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沉默不语地将那些古老的秘密，封缄在古戏台以及每一座古老的建筑中。
一
魏文灶给列祖列宗点上三炷香。没有风，香火垂直着升上天空，香灰则垂直着落进香炉，一起一落之间，世界被泾渭分明地隔为烟火与灰烬，戏梦与时世。
魏文灶拣古戏台底的横条凳坐下，74岁了，腰板还挺得笔直。层叠的飞檐和斗拱从四壁围拢过来，仿佛无数双手争相遮蔽着视线，只露出四角不分明的天空。按照看戏时的老规矩，正对着戏台的座位，从来都是客席，主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多只能坐在两侧的厢楼。只不过，今时不同往日。魏文灶稳稳地坐定，看着天空中央云雾的变幻。
这片雨云覆盖着下浦魏氏宗祠。向北，即是海。雨云没有离开的打算，也没有下雨的意思，它和魏文灶耐心地相互僵持着。
魏文灶百无聊赖时，就想哼一出戏，他下意识地向戏台上看。古戏台就建在宗祠的院落中央，沉默地正对祖先们的注视。历代祖先的牌位，像海中丛生的珊瑚；古戏台则像一艘驶进院落的楼船，微微探出华丽的船头。据说，这样的安排颇有深意。古时做戏，常有淫词浪句，而台下的年轻人也不忘在此时互表心意。一来二去，触怒了本地的夫子。然而，戏并不能因此便不演，双方遂各退一步，将戏台建在神庙和宗祠里，戏要演给人看，就得同时演给神灵和祖先看，由他们评判。
只是今日，他看不到杨家将疾风骤雨般的银枪，也听不见祝英台的悲戚哀婉，那些咿呀的声音在他耳边，像海风一样呼啸着迂回，高高低低地萦绕。魏文灶记得，那时候，宗祠里总是人头攒动，两旁的观楼上也会冒出许多双眼睛。
邻近各村的人们都会成群结队地涌来，为了赶早场，或者坚持要看完整场戏，老人们甚至要求在下浦留宿。真正的演出开始之前，孩子们总不忘抢上台去，拿着台边的刀枪，装模作样地厮打一阵，在家长的呵斥声中圆一圆他们的英雄梦。随即，锣鼓声响，“出将”的帘栊挑开，雉鸡翎微颤，水袖翻滚，便走出另一个世界。
戏台，古往今来演绎故事的布景，亦是戏剧、历史、民俗与建筑纵横捭阖的勾连之笔。方寸之地的浙江宁海县，留存了120余座古戏台，而这个数字，曾在鼎盛时期达到600座以上。古戏台无声地吸纳了台上的悲欢，台下的变迁。守望古戏台的人们，也恪守着古戏台一样的寂寞，并珍藏古戏台一样的尊严。
倘若此时刚好海风袭来，歌唱的声音便被裹挟着吹进藻井，顷刻间变成回旋的气势，如同在空气中钻出一口泉眼，声音一圈一圈地氤氲，溢满空旷的院落。
有时，那声音，又爆竹般四处炸开，烟雾弥漫。台上的悲欢离合，暗合的是台下秘而不宣的心事。台上的游园惊梦，惊醒的，是台下的梦寐，击中的，是台下的离魂。这些情感的记忆牢牢地嵌进每一个斗拱扣合的关节，渗进古老院落的横木深处。当海风每次再度吹拂，都会将它们重新唤出来一次。
魏文灶终于还是忍不住回头寻找，然而，那声音像远天的流星一样熄灭了。空荡荡的院落里，仍然只有他一个人。魏文灶望着空旷的古戏台，台上已经很久没有演过戏。游街串巷的戏班子许多年前就消失了，古戏台上一次那么热闹，还是2003年，陈逸飞为了拍摄电影《理发师》，选了魏氏宗祠作为布景之一，群众演员用的也正是好奇地前来围观的群众，结果，来看“戏”的人反而成了“戏”中人。那部电影究竟拍成什么样，魏文灶没有看到，他只听说，陈逸飞为了那部电影而死去。
二
魏文灶太熟悉宗祠里的一草一木，14年前，他率领村里的工匠们，一起重修祠堂。那两年里，他也像年轻人那样踩梯子爬高，和老工匠切磋技艺，他摩挲过祠堂里每一寸横梁、立柱和砖石，给它们加固，涂上新漆。
那些天，站在梯子上，一向沉稳的魏文灶才真的大吃一惊。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要一直等到60岁，才能第一次真正看清楚自家戏台顶端的“两连贯藻井”。从前，它们每天都悬在头顶，就像天空中流云的变化，没人真的有心去理会。然而，当魏文灶真的触摸到那些犬牙交错，纵横捭阖的凹凸棱角，他才知道，这两把仿佛撑开顶向天穹的伞，究竟藏匿了多少玄机。
藻井是宁海古戏台的精髓所在，宁海人呼之“鸡笼顶”，以形状物，顾名思义。
藻井的制作完全遵循中国传统木制的手法，不加一颗钉子，勾连处全以木构相扣。藻井应用于木制结构建筑，本为镇火之意。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所谓“井者，东井之象也；藻，水中之物，皆取以压火灾也”。然而，工匠们发现，把藻井安置于戏台之上，还能将声音收拢，聚焦，放大，一举两得。于是，在宁海的古戏台中，藻井比比皆是，它成为衡量工匠技艺的标准之一，也成为主人家彰显排场的基本格局。
魏氏宗祠始建于康熙八年。当年，浦江魏氏东西门两派，共同筹资建造宗祠，按照当地“劈作做”的风俗，两派以东西中轴线为界，各请名工巧匠，暗地竞争。“劈作做”被浙东工匠们视为扬名立万的好机会，同样亦是畏途。任何一位工匠都不敢大意，因为建筑落成之日，如果有一方落败，那么，从此以后，就可能再也接不到生意。于是，工匠们每每倾尽生平所学，并添加诸多人们意想不到的工艺作为“秘密武器”，甚至真的有人为此呕血数斗而死。所以，在中国其他地域难得一见的藻井这种复杂工艺，在宁海的古戏台建筑中，却往往会有两个甚至三个之多，而各种雕花、装饰样式，更加层出不穷。在每一个普通村落，甚至贫瘠的村落里，都不乏这样巧夺天工的建筑形制。
重修宗祠和古戏台时，廊柱间的诸多雕花图案早已剥落，原本精美的木制部件也被磨损得面目全非。然而，老工匠们硬是凭着多年的记忆，将它们逐一还原出来。
魏文灶说到这里就眉开眼笑，宁海强蛟镇工匠云集，传统的木工工艺从未在这片土地上抽身而去，“隔壁镇老胡他们重修宗祠和古戏台，也是请我在我们这里帮他们找的工匠”。宁海的工匠们，沉默不语地将那些古老的秘密，封缄在古戏台以及每一座古老的建筑中。
三
魏文灶还记得重修宗祠和古戏台的工程竣工的日子，那日子如今就写在高处的围墙上，只不过，现在他需要用手撑起眼镜，抬着头仔细辨认—乙亥孟春。
从那时起，魏氏宗祠古戏台狠狠地演过几出戏，然而，喧嚣注定总是片刻的快意，人潮终要散尽。古戏台前，仍然只有魏文灶一个人，不知疲倦地逡巡、打扫，被自己的脚步声引导着，四下打量。
如是这般，青春顷刻间散场，往事转瞬便会子虚乌有。坐在台下的人们曾以为，纵然代际更迭，世事流转，那戏台上的舞衣冷袖，浅斟低唱，应该都不会止歇罢。不料，仍是一厢情愿的假想。该来的终究会来，事端的发展往往就像脱缰之马，远非一代人的想象极致所能驾驭。古戏台终究还是荒芜了，连柱子上凝固的牛腿木雕，也仿佛松懈了积蓄数百年的力度。
然而，魏文灶还是维持着自己的习惯。魏文灶现在是老年协会的会长，在村口，有一间宽敞的平房，给老人们做活动室，看电视，看书，或者打麻将。然而，魏文灶还是总也坐不住。他隔三差五就要独自在宗祠里走走，查看安全隐患，请人打扫。一件事情一旦成为习惯，便很难改变。
所以，他耐心地等在庭院里，并不急着回去打麻将。直到三炷香都被埋进灰烬，余烬在香炉中暧昧不明地闪烁着，像咀嚼着一个失落的谜底，魏文灶才从往事中抽身离开。他的脸庞被海风吹拂得有如呼啸的海浪，却又平静异常。
魏文灶推开门，并没有失落的表情。他从烟盒里抽出两根烟，一根夹在耳朵上，另一根捏在手里。魏文灶走出院子，扣上锁。把香烟衔在嘴角，往兜里摸打火机。他对着黄土地，认真地抽一根烟，就像从前认真地看每一场戏。空气中隐藏着腐烂的鱼腥气，和往事一道潜伏在荒野的草木间扶摇直起。星星点点的火焰急遽地吞噬着烟体，吐出一指长的灰烬。
四
“ 前几年，宗祠和古戏台还修整过一次。”魏文灶说。那一次没有被记录在族谱中，也没有刻在墙上。魏文灶带我走向仪门，在六个门神的簇拥中，我看见一块石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宁海古戏台（下浦魏氏宗祠古戏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公布“
在宁海，有十块这样的碑铭，它们拥有同样的形制，同样的质地。这也正是我来宁海的原因。
“ 那一次是局部维护，清除白蚁，还有重排电线，解决安全隐患。”徐培良说这些话时，正在阡陌交错的山路上娴熟地打着方向盘转弯。分岔口四伏的山路上，没有红绿灯，没有路标，甚至每一个稻草垛都长得一模一样。
我很难说清楚徐培良的身份。他是宁海文物办主任，做得更久的职业则是摄影师，然而，这两种身份似乎都不足以阐释他，他的社会活动家的敏锐直觉，比前两者都要强烈。
2002年，当徐培良开始在宁海全境寻找古戏台时，正是这些蜿蜒的山路淹没了古迹的踪影。古戏台就像一把散落的蒲公英，隐没在宁海的深山与海岸之间，更多的，则已经在文瑞脑消金兽革时沦为焦土。徐培良不知道结果究竟如何，还是抱着希望，开车出发了。随即，两万公里盘旋的山路，让他一次次邂逅那些蒙尘的记忆。
古戏台潜伏在宁海县的800多个村庄里。有的戏台还躺在村口的街上，寻常的砖石结构，风吹雨淋，堆满杂物。有的戏台经年未修，凋敝不堪，岌岌可危。
普查结果让徐培良百感交集。宁海的方寸之地，依旧奇迹般地保留着120余座古戏台，规模和数量，都在全国数一数二。徐培良甚至惊喜地发现，还有3座古戏台拥有“三连贯藻井”，10座古戏台拥有“二连贯藻井”。然而，这个结果又让徐培良倍感失望。古戏台在宁海，自宋元发端，保留了明清以来的各种建构，一度曾达到600余座，每一座几乎都各有特色。如今，只留下五分之一，即便是这残余的五分之一，处境也并不乐观。
“论年代久远，不及山西。论数量，不及嵊州。”在一座小县城中，试图去保护散落的古戏台，徐培良不知道自己究竟能走多远。
出于摄影师的直觉，徐培良开始持续地拍摄这一独家题材，从建筑细部到维修，从戏曲活动到民俗生活，无一错过。与古戏台的朝夕相处，日益加剧了他的焦虑。2003年2月，在他的申报下，一批古戏台率先被挂上“宁海县文物保护单位”的标牌。然而，这种小规模的挂牌，或许远远赶不上古戏台凋零的速度。尽管维护方案紧急出台，修整濒危建筑，清除白蚁，解决漏雨问题……然而，这些亡羊补牢的举措能获得一时的成效，却也只是杯水车薪。何况，文物办不算行政机构，即便在基层，往往也走不通。
徐培良开始像早年创办广告公司那样运作古戏台的保护，在一向保守低调的文物界，这是个疯狂的尝试。他频繁地登门说服乡镇领佳节又重阳导干预古戏台保护，找到老年协会，借助老人们对宗祠和古戏台的感情，来协助日常的管理和维护。
他是一个善于制造话题的人，不按照文物界遵循的常理出牌，却每每以奇兵斩获：为推广古戏台而举办摄影展，为“古戏台”注册商标，与宁波大学合作“宁波古戏台建筑测绘和研究”项目，找到中华书局为古戏台正名立传……2006年5月，宁海县十座古戏台“打包”被国务院批准为“国保”，已成水到渠成之事。
“ 国保”浮出水面，让整个小城为之一震。村民们开始自发维护古戏台，他们甚至屡次写信争论，何以隔壁村的古戏台成为“国保”，而自己村的古戏台历史悠久，文化含量不低，却仍然没有挂牌。这样的争执喋喋不休，也终于让徐培良确认，古戏台在宁海已然扎稳根基。
徐培良在寒冷的空气中呵着气，说起这些不大不小的成就。“老人们年纪都大了，宗祠文化还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年轻人都不愿意住农村的房子，更不愿意看戏。如果再不把戏台保留下来，农村还能留下什么？”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样作答，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句。徐培良自顾地指着古戏台精巧的斗拱飞檐，努力帮我辨认着每一块瓦片上迥异的图案，“多好的东西！”他感叹着，又像是说给自己听。然后，这个疯狂的中年人说，申请“国保”并不是他最终的目标，他要给宁海留下一段历史。
他想在宁海创办一座古戏台博物馆，以古戏台为载体，将戏曲历史、文化、民俗乃至表演融于一体。太多城市都在为博物馆重述历史，再造形象，而以古戏台为主题的大型博物馆，在国内尚无先例。然而，这个愿望，在方寸之地的宁海，听来却像一个奢望。“会有那么一天的。”徐培良安慰自己，也安慰我。然后我们一起沉默，面对一座空落落的古戏台，面向无边的浩瀚往事。
我解释不清，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会委身于这样一个喧嚣矫饰的时代，为什么总有一些什么在暗中推搡着我们，急于抹去过往的记忆。我们并没有“五四”时那些嚣张直白的口号，却比那时更加狂飙突进。尚未成形的胎儿已经急着切断脐带，与母体分离；急着蹒跚学步，将双脚脱离大地。这究竟是我们对于过去的恐惧，还是我们对于未来的迷惘？
五
看门人拧开开关，十几个藏匿在城隍庙四壁的音箱一起鼓动出声响，它们在殿堂间接力般传递着，争先恐后地把曲声送进庙宇深处。那些苍凉的曲调在庙堂间萦回，弦弓和鼓锤也应和着，一道发力。庙里空旷的古戏台上，仿佛又有人挥舞冷袖，回眸顾盼。城隍庙古戏台同为宁海十大“国保”之一，也是县城中心区域的唯一一座古戏台。这是我在宁海的最后一个下午。
人们站在城隍庙外的广场上吟唱，腊月的太阳晒得他们面色红润。那天唱的是《王老虎抢亲》，词和调都记在一本陈旧的戏本上，裁成四开大小的纸，满纸的戏谱和戏词，装订起来，一只手捧着，垂落的纸张像落叶在风中瑟瑟震荡。每天都有新人加入，唱戏的人像流水一样更换着。在夜排档卖豆干的阿婆，摇身变成周文宾。在路边卖炒货的老头也凑过来，客串了一回祝枝山。他们甚至不需要戏台上“出将”“入相”这些虚设的帘栊，不需去理会歌本上错落的标注。只消闭上眼睛，曲子就能从嘴边蜿蜒而出，片刻之间就能变成另外一个人。
广场上聚拢了一群老人，清一色的灰蓝黑的衣服。每天也有新的观众在加入，老人们总是比孩子更容易彼此熟稔起来。他们起初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占据了门槛和几道阶梯，坐着歇脚，后来又忙不迭地互相让着座位，满怀歉意地说：“那就再挤一挤。”
帝王将相的游戏，才子佳人的调笑，都与他们的生活无涉，却能够在转瞬间便成为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每个下午，他们都可以在顷刻之间变成别人，然后再在往事散场之后，用更多的时间来做回自己。
然而，在城隍庙门外，早有人架起巨大的音箱，直摆到马路上。在“宁海影都”和一家名叫“阆风轩”的歌舞厅包夹之下，一个女人举着话筒，正对着城隍庙的方向，不厌其烦地叫嚷：“不来就是傻瓜了！节目精彩，激情火爆！”每隔几分钟，广告车就会像潮汐一样覆盖整座小城，发布当晚的演出信息。大画幅的充满魅惑的海报，迸裂着刺目的反光，仿佛在城隍庙的屋檐上刷了一层厚重的闸门，凛冽，凄厉，似乎随时都要落下。我想起评书里时常讲到的那些悲壮的英雄们，当一座城池的千斤闸落下，人们即将困死城中，总会有一个力大绝伦的勇士，用双手撑住落下的铁闸，让兵将们通过仅有的缝隙逃生—直到铁闸最终压弯他的肩膀，将他压进泥土里。区别在于，《隋唐演义》里的雄阔海最终成为悲剧；野史里的梁纥不但平安回归，还在70岁生了个儿子，取名孔丘。
只不过，这个下午没有雄阔海，也没有梁纥。当歇斯底里的叫喊声和迪斯科狂躁的音乐，源源不断地涌向城隍庙，冲蚀着古戏台的根基。广场上的老人们，兀自沉着而平和地唱着，他们没有走调，也并未因此便提高声音。
（文：张泉 《生活》杂志200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