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歌一曲 人间千年
文/张泉
建康＆春播
皇上那天突然觉得寡然无味，公元五八东篱把酒黄昏后九年，正月，春意凛然，建康城内花都未开，护城河外已是一阵人喊马嘶。皇上在太极殿终于坐得闷了，于是他反复斟酌起“寡人”这个词的意味，打量着环坐膝上的美人，皇上生平第一次感到无话可说。不如，唱支歌？他想。
皇上便令贵妃张丽华再唱一曲《玉树后庭花》，贵妃面有愁容，却又分明掩饰，瞬时，皇上甚至想起受困垓下的西楚霸王，有美人为他应节而舞，自刎相谢。皇上想到，竟不禁有些意乱神迷。皇上还记得祯明初年，他在后宫游宴，和众美人、狎客共赋新诗，一时兴起，首创出这首吴歌《玉树后庭花》，措辞哀怨，声音悲婉，后宫美人习而歌之，每唱到“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一句，他便自觉洞悉了天意。时人却以为是不祥之兆，亡国之音，皇上颇不以为然，不料居然言中。
皇上突然又发觉，几年来，他没再听到有人敢直呼他的名字，陈叔宝。不过，今天以后，或许他就要重新拾起这个被遗失许久的名姓，习惯的事情，要改过来，怕会有些难吧。彼时，他当然不会知道，后世之人亦不会唤他的实名，人们只是把他称作陈后主。他留给这个世界，只是几曲自制的吴歌，以及一段荒唐的往事。
那一年，那个传说，已经在太湖上传唱了一千八百年——关于吴歌。
商朝末年的江南，仍是一片荒蛮水泽，周太子泰伯远避于此，常在鸿山“歌舞墩”上唱《哀慕歌》，黯然神伤。歌中唱到“梧桐凄凄，涕泪交流，伯仲不从，我季如何？”它被许多人认为是吴歌的起源。泰伯是个令人敬畏到发指的人，连孔子都心向往之：“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泰伯身为长子，当知道父亲想把衣钵传给三子之子，便毅然决定放弃自己的继承权，和二弟一道找到江南的洪荒水域，四顾茫然，他们已无路可去，从此住下，建句吴国。后来，泰伯自愿偏安东南，三让天下，终于成就了侄子周文王的千秋功业。这是在圣人的描述中，江南很早的一次粉墨登场，它因泰伯之德而荣耀。而泰伯“以歌为教”，使吴歌在诞生伊始便不得不被刮目相看。吴歌，在敦煌残卷中又被称为吴声，即流传于江南地区的吴语民歌以及文人拟作的吴语歌。东晋迁都之后，吴歌得到长足发展，《晋书•乐志》说：“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於此也。”到了陈后主之时，在他的推波助澜之下，吴歌被文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量拟作，被纳入正统文学、音乐的范畴。
后主听完了写给自己的绝唱，怔怔地望着护城河外渐起的雾气，抑或是烽烟，他说不分明，却安详地笑。恍然想起，刚才遣镇东大将军任忠去准备舟楫，半天仍未回转。后主突然豁然开朗，任忠是不会回来了。环顾四周，只有平日里不入法眼的尚书仆射袁宪还守在身边。后主想到逃，但马蹄声已经响彻朱雀门，直达阕下。他听到任忠引着隋将韩擒虎，正往太极殿疾驰而来。袁宪盯着他，让他颇不自在，袁宪终于看透了他的想法，跪下说，臣愿以死保护陛下，只求陛下能端坐太极殿，体面地投降，不要辱没国威。后主没等他说完就已经觉得好笑，刀剑无情，他携着张贵妃，孔贵妃，直奔景阳殿。他记得庭院中有一口枯井。袁宪苦求，后主冷笑；后阁舍人夏侯公韵死谏，后主不从。他和两位贵妃躲进井中。被他拥入怀中的女子正瑟瑟发抖，却是再也唱不出一句《玉树后庭花》。
几个月前，为了师出有名，杨坚下诏声讨陈后主，历数他的罪状，抄写三十万份，遍发江南。内臣不敢把檄文给后主看，后主却偏要读起来：“据手掌之地，恣溪卸之险，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蹙内外……”后主笑着竟想把它做成纸鸢放给天下人看。几个月前，战况紧急，后主不以为意，每日仍以听吴歌为乐。采石守将徐子建带刀闯宫，连毙数名侍卫，直进临春阁面圣，后主却觉得，隔着长江天险，一战即可击溃敌军，帐下众将为什么个个面如死灰。今天，他终于知道。历史指定由杨坚来亲手结束一个乱世，如此，后主更加别无选择。“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大约真是写给自己的预半夜凉初透言。
究竟是什么样的音乐，才可以让一个皇帝昏迷到如是地步？
其实，吴歌决非只是一味的悱恻缠绵，它也有极高亢悲凉的调子。所谓吴侬软语，有时源于一种误解。后世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写其妻初见太湖，感叹到“今得见天地之宽，不虚此生矣！”苍茫的太湖水域给予吴歌充分的表达空间。而即便吴中女子，也并非全是想象中那样弱不禁风，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提到太湖嫁妇，突遇风浪，舵师掌握不住，船几乎倾覆，新妇居然夺船自驾，直奔夫婿家，竟比预计中还要早到许多。金圣叹评人生“不亦快哉三十三则”，更有“夏月科头赤足，自持凉伞遮日，看壮夫唱吴歌，踏桔槔。水一时奔涌而上，譬如翻银滚雪。不亦快哉! ”这是何等豪放不羁的吴歌。吴歌被曲解，很大程度上，或许真要归咎于陈后主。
晚上，士兵们终于发现了躲在井里的后主。便用绳子栓住一个筐，丢在他面前。后主钻进筐子，摇摆着上升，不禁想起小时候，国破家亡，乳母背着他在俘虏群中行走，用一张薄被将他缚在身上，颠簸有如行舟。那时候，年少的他同样不知道等在前面的命运将是什么。后主也不会知道，被掳去长安之后，隋文帝杨坚为了免他伤心，每次酒筵都不让手下奏吴乐，唱吴歌，后主全未留意，只是单纯地以为，这些北方的蛮子，不会唱吴歌罢了。后主更不曾料到，十四年后，自己下葬之时，江南旧人，竟只有沈婺华为他持素凭吊，写一纸哀辞。他也不需要去理会，自己只是个过于微茫的符号，在他之后，是继续的统一和分佳节又重阳裂、盛世和末朝的游戏，交替更转。他看不见，他亦无须看见。
只有吴歌，依然在水乡唱响，甚至从江南一路北上西进，摧枯拉朽之势，远胜过一个王朝兴衰的速度。
长安＆夏种
那一年，木芍药开得特别早。花从宫墙里一路铺展，一夜之间，便席卷了整个长安。满城都浸在这甜腻的味道里，和宫墙深处沿河直下的脂粉气混做一团。诗人站在临街的窗前，等待微醺的一刻。无端地，他想起江南，子夜吴歌弥漫的盛世江南：“秦地罗敷女，采桑绿水边。素手青条上，红妆白日鲜。蚕饥妾欲去，五马莫留连。”
他想起这个季节的江南，菡萏铺满了整个河道，将开而未开。含蓄内敛的清香，夹杂着水气，氤氲蒸腾，行舟便穿过这片悠远与纷扰，遗失了归路。采莲女将纤纤素手伸向早放的芙蓉，却又怜惜着不肯摘下，水面充盈着这样的犹疑，欲说还休。吴歌声正沿着水面远远传来，一路势同破竹，如一滴墨在菡萏间点落，消融，扩散开。彼时，他亦曾拊掌击节，拔剑起舞，全然不顾船在浪尖颠簸，全然没留意采莲女已止住歌声，嬉笑着向他张望。在名利场之外，他时常这样无邪而天真。天才从来天真。多年之后，明朝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自夸：“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用来形容他，显然更为合适。
记忆中的江南，又或者是另一种浓妆。画舫雕檐间，声色犬马纠集。江乡水国的清丽女子，裹起用白纻缝制的长裙，如凫鹜在一团云中起舞。吴歌便熨贴着飘举的衣袂，破梁而起，一笑间，醉倒多少英雄？彼时，他亦曾凭栏凝望，把酒倒入河中，看着自己的倒影摇曳如醉，随水流一路向东。他时常感叹东流入海的残酷与浩大，却从不过问原因。聪明如他，知道，许多命定的事情，不需要追究，就如同这个寂寞长夜，他无端地想唱吴歌。或许，吴歌里有他只可记忆却不可碰触的江南；又或者，吴歌里隐藏着一场湮没无闻的旧梦：“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耶。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
此时的吴歌，籍着南朝以来乃至隋炀帝时的奢靡之风，开始直接影响中国文学的版图。吴声十曲早已形成规模，《子夜》，《上柱》，《凤将雏》，《上声》，《欢闻》，《欢闻变》，《前溪》，《阿子》，《丁督护》，《团扇郎》，成为文学表达无尽的素材。这夜，诗人独在长安，唱起吴歌。这声音却无人可解亦无人肯解。他就这般唱起来，如同每一场只能与孤月倾吐的宿醉。宾客如云的长安，却连一个看客也找不到。这首歌被称为《子夜四时歌》，南朝时已经开始传诵。传说晋时，有女子名叫子夜，所唱吴歌“声至哀”。后来，常有人听到家中有鬼唱起这首子夜歌。再后来，吴歌成为风尚，仿造者渐渐多起来，只不过没有一首能够超过诗人此夜所作：“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诗人已经唱到秋歌，他终于有些倦了。他想起自己第一次到江南，何等意气风发。那是在公元七二六年，被后世尊为梦幻盛世的“开元”年号已经第十四次被使用。此前，奉唐玄宗诏书出征的突骑施，连败大食军，导致阿拉伯人向东扩张的计划被迫延迟了五十年。那时，国家的野心膨胀到及至，没有人有足够的想象力能够用来预测国家的前途命运。那是个迷恋英雄的时代，尽管阿诺德.汤因比在《幻象与事实》中以为英雄时代不过只是“诗人在创作活动中用以取代另一种历史真实的想象产物。”然而，无人可以逃脱，何况诗人，如他。
就在那一年，诗人沿长江，出三峡，直下金陵。那时，他轻狂得不像个即将而立之人，一掷千金，散财交游。整日里想着仗剑杀人，建功立业。他仰慕纵横家，更欣赏侠客。一路结交名士豪雄，不到一年，散金三十余万。一年间，他声名远播，甚至连与皇室过交从密的道士司马承帧，也对这个二十六岁的青年另眼相看，赞誉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在江南，诗人第一次听到吴歌，看到白纻舞，却令他毕生念念不忘。在江南，多年耳濡目染楚文化的诗人，邂逅了文学生命中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吴歌给予他最直接的写作素材和情境，在他的诗歌中频频出现，他甚至屡屡躬行，仿写吴歌。入《全唐诗》的诗人有两千余家，竞作吴歌者大有人在，然而，作为桂冠诗人，他对吴歌情有独钟犹胜旁人。
然而，他没能在江南呆太久，一股歉疚之情始终纠缠着他。因为东游路上，和他结伴出行的友人吴指南客死洞庭湖，他“炎日伏尸，泣尽继之以血”，当时却只能仓促埋葬。他终于决定逆江西归，挖出骸骨，徒步数百里，驮着友人魂归故里。此后十余年，他遍游名山大川，拜谒名士权贵，没有哪里能够长久地留住他，也没有哪里能让他感到理想得到尊重。直到公元七四二年，“天宝”取代了“开元”，成为新的纪年方式，又是在江南，他与道士吴筠共居会稽，经吴筠举荐，一纸诏书终于使他以最显赫的方式进入长安。那时，他的诗歌早已“名动京师”，他所需要的，只是这样一纸荒唐的诏令。不幸的是，许多人等了一辈子也没有等到。然而，历史从来吝啬，赐予他不世之才，却只允许他拥有诗人的身份。他没能施展政治抱负，长安于他，竟变成绳索和牢笼。他甚至没有觉察到，那首《子夜四时歌》也已唱到尽头：“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
一千年后，王侯将相，凡夫走卒，大多都只沦为一纸单薄的名姓，一二三四字不等。只有诗人，曾经卑微，曾经无辜失意，却比任何人都要尊贵。他赋予“诗人”这个称谓以无上荣耀，幸福与悲哀。在他之后，很少有人再敢自诩为诗人。
自然，他的名字，叫做李白。
上海＆秋收
袁牧之跳下黄包车，上海街头依然清冷。他径直走进圣母院路一家小酒馆。伙计早已心领神会，将他招呼到墙角的桌子。聂耳、赵丹、魏鹤龄已经等在那里，他们时常蜗居在这个下层社会不起眼的角落里，捕捉电影灵感。袁牧之开始讲述一个故事，他不知道它该是什么样子，他只是想表现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里弄，原生态的生活，从一个名叫“下之角”的贫民窟出发，一路追踪到“天堂”法律事务所。为了揣摩人物角色，他已经在八仙桥、四马路一带的茶馆、澡堂、妓院辗转多日，一组模糊的影象正在心中发酵，成型，然而，他始终找不到一根弦，可以将一切顺畅地串联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开，袁牧之感觉到自己正在逐渐逼近那种想象的实体，却忽地又在原地打转。
袁牧之知道，自己和中国电影，正在陷入瓶颈。有声电影已经取代默片，然而举步维艰，人们找不到更负责的表述方式，来为电影的声画蒙太奇做进一步突破。袁牧之在《电通半月刊》上撰文指出业界面临的这种尴尬处境：“在所谓声片’里一一有时默片也同样一—生硬地插入了一二支歌曲。有时甚或配上几段已经给人听了几百遍的庸俗的曲调，算是对于声音艺术的运用已经到了‘家’，或是已经尽了对有声片的责任，那是对于声影艺术还没有充分的认识与把握的缘故。”在他的心目中，“诚想着能在这里贡献些其他部门的新鲜的音乐。”然而，“新鲜的音乐”究竟应该以怎样的方式问世，他找不到方向。他只好对着绍兴花雕发愁，恍惚间，在嘈杂的人丛中，他辨别出一种声音，来自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深处，却因司空见惯而被漠视。
唱歌的女子被叫到桌前，她能够说出这首吴歌的名字，它叫《知心客》。唱歌的女子虽没见过作者，却也记得他的名字，太仓南郊人，号称“琴王”的张仰求。“琴王”曾经凭着二胡和江南丝竹之技，独步一时。上海滩的歌女常因唱不出新曲而懊恼，便自会去央“琴王”帮忙，“琴王”每每有求必应，这首《知心客》便是他根据吴歌旧曲改编而成。它在坊间流传，不愠不火地维持着口口相传的热度，等待一场冥冥注定的邂逅。
三千二百年间，吴歌的创作者、演唱者，从东隅江南蔓延到整个中国，仅仅为歌女写吴歌的文人又何止万千，然而，他们毕竟不是西方世界里充满传奇色彩的游吟诗人，历代操纵话语权的士大夫拒绝给予他们相符的定位，尽管士大夫们自己未尝不在狎妓欢歌。柳永是其中不多见的幸运者，在《喻世明言》中，冯梦龙不惜为他写一篇亦真亦幻的《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为“白衣卿相”正名。然而，大部分人，依然只是在烟波间，平静地接受荣辱生死，甚至，你可能连他们的影子也见不到。然而，你却总能听到他们的词曲，他们远遁在江湖之外，却代表了整个江湖。
其实，收集研究吴歌彼时已在学界蔚然成风。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发轫于前，蔡元培、刘半农倾北大之力振臂一呼于后，顾颉刚更是在养病期间，集录成《吴歌甲集》，出版《吴歌小史》。和三千年间的处境一样，吴歌总是会与第一流的文人发生关联，它像极了文人诗中那把团扇，拘泥于时令转换，每隔几百年，它就会被恍然记起，短暂繁华又归于沉寂。关注吴歌的当然不仅是作家、学者，据说，京剧泰斗程砚秋游苏州时，也亲自向村姑讨教过吴歌《哭七七》的唱法，后来，在程派名剧《锁麟囊》中，“泪湿衣襟”的“襟”字长腔，便化自《哭七七》。
袁牧之洞然，他终于在弱水三千中找定了该舀的那一瓢。很快，他又寻访到一首吴歌，便是这首《哭七七》。他找来拍档田汉和贺绿汀，将《知心客》和《哭七七》交给他们，请他们围绕电影整体构思进行修订。田汉据调填词，贺绿汀把当时所有唱片公司灌制的这两首吴歌的唱片都收集起来，对每个歌手的唱法反复比较，终于写定了这两首传世至今的经典之作，《天涯歌女》和《四季歌》。
仿佛就在瞬息之间，电影《马路天使》横空出世，人们把所有能够想到的誉美之辞留给它。许多年后，赵丹说，我真正的演员生涯是从《马路天使》开始的；周璇说，我这一生中只有一部《马路天使》。导演袁牧之独具慧眼，力排众议，起用周璇。后来，周璇在《万象》撰文谈及当日情景，讲到袁牧之不惜说服“明星公司”老板，用当家花旦白杨换来“艺华公司”刚出道的周璇，主演《马路天使》并演唱了这两首歌。百代公司抢在《马路天使》公映前为周璇灌制唱片，与影片同步发行，两首歌令周璇声名雀起，“金嗓子”征服了内外交困的危亡中国。
俞平伯说：“数千年之后，若再生一孔子，安见不把它著录于十五国风之外，另立一《吴风》呢？”影响过中国电影音乐和素材的吴歌又何止于此，人们一度以为，吴歌找到了新的复兴形式。然而，千年吴歌，已经在中国电影发轫期，像烟花吐尽了最后的芳华，它的光芒最后一次庇佑了一个时代和它的精神影象，而它自己，却不得不面对垂垂老去的命运。
无锡＆冬藏
“吴歌王”钱阿福死了。
这个消息在太湖边炸开，有人正在结网，着了魔似地直摇头，唬谁呢，他老人家硬朗着呢！人们开始一个一个地追查，这谣言到底是谁先造出来的。可是大家凑起来一合计，罪魁祸首没找到，不过很久以来还楞是真没人再见过钱阿福。言下之意，人们也已经很久没有听到那连绵澎湃的吴歌，不分昼夜，隔着数里之外的梁溪，携风带雨一般汹涌而来。年纪轻一些的人，常常生来就枕着钱阿福的歌声入梦。于是就在那一天，有人突然发现，原来自己的生活中没有吴歌，天也不会就此塌下来，地也不会就此多长出一根水稻。
可是，人们还是不肯相信，这个逢人就乐呵呵的老头，就这么没了。起初他们打算寻找，悄悄到钱阿福喜欢去的每个地方探看，杳无音讯。后来，人们不得不相信，钱阿福是去了，像他这样一个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唱吴歌的人，怎么可能噤声呢？人们开始埋头继续编自己的渔网，偶尔会懊恼，从前为什么总是听钱阿福唱吴歌，却从来无心向他学习一二呢？倒是他一个老人，常常想尽了法子来向大家讨教，见到小孩，拿糖换没听过的吴歌；如果有大人唱的吴歌他没听过，便一定会舍弃了要做的事情，闷着头一声不吭地来给你帮忙，直到你好奇地问他，阿福，你有事伐？他才煞有介事地来向你学吴歌，或者和你换吴歌。人们有时好奇，他往心里装这么多吴歌，难道能填饱肚子？
“吴歌王”再次现身，已经是一九七八年。没人知道几年间他在哪里，也没人能揣摩出那些时常要喷薄而出的吴歌堵在喉咙里是怎样的感受。钱阿福的好友朱海容在一家酒馆遇到他时，他正盯着青梅酒出神。他们开始喝酒，“吴歌王”依然和蔼可亲、谈笑风生，只是再也不肯唱一句吴歌。十年浩劫给他留下惨痛的记忆，他坦言差点因吴歌而死。幸而，他没有死。得而复失让太湖边结网的人们狠狠地欢喜了一阵，然而，重新出现在天光之下的“吴歌王”依然没有以自己的方式悠悠醒转。那时的朱海容还在做文联主人比黄花瘦席，早已开始了吴歌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隔几天便要携壶好酒去找钱阿福。“吴歌王”不吭声，他是个聪明人，他依然心中惴惴，所以，当他不能左右命运时，亦不肯被命运轻易左右。
“吴歌王”终于还是开口了。几个月后，他特地起个大早，踱到朱海容家，沿路见到熟识的人便打招呼，因为没有歌声，矜持得让人无法适应。那一次，“吴歌王”连唱三天三夜。多年后，朱海容搬家，钱阿福去世，邻居们依然会时常问起那个满脸溢着笑容的老人，以及他曾咏叹过的七十二小时。诸多几乎失传的中长篇吴歌，如《沈七哥》《薛六郎》便是在这时从倾屺的记忆深处扶摇而起。朱海容握笔的手指都不能动弹，“吴歌王”犹自兴致勃勃。《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辞》，在汉族号称双壁，却都只有百句。而在“吴歌王”之后，学界终于一致认为，他所记忆和演唱的22部中长篇叙事吴歌打破了“汉族无长篇叙事诗”的定论。德国学者瑶贝克教授将钱阿福所唱、朱海容整理的《沈七哥》译成德文，来信说，《沈七哥》是中国最早的汉族民间长诗，是世界少有的“创世诗”。
太湖边的人们又听“吴歌王”唱了十几年吴歌。健在的老人们还能津津乐道于一场吴歌对决。“吴歌王”和三百多人车轮战，而且他事先立下规矩，“你唱一首，我唱两首”，他并不想让人景仰观望，他只想充盈他精神空间里那些属于吴歌的部分。像极了阿城笔下的“棋王”王一生。或许，天才永远如此执著，又如此寂寞。而这个现代版的俞伯牙和钟子期的往事，或许像吴歌一样，要成为绝唱。
年纪大的那些人不在了，当时的青年已娶妻生子，他们在寻找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他们的子女都已远离家乡去上海、南京读书，吴歌声逐渐隐没在太湖的浩淼风云之间。曾经，素不相识的人们隔着千里烟波，用音符完成着基本的交流。也许此生仅仅这一次隔船应和，甚至根本来不及看清对方的面容，那声音，却已铭刻于心，纵然在茫茫人海、万丈红尘之中，亦能蓦然心惊，遥遥相望，以至永世。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许一辈子也没有机会认识几个字，或许一辈子也走不出方圆几百里的村落。然而吴歌却为他们勾勒出另一个世界，永远也跨不进去，却又永远身处其中。
多年的泥沙淤积，使太湖越来越小，然而，湖边的人们，却并未因此而离得更近。苍茫的水面上渔船往来穿梭，然而，人们只是自顾劳碌，无语相对，静默颔首，他们已经看惯了这个世界的沧桑流转，他们正在逐渐丧失一种独特的表达能力。吴歌曾经将三万六千顷太湖融为一个整体，可是，如今，江南文化圈找到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长江三角洲。
在无锡槐古桥边，朱海容的书房里，八十多岁的老人向我谈起这些陈年旧事。二十多年的努力，并不能改变一种传统文化弥留的速度，“严格地说，真正会唱吴歌的人，已不足十人。” 无锡和苏州联合以吴歌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许是改变现状最好的机会。他对我历数自己下面的工作：筹建吴歌馆，出版被誉为“中国四大人比黄花瘦史诗”之一的《华抱山》第三部，以及几十万行的吴歌作品需要整理。他说，我在注意身体，我不怕死，但我怕自己来不及把事情做完。天光渐次暗下来，溢满整个屋子，有如晕染，书房里的灯并不明亮，他拧开台灯。光亮中，突然想起周作人在一九一三年说起的这项事业，“非一人才力所能及，尚希当世方闻之士，举其所知，曲赐教益，得以有成，实为大幸。”我不知道这样孤独的鏖战，“天高地迥，号呼靡及”，是怎样的幸福和悲哀。
我只是莫名地想起杨天乙的记录片《老头》，老头们每天都会在同一时刻围坐在一处，又会按着钟点各自回家。突然有一天，一个老头没来，第二天还是没来，后来，老头们知道，他不会再来了。可是，他们依然平静，好像他从没离开过一样；又好像，他根本从没来过。
也许，我们应该回到开篇时的某个段落。
这一年，那个传说，已经在太湖上传唱了三千二百年——关于吴歌。
（《生活》六月号 后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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