景深，我又不要打灯光，只好在F11、F16，1/8秒、1/12秒之间徘徊。
《生活》：上海有很多符号化的东西，一些摄影师可能会着迷于符号，被符号征服。对摄影而言，会不会是一种伤害？
刘香成：有的摄影师是很容易被符号困扰，我觉得这点经验我还是有的。这本书里呈现的符号，跟其他的摄影书相比，占的比例是最小的。任何事情要找到海底下的东西的话，有符号的东西要怎么处理，这很重要。
《生活》：就像海明威说的，冰川下面的世界。
刘香成：对，但是你又不能说上面的东西不存在。
《生活》：这本书中也有很多年青一代摄影师，像陈曼、金昊，都是1980年代出生，你怎么看这代人？
刘香成：陈曼今年才28岁，是中央美院出来的，过去画舞台背景画。当他进入人像拍摄，在修图方面，他对数码、电脑比较熟悉。但是我认识他这几年，他也在寻找一种改变。这次我邀请他拍上海，给他一个任务，no photoshop，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压力。
但我觉得他拍杜鹃，还是很快把很多因素联系起来。那时是国庆，外滩到处都是国旗，他把杜鹃穿的红衣服，和国庆产生了颜色的互动，而看过去，浦东的海岸线又是深灰色的，我觉得配合得非常好。
你看了这本书，最早来上海的，是安徽、苏北的苦力，到了1920年代，经济发展起来，经济会把最有才华的人纠集到上海来，从文学家、批评家、出版，上海是那时最有活力的社会。一直到今天，从整体来说，中国的经济活力在上海，所以给予摄影师的空间很大。我之前和年轻摄影师聊天，他们都感到很郁闷，但是我看到的是一种前景，中国的摄影师面临的机会、选择性是空前的。他们不知道，巴黎、伦敦、纽约的摄影师日子多不好过。我觉得，城市的经济活力会推动各个领域的东西，写作、绘画、摄影、新闻、出版工作，是全方位的发展的过程。生活在这个年头，是一个机遇。
《生活》：你对陈曼说 no photoshop，而这次上海联合企业馆摄影展，也有对公众征集照片，这是一个数码时代，全民摄影的时代。
刘香成：有一次，美国《新闻周刊》，对数码摄影时代做过评论，我觉得这番评论不仅适用于数码摄影，也适用于所有摄影。作者说，正因为摄影是最容易的，所以也是最难的。我觉得挺到位。要做成经典摄影，对摄影师是巨大的挑战。
《生活》：你怎样看上海和上海人？
刘香成：上海和国际上早就接轨了，有社会、文化、经济的底蕴，跟她的历史有关系。百年沧桑不是一无所有，外国人带来的并非都是坏的东西。上海人的思想，做事情的方式方法，和世界靠得蛮近的。当时就是一个国际化的社会。上海人没有中原文化的大气，上海人从不拍胸口说没问题，他会和你说得很细，但是一旦定了以后他会按照这个去实行。
我1977年就开始来上海，这么多年来，我和上海市合作的时间也很长。比如1999年的全球财富论坛，我代表时代华纳的首席代表和上海市政府进行合作，沟通。他们会说，举办方是你们，所有事情你们做，我们来协助你，你的东西要原汁原味，你的概念拿进来，我们帮你推。比如财富论坛，开会前早上有个半天的全球IT高峰会议，时代华纳的人说，你和部长们谈谈，他们的致辞不能超过40秒。我就去找信息产业部，找科技部，找文化部，各位领佳节又重阳导，说，因为我们有40多人开全球IT高峰会议，有AT&T的总裁，有比尔·盖茨，有麦克尔·戴尔，等等，这些人都是一样重量级的，所以每个人发言都只有40秒。这在全中国没有一个先例，要和他们做很多解释。我说，你需要的是，用40秒的时间，在你的领域把中国面临的挑战概括一下，你想做什么事情，你遇到什么问题，把你所管理的事情做个总结。然后大家开始座谈。如果一个人开场白要读40分钟，那这会还怎么开？解释清楚了，进展也很顺利。
所以，在上海做事情总是能摆平，因为从第一天起，上海就是用国际化的理念来跟你合作，这一点，上海是独一的。
《生活》：上海的改革一直被视为一个标本。
刘香成：邓人比黄花瘦小玉枕纱厨平南巡，要深入改革开放，把上海推上改革之路，也不是偶然的。解放后，上海的底子很厚，占全国GDP的三分之一，交给中央政府的税是全国最多的。这个龙头是不能乱动的。所以要改革，到深圳、汕头、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这些地方，一直等到中国沿海也出现了“四小龙”，再深化改革，把上海放出来。
为什么上海的经济改革，只用了几年，就把更早改革的城市，像广州，一下拉开了距离。上海有她的软实力。现在的中外学者研究上海，都没有把当年欧美人在建造上海所做的贡献全部否定掉。这也是我们现在新的心态，有自信以后能接受的历史的版本。过去就说百年沧桑，不能用比较平和的心态去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上海的基础，是软实力。
这本书呈现的，可以说是现代化的句号。中国人的百年梦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经实现了。现在200多个国家来到上海，来到中国，其实是国与国之间在中国的选美。包括美国，过去已经不相信世博会，现在也来了。美国国会是限制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推世博会的，所以这次通过私下募捐，有了美国馆。在汉诺威，在日本爱知，世博会已经走下风。上海有机会把世博会重新“发明”一下，重新回到当年开巴黎世博会，建造巴黎铁塔的时代。
像奥运，现在放到伦敦，英格兰人知道他们来自哪里，所以他们没有说，我们要做的比北京还好。来接奥运旗，就是一辆双层巴士，把旗拿走，回去后没做任何声势，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谁。
《生活》：上海比较缺乏传统的负担，所以更加个人化一些？
刘香成：1981年，白桦写过一个电影剧本《苦恋》，其实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苦恋，“你爱你的国家，可是国家爱你吗？”《苦恋》出来，又引发了一场大批判，舆佳节又重阳论讨论，现在改革开放，打开窗口以后，很多苍蝇会进来。这是很奇怪的概念，但当时中国人就是有这种概念。我一直在想，苍蝇进来后，是怎样的局面，我就想到上海人。我所知道的上海人，如果有五个人聚会，其中三个是上海人，就会说上海话，不管其他两个人。这给我的启发是，像日本明治维新，引进西方做事情的方式方法，但是日本人到今天还保持着日本人的精神，不受你的影响。如果有两三个法莫道不消魂国人聚会，也不理你，也开始说法语。所以，真正要影响上海的文化的，还是当地的作者，中国的作者，把他日常在考虑的问题，用中国文化善于表达的方式方法，通过文字、画面、舞台来表达出来。上海有宁波人、江苏人，等于形容谁是巴黎人，伦敦人，不存在这个问题。
这就是我为什么1997年回来后，还觉得做媒体很重要，当然，这挺难的。
新闻在中国发展，一定要有个共同的平台。不同地方的人，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上进行讨论。现在这种平台比较少。中国人现在变成没有统一的标准。
孙中山先生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所以，在中国做媒体其实特别重要。默多克先生在中央党校发言，他本人花了9个月写演讲词。他说，文化产业的价值在哪里？在同一个平台上，所有美国人看同一场比赛，同一场文化节目、报纸、书，会有不同的反应，这种反应又在这个平台上表现出来。文化的价值，产生了统一整个国家的标准。他还谈为什么伦敦是出版中心，因为过去20个布克奖，一半都不是英国人。他的潜在意思是，中国本身就是这么大的世界，一定要造出自己的标准。他说，你造出这个标准时，我能替你做什么。他把自己从澳洲到英国，从英国到美国创造媒体产业的经验和你交换，他是开放式的。你不能不考虑他思想的逻辑在哪里。
《生活》：在过去的几本摄影集中，你主要描述的是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如何迈入现代化的，现在，中国其实还有一个乡村城市化的过程，你会不会关注这类内容？
刘香成：我很希望有这样的机会，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做新闻人，要有这个鼻子，敏锐的嗅觉。下一轮变化也会震撼全世界，中国农村的城市化可能是人类的巨大工程。要做这个工程的见证人，不单单要有做事情的能力，还要有精力。我已经不是一个25岁的人了，我觉得我真的有点力不从心。但我觉得这个会很有意思。
刘香成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海企业联合馆“升华梦想 上海肖像”影像征集活动策展人。曾任时代华纳和新闻集团长驻中国首席代表，《时代周刊》和美联社的驻外通讯员，摄影记者。1992年因报道前苏联解体获普利策新闻奖“现场新闻摄影奖”。编辑出版摄影集《毛以后的中国》《苏联的解体》《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等。
（文：张泉 《生活》2010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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