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四月·校园旧事

这三年里，我只和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打过两次交道，这个一向说起话来冠冕堂皇的地方，让我大开眼界。

第一次是去年这个时候，我打电话咨询就业协议的事情，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老女人极为不耐烦的声音，零六届毕业生还没处理好，你急什么。

我在学校呆了两年，你告诉过我就业政策究竟是什么样的吗？除了为应届毕业生们临时抱佛脚之外，你给过在读学生多少必要的信息提示？那么多烦琐的招工落户程序，哪个学生不是到了最后关头才被通知的？

然后就是今年这一次。该部门注明的工作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于是，周五上午，我按照提示拿了一堆材料去登记。

伊很理直气壮地告诉我，负责的老师不在，你下周一再来吧。

我问，别的老师不能办理吗？

伊回答，别的老师都不会操作那个系统，你要是自己会操作也行。

于是我就尝试了一下，发现不是系统难，而是，没有人知道登陆密码。

我问，能不能给那位老师打个电话，问问他？

伊回答，打过了，一直没接。然后又回到了老话题，你周一再来吧。

一年到头宣传就业指导中心的工作重于泰山，现在真不错，工作时间擅离岗位一天，无人追究。擅离岗位一天，又不把工作交代清楚，谁来负责？几十个学生再多等三天，并且，不能保证周一是不是一定有人在，学生们有空，HR们有这么多时间陪学生们和老师玩捉迷藏吗？

这就是一个口口声声对学生的未来负责的机构。平常P大点权利，也把自己装得跟潘基文似的。现在，该做点事情的时候，却不拿自己当人。

查老师一见我，没评判文章，先评判人：比上个月见你又胖了一圈。

我基本认为这是衣服造成的错觉，他又郑重其事地补充道，三年前你来面试的时候……

我便无可争论了。

坐定先是导师介绍学生基本情况。由于同门晓光同学的论文作得实在太赞，于是导师大人对他几乎没做多少推介。到了我这儿，则不得不下点功夫。他老人家的话说来说去无外乎聪明、认真，在我的记忆中，这些形容词通常用来描述成绩平平不务正业者，头一回用在我身上。

戴老师尚没有传说中的那么严苛，聂老师则更为含蓄，他们总是笑嘻嘻地指出硬伤，然后我便无话可说只好虚心接受，最可怕的伤痕在注释中，粘贴不全，或者离奇得写错出版社。

答辩评审时学生回避，后来，做秘书的师妹告诉我，导师大人又讲了我一堆好话，甚至动用了实干家这样的定位，让我隐隐以为自己是实业救国的张謇或者左宗堂。

对导师大人一直心存愧疚，于此不说也罢。入学后听闻，由于我面试时海阔天空的忽悠，查老师曾争着要把我收于门下，不知他看到三年后的此情此景，又会做何感想。

论文是几个断断续续的昼夜写出来的，其间大改过三次，终稿五万两千字。越写到后来，热情越高涨，然而没有时间，时间已经被我挥霍掉了。

我实际上浪费了一个好题目，这我知道。然而，我却又分明地清楚，自己不自觉地在排斥这种书写方式。我更喜欢用波德莱尔或者韦尔什的方式来书写城市，而不是数据分析，或者词意阐释。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妄想可以出现两条并行的线，一条是论文所需要的，一条是自由写作所能把握的，然而，我始终会不自觉地混淆它们之间的行道线，我真的厌倦了作品分析，可供分析的往往只是那些世俗化之作，真正的文学无可分析。这种武断的定论，听起来该挨板子，然而，当我真的置身于那些天才诗人的时态中，去体味他们无意而炼的字与词，我以为，再对他们指手画脚去扯写牵强附会的道理，实际上无异于玷污。

有时我又会莫名其妙地痴迷于这样一种状态，每次进书店，都会不由自主地在选题和兴趣之外，留意一下与论文有关的新书，尽管买下之后也未必看完。这几乎成为一种条件反射，让我隐隐以为自己还在做着另一件事。

然而，无论如何，终究结束了。或许我会将它们重新描述，安放进《生活》，但它们已经不是它们。

然后我们便拍了毕业照，下面又将是一轮又一轮的散伙饭，一切重新回到三年前的那个夏天。我忍不住又要念叨被许多人鄙夷的席慕容的诗句，“却忽然忘了是怎样的开始，在那个古老的不再回来的夏日。”四年前，我和朋友们提前为毕业做了总结，那些粗糙而陈旧的小书，仍然成捆地堆放在床下。三年前毕业典礼的前夜，我和火哥通宵做的DV，结尾是“to be continued”，至今依然没有找到结局。

三年后的今天，我什么也不想做。

在论文后记里，在写给就业中心的文字里，我仓促地为三年里的两半生活做出总结。然后，我想，是否如此，便能轻松下来了呢？我是否真的看透过往的日子，或者明了自己？我是否曾经静下心来明确时间的定义？我不过还是在仓皇而浮躁地向前走着，以为理不清头绪便不必再理，看不清楚便闭上眼睛。总之，三年过去了，轮回一样。轮回一样，却不会转回原点。

这次，我会使用什么作为结尾呢？“陪君醉笑三千场，不诉离伤”？还是我用惯了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两种大概是豪放派和婉约派的区别，何其适用又何其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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