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生普陀

[b]普陀山、舟山岛：双岛兴衰[/b]

[b]极乐[/b]
[b]一[/b]
雨季来临之前，僧人们将亲手剥落进入寺院前的尘世光阴。时间的天平会重新计量他们作为僧人的生命。这被称为结夏安居。每度过一次夏安居，僧人便可获得一岁的修行寿命。像极了一次破茧重生，喧嚣蜕尽，从中抽丝般捋出原始的生命气息。
《五分律》说：“尔时诸比丘，春、夏、冬一切时游佳节又重阳行，蹈杀虫草、担衣物重、疲弊道路。”于是，释迦牟尼定下规矩，“不应一切时游佳节又重阳行，犯者突吉罗，从今听夏安居。”多年来，僧人保持着这个传统，不再外出化斋，结伴一处，修养，辩论，明心，静性，度过漫长的雨季。
在普陀山，结夏安居已没有这么浓厚的仪式感，僧人们只是减少出行次数，将更多精力投入日常功课。禅宗曾盛行的排山倒海般的论辩，同样无从找寻。午后片刻休息，年轻的僧人们正贪婪地分享骄阳垂落的斑驳光阴。他们沿着石砌的上坡路，努力蹬着自行车，一只手撒了车把，将飘举的僧袍甩在身后，另一只手昂然举起，像端详一串佛珠那样真诚地凝望着冰珠挂壁的“王老吉”，豪迈地痛饮一口。有别的寺的僧人正在搬运经玉枕纱厨文，便下车搭把手，车放在一旁，并不上锁。他们之间也不熟识，却像认识了几千年那样，客气地招呼着，屡屡表示谢意。
自从慧能的四传弟莫道不消魂子怀海为规整禅林法度，定《禅门规式》，丛林制度一直被佛门尊崇。寺院的四方门庭，将限定僧人全部的修行生活。而在作为中国乃至全亚洲的观音信仰中心的普陀山，分布了以三大寺为中心的近百座禅院庵堂，规矩却并没有严苛到这样的地步。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僧人们云山雾罩的解释。就像佛像的眼睛，看上去总是微微阖上，而只有你鼓足勇气跨上一步张望，才会发现那双眼睛自始至终都直直地盯着匍匐在他脚下的芸芸众生，让人从此不敢正视。而在僧人们心目中，整个普陀山，就是一座巨大的寺庙，你怎么走，也走不出观音的目光。

[b]二[/b]
普陀山的山门永远关闭。僧人说，封闭佛岛山门的，是当年乾隆皇帝的一纸圣谕。乾隆在黄昏时分微服驾临普济寺，住持告诉他，按照佛门规矩，已经关闭山门，便不能打开，即使当今皇上来，也只能从偏门出入。乾隆盛怒之下传旨封闭山门。几百年来，除了每60年一度甲子轮回，或者重大庆典，普济寺永远倨傲地卑微着。永不洞开的山门两旁，仍有一副御赐的至高称许的对联：“五朝恩赐无双地，四海尊崇第一山。”。王权与神权之间微妙的关系，令人哑然失笑。
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竟曾在这方远离刀光剑影、人世纠葛的海中净土间上演，大约匪夷所思。即如眼下，松鼠和不知名的鸟雀在普济寺的巨樟上相安而居，它们伏在树干上，如同樟树的一段骨节，和冲天的香炉一同构建成信徒们膜拜的天空。当人们从佛殿中虔诚地躬身退出，卑微地垂首，唯唯诺诺准备离去，突然抬起头，便能在阳光游离的树缝里，看见生命的光影。
黄昏临城，皱缩着压下云影。僧人们默然收拾起散落在地上的 ** ，扫去供桌上看不见的浮尘。看也不看你一眼，开始驱散香客。当年的帝国统治者，大约也是在这样的时候，被佛界礼貌地拒绝。
夜风扯下天蓬，僧人们如同蒲公英一般，被吹落人间。普济寺前，当年满山的寺、院、庵、茅蓬，有意识地分割成狭小的街道，形成寺院群落集中的小型社区。如今，许多禅院大多只留下牌坊般的匾额。在僧人们当年坐禅的林间，里弄人家的住户们大大咧咧地蜷缩在椅子上，举手招呼路人前来投宿。小镇被家庭旅馆和小店挤出两条石板小街，一路弥漫开干海鲜的腐臭气。僧人们与熟识的抱小孩的少瑞脑消金兽妇们聊着天，欣然接受了从山庄里钻出来叼着香烟的外国女人的邀请，与她们合影留念。或许，当世俗世界的白天结束，当时钟的指针指向垂直入地的瞬间，僧人们的一天，才真正开始。

[b]三[/b]
避开三大寺的喧嚣，在紫竹林边静坐到海水涨潮。
与山中威风凛凛的三大寺相比，紫竹林只偏安于海角一隅，地小，人稀。人们已淡忘，它曾一再更改过这个海岛的名称与来历，这座以佛经典故命名的山，以及全世界的观音信仰，都因为这座寺院的存在，由桑田迁往沧海。
紫竹林前一道矮墙，几间简单的房子构成“不肯去观音院”。它曾是普陀山历史上第一座寺院，唐时，日本僧人慧锷从五台山携带一尊观音像回国，遭遇风浪。据称，无数铁莲花涌出，将船固定在海中不得动弹。慧锷心知必是观音不肯离开故土，才会出现如此异相。于是登陆，将观音像就近供奉。他登上的小岛便是如今的普陀山。
潮音洞下十余米的两道巨岩劈出一条狭窄的缝隙，汤汤东海之水翻入这方寸空间，潮声擂动耳鼓。千年以来，许多求法者还没有来得及听懂海浪谱就的禅音，便从这里义无返顾地跳下。这道狭窄的裂缝，比眼前浩瀚无际的东海更令人敬畏。对未知的恐惧，使人类偏颇而执著。而这恐惧，往往不是来自远方，而是来自脚下。
二十多尊观音像在影壁上排开，从海岸一路延伸，随着朝圣者的足迹向山的腹地铺展。这里供奉着仿造的全亚洲重要观音道场的观音像。《妙法莲华经》里说，观音可现三十三化身，救七十二种大难。不管是什么形象，他被尊为信仰的原因只有一个。就像供奉在藏经阁中的经玉枕纱厨文，在晨昏交错的瞬息被打开，让天边最后一道微光坠落进木椟的每一节纹路，人们相信，从此可以流淌出新的光明。

[b]四[/b]
潮音洞前立着一块石碑，断裂的痕迹依稀可见，却被风雨磨砺得光洁如新，“禁止舍身燃指”六个大字如同钉进紫竹林的一枚陨石。“禁止”这两个通体黑色的指令动词，与虔诚慈悲的佛岛气氛格格不入。
《维摩经》说：“求法者不贪躯命。”燃指便是修行者的极端行为之一。以指为香，蘸油点燃，凭它一寸一寸落为灰烬。在普陀山，燃指盛行了上千年。历史上普陀山第一次与佛教建立关联，便与燃指有关。《普陀山志》记载，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有梵僧在潮音洞前燃指，最终感动观音，菩萨现身相见，赐予他七色石。这段隐去了人物、因果的传闻，唯一被明确提出的反而是时间。但在惯常的民间记忆中，时间在“六要素”中往往最容易被“很久很久以前”这样的蒙太奇手法一笔带过，何况具体到年限。
公元847年。
那一年，唐宣宗即位，强腕终结困扰家国许久的牛李党争，为日薄西天的王朝赢得了最后辉煌的喘息。在武宗灭佛之后，宣宗重新开始大力崇佛。一排排掩埋的佛像被重新挖出，一排排倾倒的廊柱被重新竖起。风蟠鼓动，天下归心。
那一年，世界的另一个头，罗马帝国也更换了主人。利奧四世高筑城墙环绕“梵蒂冈”，遏止住萨拉逊人再一轮长驱直进。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权威随着帝国的复兴被重新树立起来。
信仰盛行的中世纪，始终是一个充满传奇与神幻色彩的年代，东西方政权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与宗教联姻。王权与神权，像一根杠杆，互相承担着来自对方的压力。而唐宣宗主宰的王朝，也早已不是鉴真举步维艰的年头。大中二年，张支信、元净横渡大洋，只用三天便抵达日本。借助舟楫之利，普陀山开始坐镇东中国海运中转站，一个通向海外世界的门户。所以，方志选择公元847年作为普陀山的开始，并非没有道理。
佛教在普陀山逐渐发展，经过宋神宗、高宗中兴，被后世尊为“震旦第一佛国”。随着普陀山从海中崛起，地方官遭遇的难题也越来越棘手。“禁止舍身燃指”碑是明朝万历年间竖起的，碑文写道：“观音慈悲现身说法是为救苦救难，岂肯要人舍身燃指。今皈依佛教者信心修众善行自然圆满，苦舍身燃指，有污禅林，反有罪过。为此立碑示谕，尚有愚媪村氓敢于潮音洞舍身燃指者，住持僧即禁阻，如有故犯，定行辑究。”落款署名“总镇都督李分、宁绍参将陈九恩”。
这块碑的震慑力可想而知，既有苦口婆心的劝戒，又有声色俱厉的威胁，并且，将官方意愿与佛门规矩合而为一。然而，即便如此，它的警示作用也没能维持太久。没过几年，它便被“愚媪村氓”推倒，留下不可缝合的断痕。
《六祖坛经》里，慧能发问：“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这是个无从圆满解答的问题，并且，从不适宜普罗大众。魏司道（Johannes G. Vos）在《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与世界宗教》里充满敌意地质疑，“佛陀并不象许多印度的思想家，对于思辨哲学的问题发生兴趣。他所注重的是今日所谓心理学，他所追求的是以心理学来解救人的困难。他相信人的根本困难不在思想，乃在感情，特别当他的欲念未受严格控制的时候。”当人们千里迢迢跨海奔赴普陀山的时候，这种精英阶层的文字游戏，显然微不足道。信仰是很现实的事情，没有人会考虑，如果把几千年来人们供奉给佛祖的所有生命连接在一起，或许早已长过宇宙洪荒，但人们既然选择了坚信，就别无他法。就像，在寺院滚烫的香炉前，常可看到年长的妇人，挽了高高的发髻，伸出一只手死死地抚住炉壁。她自顾垂下眼睑，偶尔闪烁的目光却迷离而坚定。她赤脚踏在方砖的缝隙之间，一棵草从脚踝蜿蜒而起，她随着草的茎脉一同从泥土里钻出来。浓烟不断将她包裹成一团，逐渐氤氲出一个人形。
她相信这个无声的动作足以清除她多年的痼疾，为此，她愿意等候几个时辰，或整整一生。

[b]彼岸[/b]
[b]一[/b]
隔海相望的另一个世界里，凡尘中的人们也在度过漫长的休渔期。
海岸几公里长堤，几乎成为区分世界的一条赤道线。一边是平铺了整个海岸线的船舶，一边是绵延了几公里的夜排挡；一边是孤寂阴沉的海面，一边是灯影交错的人世。
岸上，汽车往来穿梭，车窗正上方都高挂着一面倒三角的杏黄旗，朱红碎边镶底，上书“佛祖观音令”五个楷体黑字。一面面令旗随着从舟山群岛发出的汽车，扑向广阔的内陆。或许普陀山以一岛之势，最终名贯亚洲，靠的也是这样潜移默化的自觉精神。商店里都在不起眼的角落供奉着观音像，它们低调地被供奉在角落里，庇佑着这一家的生计与安宁。女人们一律手中抱一本《故事会》或《女友》，就着微弱的霓虹灯出神，眼睛眨也不眨。夜排挡的老板娘们汲着拖鞋，不停地拦住过往的行人和车辆，将手在一排排盛放海洋生物的水槽里变戏法一样挥舞。对街早有高挑的女郎从门厅中闪出，背后迷离的粉色灯光艳如昙花。
在临海的地方，男人们光着膀子，露出黝黑而暗红的皮肤，寡言，迷惘，却坚定。几个人围拢在一起，蹲在沿岸的石阶上，用两个指头捏着香烟，一言不发地不断抖落烟灰，又急不可待地将它凑向嘴边，那样快速张阖的频率让人误以为他们在说话。实际上，他们只是抽动了一下鼻翼而已。
荷马说，水手们常被海妖的歌声诱进海底。奥尼尔的剧本《天边外》中，主人公却像那些甘愿赴死的水手一样热切地呼唤：“那时，在我想来，那个遥远的海，无奇不有……它当时叫唤我，正像它现在叫唤我一样。”
生活在海上的人们，厌倦，却又无从逃脱。听多了海浪的聒噪，便以为自己也在说话，于是，连舌头都懒得动一动。他们与海如此熟识，却又一天也离不开。“油价涨得厉害”，蹲在岸上的船长老赵和同船的几个人正在商量，把船租出去，各自另谋生计。“可是，谁又会来租呢？算了，无所谓了。”这种“无所谓”的情绪纠缠着海上漂泊的人们，当他们在星夜将网撒向水底，一张更大的网却将自己困住。这个诗人笔下最适宜静默与忧伤的时节，在渔民看来，网中挣扎的几百斤巴掌大的小鱼，才是他们忧伤的根源。而如今，他们只能在百无聊赖的休渔期里，不厌其烦地清理船只，补网，然后用剩下的时光张望自己所做的一切，如同对岸入定的老僧。
这就是与普陀山隔海相望的另一座海岛的现世命运。千百年来，它曾与普陀山一起经历生死荣辱。在这个号称“世界三大群众渔港”的地方，林立的桅杆刺穿了整片海中的天空。与每一个国际化渔港一样，这里拥有抚慰水手在孤寂的海上漂泊之后所要寻找的一切东西。他们从海上穿越人世的丛林，他们永是过客，在这里逗留，找到排挡、商店和发廊，酒精、粮食和欲望。

[b]二[/b]
明太祖朱元璋时实行海禁，焚岛迁民。人们说，车水马龙的定海、佛光普照的普陀山，几乎在一夜间同时沦为焦土。清康熙十年，再次海禁，焚岛迁民。刚刚定居下来没过几辈的乡民再次被迫背井离乡。和他们相伴的，还有数千名跨海修行的僧侣。无人能预知，苦难何时才会结束，因为连乡人平时最相信的僧侣，也已经连自己的命运之舵都无从把持。
于是，有一个日子被岛上人永远铭记了下来：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三。
浙江提督陈世凯抱病疾行千里，进京面圣。第二天，病情加剧，客死京师。
几天后，康熙皇帝在起居注载中写道：“陈世凯未殁前一日叩阙请见，朕曾召入。见其喘甚，向近侍诸臣言，其病势甚危，近侍诸臣谓无妨。此归果殁矣。……甚可伤悼！”
半个月后，陈世凯的奏折才被内阁大学士伊桑阿上奏康熙帝。陈世凯在奏折中直陈辖下定海民生疾苦，自康熙十年实行海禁，将居民全部迁入内陆之后，整片岛屿重归荒芜。“展海令”发布后，沿海居民重新迁回故土，然而，经历十几年的废弃，岛屿四周城墙已毁，海上连年狂风肆虐，茅蓬根本无法抵御风雨，所以，陈世凯请求朝廷准许募捐集资，修复城墙，建定海城。
定海的名字是康熙起的，在同一年春天南巡时，他认为“山名为舟，则动而不静”，将“舟山”改名为“定海山”，同时，听闻佛岛普陀山因海禁而败落，他下旨调拨黄金千两，重修寺院。
在帝国统治者看来，为佛岛舍下多少银子都无可厚非，那是功德，更是姿态。但是，仅仅一年不到，再为一座临近的不知名小岛上的百姓消耗国库，似乎就不那么容易了。何况，连年三藩征战刚刚落下帷幕，西洋人不时在海上作乱，工部众官半夜凉初透员无人认为皇上会下这笔赌注。然而，康熙却终是轻描淡写发布了旨意：批准陈世凯的遗奏，募捐，集资，建城。另外，康熙补了一句，拨皇银建造定海城。
陈世凯，一个官拜从一品的封疆大吏，由明入清，战功显赫，却在晚年不辞车马劳顿，扶病进京，在吏治并不算开明的清朝中叶，似乎应被视为一个奇迹。然而，陈世凯只是舟山群岛众多循吏中的一个。在舟山群岛不断的毁岛与重建的过程中，地方官是一个被忽略的群体。他们置身于王权、神权与民权交锋的风力中央，既不能丝毫违背天子意愿，又不敢过分触怒神灵，同时，传统道义又使他们不能无视百姓安危。虽然他们管辖的地域近临佛岛，虽然佞佛之风在历朝王侯将相中风行，陈世凯和他的同僚们却大多没有执著的佛教信仰，在他们心目中，伦理纲常才是他们需要始终不渝的原则。他们对信仰的认识，往往只是无愧于顶戴上那抹孔雀翎的彩晕，那是无数双箭飞如蝗的眼睛。

[b]三[/b]
又一轮废墟上的重建。像要从坟墓中抽出新芽，染绿整片荒原。零乱散布在海上的小岛，拓荒者像一把种子被平空撒下。
僧人与俗人面临一样的苦难，苦难使他们懂得感恩与怀念。普陀岛、定海岛，都不仅供奉佛祖和菩萨，也不只有民间信仰的关公或龙王，他们共处一殿，因为在中国民间观念里，他们都可以被笼统地称之为神。然而，海上并非只流传神的传说，如果只是那样，普陀山将失色于历史。
为了纪念苦心重修普陀山的定海总兵蓝理，僧人们特地在寺院中腾出空间，为蓝理立像，建造蓝公生祠。尽管蓝理只是尽忠职守，兑现了一个地方官对皇上的承诺，但在信仰至上的僧人看来，他的功德需要被额外铭记。蓝理调离定海时留给僧人做留念的一身盔甲和一把刀，被供奉进普陀山最大的寺院——法雨寺。法雨寺的“留衣堂”在他死后成为衣冠冢。僧人们至今不会忘记在为佛祖添香的时候，为他也加三柱清香。
为了感激事必躬亲重建定海城的定海知县缪燧，人们在定海建造缪公生祠，在他离任多年后，还不忘为埋葬于异地的缪燧修造衣冠墓。缪燧亲自带头修建的13173丈海塘，曾庇佑过一岛的生灵。活着的人们知道，循吏们的作为，与观音菩萨曾发过的大愿——“愿诸众生，若念于我，若称我名，若见我身，皆得免离一切怖畏”——并无差异。
隔海相望的两座衣冠冢，与佛寺分庭抗礼。他们和神灵一起，被缅怀与遗忘。
中国从不乏为民请命的循吏，亦不乏以身宏玉枕纱厨法的高僧。如果以最世俗的方式解析这个国家的信仰，那么，前者解决的是物质问题，后者解决的是精神问题。这似乎也是多数时间里儒释道三教能在中国杂居以至融合的原因。

[b]四[/b]
人们甚至为野水牛也修了坟。在南岙，有一座野水牛的坟。那时，南岙有李家兄弟两人在岛上找不到一块可以耕作的空地，芦苇遍布整个荒岛。他们发现了一头野水牛。水牛怕人，弟弟便披上黑衣，装成牛的样子，每天跟水牛混在一起。直到水牛对他不再设防，才被带回家，耕地，种庄稼。岛上的人渐渐多起来，这头水牛承担了整个小岛的耕作。水牛死后，全岛人为它立坟祭奠。李家定下家规，世代不准吃牛肉。这个故事听起来像来自远古时代，但实际上，它仅仅发生在几百年前，文明浸润的江南。
在佛岛深山无人的小路上，常可在石壁上邂逅刻进山体的佛像。谁也说不清雕刻于何年何月，他们从天而降，霸占了你的视野。浓重的釉彩在葱翠荒凉的山中异常耀眼，纵然没有膜拜与香火，纵然没有过去与未来，他们依然孤独地存在，倾尽生命的芳华。不时从枝梢坠落的野果，大约是祭拜的供品。在整个普陀山沦为一座荒岛的时候，也只有他们可以暗示，它曾经何等辉煌过。
每一次从无到有，又注定归于沉寂。普陀山，与舟山群岛的众多岛屿，几千年来，维持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僧人们曾为它们奔走号呼，官半夜凉初透员们曾为它们沥血弃命，甚至民众，他们在尝试改变各自卑微命运的同时，不经意间改写着群岛的结局。
荒岛上的重建至今仍未结束。在通往慧济寺的索道上，望见脚下山崖已被掏空，不时坠落的沙石，如血滴落在佛岛如缎的土地上。从山体扒下的石块和原木，堆积得足有一座大雄宝殿那样高，山的肉体将被用来填充进一座佛塔；而在海的另一边，定海城中也在大兴土木。一处崭新的小楼正在做最后的装饰，装天窗的工人探出头来，在台风来临前的午后，眯着眼憨厚地微笑。
陈世凯客死京城已有三百余年。三百年来，普陀山香火不断，成为亚洲观音信仰中心；隔海相望的定海城，仍只是浮沉于浩淼烟波间的一座小岛，一九五三年，改回原名——舟山。

（文/张泉 《生活》九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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