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章里的中国身份

张元济，中国第一位现代出版家。以其九十三年的浮沉起落，及卓著贡献，在文化界声名望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义士俱欢颜”。在杜甫的盛世大唐，这都只能是一个梦境，而在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的五十年间，这家民间出版机构异军突起，盘踞在国内出版界的塔尖，庇佑着五千年凛然光阴，缔造了中国现代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世神话。
“君子”，作为对凡人的至高称谓，在中国两千余年封建史上，一再规束着芸芸众生的言行举止，成为人们最高的精神追求。而在传统文化分崩离析的近现代，人们热切开眼扑向汹涌的西方文明的关头，一个知识分子恪守的家国君臣观念，经历过怎样的裂变。
张元济最钟爱的三枚图章，暗示了那个文化的黄金年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自况与苦心孤诣，以及面对风云诡谲的命运，屡次坚持与变更的身份。

[b]戊戌年：最后的君臣与家国[/b]
一
西宫震怒，举国烽烟。一道矫旨从颐和园递出，一夜间声贯朝野。隔岸观火百日之久的慈禧太后终于下定决心，从夏宫回驾京师，来结束这场在她看来自始至终蚍蜉撼树的博弈，疾风骤雨之势的“收官”，符合她素来铺张的喜好。她在养心殿颇为伤感地正告儿子：“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一个狂燥的夏日于是过去，戊戌年早早落下帷幕，王朝仍将按照她的布局前行，再无余地。
一张冗长的黑名单很快被草拟出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忙于办学，尚被蒙在鼓里。慈禧重新临朝那天，他正带通艺学堂学生去东交民巷日本使馆拜会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帝国侵略者语词隐讳地对他说：“一个国家要变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经过许多挫折才会成功。诸位有志爱国，望善自保重。”出门后，便见巡捕往来穿梭，一时人人自危。
张元济自知亦在劫难逃。母亲年迈，难担惊惶，更无法承受舟车劳顿，张元济选择了“顺受”，滞留京城。同时，由于担心官府入室拿人惊扰老母，他继续留在总理衙门值班，等候公差前来。期间，他前往贤良寺直面李鸿章，希望能挽回败局，然而，康梁远遁日本，六君子伏尸骡马市大街，维新变法确已回天无力。李鸿章以莫可名状的沉默和张元济对峙，他只能天真地无功而返。
严复主持的《国闻报》撰文痛思整个事件，其间一语中的：“秦汉以降，中国一家，功首罪魁，悉凭朝论，士苟得罪于廷议，则四境之内，一姓之朝，皆将无所逃命，文致罗织，何患无辞？”
不过，政变还是引起列强不安，各国领事开始对慈禧一帘卷西风党施加压力，这场不见枪炮的鏖战终以半月后的一纸革职邸抄告罄，光绪十八年进士张元济，“革职永不叙用”。

二
张元济被株连无可争议。光绪的变法诏令刚刚发布，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便上了一道“密保人才折”，举荐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五人。虽然身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张元济却是其中为数极少的略通外语的官半夜凉初透员，他通过创办通艺学堂传播西学早已名动京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便是从通艺学堂获学以至挤身“军机四卿”。所以徐致靖保他“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若使之肩任艰大，筹画新政，必能胜任愉快，有所裨益。”
五天后，光绪在勤政殿相继召见康有为、张元济。“一君一臣相对”，光绪向张元济说起滇越边境纷争，云南路途遥远，外国人却近水楼台，中国一切落后，如何交涉。张元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当时听他说这句话，心里觉得这位皇帝也够可怜的了，也不便再说什么。”光绪没再和张元济交流太多治国之策，与康梁相比，张元济始终是一个温和的人。他太不适合那个风云突变的时代。
晚清遗臣大多对光绪怀有感恩念旧式的敬意。他们至死仍坚信，如果不是顽固派百般阻挠，如果不是改革派急功冒进……即便所有如果都已不可能发生，君臣节义仍不可偏废。
谭嗣同在梁启超避难的寓所中以一句“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对主人下了逐客令。被人们常常提起的，通常是前面一句。
三十年后，面对分崩离析的中国，张元济在《戊戌奏稿》跋语中又一次想起光绪，“有君如此，上下一心，何至酿成庚子之役。”那时，光绪已死去二十多年，庙号德宗。对于传统士大夫，皇帝的召见显然是无上荣耀，但于张元济而言，光绪召见他的那个上午的意义，或许远胜于此。

三
同殿为臣，康有为是张元济崇敬却不欣赏的人，尤其在维新变法积下的矛盾眼看爆发之际，张元济劝康有为“韬晦一时，免撄众忌”，趁各省广设学堂并废八股的机会，回广东办学，培养人才，积蓄力量，“则变法之事不难迎刃而解。”这样温和而实用的建议显然不是光绪和康有为所需要的，更无从契合那个时代日渐膨胀的激昂情绪。
张元济多年后始终坚称自己在戊戌变法时只是外围，功利的历史观也确实将他做的那些更为实际的工作置于尘芥。二十年后，晚清遗臣张元济的身份已变为民瑞脑消金兽国出版家，他整理出《戊戌六君子遗集》，由他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却一桩夙愿。
“余幸不死，放逐江海，又二十年，始为诸君子求遗稿而刊刻之。生死离合，虽复刳肝沥纸，感啃有不能喻者矣！”他在伤怀之余忍不住提及党争一词，澄清到，“匪直前代之钩党株累，邪正消长，以构一姓之覆亡已也！”
“君子不党”是中国礼教基本的训示，数朝亡于朋党厮斗的教训，张元济显然一生铭记于心。他从不关心一己名利，不肯受制于任何派别团体，他只坚持心中周济天下的真理。张元济珍藏着一枚图章，“戊戌党锢孑遗”，暗示了他心中根深蒂固的家国君臣观念。他们原本可以一道存亡于记忆，阖上十九世纪末中国的眼睛。然而，当那个年代浸满血液般猩红的印泥，被压平在一张白纸之上，历史的定论对个人而言，是何其触目惊心，又何其微不足道。

[b]商务印书馆：时间开始了[/b]
一
戊戌一劫使中国知识分子有了更多的选择。
张元济离京赴沪第四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以十五倍于己的工资，力邀他出任旗下编译所所长。尽管商务印书馆创办伊始便拥有如此霸道的名字，但它不过是家规模不大的出版印刷作坊，由夏瑞芳及其亲戚集资建立，依靠当时非常流行的家族经营模式维持生计。野心勃勃的夏瑞芳希望打通翻译、出版、印刷领域，译介最优秀的外国读物攻占供不应求而质量低下的国内市场。张元济踌躇再三，终于还是先推荐了挚友蔡元培。后来，蔡元培辞职离沪，张元济亦对政局彻底失望，辞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之职，奔赴商务印书馆之约。
“壬辰翰林”，张元济的第二枚图章，是他毕生引以为豪、引以为律的自我认定。他一生都死死地抓住它，尽管已被它早早地遗弃。壬辰年那一榜几乎倾尽了封建王朝和一千三百年科举最后一丝回光返照的气力。蔡元培、张元济、汪康年、吴士鉴、徐珂、汪大燮……登第的很多人，之后都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甚至改变着中华文明的编年史。北宋嘉佑二年那张榜单虽令后人高山仰止，对国家凋敝的命运却无济于事。而在光绪十八年，前所未有的一代人藉此杠杆，踏进庙堂。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自己将冲破的已不止这扇门庭，而是整个世界。他们被迫失去这段恪守千余年的憧憬，甚至，需要亲手打碎这面梦想之镜。
张元济在京城时便被异国经验唤醒，“背叛”了四书五经浸淫的童年，这次他将背道而驰得更远。清人朱克敬在《瞑庵二识》中提及，“国朝士路，以科目为正。科目尤重翰林，卜相非翰林不与，大臣饰终必翰林乃得谥文，他官叙资，开必先翰林。”即“翰林” 是清廷极显赫的“潜力股”，在士人眼中，是进阶的先兆。而在中国传统意识中，士农工商的排序命定了商人是最为文人所不耻的职业。历史剧变的前夜，张元济从毛笔顶端纵身跳进铜钱方格中央的无底漩涡，需要怎样的勇气与耐心。
张元济以翰林之身降格从商，却始终未曾摆脱自我预设的身份。他与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他仍在以翰林的荣耀和使命感来驾驭这家前途未卜的民间出版机构，无意间却使之形成了卓尔不群的出版质量和强大的品牌感召力，与同样投身于民族经济的郑观应、张謇诸人，显然同途而殊归。

二
民瑞脑消金兽国三年，夏瑞芳遇刺身亡，张元济不得不全面负责起管理事务，履行着他与商务印书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契约。商务印书馆迅速扩张，稳居国内市场之首，与林琴南、严复等大量一流翻译家、作家建立了密切关联。然而张元济还是碰了软钉子，他发现商务印书馆聚集起的看似能引爆整个知识阶层的力量，并非想象中那样无往不利。民瑞脑消金兽国九年，张元济深感商务印书馆积弊严重，尤其编译部力量薄弱，改革迫在眉睫。他将目光投向以白话文运动震动宇内的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却希望专心学术，始终犹豫不决。最终，张元济邀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到沪考察一月再做决定，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答应了。当日，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在日记中颇有些孩子气地写到，他们极力邀请我带家眷前往，“这大概是一种骗计”，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拒绝“上当”。
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到沪受到热情款待，但他还是趁约见文学青年的机会，向在商务印书馆供职的少壮派杨端六询问情况，杨端六机毫不留情地指出商务印书馆存在的一系列痼疾，如“事权不统一”，“没有一个人能知道营业的道理”，“馆中最大的弊是不用全力注重出版而做许多不相干的小买卖”，“编辑所中待遇甚劣，设备（图书、房子）甚不完备，绝不能得第一流人才”等等。这也正是张元济迫切希望改革的时局，这些情况却愈发坚定了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退守北大的决心。他当面向张元济诸人指出这些弊端，同时，深为张元济招贤纳士的诚意感动，推荐了商务印书馆历史上第二重要的人物——王云五。
张元济这次表现出莫大的诚意，直接任命名当时不见经传的王云五担任编译所副所长，随即升为所长以至总经理。历史最终认可了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推荐和张元济的用人不疑。君子之交淡如水，通常只需一份默契的真诚。费行简在《现代名人小传》中将张元济归入“实业家”，实际上，他却一直在以一个士大夫的精神气质，统领着一个转型中的现代企业，以他的道德感召力，建立起商务印书馆同心圆式的文化辐射圈。

三
起步中的民族产业鱼龙混杂，混战的中国市场需要一股横扫千钧的力量来统领全局。张元济逐渐树立起商务印书馆在业界的标杆，不仅启蒙着中国的普罗大众，更启蒙着当时的出版界。《韩非子·五蠹》有言，“民食果蓏蜯蛤，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商务印书馆的三把利器：译著、辞典和中小学教科书，成为中国出版业蒙昧时代其得以“王天下”的金戈铁马。
商务印书馆迅速聚拢起阵容强大的编辑、作者队伍，出书量一直占据着全国的半壁江山。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顺应时代的屡次及时改革，以及着力于引进世界最先进的印刷技术，无不使商务印书馆形成了当时中国出版界至高的磁场和号召力。
仅仅十年，商务印书馆便在全国建成几十处分馆，架构起畅通无阻的发行网络。旗下《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多种期刊，都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上功绩彪炳。商务印书馆还建起公共图书馆“涵芬楼”，并在此基础上建成中国最大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同时，附设尚公小学、商业补习学校、艺徒学校，师范讲习社以及幼儿园，形成体系庞大的文化重镇。
一个出版盛世的到来，似乎已是探囊取物之事。

四
日本侵华战争篡改了帝国复兴者最后的想象。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印书馆总馆被列为重点打击目标，顷刻化为灰烬。侵略军司令盐泽幸一总结道：“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商务印书馆直接经济损失16330504元，近4000名职工失业。然而，张元济、王云五诸人仅用半年便恢复了商务印书馆，甚至加足马力，“日出新书一种”，这种状况显然是日本人意想不到更不愿看到的。连城烽火再次燃向上海，张元济和五十年前一样选择“顺受”，留在孤岛。为抵东篱把酒黄昏后制日本人不择手段地收购商务印书馆股份，他果断下令，停止一切股东大会，直到战争结束。商务印书馆业务随王云五内迁重庆，秉承“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宗旨，在资源匮乏的时代，奇迹般支撑着内地文教事业。中国学术史上许多扛鼎之作，如钱穆的《国史大纲》、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冯友兰的《新理学》、《新原道》、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都是在战时出版的。
战后重庆谈判破裂，更兼物价飞涨，劳资矛盾日益激化，商务印书馆未能恢复元气。王云五应蒋介石之邀从政，向张元济递交了辞呈。一九四九年，张元济不得不再度赴京，寻求帮助，毕竟，即将成为共和国领袖的人们，多是读着商务印书馆的书投身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动荡离乱一世纪之久的国家重新恢复，北平于他，已如隔世。此刻的商务印书馆，没有夏瑞芳，没有王云五，没有圆桌前伏首沉思的众人，更没有那个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青年张元济。他已将青春供奉给这家民间出版机构，它却仍变本加厉、贪得无厌地蚕食他的风烛残年。
张元济从前的老部下大多已经依靠早年在商务印书馆积累的经验与人脉，成为共和国文化界的顶梁人物，但他们只能用赧然的沉默面对这位曾赐予他们生计与荣耀的前辈。张元济最看重的沈雁冰，即将出任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张元济却试图说服他重掌商务之舵，似乎全然忘记沈雁冰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被他破格提拔主编《小说月报》的毛头小伙，如今已拥有一个更响亮而令人景仰的名字——茅盾。
张元济在北京一直周旋于各种宴请和聚会，他天真地要再寻找一批同道，召集起一个梦幻团队，与他并肩，同仇敌忾，面向看得见看不见的敌人，投出匕首和长矛，在成垛的纸堆中肆意地吞吐油墨氤氲起的五千年凛然光阴。他在文化界的至高声望使得登门造访者络绎不绝，然而，他已无法从中找到一个可以继续自己事业的人。这一年，张元济八十三岁。
经过三年陆续迁徙，一九五四年，商务印书馆收归国有，整体搬出上海。海上出版业的繁华旧梦从此终结。张元济一生都走不出的商务印书馆，终究将他独自搁浅在原地，只留给他一座记忆的空城。又是半个世纪隔眼而去，连张元济的孙辈都已年过花甲，我们早已无从知晓商务印书馆最终迁走的那一刻，他究竟有怎样的所思所想。陈思和说：“商务印书馆那样的民间出版机构对现代文化建设的贡献和张元济先生的个人魅力，一直是我所认同的现代知识分子道路的榜样。”确是对张元济时代商务印书馆最好的总结。
而这剧有始无终的创世神话，至此也便落幕。从来神话只适合传唱于牧羊人的月光下，游吟诗人的琴弦间，永远无从目见，永远不再发生。

[b]涉园：孤独的家族理想[/b]
一
讣告接踵而至。死亡的讯息比侵略者的炮火还要密集，压向晚年形影相吊的张元济。
参加完开国大典半月后，张元济准备离京。这一天他做了三件事：给周恩来、朱德写信告别；再次探望病中的老友傅增湘，“唏嘘作别，恐此为最后一面矣。”然后，前去寻访岳父许庚身的故居和老友许寿裳的故居，斯人已逝，风物全非，“门墙多有移动，非复旧时景象矣”，“不及其门，怅然而过”。
所有人尤其是置身礼教国度的中国人，都生存在各种无形的关联之中，当赖以束缚与扩张的关联一丝丝被生死剥落，还能够依靠什么证明自己的存在？一如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同榜考取进士、获官，毕生相濡以沫的同乡蔡元培，也只能留给老友北大校园里的一具雕像。
回上海后两年，张元济自撰一篇“讣告”：“前岁冬日矣患偏中，卧病有年。今已于本年×月×日（子树年填制）逝去，遗骸即付火葬，不敢举行丧礼，敬辞赗赙，追悼纪念尤不敢当，生前辱荷知爱，从此长辞，瞻念何极。”
这次他将敲上的，是他的第三枚图章，也便是每个中国人毕生都不能改变的身份——用汉字书写的自己的名字。

二
张元济出身海盐藏书世家，号菊生。“菊老”是文化界对他普遍的尊称。他在广州纸行街度过自己的童年，十四岁随母亲回到海盐，冥冥中遭遇了毕生都未曾更改的心灵宿命。他见到了家族传说中的无双圣地——涉园。
涉园由张元济九世祖张惟赤创建，在藏书风行的清代，涉园不仅以藏书、刻书及园林盛景闻名，更因坚守道义而享誉一时。顺治年间，复社名士冒襄携眷董小宛南下逃亡，便由张惟赤收留于涉园，二人结为兄弟。乾嘉年间，涉园藏书达到颠峰。然而，道光年间，家道中落，藏书瞬时散去，随即毁于兵火。张元济之孙张人凤说，家族对此没有任何明确记载，当时太平军的力量尚未危及海盐，涉园如何衰落，始终是个谜。
这个谜也激励着年轻时的张元济，自他见到“林木参天，颓垣欲堕，途径没蒿中，小池湮塞；旁峙坏屋数椽，族人贫苦者居焉”，便纠集起他毕生无从割舍的涉园情结。“偶于苔藓中见石刻《范忠贞诗》，摩挲读之，徘徊不忍去”的犹疑与家族理想，被光阴唤醒。
张人凤准备整理出版《张元济全集》时发现，张元济最大的爱好便是藏书，尤其是寻访涉园刊刻或收藏过的旧书，“他还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版本学家。”商务印书馆亦深受影响，早期即建立起完备的图书资料室——涵芬楼，后来发展成全国最大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然而，那终究已不是一个收藏的时代，郑和之后，当西方文明开始纵横海上，中国已在世界版图上躲藏了数百年。藏着的敦煌被洋人一车车拉走，藏着的王朝尊严被长靴践踏。二十年代，张元济开始斥重金搜寻海内最善本，召集起强大的团队，整理国故，刊行古典，《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先后出版。
此举遭到鲁迅“棒杀”，矛头直指国难当头却流行整理国故，称《四邦丛刊》（续编）为“新的古董”。事实却证实了张元济的远见，《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成为至今出版界无从超越的国学经典。鲁迅的担心不无道理，张元济却有另一种忧虑。西学成风虽然开启了中国民智，流弊却不仅一时。张元济在《我国现在和将来教育的职责》中反思，“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在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佚、贪有暗香盈袖污、诈伪、鄙贱、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使我国家糟到这样的田地，不能不说也是它的结果。”这是他深深担忧的事情，在他心目中，《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里，藏着家族的梦想，藏着“中华民族的人格”。

三
战火席卷太平洋西岸，上海一夜间陷入火海。日本人率先毁去为纪念一战结束而树立在外滩上的和平女神像，一切已不言而喻。
一·二八事变愈发强化了张元济由私人收藏转为公共流通的决心，比商务印书馆总部损失更惨重且不能修复的，是东方图书馆，集众人数十年心力搜寻的诸多海内孤本毁于一旦。此时沦陷的已不是上海，而是五千年华夏文明。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商务印书馆遭日军飞机轰炸。二月一日，日本浪人放火焚烧东方图书馆，烟雾和焦黑的纸屑，铺满静穆的苏州河。张元济之子张树年回忆到，“那天正吹东北风．纸灰由闸北直吹到沪西，落在我家园中。先父对此情景，不禁为之泪下，并对先母说：‘工厂机器、设备都可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是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
时代已不允许涉园的存在，哪怕它仅仅埋葬于心中。

四
如果允许我们想象，想象无数个相似却不尽然的晨昏，或许微有薄雾，或许蒸气缭绕的火车站正在光晕中醒转，或许黄包车夫的双脚在水泄不通的行道上踏出路来……
孙文合上第一次全部由自己执笔完成的书稿并再三嘱咐务必送到张元济手上，落拓中的陈独秀袖着一卷书稿踏进他曾与之口诛舌战的商务印书馆，小镇青年沈雁冰揣着一封推荐函忐忑地敲响张元济的房门……
无数个历史瞬间重叠复合，供认出文化史上梦幻般的上海。
如果彼时的上海只有泥泞的滩涂、黄沙谩道的江流，如果彼时的上海只有林立的殖民建筑、千帆相竞的码头，如果彼时的上海只有灯红酒绿、缠绵悱恻。她怎会让我们心向往之，她怎会让他们没齿难忘。
我和摄影师沿着上海参差不齐的漫长天际线，寻找张元济曾驻足仰望过的天空。张元济晚年居住的沙发花园，如今已被纳入上方花苑的小区管理，地铁在其下呼啸而过。沿着巷陌兜个圈子，躬身穿过草木重影，才终于在枝叶掩映下找到庭院。房屋略显凋敝，但形制未改。院门紧锁，锁已生锈，这扇张元济曾进出几十年的大门，又已经几十年没有打开。铁栏杆上钉着一块硕大的金色铭牌，“张元济故居”。如今，这座三层建筑由七家分居，张元济之孙、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张人凤一家，住在三楼。进出需走后门，木门同样长年紧闭，必得打通电话才能开门进入。老房子的防盗和保养确是极大的难题。
我们所要寻找的那个名叫张元济的普通中国人，在此度过了他中风偏瘫后的最后十年。在张人凤记忆中，张元济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尤其在他写字的时候，决不许任何人说话。他常年蜗居在二楼房间，整理书稿，读书及批示公文，只有在饭桌上，才能听到他说几句话，问一问家常时事。期间，他编校了《涵芬楼烬余书录》，是中国历史上对“一·二八”的另一种诘问与纪念。
我们走下木楼梯，柴门虚掩，雨后的阳光投射进来，泥土之气穿过柏油路上燃烧的城市，渗进脑腔。在庭院中遥望二楼阳台，它早已属于新的住户。欧阳修曾萌发过“庭院深深深几许”的灵感，而居住在淮海路鳞次栉比的故居中的人们，对相机镜头司空见惯，他们从来厌倦于他人擅自闯入并记录自己的生活。
至于商务印书馆的创世神话，在上海，我们只能面对砖瓦或空气，膜拜臆想中的海市蜃楼。当年河南中路的发行部，早已被科技图书公司盘下。天通庵路的第五印刷厂幸免于战火，楼顶“商务”的凹刻招牌缄默了所有秘密。而商务印书馆的主体及东方图书馆，只余下宝山路上一块纪念碑，坐望漫长荒凉的里弄人家。
它们曾是张元济先生心中全部的未来。

（文/张泉 《生活》九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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