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严的欲望
史华罗：情感重构中国
在意大利汉学百废待兴的时代，史华罗担负着重新构筑传统的使命。史华罗正视中国的情感与欲望，首创了从情感角度理解中国的思路，通过词义学、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种角度，用翔实的数据统计和中西对比的方法对明清时代的情感进行解剖式的分析，同时也将中国人的“私史”纳入其史学视野，也为中国人理解自身的传统提供了新的维度。
传奇
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从威尼斯出发，拖着沉重的行囊和对未知世界的浓厚兴趣，跨越一万多公里，抵达东方。数百年后，学者们对于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依然心存疑窦，然而，痴迷于这场传奇的欧洲人却纷至沓来。
1583年将被历史永久铭记。这一年，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尽管他并没有获得正式的大学教职，还是被公认为第一位汉学家。继利玛窦之后，耶稣会士如卫匡国、殷铎泽等成为意大利汉学的主力。除了文学经典，他们还从地理和历史的角度介绍中国，使中国得以顺理成章地加入以欧洲中心的世界版图。然而，他们对中国的热情，不仅出于对知识的渴求，更与他们肩负的传教责任有关。研究罗马共和国史的作家汤姆•霍兰曾说：“长期以来，罗马都被理想化了。”从16世纪开始，意大利汉学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如此，传教士们怀揣上帝的福音远道而来，又把他们的发现和东方的奇珍异宝一同装箱带回祖国，半纪实半想象地构架起一个与欧洲全然不同的神秘国度。同时，早期的汉学家们始终不遗余力地编撰语言字典，这成为意大利汉学的传统基石之一。直到19世纪，传教士的身份才渐渐逐渐从意大利汉学家身上剥落，他们笔下的世界，尝试逼近更为真实的东方，他们的工作开始近似于解剖理解，而不是理解本身。
意大利汉学的另一重传奇色彩，与意大利人的个性有关——他们往往以天真烂漫而又严谨执拗的态度，将学术和生命无缝衔接。19世纪上半叶，被汉学家白佐良（G.Bertuccioli）戏称为“汉学家内战”的时代，“欧洲的汉学家们或者自称为汉学家的人都恨不得把对方撕成碎片”。意大利人蒙杜奇（Montucci）在抢编字典战中失利，愤怒地卖掉了自己的图书馆和藏书，隐居一段时间之后郁郁而终。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20世纪40年代名噪一时的汉学家德礼贤神父（P.D'Elia）承认自己没能说服任何一个中国人入教，却写了几本有关中国的著作；尽管屡受非议，他还是坚持使用自己的汉语拼写系统，根本不去理会这套系统只有他一个人在使用。
理想
站在巨大的罗马式立柱前，史华罗的身影显得有些单薄。寒风中，他始终保持着纯真的微笑。他用夹杂着浓厚意大利口音的英语，热情而幽默地叙述自己的理想，语速飞快。学习汉语，成为一个汉学家，这在1960年代的意大利，是一个近乎荒诞的玩笑。意大利汉学传统在二战之后濒临崩溃，以至于社会上流传着一个关于汉学教授的笑话：有人问：“什么是汉学教授？”答案是：“一个只有两个学生的教授。其中一个继承他的教授职位，另一个可怜人，他自杀了。”
然而，年轻的史华罗却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个笑话。他顺从地继承家族传统，研读法律，从罗马大学法律学院毕业后，到大公司上班，同时却不间断地在意大利中远东研究院学习汉语及中国文化。1974年，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一纸聘书，终于帮助他消除了家族的偏见，他将要前往任教的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一直是意大利汉学中心，其前身是成立于1732年的那不勒斯中国学院——欧洲第一所为传教士设立的语言学校，历史渊源传承不息。31岁的史华罗成为家族新的荣耀。
从那时起，大学课堂上接触到的那些写意的毛笔线条，在史华罗的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凭着顽强的兴趣和朦胧的感受，他定下了中国之行的起点——明清时代，一个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的晚期中华帝国。
“兴趣”是史华罗学术生涯的一个关键词。在他看来，一个人必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才能做到最好，才能更勇敢地克服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遇到的困难和挫折，这是他成功的原因。当众多欧洲人前仆后继远涉重洋追逐东方的财富时，这样坦率而诚恳的自白令人动容。
重构
史华罗面对着重新构筑传统的时代。在资源极度匮乏的年代，意大利惟一的中文教授德礼贤只有两个学生，白佐良和兰乔蒂，师徒戮力与共，志在复兴意大利汉学。兰乔蒂后来成为欧洲汉学协会主人比黄花瘦席，他认为，二战之后意大利汉学之所以会如此蓬勃发展，“是出于对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渴望……并非仅仅出于好奇或是一种奢侈的异国主义，而是真实的文化需求。”这部分地印证了萨义德概括欧洲的东方学传统之所以比美国更为悠久的原因：“东方是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在意大利，史华罗正是这一观念的坚定执行者，他以严谨的学术态度重构的中国，得到兰乔蒂的称赞。在兰乔蒂看来，意大利汉学最有代表性的领域是中国历史、中国宗教和哲学，而史华罗在这两个领域都成就卓著。
与那些醉心于中国文学的汉学家相比，史华罗更乐于从社会学领域来勾勒儒家文化已经成型的明清中国和知识分子阶层。前现代化的大都市苏州，成了漫漫旅途的第一个驿站。这个城市依靠什么优势雄踞江南？又如何在丝织业危机之后顺利地完成向棉纺业的转化？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势必有相应的文化贡献，顾炎武作为明清之交富庶之地的知识分子代表，率先进入了史华罗的视野，成为他的第一个集中研究对象。顾炎武如何忠于两个朝廷，如何容忍自己民族的文化被另一个民族改写，史华罗以好奇而关切的目光打量这个处在大转折时刻的古典文人。这一思路也影响着史华罗的另一个同步研究，朝鲜社会史研究。在这个被中国文化影响的北方国度里，社会结构和伦理观念固然与中国有所差异，但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方式，却与顾炎武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90年代，史华罗的兴趣从历史、社会史向思想史、文化史过渡，继而将目光聚焦于明清时代的文化核心——民俗、道德和情感，以欣赏而非批判的立场看待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文化构架。从2000年开始，史华罗负责主持大规模的国际研究项目“中国明清文学与非文学资料中情感词语的文本分析”。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及其他明清言情世情小说，让他长久驻足。他承认，当触及中华帝国晚期文化中的道德责任感和原罪的概念时，自己的确为“已发之情”和“未发之情”所感动。然而，面对复杂而充满激情的研究对象，他并没有发挥意大利式的浪漫，而选择了一种极为理性严谨的治学态度，通过词义学、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种角度，用翔实的数据统计和中西对比的方法对明清时代的情感进行解剖式的分析，同时也将中国人的“私史”纳入其史学视野。当我们以中国式的含蓄矜持诠释祖先的情感方式时，他却抛出了自己的洞见：“在文学作品中，展现的激情通常是充满着强度和力量，人物也不像儒家的圣人君子所应有的那样自我克制”。他发现，“压抑说”只是一个仓促的概括，明清时期中国人的情感方式更倾向于“驯化”和“协调”，并进而为我们提出了一个近乎批评的使命：“当代中国人应该为拥有如此丰富的情感生活表达方式感到自豪，他们的再发现在改进其历史遗产观的同时，也会对他们今天的生活有所裨益”。从情感的角度全面研究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文化内核，史华罗是第一人。
2003年，也就是《东方学》出版25年之后，萨义德曾如此反思东西方交流的实质：“我们需要的不是那种被制造出来的文明的冲突，而是聚精会神于相互交叠的文化间的慢慢合作，这些文化以远为有趣的方式彼此借鉴、共同生存，绝非任何删繁就简的虚假理解方式所能预想。”史华罗为我们理解这一世界文化的愿景，提供了最好的范本。他以最单纯的兴趣和持之以恒的努力，突破1960年代欧洲社会对古老中国的成见，改写了自己的生活，也为中国人理解自身的传统提供了新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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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神精神的感召
《生活》：是什么使您最初对中国产生了兴趣？
史华罗：其一，从前读书时，常从老师那里零星地听到中国的文化、历史，后来又接触到中国画，种种富有美感的线条和色彩吸引了我。其二，我最初对俄罗斯文学很有兴趣，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时，常能找到共鸣，相比之下，阅读中国文学则是一种崭新的体验，我便反问自己：这种全然不同的文化对我的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魔力”：与之前阅读西方的宗教、文学或哲学的感觉不同，请容许我打个比方：德国哲学家尼采将希腊文化精神区分为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如果说西方文化观念于我像是酒神精神，那么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对我来说如同日神精神的感召。我一直很好奇，中国文化如何能沿着这种与众不同的轨迹前进，并且维持了这么长的历史，所以想从基础的学问开始，更多地了解中国。
《生活》：大学时代汉语学习的环境如何？当您学成执教之后，又有什么变化？
史华罗：当时在罗马大学学习汉语的人很多，很多人学习汉语不仅出于对这个古老国度的好奇心，也想以教授汉语作为未来的职业。老师讲课不用麦克风，能记住每个学生的名字，学习氛围很浓厚。
现在学习汉语的人更多了，教学手段也有了变化，但我们的教育主题还是不变的。在意大利，全球化浪潮也蔓延到语言学习中，相比从前，信息传递更便捷，有很多直观的学习方法，使不少学生以为只要会讲汉语就能理解中国，这是一个误区。我常常会举一个例子来告诉我的学生们，如果给你们一本很好的词典，里面有诸如宗教、自由等词的发音和翻译，你们就能理解汉语语境下的宗教和自由的内涵吗？我想，很多词毕竟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而我们的学生仅仅从表面的学习中是无法理解汉语的本义和在历史语境下的不同衍义的。必须让学生明白，他们不仅是学习一种语言那么简单，而是在理解一个遥远的国度，因此必须扎实地从基础知识学起。
《生活》：您到中国以后，它又为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史华罗：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难回答。你问的是某个时期的中国现实，而事实上这种现实正在不断被改写，历史变了，我们也变了。1974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去了北京、西安、上海、苏州、广州。我现在重回中国，再去这些地方，又是另一种面貌了。我一直在思考，我何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见证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我实在无法让自己再回到某一点。这是现在的我的学生们无从比较的变化，也是他们无从真正理解中国的一个原因。
我的兴趣在于人的天性
《生活》：您在《苏州织造厂：明清两朝间政府干预形成的局限与特色》《帝国晚期的苏州城市社会》等论文中探讨了苏州的城市化过程，为什么没有继续研究下去，而是转向对文学、情感的研究？现在来回顾，苏州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仅仅是一个过渡吗？
史华罗：我喜欢明清时期的苏州社会，因为它是大都市社会的代表，充满各种各样精致优雅的文化和与众不同的生活理念，从泰州学派到公半夜凉初透安派，从东林书院到传教士社区，很多种不同的社会阶层，从商人到工匠，从贵族到宦官，以及来自中华帝国各处的移民。
在前现代时期，苏州是现代城市化的一个典型，也是中国文明像意大利和欧洲的文艺复兴那样抵达高水平的一个典型。从这一社会历史的角度出发，我开始转向思想史和精神史的研究。这种兴趣的转变与我对自己提出的新问题是一致的。研究苏州与江苏时，我接触了顾炎武、李贽及其他思想家的一些想法，由此注意到不仅只有史学资料才有助于理解时代氛围，很多种其他的资料，比如哲学、文学作品，也可能提供不同的观点。小说是作者的想象力创造的产物，但他们的创造与其他资料一样具有历史性，因为他们描述了时代的经历和环境，折射了作者以及他所处社会的价值观和精神状态。此外，当我研究中华帝国晚期文化中的道德责任感和原罪的概念时，我深深地被“几”的理论和“已发之情”和“未发之情”所感动。这也正是我在情感这一角度上对理论和文本产生疑问的开端。
《生活》：您认为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区分了三种人：平常人，被欲望俘虏而堕落的人，以及被痴心激励而成功的智者，您为何从最初关注历史现实转向关注人的精神世界？
史华罗：蒲松龄笔下的人物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种种潜意识。他时常写到梦，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地表达欲望的通道，在这条通道中，醉鬼、狐仙等不同人物的不同特征使我异常感兴趣，我认为这些形象体现了当时人们在儒学传统表象下的潜意识，非常值得深入分析。最近十年来，我从社会学转入了心理学，研究明清时期人的精神力的问题以及种种隐藏着精神力元素的对象，从而探求那个时代人们的情感和思想通过什么途径被表达出来。当然，我们可以说，人毕竟是人，有很多共同点，但事实上，身处不同的文化环境之下，即便有相同的遭遇，应对也会有全然不同的时刻，因而观念、感受也会全然不同。事实上，我们学着如何去爱与恨，学着如何去感受，我们都是生成的，而非天生如此。不同的文化使一些神话保持神话的面貌，而我对这些基本的、原初的面貌很有兴趣。
《生活》：在《明清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心境词语研究》一书的前言中，您引用了劳埃德（G．E．R．Lloyd）的观点，“重新建立某个时代情感生活的目标确是极具魅力，但同时也很艰难。然而，我们别无选择，历史学者无权对此视而不见”，这对于您从情感入手，研究中国的历史、宗教与文学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史华罗：研究历史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对事件和现象进行复述，也可以对社会和经济等方面提出质疑。我的兴趣在于人的天性，以及人为了理解自身的内在和外在的真实而创造出的种种象征和概念。在众多的方法中，较为明确的一种就是深入某种文化的精神结构。如何进入这些结构？我认为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审慎地观察，二是尝试重构情感和心理状态在当时社会中有代表性的表述方式，而后者意味着理解某一群体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和无意识的趋势。情感不仅仅是自发和盲目的个体反应，更直接折射了社会环境和一种文明的精妙工具，以及人们应对改变与现实的方式，因此，这种研究对于理解过去以及现在的理想演变和经济趋势而言，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复兴的年代
《生活》：二战之后，意大利汉学曾面临断层，然而在1950年代，在德礼贤神父（P.D'Elia）等人的努力下，意大利汉学又重新走向复兴。您怎样看待您的上一代汉学“开拓者”？
史华罗：我记得我在罗马大学和意大利中远东研究院学习的时候，伯戴克（L.Petech）教授在罗马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兰乔蒂（L.Lanciotti）教授在威尼斯大学教授中国文学，科拉迪尼（P.Corradini）教授在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教授中国历史。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对意大利汉学的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尤其从科拉迪尼教授和兰乔蒂教授那里，我获益良多。科拉迪尼教授的历史知识很渊博，他的治学态度对翻译和理解过去和现在的中国历史都是充满挑战的。我满怀感激地回忆起科拉迪尼教授曾邀请我去东方大学做过几场演讲，并在我的早期研究中给予我很多帮助。在通过研究员的第一次考核之后，我开始了在东方大学的教学生涯，这样，我就得以离开一家薪水丰厚的大型私企，从而在大学教书了。我也受惠于兰乔蒂教授，他广博的中国文学知识对我最初的研究帮助甚多。
《生活》：您成长于意大利汉学重新崛起的年代，中国人认为成功往往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您觉得您的成功是否有这三方面的因素？当您在研究中受挫的时候，使您坚持下来的最大的信念是什么？
史华罗：从某种程度上说，一开始我只不过是个门外汉。我的同事们都是科拉迪尼教授或者兰乔蒂教授的学生，而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天时、地利、人和”这句中国古话说得没错，但从我的经历和个性出发，我认为，除了这三点，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必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惟有这样才能做到最好，才能更勇敢地克服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遇到的困难和挫折。
《生活》：您主编的《明清学刊》有什么新动向？
史华罗：这本刊物创始于1992年。第一期以意大利语的形式出版，但在学界影响不大，于是从第二期开始至今改为英语。我们的起点是14、15世纪到20世纪的中国，关注的不仅是单一的历史或文化问题，而是中国在这一时期各方面的问题，包括物质、意识等，同时，也涉及中国和东亚邻国的交流和关系等。每年出一本杂志，出于资金等原因，仅限于高校交流之用，对外不作公开发行。《明清研究》（2006）已经出版。由于我2007年赴罗马大学任教，所以今后这本刊物将在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和罗马大学的共同资助下运行，现在正筹备2007年版。和中国、日本等国高校的一些项目合作也在考虑中。
史华罗（Paolo Santangelo）
生于1943年，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亚洲系中国史教授，汉学系主任，罗马大学东方学院东亚史教授，《明清研究》杂志创办人及主编，意大利汉学学会、欧洲汉学学会理事。研究领域主要在15-19世纪的中国社会文化思潮，情感研究等。出版学术专著十余部，主要有《明清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心境词语研究》、《孔子与儒家学派》、《中国思想通史》等。
（文：孙敏 张泉 《生活》2008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