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卡大叔

我始终相信我能见到德卡大叔，就像莫泊桑始终相信他能见到于勒叔叔。
第一次听到德卡大叔的名字，让我想起敦实的小个子德约卡夫……德卡大叔是藏民，想必斜披着的大裘会垂下肩头，同样敦实的身材，用生疏的汉语倚着门框向人微笑。然而，大多数人见到他时都是夏天，那他大约也只能穿一件或许略显花哨的粗布大衫，瞪着精明的眼睛，在炎热的空气中，面无表情地和你谈生意。
去年夏天，携程上到处都是德卡大叔的名字。他的家，他的院子，他的女儿，他的酸菜包子。酸菜包子，它像魑魅一样在那个夏天折磨着我，尽管我知道，它真的未必好吃。MM为了安慰我，吃火锅时专门点了四川酸菜，我知道它根本不好吃，我只是任性而已。
其实，德卡大叔的名字呆在携程上已经很久，每个曾在九寨沟藏民区里过夜的人们，都会提起这个名字，那里几乎是公认的最佳落脚点，虽然有人说，他也开始不再朴实，他也开始漫天要价。然而，就像在扬州，人们偏要寻找茅盾住过的破旧客栈一样，德卡大叔的家，是一个梦境。
我偏执地要在那个夏天去四川。毕业那一年，我和纷纷离开上海的朋友们说，一年后我一定会去。却又犹豫着自己的单反，我实在无法继续忍受在一堆长枪大炮中孤独地擎着我的小佳能，更加无耻地档在最无耻的那个摄影记者前面。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真的。
如今，这个梦魇已不再纠缠我，我曾经排定的紧凑行程，已在今年元月的WORD病毒事故中化为乌有。我仍在用我的小佳能自娱自乐，有人极不像男人地在网上和我讨价还价后，我宁愿留下它也不要它担受耻辱。
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周期性怀旧又发作了，所以，无兴趣者可以直接略过，以下省略多少多少字。

大约就是整整一年前，与东广的合作在最后一刻结束。我在徐家汇的东来顺接到这个消息，在烟气弥漫的房间里，手指一下就冷了。我和文文天真地想做最后的努力。我在弥漫着膻气的门口给老板打电话，我说还有一周时间，十万张宣传单已经发下去，足够覆盖上海，我们还有那么多发行员，还有老师在和我联系。老板平静地说，已经太晚了。
那是第一次我觉得事情可以改变，却又终究无法改变。
两个月的努力。我的脑中堆满无数个词，凌晨，烈日，计算，计较，吹捧……所有结束只需要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于是，我也平静地吃完饭，平静地坐末班地铁回去。
那天晚上，东广开始停播广告。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后来老板说。老板永远技高一筹。后来我想，这件事的成败，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的履历上从不缺这样的一笔。再后来我想通了，有时失败或许真的比成功更让人有成就感。
上次回上海，拿到了最后一期印有我名字的杂志。梁老师问，下面的一期也出来了，不拿吗？下面的一期已与我无关。算上极早就上市的七八合刊，在外人看来，我是八月底才离开杂志社的。这很有意思。希望百年以后，我的研究者们不要被这件事情弄得摸不着头脑。

去年夏天我几乎看完校园网上所有电影，用六个昼夜边画油画边重温了八三版射雕、李若彤版神雕，我不喜欢主题歌被换成《天下有情人》，尽管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它很好听。然而，对我而言，它永远只属于那个“留驻刹那永远为你开”的从前。
八月后，每天骑车去上外读高口，除了英语什么都不说。我沿着那个芝麻大的校园兜了一圈，发现以前经常坐过站的末班车车站，居然就在眼皮地下，只是天黑我从未注意。当然，我还记得那个月的两期也许可算空前绝后的《新周刊》，“汗语言拍案惊奇”和“生于80年代”。它们从来是我唯一的精神慰藉，尤其在那个闷热的充满英语的夏日。有天下午我逃了高口课去杂志社，当老师们看到那个红黄相间的艳丽封面发愣时，我还对老板说过，这是中国最好的杂志。当然，我已找到现在中国最好的杂志。我依然尊重新周刊，只限于尊重。那个八月，我还发现，丰裕的生煎真是不错，配上沙锅小馄炖，肯定比德卡大叔的酸菜包子好吃许多。
按照李断臂的说法，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德卡大叔”。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古老夏日。
那些个古老的夏日……我想起《归去来》流行的那一年，我们去初中楼发我们的文学社社刊。那次校长说我的文章言帘卷西风论反动（又是他！没错！我想起来了，就是同一个人，一年以后比星爷还无厘头一百倍啊一百倍地说我是后进生。他不是一个人！不是的！），也是在那次，许多人第一次读到席慕容的《青春》，“所有的结局都已经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样的一个开始，在那个古老的不再回来的夏日……”那是中国现代诗人中除了北岛和顾城，为数不多的我能背诵全文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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