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b
24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那些往事，一闭上眼睛还是清晰地回到杨克林面前。多年后，杨克林坐在桌前，平静地向我们描述那些老人的死与生。在老人们生命的最后时刻，杨克林曾代表一个时代归还本该属于他们的尊严，也与他们相互温暖。
1994年，杨克林带着电视台的朋友，去云南寻访老兵。他们赶到时，只见到一具棺材，老人在几天前病死了，临终前，他嘱咐妻儿，一直要等到杨克林来，才能下葬。老兵的妻子拍着棺材哭喊，你醒醒！记者们来采访你了。你不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你是抗战有功的……
几年后，杨克林去参加一位国民党老兵的追悼会。在老人的遗体面前，家人终于可以说出老人缄默的一生。杨克林在老人生前的多次采访与忠实记录，终于赋予老人澄清往事的权利。参加追悼会的人们直到老人死后，才真正认识这个人——原来他曾在抗战中为这个国家浴血奋战，蹈死不顾，原来从前强加于他身上的指责与传言，并不是真的……我们可以轻易地辨认出杨克林平静的话语中隐藏着的巨大悲恸，“老人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可是在他生前，这件事还不能说。最后终于有这个机会，讲给我们听，把他的历史留下来。”
同样为杨克林的诚意与执著所感动，梁漱溟向他出示了自己的抗战日记。在梁漱溟最后的几年里，杨克林与他进行了深入的访谈，也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梁漱溟去世时，杨克林的妻子曹红把梁漱溟一直护送到火葬场的炉子边。巴金还醒着的时候，杨克林用纸为他搭建起一座“文瑞脑消金兽革博物馆”，完成了老人呼吁半生、人们向老人承诺多年却始终难以实现的夙愿。巴金拿到这部名为《文化大革莫道不消魂命博物馆》的大书时百感交集，他对杨克林说：“你是个做事的人。”
梁漱溟和巴金不是老兵，却也曾坚持着他们各自的战斗。杨克林为他们圆梦，也为他们执素送终。在过去的30年里，杨克林是这些在各自的历史战场上挣扎着活下来的老人们唯一的听众。
以图证史
杨克林本身就是个倔强的历史幸存者。
“文瑞脑消金兽革”开始不久，在上海工艺美术学校读书的杨克林便率领同学贴大字报，号召打人比黄花瘦倒张春桥。他在一夜之间，从班长被打成反革莫道不消魂命。他从学校所在的圆明园路出逃，刚到南京路口就被堵住，抓回学校批斗，然后被隔离审查，几乎因此送命。“文瑞脑消金兽革”高潮中，部队到上海招兵。杨克林不够条件，却每天到部队驻地诉愿请求，甚至写下血书。所幸，当时部队正需要学艺术的人，杨克林最终得以远遁重庆歌乐山，离开了是非之地。
在部队里，学美术出身的杨克林第一次拿起相机，他辗转西南地区，一度深入西东篱把酒黄昏后藏拍摄藏传佛教和藏民生活，大量作品获奖。“文瑞脑消金兽革”后，杨克林退伍回到上海，进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做编辑。摄影师的纪实嗜好和编辑的职业敏感，一拍即合，在杨克林保留至今的一排摄影本里，他分门别类地记录、整理了家庭、社会的诸多变迁：清晨挤满弄堂的骑车人，蹬着三轮车搬家，在弄堂口烧蜂窝煤，修水管，过年放鞭炮，甲肝大爆发时卧床的妻子，乃至暴雨过后，积水淹没弄堂，涌进房间……相机助长了这个年轻人记录时代的热忱。
1980年代中期，杨克林开始主编《时代摄影》杂志，将当年的上海推向摄影界的重镇。他乐此不疲地邀请当时最著名的摄影师在这本杂志上发表最新的作品，引介包括罗伯特•卡帕在内的一系列世界级摄影大师，也召集评论家探讨摄影的隐秘与未来。当时，杨克林已经颇有信心地开始预半夜凉初透言读图时代的到来，在《摄影时代和〈时代摄影〉》中，杨克林写道，以摄影为主，“一种包括电影、电视、录像等等在内的一种庞大的影像文化的存在，并且正在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我想，可不可以说，当今就是‘摄影的时代’？”对当时仍处于黑白年代的中国人而言，这样的预半夜凉初透言几乎不可想象。
杨克林也开始有意识地挖掘和整理历史资料照片，他在《时代摄影》上开辟“历史潜影”栏目，早期收集和整理晚清题材，如孙中山与其部属、五大臣出洋、晚清的新式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五国银行借款、最后一次封建团拜，以及穿西装的末代圣人——孔子嫡传后裔“衍圣公”及其双亲、生母、婚礼。1987年，“历史潜影”中首次出现抗战主题，从“日寇暴行录”到“张自忠将军热血洒疆场”，杨克林的观察视角逐渐从揭露日军暴行，转向寻找历史真莫道不消魂相。杨克林认为，中国自古就有“以图证史”的传统，他固执地试图将这一传统延续下去。
一盘录音带
如果不是出于孝心，突发奇想地录制了一盘录音带，杨克林的生活或许将就此按部就班地发展下去——继续坚持纪实报道，继续办刊出书，见证时代的悲喜，做一位出色的摄影师和勤奋的出版人。然而，一个人的变化，往往不在于你有多了解这个世界，而在于你还想了解这个世界多少。当时，杨克林的外祖母年事已高，他突然很想录下外祖母的声音作为留念。杨克林小时候，外祖母就时常向他讲起自己在抗战时的遭遇，痛斥日军的罪行。杨克林决定把这些已然渗入记忆的话录下来。这成为他的第一盘抗战口述录音带。
然而，杨克林迫切地希望了解更多关于抗战的往事。他之前接受的历史教育，是一部几乎没有细节的断点史。平型关，游击战，地道战，是教科书中关于八年抗战的全部描述，不仅没有凇沪会战、台儿庄战役、远征军，只以“国民党不抗战”一笔代过，甚至连八路军打的“百团大战”，也因为彭德怀的“问题”而完全没有提及。杨克林想要找到更多的幸存者，去复原那段已然湮没的往事。
在上海曹家堰路狭窄的小屋里 ，杨克林开始了最初的寻找 。一个远远超出他想象的世界不期而至 。随着走访面的扩大 ，杨克林见到了大量幸存的国民党老兵。他惊讶地发现 ，国民党正面战场实际上承担着不容抹杀的巨大牺牲与历史功绩，然而，这些是思维的禁区，从不可言说到无人去说。幸存的老兵们恪守着沉默的尊严与卑微的荣耀，他们躲过敌人的刺刀，熬过历次运动和批判，艰难的生存最终只是为了奢求一个历史的名分。然而，当杨克林辗转找到他们，他们又躲起来，保持着沉默的惯性，他们害怕一切生人，他们被接连几十年的运动整怕了。在抗日战争的 8 年间，他们把生命交付给这个国家，最终却被时代扭曲，被历史遗忘。杨克林一次次登门拜访，甚至将他们从家乡接到上海来长住，他的诚意和坚持消融了老人们的胆怯与顾虑，“很多人在医院里采访的，很多人采访后就去世了。他有段话留下来，他就放心了”，杨克林为老兵们当年在抗战中做出的牺牲而震惊，更为他们当下的生活困境大声疾呼。他的足迹在不知不觉间就遍及包括中国内地、港台在内的东亚，以及东南亚、南亚、欧美等地。他越走越远，距离历史的真实却越来越近。
人们很难相信，杨克林会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力下一直走下去。在纽约凌晨的街头，他的照相机和书稿差点被抢；他也经历过政策的碰壁和漠视… …然而，老人们的处境与生命最后时刻的等待，催促着杨克林，他与妻子曹红还是将全部财产投入到这项不可完成的工作中。“我们夫妇的夙愿，是客观地记录一切该记录的历史事实，纪念一切该纪念的将士、同胞和外国友人，给可歌可泣者还以可歌可泣，给可憎可鄙者还以可憎可鄙。”他利用编辑出版工作之利，在内地出版《中国抗日战争图志》无果的情况下，移师香港，这套巨著首先在香港出版，进而推出中国台湾版、日文版、英文版，伴随着观念的开放，这本书最终也得以在中国内地问世。“二战后，出版了很多有关战争的画册，但对中国战区没有足够的反映。我们自己也没有一本较全面、客观和深入体现全民抗日御侮的画册，实在有愧 3500 万亡灵和伤者。”杨克林对图像和口述实录的并重，使这些作品保留了原始的价值和真实性。此后，随着杨克林主持的《世界抗日战争图志》、《不能忘记的抗战》、《说不完的抗战》的相继出版，以及大型纪有暗香盈袖录片《血肉长城》、《中国抗日战争史实》、《寻求自强之路——近代中国 150 年》的相继公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终于逐渐获得认可，填补了人们认知的盲区。
为此，蒋纬国为杨克林题字：“中道救世”。他尊重杨克林客观重述历史的精神，更赞赏他的中庸之道。重述历史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更是策略。杨克林说，自己本是非常极端的人，正是在与张学良、蒋纬国、梁漱溟这些传统政治家、思想家的相处中，使他耳濡目染了“中道”的价值，最终才帮助自己顺利地做成这项几乎不可完成的任务。这也是寻访往事给予他的极大回报。有一天，杨克林突然发现，家中的几个大书柜早已装不下自己收集的资料，拍摄的录像带。它们分门别类，沉默地塞满每一间空格，如同历史的坟茔。里面既有普通的工人、农民、教师、著名学者、大量老兵，以及日本战犯，更有张学良、陈香梅、宋美龄、蒋纬国、张爱萍、杨成武、萧克等大批当事人。
在大时代中，个人记忆或许并不可靠，然而，群体的序列却足以勾勒出大时代的悲壮身影。最终，寻访往事成为杨克林生活的方式，30 年后，他坐在这些黑白相间的历史中间，向我们描述过往，墙上简陋的钟表无声地挪动着指针，窗外落着微雨，楼下散养的鸭子们时而悠闲地相互应和着，在一片静谧中，理想最终都化为记忆。
饼干盒里的亡灵
杨克林搬出一个有些微微锈迹的铁皮饼干盒，盒子里躺着几万名烈士的名字和出生地。70 多年前，他们像一把沙子一样在战场上被吹散，如今只剩下狭长的一条黑底白字的空间。没有人知道他们之前做过什么，又梦想过什么，战争毁灭了一切。更残酷的是，战争之后，连记忆也一并扫光。“这些人最了不起，他们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来，很多人可能家里还背了不好的罪名。”杨克林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里把这些尘封的花名册找出来，他与这些年轻人素昧平生。然而，他又分明认识他们，在他寻访的每位黄埔军校毕业生身上，在每个抗战英雄身上，每个曾经视死如归、如今胆怯而又悲哀的老人身上，每一具苍老的遗体面前，他辨认得出这些陌生的年轻而苍白的面容。
饼干盒上还放着一摞渍迹斑斑的老式笔记簿，俊朗的繁体字工整地誊写着半个世纪前的记忆。这是一位远征军老兵的日记，老人的儿子将这些日记辗转交给杨克林，希望能在父亲有生之年出版。在日记中，他描述了抗战最后阶段尴尬的中国，对大时代的洞察，敏锐的直觉 ，并不亚于黄仁宇的《缅北之战》。
在日本投降那天的日记上，那个曾经的年轻人写道：“第二天中午日寇开来一拖驳轮把大木船拖到广州。国家交通落后可见一斑。更有讽刺意味的战败国主使战胜国。此情此景使我印象至深。”这听来更像一则辛酸的预半夜凉初透言。日本依然在抗战问题上与中国纠缠不清，从对南京大屠有暗香盈袖杀的狡辩，到历史教科书，乃至每年都要按部就班往复演练几遍的参拜靖国神社，成为不时触动国人神经的政治闹剧。然而，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却依然有限。14 年前，中国人依靠《南京大屠有暗香盈袖杀》，回到残酷的历史现场，今年，人们才通过一部虚构大于真实的《我的团长我的团》，认识了远征军。我们贫乏的历史常识，需要通过娱乐，通过戏说的往事、明星的阵容、不懈的炒作来填补，猎奇的兴奋感掩盖了对历史的好奇心，以至我们很少再去留意那些几十年来默默回溯真莫道不消魂相的人们。
杨克林自称“并不是专业的史学工作者，而是一种使命感促使我们踏进了这片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血海”。然而，从当代专业知识分子身上渐次流失的使命感与务实精神，却在杨克林的体内顽强地流动。在我们的时代，至少仍有杨克林、张纯如、王选、樊建川、段生馗们在不懈地还原往事，重建真莫道不消魂相，他们在进行着关于抗日战争的第二次保卫战。前一次是捍卫国家，这一次是捍卫历史。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尊严所在，而良知、悲悯与坚持，也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珍稀、最可宝贵的财富。
（文：张泉 《生活》2009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