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00年代，随着国家的变故，在中国，逐步建立起一种独特的人际生态。
每个院落都是一个独特的聚居群，人们以年龄和威望来确立权威，具有比亲情更为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不同时代的人们，在院落里，共同面向外面世界的世事荣辱与命运浮沉，执著而坚定地相携前行。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独特关联，正随着一代人的老去而解体，永远消失在礼教中国的土地上。
裂树
北大学生匡互生火烧赵家楼的时候，我爷爷和我奶奶正站在筏子上，背朝黄河。
船老大操着含混的方音喊着号子，第一次出门远行的爷爷，忐忑而又百无聊赖地环顾四周茫茫的河水，努力辨认着每一个音调：
“大船玩到九江口，小船玩到漫沙滩。大船装的江大米，小船装的青竹杆，我问你装竹杆为何用？姜太公钓鱼争根杆，七尺杆子八尺钱，一钓钓了八百年。八百年来不为满，十八家王子争江山。”
爷爷不愿意过河。在乡人看来，河就是土地的边界，趟过一条小河，已经意味着将要闯进另一个世界，何况是黄河。然而，船老大的号子却又分明提示着他什么。谁也无从赶在船老大开口之前，预料到下一句究竟会降在中原还是落到江南。那起兴像一根九节鞭，甩出去之后便一环套一环地扶摇直起，再不回头。
爷爷要去的地方，便是匡互生们为之号呼奔走的青岛。只是此时他还不知道，“还我青岛”的黑底白字横幅正铺满北京，成千上万人在街头直面死讯。
他对青岛的想象，来自兄长的描述。在胶济铁路的终点，有一个桅帆竞立的城市，沿着海岸线分布着德国胶澳总督的官邸和成排的异国建筑。除此之外，兄长不知道还能对他再说些什么，用来区分青岛和故乡。
这座移民城市的风云变幻，被前清学部侍郎刘廷琛书写在齐燕会馆门前的楹联上：“齐鲁为礼义文物所宗谁使海邦同被化，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我来田岛问英雄。”它聚拢一切，又消融一切；它成就一切，也可能毁灭一切。
55天后，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顾维钧的回忆中，“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
在我爷爷的记忆中，那一天同样颇不平凡。
他在晨曦中看到一棵怪树，孤零零地伫立在院落门前。树在斜次里被劈掉一半，像被削去了头颅和半个肩膀的一员悍将，尤自挥刀向前。
面对突如其来的冷清，爷爷揉揉眼睛，有些不适应。他刚刚从熙攘的人群中挤出来，街上的商铺正在陆续开业，整个城市仿佛蒙上一层喧嚣的尘土。
迟疑之间，一个老头从院子中走出来。爷爷忙恭称一声“高大叔”，两人用两种方言配合手势，讲起话来。“高大叔”说，几个月前，响晴薄日，天上却平白无故起了炸雷。他跑到窗前瞄一眼，正看见半空中扯起一道闪电，门外的老树硬生生被撕成两截。随即，雷声传来，甚至没听见树干落地的声音。他的话突然停住了，因为他见面前这个年轻人眼中居然现出一丝喜色，不禁有些莫可名状。
有什么好开心的？他问。多不吉利，要不是没地儿住，我早搬走了。
爷爷却摇摇头，我们那儿的规矩，雷公来过之后，反而会保佑这里。
“高大叔”一楞，随即便瞪起眼睛，那被雷公劈死的人呢？雷公能一路护送他们上天堂？
天堂是什么？爷爷觉得莫名其妙。
“高大叔”摇摇头，听人说的，你去德国礼拜堂看看就知道了。他微微侧身，身后现出一方模糊的教堂穹顶，直抵云天。
爷爷怔怔地遥望，却无暇顾及天堂究竟是什么。他回头对奶奶说，没错，就这儿。
“高大叔”站在天井里，指着四壁耸峙的屋檐，发了话，东屋我住着了，还有四间，你们随便挑。
爷爷便把行李搬进西屋，取些家乡产的花生分给“高大叔”。两人站在天井里聊天。
在哪儿高就啊？“高大叔”问。
刚在山东铁道四方工厂讨了份差事。
呦，前几年不是叫日本人占去了吗？
谁说不是呢，我看，甭说这厂，用不了几年，咱中国都难保怎么样。
“高大叔”背着手，叹口气，先是德国人，又是日本人。咱们老百姓，给谁干活不是干啊。
爷爷点头称是，您自个儿住这院子？
哪能啊？我就是一看院子的，主人早亡故了。这几年眼看着住在里面的人，搬来一批又搬走一批，很多不还是回老家了？你可别嫌我说话不好听，在青岛，营生不好做啊。
“高大叔”正感叹着，忽然抬头看见明晃晃的太阳正笃悠悠踱过远处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堂的穹顶，忙拍拍脑门，得，你先忙着。今儿个六月初一，我看戏去了。话音未落，后脚跟早已迈出门槛。留下我爷爷一个人站在偌大的院子里，面朝深不可测的未来，门外的怪树冲他嘿嘿冷笑。树冠上的伤痕，像一张拉满的弓，不动声色地收纳了那一击的力量，蓄势待发。
这就是我爷爷的一九一九。历史以这样的方式，掠过他的生命。
废钟
十八年后的一个夏天，大清早，有人气急败坏地砸门。
西厢房的裁缝随手披上一块布料，起身走到门边，蹲下来顺着门缝向外面窥探。门外，一身破成碎条的衣裳里，装着一个拿毡帽扇风的男人。
找谁？
裁缝故意拉粗了嗓门，问出的话却还是怯怯的。
安徽来的钱老五家住这儿吗？
裁缝见外面那男人垂下头，一只手虚撑着门框。裁缝眨眨眼，开了门。来客几乎一头撞进来。裁缝退了两步，身后，早有一个年轻女子闻声从自家屋里夺门而出。
钱老五怎么了？她问，眼中闪烁不定。
来客打量了她一眼，你是他老婆？
那女子点点头。
来客从怀里掏出一块怀表，他死了，我是和他一块儿打仗的。
起初，她满面狐疑地逼视着他良久，目光落在怀表上，终于死了心，连眼泪还没来得及流出来便晕倒在地。
院子里乱成一团。住在东厢房的河南来的马大夫忙去掐她的人中，她的屋里却又传出婴儿的哭声，我奶奶从院子里的灶台上舀起一碗稀粥，便跑进她房中。
战争爆发已经一个月，除了报童每日在街上游走叫嚷着最新的阵亡人数，院子里的人们感受不到战争的气息。关上院门，再关上自家的二重门，战争就仿佛可以被关在外面，永远攻不破这座堡垒。人们照样上班买菜，从未觉得战争距离他们如此之近。
正午，钱寡妇回过神来，她没再说什么，也不再哭。她挣扎着起身想把怀表埋了，权充丈夫的衣冠冢。然而，院子里的人们劝她，不如留着，做个想念，困难的时候，也可以拿去当掉，度过危机。她看看睡着的小女儿，一侧襁褓中的儿子，于是点点头。
“高大叔”的儿子高老师给钱老五写好牌位，供在钱寡妇家桌上，前面摆上一碟咸菜，一碗二锅头。这件事便如此告一段落。
然而，人们心中早已起了波澜。晚上，我爷爷和我奶奶怎么也合不上眼，稍一合计，便起床收拾行李，一早赶往火车站。此时的中国，人们正纷纷筹划着向南逃亡，爷爷和奶奶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惦记着老家的父母亲人，十八年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返回故乡。
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看来，似乎永远都会有一个被称为“乡下”的所在，可以躲避一切灾难，可以抗拒一切因果。
许多年后，听到小柯的《对镜梳妆》，我时常会怀想那一幕场景，或许，它曾如此温婉而妥帖地出现在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生命中。
“在一九三七年，我们踏着炮声回家，那卢沟桥的冷月，映出你脸上红霞。”
刚进腊月，我爷爷和我奶奶便重新回到青岛。他们惊奇地发现，道路上设置了重重关卡，一排排刺刀喳着银光。中国人正排着长长的队伍通过关卡，前面的人对日本士兵深鞠一躬，喊一声，长官好。
他们回到院子，院门斜挂在门框上，寒风吹得摇摇欲坠。院子里散落着杂物，灶台上甚至没有锅。所幸，院子里的人们都还在，人们苦苦支撑，相互挟持，没再有人在战争中意外死去。日子一旦踏上周而复始的轨道，也便可以无所畏惧亦无所期待，就像挂在门前怪树上的燕巢，轮回几度，奔波中的燕子已不会再在南北的飞行中体会出丝毫快意。
战争的记忆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都市依旧繁华，街道依旧流驶。战争的八年间，院子里添了十几个孩子，一下热闹起来。孩子们拖着长长的鼻涕，候在路边，单等煤车路过，便冲上去争抢落在地上的煤块，拿去卖钱。没有私塾可上，却也并没耽误看书写字。倘若大人不在家，也一定可以到院子里其他人家里拿到自家的钥匙，或者喝一碗滚烫的“粘粥”。
孩子成为院子中人们生活的重心，对大人们而言，孩子们意味着踏向院子之外世界的一切可能。而大人们，也同样在等待踏出院子的那一天。
《青岛新民报》上，王度庐开始连载武侠小说《海上红霞》。他第一次以青岛的道路和景观为故事背景，院子里的孩子们便认定真有其人其事，成群结队地循着报纸，跑到当地求证，要求拜师学艺。有一天农历七月，高大夫到中国戏院看戏，带回一条离奇的消息，七月七要演《天仙配》，届时，牛郎会牵一头活牛上台演出。高大夫说，就冲着这则广告，七月七的票已经快卖光了。裁缝白了他一眼，去田里不能看啊？
然而，无论如何，人们需要在别人的故事里获得鼓励与抚慰，以及生存下去的勇气。
直到有一天，钱寡妇突然起了个大早，郑重地拉着女儿和儿子，到院子后面挖东西。铁锹挖了足足有半米深，钱寡妇终于停下，抹一把汗。
她哆嗦着解开一块沾满泥土的红布，拧紧了怀表的发条，静止了八年的指针终于开始转动。
这块怀表后来成为整个院子的人们计时的工具。它被挂在钱寡妇家的屋檐下，天气好的时候，人们一抬头，便能循着被指针反射到天顶的阳光，辨认出时间流过的方向。人们起初不肯把它挂出来，担心钱寡妇触目伤情，她却执意要这么做。
三年后，钱寡妇还没等到建国，便得风寒去世了。临终前，她拉着我奶奶地手，说，我的孩子们只能托付给你们了。
院子里的人们一直照顾着他们，直到院子拆除，他们可以自立门户。
人们也早已有足够的积蓄买一个座钟，或者手表，然而，院子里的人们依然习惯踏着那块怀表的步点，上班，上学，或者出门买菜。直到院子被拆掉，人们换了新居，我奶奶有时仍会习惯性地歪过头去打量墙壁，却再也看不到那块怀表。
涸井
有一天晚上，爷爷睡觉的时候听到一声沉闷的水声。他正梦到自己坐船出海，以为船后有鲨鱼跃出水面，恍惚之间，便没有理会。第二天，院子里的人们发现，裁缝投井自杀了。
前一天，院子里闯进一队红卫兵。他们认定，裁缝是一家大纺织厂老板的私生子，并且煞有介事地说，他父亲逃到台湾去了，但给他留下了多少黄金多少古董。院子里的人据理力争，证明裁缝大多数时候都在院子里做事，和外界几乎没多少关联，然而，无济于事。三十年后，院子再次遭到洗劫。他们掘地三尺，全无收获，却仍旧不依不饶，派人守住院门，以免裁缝逃出去。临走前，他们说，此地号称“上青天”，自然留下很多余孽，怎能不把这些人揪出来？何况，裁缝的手艺一定有师传。
裁缝自始至终没有争辩一句，他独自回到屋里，关上房门静坐。傍晚，我奶奶端了一碗菜两个馒头悄悄去给他，他吃了两口便放回窗台上。
那是他的最后一餐。
裁缝一辈子没有娶妻生子，人们只知道他祖上是山西人，几十年来没能改掉乡音。
院子里的第二代人已经嫁娶生子，他们的妻子与丈夫，也都留在院子里。院子里人们的身份变得更加复杂，每一个外来者，都会在第一时间被排上辈分，院子以这样的方式来接纳新到的人们。它像一个急剧膨胀的家族体系，电光石火之间，第三代人已呱呱坠地。在他们小时候，无书可读，爷爷奶奶曾经用来教导他们父辈的教育方式，于他们已经有些格格不入。他们会为一句玩笑，去放掉另一个院子中喂养的鸭子，他们也会成群结队地出去打架，他们有着比前代人更为强烈甚至畸形的院落意识，所以，许多年后，他们会看着《阳光灿烂的日子》或者《与青春有关的事》，泪流满面。
几年后，临院告状的人不再冲进院子。因为院子已不复存在。
许多年后，当我排在第三代人的末尾姗姗来迟的时候，甚至连院子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身处两代之间的真空地带，上不着村，下不着店，我与院子里的两代人都不是真正的熟悉。而院子，也只是在父辈们的闲聊中梦魇一般地出现，它甚至不是屋檐堆砌起的四角天空或者被窗棂镂空的外面的世界，而只是一群纷繁复杂的往事纠缠成的蛛网。
早在三十多年前，院子便已拆掉。院子中的人们，散落在相临的两幢楼里，后来，又各自搬迁到更远的地方。然而，无论他们搬得多远，只要是在市区，父亲一定要千方百计打听到他们新的住址，然后，每年的第一天，都是留给院子里的长辈们的。对我而言，像在履行必要的仪式，机械地以“姑姑”“姑父”“大爷”“娘娘”这样的称谓加上数词前缀，或许第二年依然记不清他们的模样。我称呼和父亲年纪相仿的人为哥哥，或者被比我年龄还大的人喊作叔叔。这是我对每个新年的第一印象。
他们寒暄的话题每年都不会有多少新意，无外乎健康、工作和子女。然而，他们乐此不疲。
每年除了过年过一次面之外，他们还可能有的见面机会，便是院子里某位长辈的葬礼。那时我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那样珍惜每一次见面的机会，哪怕只是在我看来无谓的寒暄。
院子里的第一代人全部离世之后，当自己的兄弟姐妹们之间发生纠纷时，大家不约而同想起的那个可以出面主持公道的人，是从前院子里的大哥或大姐。
几年前，曾经在院子里生活过的最年轻的一代，也走了一个人。他是“三大爷”的儿子。因为与人打架，在他父亲的寿宴上，被骗进一间包房刺死。有一天，已经独自搬到郊外住的“三大爷”突然在外面敲我家的窗户，他执意不进门，却和我父亲说了很多话，然后，又独自离开。他带来一个消息，这幢楼也要拆了。院子不存在之后，院子里的人们将这幢楼视为院子的缩影，当这幢楼也不复存在之后，人们又将到哪里安放彼此的往事？
他的儿子虽然与我同辈，我却并不熟悉。我只是隐隐知道，当年院子里的孩子们，后来成为了我们的父亲。然而我们，已经变得互不相识。这是院子注定的宿命。
加西亚·马尔克斯可以洒脱而草率地为他的传奇结尾，“马孔多这个镜子似的（或者蜃景似的）城镇，将被飓风从地面上一扫而光，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抹掉，羊皮纸手稿所记载的一切将永远不会重现，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然而，生活在院落中的人们，却将这种关联延续到三十年以后，只是，它还能够走多远？
我只是自始至终都不明白，为什么院子已经不存在三十多年，而院子中的人们依然可以保持比亲情还要真切的关系。
究竟是因为人们曾相携度过那段过于久远的岁月，还是因为人们已然深知，无论如何追索或反顾，也决不可能再找到这种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的关联。
我想起贾平凹说，素未谋面的三毛，托朋友带给他一封遗书。其实，我也很想用这样的话来询问父亲，“您的故乡，成了我的‘梦魅’。商州不存在的。”
倾巢
我承认，我曾预想用最平实的言辞来描述这些故事，然而，我做不到。我无法用几千字的篇幅奢望面面俱到地讲述一座城市和它的百年，或者仅仅是一座院落和它的命运。我不得不动用如此繁复的意象与隐喻——尽管我曾试图选择一种更为平实无味的手法，从而更好地赋予这段历史以流逝的快意。
如果历史可以被抓住，它便不是历史。因为它飘忽不定，可以肆意摄走一切生命，它才成为历史。
不过，我仍然决意要寻找。
除夕，整整一个下午，我都站在一片废墟中仰望那棵怪树。它还活着，平整的枝干上冒出绿芽。它每年都努力地抽出新芽，却从来都没长成过。
它俯瞰下的人们，已经代谢过一拨又一拨，它周围的建筑也变化过好几次，然而，这树扎根的位置好，犯不着谁，所以人们也就不为难它。那道被闪电嘶咬的伤痕，已经被风雨磨砺得模糊不堪，恢复了与树体同样的颜色。然而，那道平整的疤依然斜躺在树干上，像一只无神的眼睛，直勾勾逼视天空。
这棵树让我能够揣测院子当年的位置。我从来没有见过它。
树上挂着一只空巢，在凛冽的春风划过的暮天下，燕子已经多年不回来了。
晚上，我只得沮丧地回去问父亲。
父亲说，院子被拆除之后，在上面建起了一家小饭店。
那饭店我记得。它一度支撑了整个物质贫乏的八十年代。那时，院子中的人们早已住进楼房，成为遥远的邻居，排着长队的人们却仍然亲切地相互寒暄，在寒风中不停呵着手，只为了等到它的下一锅油条。
后来，连饭店也拆了。搭起了一个临时房。一家收破烂的夫妇住在里面。
院子的方位就在……父亲把一张纸铺平，正要拿笔在上面画，突然停电了。
黑暗中，我听见父亲说，其实什么都没了，只留下一口井。在那家人家里。
原来是跳闸。我去敲那家人的门，男人裹着大衣，探出头来，警惕地向外看。
原来是你，他说。
我讪讪地回答，我……我想看看那口井。
他浑浊的眼中亮了起来。
然后我便知道，其实是在我背后，月光闪出云层，灼亮了他的瞳孔。
他退了一步，让出路来。狭小的房间里冒出一股轻烟一般的声音，仿佛木塞开启的瞬间，从瓶中喷薄而出的空气的叹息。
电视机里，青岛人黄晓明的歌声落到这一句，“回忆再明显终究消散成云烟。”
我环顾一周，简陋的床上堆积着高高的被子，一个大衣橱顶天立地站着，扒着天窗向外看。一个圆形的茶几上摆着电视机，茶几上铺着一块红布，四角垂在地面。电视里播放的，是每个沿海城市的人们既爱又憎的上海滩。
我茫然地望向男主人，因为我没有见到井。
他有些赧然地掀起电视机下面的红布，一块石板压在井上。
我的心里仿佛涌起水声。
孩子小，担心他不小心掉进去，他解释。
里面还有水吗？我问。
有时半夜能听见里面有人说话似的，他一直沉默的妻子插话了。
他瞪了她一眼，余光扫了一眼旁边酣睡的小儿子，转头对我笑道，别听她瞎说。
我道一声谢，把红布重新搭好，退出房间。
一只壁虎擦着吊灯掠过，在天花板上印出巨大的背影，渐次扩散蔓延，却又瞬息不见。
九十年间的人世沧桑，也便潜身于这一起一伏的身影里，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曾有岁月如此决然地划出伤痕。
第二天，我随父亲去给钱寡妇的儿子——我应该叫他一声“二大爷”——拜年。他从怀里摸出那枚怀表，褪了色，却被汗水摩挲得铮亮，能够照出人的影子。他拧紧弦，指针的声音从他的指缝间拂过，有如流沙。
父亲听着那声音，面色凝重，没有说话。
那钟音，终于让我可以确信，院落真的存在过。只不过，我们都那么清醒地知道，被时间搜罗走的东西，你讨还不回来。
（文：张泉 《生活》2007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