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城
整个下午，我们都在废弃的古堡中漫游，沿着荒草丛生的甬道，掠过大片倾屺的石墙，有时，会被废墟里冷不丁蹿出来的狗驱逐。
大部分院子都搬空了，门扉断裂，露出原木的纹路，甚至连夯实的土墙都被风干，如同罗布泊里的雅丹地貌。有的门上还象征性地挂着一把小锁，显然不能防盗，或许只是为了表示，主人已经离开。透过无所不在的缝隙望进去，有的院子形制还在，有的只剩下一具骨架。地上散落着丢弃的家具，或者一只未及带走的竹编的篓子，风中依稀有些尘土扑散开来，似乎还夹杂着拉动风箱的声音。
一个老妇人独自坐在转角处的马扎上，她面无表情地晒着冬日午后的太阳，我们听不懂彼此说的话，只好一起望向高墙尽头仍未散去的浓雾。
古堡建在清代，名叫泌阳堡。当年党家村人在南阳经商成功，大笔财富运回村里，为抵御土匪，建成城堡。城堡中有炮台，各种日常生活设施，即便土匪围城，也足以支撑几个月。后来，古堡丧失了防御功能，交付给村民居住。
只不过，当我们到达的时候，四合院里的主人们已经四散而去。人们纷纷离开故乡，到城市中寻找新的栖地。在中国百年造城运动中，城市被赋予过多不切实际的想象，将乡村远远甩在身后。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后，又主动丢弃家园。维系村庄千年的家庭观念、家族意识迅速瓦解，传统被完全 ** ，似乎惟有远离祖先，才足以证明自己已经获得地位与财富。
三百年前，这条证明自己的道路还并非如此。那时，人们离开村庄是为了有朝一日的回归，经商成功的人们固然也会城市里置地，但是，他们将更多的财富用来营建村庄，教育宗族的下一代，回馈乡村。于是，骡队驮着金银珠宝、来自湖广的珍奇玩意，源源不断地从南阳运回村庄，然后带走成车的满怀好奇心与梦想的年轻人。车队、镖师、省亲的商人、前往南阳投奔族亲的年轻人，塞满了整条古道。
仅仅三百年后，这条路已经变成了一条单行道。
然而，似乎也只有在这座空城里，我们才能嗅到党家村旧日的踪迹。我们已经在村中的院落里走了一上午，却总也找不到那些传说中的远古的气息，找不到那些据说美轮美奂的刻壁家训。我们总也找不到党家村，尽管它一直在我们脚下。那里充斥着日常生活，却与历史绝缘。难道历史始终无法与日常生活和平相处，一定要彼此驱逐？
只有站在泌阳堡上俯瞰整个村庄的布局，我们才发现党家村的过去。原来我们走错了方向，我们太早进入了村庄的腹地……真正的党家村，藏匿在云雾里。四合院建筑群的瓦棱间堆砌起咄咄逼人的气势。祖先的荣耀仍在空中注视着党家村。
三百年
关于党家村的商业传奇，每个村民都能随口讲几句，祖先的名字在他们口中萦回，就像杨家将、七侠五义那样流传。
党家村主要由党、贾两家居住，两家最初联姻，后来结成商业联盟。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党家二门第11世党德佩踌躇满志地独自牵着毛驴，汇入下南阳的人群，试图摆脱贫困的命运。然而，他还是在白河边苦苦等待了六年，六年后，这个贩卖瓦盆、瓦罐的小商贩，代理了一个回家奔丧的广东商人的木材生意，他在木材价格暴涨时出售，买进粮食囤积，再在粮食价格暴涨时出售，买进木材，如是再三，通过胆识和运气，党德佩赚得第一桶金，也积累起声誉。南阳当年土匪频仍，党德佩趁势在瓦店镇创办“恒兴桂”商号，人们纷纷把钱存到商号里，不但不收利息，还向党德佩交纳保管费。如是，党德佩不但获得了利润，还有巨额资金可以调集，用来投资。白河廉价的水运让党德佩看到新的商机。他租借船只，把北方的农产品、毛皮、烟叶运往汉口销售，带回木材、粮食、食盐、茶叶，财富滚雪球般激增。
一个世纪后，贾翼堂与党玉书联手进驻赊旗镇。两人此时都已经商多年，前者在郭滩镇经营25年，后者则早在14岁就混迹襄樊，20岁就在商界成名。他们联合成立了规模更大的“合兴发”，造就了“日进白银千两”的神话。赊旗镇各地商人云集，形成了独特的商人自治的模式，“合兴发”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自由发展，同时，“合兴发”也和官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由于在土匪入侵时护城有功，官府特地在土匪炸开的垛口上修建“水门”码头，专供“合兴发”卸货交易，“合兴发”的水运贸易达到鼎盛时期。
两次商业辉煌成就了党家村的建筑奇迹，经商成功的人们把大量财富运回村庄，党、贾两家都专门建造了分银院，根据宗族的人数进行平均分配，据韩城市文化馆前馆长杨茵考证，分银时每人所得的比例，通常精细到小数点后四位，以保证分配公平，比例虽小，但基数极大，足够每一家都丰衣足食。
生活的富足使党家村开始大兴土木，嘉庆、道光、咸丰年间，党家村筑造泌阳堡，修建四合院144座，祖祠10座，马房27间，总共花费据说足以重建一支北洋水师。
然而，商人们始终未能摆脱传统重农抑商的观念，他们开始发展教育，兴建私塾学校，把大量家训雕刻在门庭上，希望子孙能知书达理，通过仕途为祖先正名。村民党亦云说，“韩城有个死牛坡，有句话，‘下了死牛坡，秀才比牛多。’当年党家村不足一百户，五举一进，党蒙还是翰林，清末就有秀才44个。”他始终无法掩饰自豪的大笑。在这个商人与秀才云集的村庄，形成了独特而复杂的文化生态。
兴衰只在弹指之间。战争的爆发、商家的恶性竞争、河道的萎缩，尤其对是西方科技的漠视，共同造成了党家村商业的迅速衰落。
“玉隆成”号的二掌柜党绵先花费巨额资金，试图垄断甘蔗生意，不料，他从佛山购买的甘蔗还在河上运输，火车已经运载着镇内其他商家的甘蔗先期抵达，甘蔗价格暴跌，“玉隆成”号倒闭。
铁路的修建完全更改了中国的商业秩序，然而，党家村的经营者们似乎总是对此麻木不仁。“玉隆杰”号的掌门人党燕堂曾被乡党寄予厚望。他是翰林党蒙之侄，曾在京师大学堂学习西洋法律。他最初出手不凡，甚至为商号开发了赊旗镇的商业诉讼。然而，这个经受西学熏陶的年轻人，却对镇东50里的火车熟视无睹，试图走回商业的老路，生意一蹶不振，万念俱灰的党燕堂回到故乡，在先祖墓前吊死。对于这场商业的败局，清华大学的黄德海教授分析，“清嘉庆以前，来自于人格的权力是党家村商业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崛起的关键，并且在这一时期，一系列有着私有化背景的商业组织又使党家村商人的权力结构渐趋完善。而到嘉庆以后，情况则发生了逆转。商人的权力在国家权力日益相对集中地过程中黯然失色，再加上外族势力的入侵，其商业组织的权力结构呈现出严重失衡的状态：一个仅仅拥有人格、财产和组织的商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力结构在与另一个有着强大知识与信息做后盾的外族商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力结构作斗争时，其命运注定要一败涂地。”这是党家村商业神话悲剧性的绝唱。
党燕堂之死并不是悲剧的真正结束。1954年，党氏家族赖以开创并维系南阳生意的白河改道，冲垮了全部残留的商号建筑。当时的雇员孙文清站在东寨墙上，看见山陕会馆塌进水中，桂号院塌进水中，庆号院塌进水中，永号院跟着塌进水中。党家村的时代早在50年前就已结束，50年后，残酷的命运却再度撩拨人们的记忆，然后将它一并带走。那些往事在人们背后化为乌有，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
这就是党家村三百年的故事，省略了诸多情节，那些情节等待着村民们用想象力来填补。比如，党德佩为了夺取商界盟主的地位，怎样比赛往河里扔银子，从而大挫山西王家，成为一地翘楚。比如，村里某些勇敢的年轻人，为了求雨，如何跑到附近的村庄，把龙王偷来，又怎样把龙王塞进裤裆里羞辱，丢进柴火堆里暴晒，终于逼得他老人家降下第一场甘霖。
每个人都有自己坚信的故事。在这个被旅游业再度激活的边城乡村里，人们需要珍藏一些故事，就像每户人家都藏着大红袍准备出售一样。大红袍不是茶叶，而是花椒，那股不加掩饰的刺鼻淳朴的浓香，就像党家村显赫的历史一样充满辛辣的传奇。
记忆的断点
杨茵见过60多年前的党家村。杨茵是韩城文化馆的前任馆长，“东丁、西杨、南胡、北党”，他的家族和党家一样，是韩城四大家族之一。杨茵小时候经常出入党家村。在孩子眼中，党家村是个过于奇妙的现代世界，“别的地方的人还没见过手电筒时，党家村全村人都已经用手电筒了。别处唱戏用煤油灯，那里用汽灯。他们跟着武昌的节奏。”
党家村保持着对外界持续的吸引力。尽管党家村的商业已在民瑞脑消金兽国凋敝，然而，后人依然保存着父辈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党家村的女人嫁到外面，连走路的姿态都和别处不大一样。”
杨茵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他从没料到，几十年后，自己会重新回到党家村。他对党家村的兴趣，来自日本教授本田昭四的意外死亡。
1989年5月，中日联合考察团考察党家村古建筑群。考察团副团长、西日本工业大学本田昭四教授目睹党家村的古建筑群后，惊叹不已：“奇迹！东方人类传统民居的活化石！”这群寻访过各国建筑的专家们，甚至商议，回日本后再造一个党家村。回到宾馆后，本田昭四仍然无法抑制激动的心情，他在宴会上多喝了几杯，心脏病复发，44岁客死韩城。
那该是些怎样的建筑？然而，更让杨茵感到好奇的是，什么样的时代，促成了党家村在南洋的商业奇迹。
杨茵关掉电视机里的《大秦帝国》，开始陷入另一个时代的回忆。“明末清初，河南经济创伤特别大。顺治初年，南阳府十个县总共只有三千多人，所以政府奖励耕种，对商人也放任开发，全国各地的人一起下南阳闯荡。同时，清朝形成了特殊的经济格局，官道与民道并行——官道是从北京到杭州的漕运；民道是唐白河，甘肃、宁夏、陕西、河南与湖广之间的贸易。这两条经济通道支撑着当时的经济。”民间贸易通道的成因，杨茵认为，与战争有关。清初吴三桂举兵北上，在襄樊与清军隔江对峙。康熙帝集全国之力征讨，需要一条军事运输通道，“于是打通洛阳到武昌这条路，陆路和航运联合。党家村人刚好参与了这一过程。”
在人丁混杂的南阳，一切都没有按照惯常的游戏规则进行。“他们实行了许多新制度，没有银行，土匪多，所有人把赚的钱放到商号里，商号不付利息，还要收百分之十的保管费。资金的集中，非常有利于商业发展。清朝早期全国商业发展的大摇篮，就在赊旗镇。陕商，晋商，徽商，湖广商人云集。整个城镇都按照商业来设计。赊旗镇有8个城门，对着货商码头，党家村在那里开了水门，算是第九个城门。街道也按行业分，丝绸街、山货街……党家村的生意在太平街，因为经营木材，怕火。基本是商人自己管理这个城市，自己给自己定规范，给自己建网络。官府的管理非常弱，只收少量赋税。官府唯一的增收办法是鼓动商人买田，在地里收费。所以党家村在那里买了十万亩地，嘉庆皇帝给他赐的匾是‘良田千顷’。一直到解放前，党家村的人还在那里呆着，卖地。官府不太重视这里，与南方相比，这里是纯民间的商业形式。而且土匪多，官府纵容商人自治。商人就自发形成了很多规矩，比如所有人都不能上街揽客，比如卖家不得请客，买家可以请客。如果谁违反行规，罚戏三场。”
可是，杨茵辗转南阳、韩城、党家村，却始终找不到一份商业档案，“一方面因为涉及商业机密，更重要的是，人们一直把商业看做末流，以农为本。虽然实际上他们很清楚，农民发不起家，必须靠商业来发家。可是观念就是这样的。”这也是党家村后来文化兴盛，注重家训教育的原因。
杨茵刚刚从一场严重的脑梗中康复，他的记忆遭受了创伤，他时常会在描述一件往事时突然卡壳，他遗忘了那些念叨了几十年的人名或者时间节点。从容的叙述立刻中断，他不得不陷入长久的沉默，撑着头，努力地回忆，试图续接出某个断点，有时他能成功，更多的时候，则不得不尴尬地笑一声，屈服。对于研究历史的杨茵来说，丧失记忆比任何打击都令他痛苦。
同样的命运也纠缠着党家村。杨茵小时候时常在象征党家村商业辉煌的金匾下玩耍，那时，匾额还闪烁着金光。清末，村里修庙宇，与党家人一起经商的湖广商号专程送来金匾，“从河南南阳到陕西党家村，一路用骡子往回拖，拖的费用比金匾费用都大。”1958年大炼钢时，金匾被卸下来，做了风箱。金匾从此也成为党家村记忆中的一个断点。
潜伏
为了快些烧开冲茶的水。党鉴泉一直在拨弄炉子的风箱。整个炉子被铁皮包裹，像一架巨大的战车。
党鉴泉并非不健谈，他只是时常需要斟酌一下字句，揣摩一句话的准确性。如果不是浓重的陕西口音，他看起来更像民瑞脑消金兽国时江南的名士。
尽管只有64岁，党鉴泉在村中辈分极高。他是党氏二门第20代，村里许多与他年纪相当的人，都得管他叫叔。党鉴泉住在老院，顾名思义，这是党家村最古老的院落之一，这个院子修建于明代，远在党氏下南洋赚钱、大规模修建四合院之前。所以这院子也不像后来的院子那样结构复杂，它有着农家的纵深，简朴，粗豪，而不是商家的奢华与夸耀。
党鉴泉的父亲和他的人生，代表了党家村商业败落起的一代人的集体命运。党鉴泉的父亲没能见到先祖当年的商业辉煌，却赶上商业败落的尾巴，并且，与一个山河破碎的时代狭路相逢。1930年代，他前往延安，后来被派往国统区参加地下党。建国后，却因为没人能证明他的身份而被打成反革莫道不消魂命，入狱15年。党鉴泉因此不能考大学，他回乡务农，做了十年农民。祖先的那些恢宏的往事，早已与他无关，他只能自己与时代搏斗，寻找出路。转机出现在1974年，村里的学校来了个新老师，是村支书没过门的媳妇。可她教不了课，也管不了学生，大家意见都很大，最后连她自己都不愿意教了。于是村里决定，全村村民开会，推举一位老师出来。全村5个生产队，无一例外地推荐了党鉴泉。那时党鉴泉一直是村里的秀才，村里有红白喜事，老一代知识分子党风洲，党丕经……历史背景都不好，就由年轻的党鉴泉写对联。党鉴泉勤奋好问，时常向老人们请教，一来二去，在古诗文上颇有造诣。党鉴泉顺利地进入村里的学校做民办教师，他对化学感兴趣，却只能教语文，9年后，因为业绩突出，调到镇里，又过了4年，党鉴泉才转正。后来，他又被调到韩城市的地产公司做党委帘卷西风书记，距离党家村越来越远，然而，在村里开发旅游业的时候，他却还是被一再地叫回来帮忙。退休后，党鉴泉则干脆住回村里。他不喜欢城市的生活。但他也并不阻拦自己的子女去寻找城市，他们拥有追求更好的生活的权利。
墙上贴满了党鉴泉与同村人互相唱和的古诗和对联。说起古诗，党鉴泉终于来了谈兴，他给我们看他在50岁和60岁时分别写的咏怀诗。50岁是“少小艰辛壮坎坷，岁月悠悠叹蹉跎。寒窗灯火空抱负，炎世风雨苦求索。耘田有乐效陶令，拍案无畏敬闻多。贫贱不移书生志，知命犹吟奋发歌。”60岁则变成“书生意气田舍郎，转眼花甲两鬓苍。松郁涧底左思愤，梅开驿外陆游伤。三尺讲台声情茂，十亩田园椒麦香。往日艰辛何足道，翁媪携手观夕阳。”一进一退之间，心态已变，连书法都不一样。50岁时是中规中矩的隶书，60岁则变成行书。他感慨，十年之间，人生就不一样了。我说，这未尝不是人生的境界，王国维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你不就是从豪放到旷达吗？我们没有这层人生阅历，顶多只能强说愁，是写不出来的。他笑笑，不作答，继续自顾解释他用的典故，讲述左思的故事。
炉火渐渐旺起来，我和摄影师都变得很愉快。在民间知识分子身上，一些旧日的印迹潜伏下来，尽管他们可能是最后一代人。
重生
党亦云还清楚地记得1990年代党家村的那次异常热闹的重生。本田昭四之死，学者们发表的大量论文，将这座山坳中的村庄再度推向尘世。
那时，党亦云在自家田里干着活，时常会听见田垅上有人喊他的名字。报信的人说，你快来吧，游客又问了一个刁钻的问题，导游又回答不出来了。
党亦云就搓搓手上的泥巴，在空气中甩两下，擦干，随着导游去接招。仿佛老武师退隐江湖，却还是不得不屡次出山，面对踢馆者的挑衅。
党亦云也确实有老武师的架势，他的双眉厚重地簇起，蔓延在前额，像两片浓云，既和蔼又威严。党亦云50多岁，老三届，文瑞脑消金兽革开始后，他回到村里，一直务农，也参与村委会的日常事务。他能大段地背诵村口石碑上的文字，中外专家们对党家村的评价。长句子，细到每一句成语的先后顺序，党亦云都了然于心。而且他喜欢琢磨。他时常会考虑一些别人以为司空见惯的问题，然后从中找出自己的解答。他对前来考察的专家说，以前西安的街道有一百多米宽，我们党家村和西安完全不一样，我们的祖先有意无意地形成了环保的思路，党家村的院子就是院子，没有花园，没有牲畜棚，其他设施都在村的外围。韩城的四合院很多，但像党家村的这样，恐怕没有吧。专家连连称是。
村里的导游都会按照写好的导游词讲，党家村的建筑在建造伊始就进行过细致的规划。一次，一个较真的日本留学生非要导游说出证据来。党亦云闻讯赶来解围。他略加思索，带客人去看村子的25道哨门的遗迹，哨门建筑在先，房屋建筑在后。没有统一的规划，是不可能完成的。
党家村的宗祠也与众不同。党家村有许多宗祠，然而，这样重要的建筑，大多数却建在村外。党亦云去请教村里还健在的老人，一边自己琢磨。后来他终于得出结论，正是因为村里的商业文化。许多人在外经商，最终客死他乡。按照规矩，是不能进村的，所以在村口建造祠堂，使他们可以入土为安。商业文化对这个村落的影响可见一斑。
于是，在1990年代，党家村开始依靠本村知识分子的力量崛起。这个深山中的村落开始频繁地接待金发碧眼的外国专家，更作为旅游景点正式对外开放，村中兴起大量的家庭旅社和餐馆，人们纷至沓来，拍摄记录片，寻访历史，临摹古建筑、木雕、石雕、砖雕。党家村的人们以为，已经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村庄，也许将就此重生。人们急不可待地投身于这场全民瑞脑消金兽运动，祖先的荣耀刺激着他们，他们继承了经商的头脑，只是缺乏机会和一点点运气。乾嘉年间的戏梦，似乎又在党家村鸣鼓开锣了。
昙花凋零
黄德海记忆犹深的则是2002年，党家村的旅游业达到巅峰，全年旅游业收入150万，对这个小村子已是不菲的收入。黄德海一直打算为党家村过去的20年再写一本书。几年前，他出版了《变迁：一个中国古村落的商业兴衰史》，从经济学、地理学和文化的角度，解读党家村的商业神话。他在读博士时拟定了这个研究方向和写作计划，上部为商业神话的破灭，下部则是旅游业的兴起。
在清华大学新斋的办公室里，黄德海开始回忆。他已经有好几年没再碰触这个课题，尽管党家村仍会时常浮出他的意识，与他默然对峙。1981年，还在西安上大学的黄德海与同学开始了寒假旅行。选择党家村，只是出于对明清建筑的好奇。他还记得，乡村街边三三两两蹲着抽烟的男人，拥有古老的建筑并不能带给他们财富和希望。黄德海只是着迷于气势恢宏的古建筑群，他不知道这村子曾拥有怎样辉煌的历史，那历史又与当下存在怎样的关联。8年后，黄德海第二次到党家村，和杨茵一样，他也听到了本田昭四一笑身亡的故事，他意识到，这个村庄里隐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它们一起涌出来，刺激着这个年轻人的好奇心。10年后，黄德海重回党家村，这次他在村中长住下来，在一个民办教师家里，黄德海住了半年。他每天出门走访村民。他清晰地记得我和他说起的每个名字，他还说起那些我已无从见到的老人，那时，他的研究和采访，就伴随着老人们的相继凋零。
黄德海从商业史的角度分析党家村的历史进程，财富的积累方式，党氏家族所代表的清代陕商商业模式。经过这些年重新的思考，黄德海认为，“党家村商业发展最大的变化是，比较早的实现了从行商到坐商的转变，坐商才有可能讲诚信，才能以总部为基地，迅速扩大服务范围、数量和品质；其次，坐商的出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商人的出现，标志着某个地区进入了商业社会；再次，形成商业为核心的服务业，使商业的产业链条拉长了，拓宽了，商人自身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和今天各地发展模式一样，像上海、台商云集的昆山、天津的滨海新区，以龙头企业切入，中小企业跟进，使供用链、产业链拓宽。”这是党家村在南阳的商业模式的历史意义所在，也注定会对当下中国有所启迪。
党家村在当代旅游业发展兴衰，同样是个极好的案例。经历了2002年的走高，非典后，党家村的旅游业开始受到极大冲击，再也没能复原起来。“有权力斗争的原因，也是因为旅游增多，资源遭到进一步破坏，但收入减少，无法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修缮保护建筑，文物价值进一步丧失。同时，旅游产品的定价，相关旅游服务的配套，文化的发掘，宣传的力度，高半夜凉初透考和参军导致的大批人才流失……种种因素，比过去更复杂。党家村失去了祖先的那种冒险、创新和开拓的精神。”
后来我们说起蓬莱。两年前，在蓬莱采访的时候，当地的规划者告诉我，蓬莱将在海边复原古代的驻军营房。那些因拆佳节又重阳迁而失去土地和收入的农民们，将被招募，成为旅游集团的员工，他们每天都将穿着古代的盔甲，假扮士兵在营房里巡视，从事各种工作。我不知道那个小城现在变成什么样子，那些整日把自己套进两千年前的盔甲里、做着两千年前的工作的居民们，是否会在回家的路上迷失。
黄德海觉得，尽管蓬莱的旅游业可能带来新的问题，但至少还在进行探索。令黄德海感到遗憾的是，对党家村旅游业的研究，却始终没能进行。黄德海到清华大学任教之后，就开始着手负责台塑集团的系列研究，他只能搁笔。这个领域再也没有人碰触。
而在20年后，党家村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仿佛20年的光阴，或者300年的光阴，都只是凭空落入水中的一枚石子，涟漪之后，党家村又回归了恒久的平静，如同朱自清在《荷塘月色》里写的：“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我不知道，再过五十年，党家村的后裔又将如何向人们描述他们的村庄，他们的历史，他们曾经昙花般转瞬即逝的辉煌。
（文：张泉 《生活》2010年2月号）
Tags: 党家村, 家训, 山陕会馆, 陕商, 韩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