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隔了三条马路的《新周刊》十周年。我的同事们似乎兴奋而怅惘。他们的MSN签名在一天前的午夜都已集体改为恭贺十周年的字句,尽管在更早的几小时前大家刚刚统一为关于安哥对话的签名。他们中的太多人都曾在这本富于传奇色彩的杂志中牛B过,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读着他们的名字度过地铁上百无聊赖的漫长时光。
凌晨一起看凤凰卫视的专题,无论是老爷子所说的早年濒临停刊那一刻,还是封总所说的许多次全然不知反响、销量甚至外界干涉会怎样的专题,似乎都在印证这本杂志的命运。它永远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无论是惊喜,悲哀,顿悟,绝望。当然,所有人所有杂志都不可能预知,但《新周刊》蹈死一般前冲的勇气使一切更加摸棱两可。它甚至也猜不透它究竟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社会的反应,常常出乎它的意料与初衷。昆明成都之争或许可以被当作一场社会对杂志的误读,有时误读带给个人的高潮体验,是比本意更美的。
十周年特刊却令人失望。它更像是一本目录学专著,添些四角号码甚至是本当仁不让的古籍字典。它反刍了十年的中国,惟独全然与《新周刊》无关。未尝不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好主意,却在操作中被弄巧成拙。它曾经可以很好地记录八十年代整整十年,却无力记录它自己跨世纪的十年。与八十年代的轰轰烈烈相比,这十年被记录得过分琐碎乃至小家碧玉气。越以为与一个时代贴得近、贴得紧,其实反而貌合神离。或许是因为《新周刊》太不擅长怀旧,而十年又太过漫长。它只习惯于撅着脑袋往前冲,在别人四平八稳散步的时候,它以百米冲线的姿态去迎接未知。
那是些个戏剧化的年头,成全了这本戏剧化的杂志。等到查建英的八十年代革莫道不消魂命样板戏落幕以后,或许大家才可以安静下来感感九十年代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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