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解构”进行到底
——关于“假大空”的《生活》
桑丘的幸福
桑丘一定也以为，自己生来就是为了“征讨”与战斗的，只是他有心却无识，有胆却无力，只好负责背褡裢和酒囊。桑丘的幸福在于，他永远都觉得自己比他的主人堂吉诃德更清醒。所以，一般来说，桑丘会同时保持两种习惯：发自心底的崇敬畏惧和发自肺腑的冷嘲热讽。
具体到我们的时代，能让桑丘们拜服的，往往无外乎两种势力：其一是外来者，其二是自身的传统。前者是空间造成的惧怕，譬如贵州的老虎见到驴；后者是时间磨砺的恐慌，譬如笨狗遇到它的祖先——狼。
这两种势力看起来强大，实则存在致命的弱点。中国有两句俗话可以用来解释它们的处境：对外来者而言，“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对传统而言，“县官不如现管”。
所以，桑丘们选择这两股势力来作为顶礼膜拜的对象，其实颇经过一番思量。他们并不是合格的仆从，他们总是一边追随，一边却在暗地里嘲笑，以此证明，只有自己才是唯一冷静者。桑丘因此，达成了他的幸福。
《生活》不是桑丘，也无意做堂吉诃德。对于上述两股势力，《生活》杂志有自己的态度。我们致力于成就一本本土的杂志，却深知只有同步放眼海外，才能获得品质与内涵的丰富，这是我们与谭盾、徐冰合作的原因，也是我们探访马克•吕布、赵无极、朱德群等海外艺术家的立意所在，我们希望将最优秀的艺术与文化引介到中国，与国别无关，与意识形态无关，与虚荣浮名无关，只与思想本身有关；与此同时，我们渴望重述传统的价值，还原被遗忘的真莫道不消魂相，亦未尝稍忘当代中国的特性、趋势与问题。我们尊重其中任何一者，也决不惟任何一方马首是瞻。我们认为，它们彼此之间是平等的，我们与它们也是平等的。并且，无论世态何其炎凉或者人心何其不古，我们都会始终坚信未来。我们不轻易嘲讽或绝望，是因为我们宁愿做些实际的举动，去兑现给予未来的许诺，而不是蹲在树桩旁边埋锅生火，自怨自艾，像等待戈多一样等待一只免费的兔子。
摇滚乐评人张晓舟先生却对《生活》杂志发言了，《大时代小世界——“文艺复兴”的三种表达》汪洋恣睢。张晓舟先生已经被“外面妞”（外来者）和老前辈们（所谓的传统）折磨得太久，以至他连吉他、架子鼓都来不及带，这样做的原因大概也在于，按照他动辄“搞”一“搞”的逻辑，他是拒绝“前戏”的——所以，他可以不必仔细翻看《生活》杂志就急于发言，这本是K歌之王的普遍特性，却似乎并不符合一位严肃的评论者的基本操守；张晓舟先生向来是艺高人胆大的，所以他只需一枚锈迹斑斑的麦克风即可含沙射影，他只需再度不厌其烦地动用那些他“搞”了好几年的老词汇即可杀人于无形——“解构”、“假大空”、“自由主义”……我根本不打算与张晓舟先生讨论这些词汇的根源与本意，以及它们在中国伪知识分子的语境下是怎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我只是想知道，它们像一块已被咀嚼到无味的口香糖，依然在张晓舟先生舌尖萦绕，作者依然不舍得吐掉，是因为念旧，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张晓舟先生的雄文，与其说是在批判所谓“假大空”的“大中华美学”，毋宁说他在幸灾乐祸地预半夜凉初透言“复兴”之不可能性。中国人正被人将脑袋按进网络全球化的下水道里，中国人还心甘情愿地让“外面妞”牵着走，张晓舟先生在嘲讽的中国现状，语气却更像在劝说——面对外来者的强薄雾浓云愁永昼暴，我们不应反抗而应享受，因为强薄雾浓云愁永昼暴只可能使自己送命……循循善诱的善意口吻。
如果我们继续仔细分析张晓舟先生的文章，就会发现他还有一个精神源头——吓人的1980年代。张先生批判完当下，却找不到出路，只好频繁地拿1980年代来说事儿。张艺谋、陈凯歌、崔健……是他最为津津乐道的名字，在他看来，他们在1980年代是完美的，先锋们尚未凋零，1980年代作为一个时刻永远璀璨，他对那个瞬间饱含敬畏。张晓舟先生大概忘了，中国的历史，并不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
当然，正如我在前文所讲，张晓舟先生显然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只是因口号响亮而成为幽默的排头兵。最近几年，GDP的增长并没能同步改变文化自卑的状态，胡风当年评判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大约还要困扰下去。与此同时，对1980年代的供奉反而如火如荼。这是否是我们内心孱弱的标志？姑且不论1980年代本身是否粗糙与冲动，我只是怀着莫大的疑问：1980年代留给我们的，究竟应是人人自醒的精神，还是那一两个老去的时代英雄？我们更需要的，究竟是对后1980年代的反思，还是对1980年代的神化与膜拜？1980年代已经成为那代人的青春伤疤——当然，我绝对认同它的价值与意义，但是，它已经被形形色色的经营“搞”成了实实在在的癞子疤，甚至不再是冠冕堂皇的伤痕。与其频频拿他们蹭到今人脸上，倒不如认真想想，怎样才能改变当下的时态。许多时候，我们总是因怀念而忘记去创造，因敬畏而忽略了去耕耘。
“外面妞”和老前辈，就这样把张晓舟先生给牵走了。言必称之的虔诚，与不时地嘲弄与怀疑，构成了张晓舟先生的论述节奏。他一直保持着这种枪炮齐鸣的旋律，坚持膜拜，随时争吵，谄媚中夹杂着噪音，“弄”完重庆引发大众的愤怒，又命名“大中华美学”树立假想敌，隐隐把自己装扮成一具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影子。这不得不让我想起桑丘，他疲惫地回到村庄，跪倒在地，总结自己四处声讨与冒险的人生：“他虽然没能发财，却挨足了鞭子。”
一本“假”“大”“空”的杂志
仍然要感谢张晓舟先生的批评。质疑产生，值得我们严肃认真地反观自身。细想下来，我确实发现《生活》杂志有些不明智，不合时宜——从功利的角度，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并且，我也发现，毫无疑问，《生活》正是一本“假”“大”“空”杂志，这值得我们反思与改善。
《生活》之“假”——
在游戏规则方面，《生活》是失策的。尽管我们一度将“复兴”作为共同梦想，然而，《生活》杂志似乎从未直接而全面地探讨过关于“复兴”的话题，旗号先行，抢占一座山头，树立一面横幅，而这在众生喧哗的当下，何其重要。
我们从未像《南方周末》那样邀请“学者知识分子”发起讨论，我们也从未像《城市画报》那样历数一系列“文化艺术工作者”来担当“中国城市新文化推手”。与他们相比，我们的工作看起来何其默默无闻，何其微不足道。我们去被爱滋病困扰的村庄，去走访老人们了解被无情漠视遗忘的传统文化个案，我们言说普通而平凡的悲欢，我们从未放弃真诚与真实的情感。我们总是以沉默的行动来践行信念，而不是将它们写进大字报、引爆新闻点。
《生活》杂志的另一个不遵循游戏规则的做法在于——我们从未伪善地去冒充别人的精神导师，或者尚未进入现场便粗暴地急于下结论，我们只是想与众人分享我们的行程见闻，让众人看到那些他们所未尝了解或者早已淡忘的世界。然而，对受众而言，是否意见总是比事实更重要？是否擅自推导出的结论总是比实际跋涉的过程更客观？
我算是看透了《生活》的“虚假”。我们太诚实了，我们没有堂而皇之地玩弄厚黑学并自称纯情。如果篡改祥林嫂的话，就叫做：“我们真傻，真的”。
《生活》之“大”——
我一直设想，每期的《生活》杂志应该同时配备一面放大镜，以使读者更明白我们的用意。每次采访都会造就一些意想不到与百感交集，苍老的人守望着苍老的艺术，年轻人淡漠了民族的前事，城市里进行着荒诞的交易，平凡人过着不为人知的悲情与不凡的日子……我的一位同事曾告诉我，采访完，她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平复自己的感情，才能冷静地进行写作。这种情感，张晓舟先生坐在电脑前，或者睡在塞满性服务广告的西南酒店里，大约是无从体会到的。
《生活》不惜放大一些人与事，并不是因为我们在用放大镜看世界，而是许多细节一旦被审视就会爆发无数的触角，令人毛骨悚然。与那些张晓舟先生所谓的“大中华美学”的代言人相比，《生活》更多的篇幅却是在叙述那些被遗忘的时间与角落，被漠视的人与事，他们身上潜伏着强大生命力，他们才是这个民族的前行之力与真正底限。我们不是在悲天悯人，不是在高高在上地施加同情的压力，而是真诚的情感交流。所以我们不吝于主动使用放大镜。
我们使用放大镜的另一个原因是被动的。最可怕的不是无知，而是无法自知。有人自谓并不蒙昧，事实上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似是而非的几片菲薄的概念就可以填饱他们的肚子，有色玻璃窗外方寸的阴霾就让他们误以为是整个世界。他们迫使我们举起放大镜，甚至架起显微镜，如果这个目标是可以达成的，那么我们会坚持“厚重昂贵”，坚持不惜成本，一些不幸的家庭通常使用这种方法来拯救植物人。
《生活》之“空”——
《生活》的“空洞”简直路人皆知。人家都死盯着GDP和CPI，人家都在偷玉枕纱厨窥下载明星的隐私，人家都在预半夜凉初透言股东篱把酒黄昏后市走向，攀比房子与汽车……《生活》却在倡导“生活的禅意•生命的教育”，从哲学、文学与美学的角度来理解当代中国。人家都在乐此不疲地娱乐着，物质着，《生活》却信奉思想的力量、信仰的意义，渴望寻找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因为，我们连自己都并不真的了解。在过去的一年中，《生活》始终在进行“发现中国”的行程。在这个疑似宏大叙事的主题背后，我们要发现什么呢？我们渴望进入现场，潜入细节，我们渴望寻找那些潜伏在普通中国人身上的激情与诚实，促成这个国家前行的力量，困扰这个国家的现实问题。我们希望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将一种类似田野调查的形式，以更具美感与文学化的形式表达出来。我们相信文字本身的力量，我们更信仰思想的终极价值。我们之所以把“发现中国”的时间跨度拉得如此之大，正是基于计划性，我们希望自己不是在草率地下结论，而是经过了真实、细致、生动的捕捉与论证。我们不认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会于这个时代有益，我们拒绝肤浅的见闻，没有血肉的叫嚣。
《生活》此举不是为了划分名利场或者圈地隔离区，而是因为，我们始终在反思：难道只有整个世界都用一个声音说话，才是文化传播机构的责任？才是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
《生活》因此，注定不能成为一本哗众取宠的杂志。因为坚信希望不死，价值永存。这念头并非是我们的迂腐或不可一世，而是我们相信行动总会招致批评的同时获得一些成效，无论是大是小，至少我们需要迈出这一步，而不是怨天尤人，束手待毙。
最后，我还是善意地希望多栖明星张晓舟先生，别在任何领域都竖起摇滚精神的贞洁牌坊，无论评价体育、城市还是文化评论，言必称摇滚，让人摸不清究竟他想“we will rock you”，还是除了摇滚之外他其实“一无所有”。
我在此绝对无意诋毁那些显赫一时的摇滚英雄，相反，他们曾深刻地影响过我的青春期。然而，我更想知道，当下中国最需要的，究竟是那颗已经飘忽不定二十多年的“滚石”，还是一颗磐石？中国向来不乏激昂的情绪，愤怒的吼叫，中伤甚至自残，然而，此刻的中国，更需要的是沉稳的耐心，而不是游离的激情；是持之以恒地前行，而不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如果张晓舟先生还是只想做一颗滚石，那么，被折磨的大概只有广大的读者，我们荒诞地发现，自己一夜之间变成了倒霉的西西弗斯。
张晓舟先生《大时代小世界——“文艺复兴”的三种表达》：
http://epaper.nddaily.com/C/html/2008-03/25/content_42144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