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达芬·奇，无关情人节的回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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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是个后知后觉的人。
譬如情人节，这个借尸还魂的七夕，或者人老珠黄的圣瓦伦丁节。
第一次确切地知道情人节，我们上初一。
那天傍晚，W中的老大颇为自得地向我们总结战果，他总共送了两束花，收到三块巧克力。
男生要给女生送花，他说，女生要给男生送巧克力。他像看傻瓜一样看我们，板起指头数自己的胜利。
那天当然是2月14日，那一年他马上要初中毕业。作为一个中学的老大，居然可以毕业，诚然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我第一次见到W中的老大，他的脸上都是血，当年流行的中分发型被扯乱了，勉强见些痕迹。他瞪着眼，呼出的气在空气中惨白地，膨胀，上升，再膨胀，仿佛就要凝固。他向后看，不断向后看，想要说什么，却又终究没有说，便走了。
1994年冬天，温度还没有降下零度，学生们就已经开始盼着裹一件略显臃肿而冗长的蓝色军大衣，冲上尚未结冰的街头。作为那一年的流行符号，它的派头并不逊色于LV。有时，街上游逛的孩子们也会往里面塞些东西，比如，刀。
那天他们没有用刀。我路过时，他们已在收拾战场。后来达芬·奇告诉我，他们八个人打发走了C中的群众，便围住那老大，每个人都穿着长筒军靴，每一脚落在他的脸上，背上，膝盖上。他在那条通道里翻来滚去，从这一边被踢到那一边。达芬·奇的语气漠然，像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和那一年里我见到他的每一次都一样。
达芬·奇是我在十四岁前最好的朋友。

半个月后，W中的老大却成了大家的朋友，他没有说出原因，大家也便懒得理会。总之，W中的老大重又整好作为那个年代标志的大中分，长发垂下耳际。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情人节，以及它的游戏规则。
我没有兴趣再去回忆W中的老大。
他毕业后去了哪里，他现在改邪归正老老实实地做着一家公司的小白领，或者正在耶鲁的图书馆里埋头苦读，又或者陈尸在某个城市午夜的街头，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
此后，我没再见过他。

90年代初，《忍者神龟》刚刚在国内上映，里面用双刀的叫做达芬·奇，用双节棍的叫做米开朗琪罗。那是达芬·奇名字的由来。
那是个完全靠分数讲话的年代。学生们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分流，每一次考试都预示着一些人的出局，对老师和家长们而言，成绩不好的学生注定从这条向金字塔上攀岩的道路上失足，甚至永无翻身之日；与此同时，对学生而言，出局的，却是成绩好的学生，被瞻仰，被疏离，被孤立，最后自己孤立自己，自己挥霍自己。因为在那个时候，谁都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谁都不知道哪一天自己也会从绳索上跌落，站得越高，便摔得越狠。多年以后，我依然爬在这条已然不能后退的路上，望向遥不可知的顶点，从不知道自己最后看到的，会是什么。
于是，我们必须走向不同的路，留下各自不同的轨迹。我经常想，也许我们对调一下也是好的。可惜没有。按照世俗评价标准对所谓“坏”的界定，那十几年间，和我过交甚密的同龄人，没有几个是人们眼中的好人。我的人缘从来不差，却总是不容易和所谓好学生们有深交，你可以说我是一个自私自负的人，这可算是种解释。现在看来，我没有变坏，似乎从来都是一件值得开香槟庆祝的事情。
许多年前的许多事情，都要狠狠地思念才会回想起来。然而，能让我一直记得的，只有一个场景，他们一次又一次抬起手，挡回别人递给我的烟。它像一个被剪辑下来的电影片段，一遍一遍在我的脑海中浮现，重播，像一个梦魇纠缠着我，许多年。在那种场合，分烟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然而他们总是事先替我找到过分多的理由作为回绝，然后私下对我说“你和我们不一样。”我从不觉得有什么不一样，我也从不觉得抽烟就是一个人变坏或变得贪婪的标志。除了影响健康之外，我对它并不抱抵触心理，何况危害健康的事情我并未少而为之，譬如在这个无法入眠的午夜，对着辐射惨烈的电脑叹息。

几年后我再遇见达芬·奇的时候，他仍说起这句话，说完他便沉默。那时他已经从技校退学，开始工作，我们已经三年没见了。那是1999年大年初二，那年情人节的前一天。
拜年后，我们去接他的女朋友。
她从琅琊台回来，我们在码头上等轮渡。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很少去海边了，那也是我最后一次站在岸上看着船笨拙地靠岸。许多年前，我们曾循着声音，攀着墙，在远离海边的一片铁路边的沼泽上空看到过大群盘旋的海鸥。这件事曾让我们惊讶了好几天，只是后来我们都慢慢地习惯了用沉默来抵抗惊讶、恐怖、快乐或悲哀。
不知道那个女孩已经是他的第几个女朋友，更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存在这段爱情。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四个月后，我常常在晚上风最大的时候在马路上独自走一个小时，连影子都看不见，风迎面扑来，好像可以把整个人都吹透，后来这成为习惯，再后来成为症结，再后来成为奢望。
当然他已经辞职了，喝得有点双脚打晃。他一遍一遍絮絮叨叨地说，“别和我们一样。”他历数着那几个名字，几个多年未见的朋友。
我不知道，也许他后悔，或者愤恨，关于自己，关于小学时老师和家长的种种，或者属于我们那个年代残酷到不可理喻的教育？
我们都没的选择。
那时，宁静和丁子俊演的《上海之恋》热映，捧红了张震岳的那首歌，后来他便一遍遍地哼起那首歌。难不成是失恋了？我问他，哥们儿，这有什么看不开的呀？
他不置可否，我也不加猜测。那之前的我们，都认为，所谓爱情，是太平常的事情，只不过是一句话、一段时间这样的简单。
他说他这条路，走上来便不能回头了。那时，我并不觉得，原来我的这条路也是一样，走上来便不能回头了。我只是劝劝他，少喝点酒抽点烟，没事回家看看，之类之类。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已经是六年前的事情了，六年多以前。
六年里，又有过许多人称我兄弟，我已经渐渐记不清兄弟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

那一年，我哥的一个朋友，被人砍死了。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所有人都猝不及防。那天他在酒店里给他父亲过生日，有几个中学生模样的小流氓闹瑞脑消金兽事，他去理论，轻而易举地教训了那几个小子。后来，一个小子窜进了包厢，他追进去，剩下的几个小子跟了进去，门便关上了。门再打开时，他已经死了。
他比我大十岁，算得上是看着我长大的，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消失了。

有时，我想，这样的结局也许更适合达芬·奇，尽管我如何不希望自己的兄弟有任何不测，可是也许只有这样，他才会被有些人铭记，被有些人原谅，让有些人后悔，让有些人自责。在那一年写的一个长篇里，我用了这样的结局。
这辈子如他，应该怨谁？自己？师长？父母？朋友？还有罪魁祸首中国的教育？我不知道。我记得那些鄙夷的眼神，那些恨铁不成钢的眼神，那些欲杀之而后快的眼神，那些眼神纠结在一处，灼伤着我的记忆。在小说临近尾声的时候，我写道：“其实，他是被谋杀的。”
在《旺角黑夜》里，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
“香港空气那么脏，怎么会叫香港？”
是啊，为什么？
那些天，我仇视一切，在准备会考并迎接一年后的高半夜凉初透考的课堂上伏案大睡，对前后左右的人冷眼以对。那些天做下的错事，让我追悔而莫及。
尽管那时已被特批可以不必上英语课而去复习薄弱的数学，教英语的班主任仍不得不疑惑地教训了我。那时，夕晒斜着掠过，我昏沉沉地微笑不语。
那个六月很绚烂，每天都有阳光隔着树影照进来，我以各种姿势倚在窗台上，有时望见天，很开心，却从不知未来怎样。

我已经很少写小说了，尤其在北区这种建筑设计古板、布局古板、人类表情更古板的地方。五年前，达芬·奇被抓起来了，听他的邻居说，是因为打架。怎么样的打架需要判比五年还久的时间，我大概知道。
这是早已可以预知的结局，尽管有时我们不愿去相信。
我恍惚记起，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讲故事，自己编的故事，那样地争先恐后，总是可以用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连成一个漫长而有趣的故事。我已记不起那些故事了，甚至那些想像，那些时光。
那些故事，在渐渐丧失想像力的今天，让我至为怀念。

六月的时候，小学同学们在chinaren上开拓了地盘，和这些失散十余年的同学或朋友们交换了QQ和手机号码，在互相看不见的空间里，聊起一些过往，我们就像十七年前刚刚认识时那样，微笑，却带着互相看不到却能感觉得到的沧桑和世俗，彼此问候。我们逐一问起每个人的下落，有时他们会提到达芬·奇，我回复那几个字，然后，他们无一例外地沉默不语。
也许，许多人对达芬·奇的态度，也就像我对W中的老大一样。
他毕业后去了哪里，他现在改邪归正老老实实地做着一家公司的小白领，或者正在耶鲁的图书馆里埋头苦读，又或者陈尸在某个城市的街头，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
此后，我没再见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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