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死去之前，喻皓已经活得像个神话。
历史上留名的木匠很少，除了那个早已位列仙班的鲁班。而在传奇人物迭出的宋代，许多人都可以努力改头换面扮演一个中规中矩的士大夫，或者流连坊间声色犬马填词谱曲充个风流浪子，只是若想成为传奇，尤其是凭借一介木匠的身份，本就是个奢侈的梦想。喻皓左右不了朝廷的和与战，无从预知时代的走向，甚至无从掌握自身的命运，他随时都可能因为工料的用量而被谗言所杀，也随时可能因为对某座宫室的设计不合圣意而弃尸闹市。然而，那些比他高十几米、几十米高的建筑巨构，那些精雕细琢的繁复图案纹饰，却还是不由分说地推搡着他进入历史。历史的叙事在宋代拥有了新的途径，世俗生活强势抬头，笔记体的盛行为宋代的造像运动推波助澜，为那些被正史刻意或无意遗落的亡灵们击磬超度，人们得以以各种迥异的方式，幸存于历史的夹缝中。
这位北宋最著名的木匠在汴梁开宝寺造过一座高塔。事实证明，他不仅手艺出众，还是个宣传造势的高手。他先故弄玄虚地用重重帷幕将工地团团围住，每天清晨，原木的嘶鸣伴随着僧人们的诵经声，唱和萦回，溢满东京。幕外的人们满心好奇，却也只有在木匠们休息的间歇，才能打听到一些发生在帷幕里面的奇事秘闻。工匠们说，塔的梁柱搭在一起，时常不稳固。这时，喻皓会审视半晌，独自提槌，绕塔疾走，并在一些关节处看似随意地挥槌敲打，如是数十下，塔随即稳如磐石。
这些传闻噬咬着帷幕外面苦苦等待的人们。一年后，帷幕揭去，高塔落成，人们为了惊呼而纷纷驻足仰望，却无一不是大失所望。塔身根本不正，向西北倾斜。人们不禁开始怀疑喻皓，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然而，喻皓不紧不慢地出面解释：“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吹之不百年，当正也。”他的建筑不属于他的时代。他有足够的野心和信心，要将自己的建筑留给一百年后的人们。
这事让那些试图以文字不朽的士大夫与文人也艳羡不已。以至欧阳修记录这件事情的时候，仍然惊叹：“国朝以来木工，一人而已。”
除了几幢建筑，喻皓还留下了三卷《木经》。撰写《木经》是创世之举，在此之前，很少有哪个工匠敢于这样异想天开，试图通过整理自己的工作经验，来撰文存世，指引后学。宋代的开放性成就了这种可能。喻皓用了三十年时间来完成这部著作。显然，这个平凡工匠的野心，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可见一斑。那真是个令人着迷的时代，人们不仅拥有建造的热情，更具有书写的勇气。这是那个朝代令人迷恋的最终原因。
只是，喻皓的建筑和他的文字，都只能止步于想象中。他的塔没能等到被西北风吹直的那一天，便毁于大火。一百多年后，由朝廷钦定的《营造法式》颁布天下，《木经》的时代彻底结束，随即失传。更吊诡的是，《营造法式》刊行不久，帝王们也拱手让出汴梁，仓皇南渡，这个王朝并不比一座高塔长命多少，却因短暂和辉煌，变得愈加弥足珍贵。
二
越是写到繁华精彩处，李格非反而越沮丧。
公元1095年，李格非开始给《洛阳名园记》写下结局。这结局一点也不轻松，那些从狼毫间喷薄而出的字句，连他自己都感到惊骇。
李格非有充足的理由对那个时代激赏或赞叹，盛世繁华过眼，名园楼台鬼斧神工，然而，却分明有一些焦虑的情愫，如同潜伏在弓弦上的冷箭，隐隐蓄势待发。
公元1095年，中国一下子冒出四个年号。宋绍圣二年，辽寿昌元年，西夏天佑民安六年，而在更加遥远的南方边陲，大理国高升泰废掉段正明，自立为帝，改国号“大中上治元年”。只不过，四个王朝仍然相安无事，边境偶然的争端，都可以靠接踵出塞的金帛和美人来填平。靖康之耻远未到来，赵宋王朝依然歌舞升平，大臣们耽于党争，剥离王安石留下的点滴记忆，文人们则忙着唱和与相互讥讽。而在西京洛阳，士大夫们营建的名园云集，累累隔墙相望。鳞次栉比的建筑奇构，悠游酬唱的士林生涯，都为这个富裕却孱弱的王朝蒙上一层迷离的假象。李格非却看到，在这个创造力过剩的年代，在这些日常的波澜不惊背后，究竟藏匿着怎样骇人的杀机——只要一把火，就能教过眼繁华化作覆手浮云。而那些巧夺天工的技艺，只要几代人的冷漠麻木，就可以成为永久的谜题，即便后世花费几十倍几百倍的时间，亦无从开解。朝花夕拾对历史来讲，从来都是莫大的奢望。
洛阳十九名园，繁华阅尽，李格非终于决意在结局时疾转笔锋，道出了令人始料未及的本意：
“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兴废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呜呼！公卿士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越繁华，便越落寞。当日晷离开汉唐的强盛，晷针指引圭表步入下一个时代，那些趋于幽冷的光茫之上，是北宋文人内省而暗淡的身影。他们开始潜入内心，仰望十一世纪末的寂寥星空。
三
李格非搁笔两年后，李诫开始奉旨编修《营造法式》。这是法式的第二次编修。早在王安石新政时，便对官半夜凉初透员大肆建造楼台园林深恶痛绝，曾命将作监编修《元祐法式》，试图刹住这股攀比之风。然而，《元祐法式》并没能在工程用料上做周密的计算与规定，铺张奢靡的风气依旧。李诫的《营造法式》，被寄予更高更精密的希望。
将作监李诫主持着京城的诸多工程建设，五侯府、辟雍宫、龙德宫、棣华室、朱雀门、九成殿、开封府衙、明堂都出自他的手笔。这又是一个痴迷于建筑的角色。为了弄清相国寺的斗拱结构，他会全然不顾为官的体面，一旦路过就徘徊不前，有时甚至就地躺倒观察，根本不顾行人侧目。而在编修《营造法式》时，他的痴迷到达了顶点，他连睡觉时都会双臂交叉，揣摩木结构的组织情况。李诫参考历史及建筑遗构，遍寻天下工匠，三年后，《营造法式》完成，全书三十四卷，分释名、制度、功限、料例和图样五部分，进呈皇上，进而成为天下工匠统一遵循的标准。
黄仁宇曾写过一部历史小说，叫做《汴京残梦》，他分析那个时代的特征时写道：
“又过了一天之后，他才领悟到，范翰笙所说非虚。这描画京城景色一事，甚难避免多人议论，而百官总是百官，只有众口纷纭，莫衷一是。而当今皇上也确是一个绝顶聪明人物，他先让各人凭空吵闹着各不干休，直等到大家都已气力用尽，才给这画卷一个水落石出的机会。这办法也仍可算作‘先黄老而后六经’，在无为而治的宗旨下产生条理。”
自上而下的对艺术的偏执，成就了那个时代的迷离色彩。在最高统治者的痴迷与倡导之下，宋代文明如火如荼。而朝代的进展，正如建筑的生成，始终陷入造化的轮回法则中，泥土托起巨树，巨树又造成广厦，而终有一日，广厦又将倾覆，归于尘土。毁灭是建筑的宿命，但建造者依旧乐此不疲，至少，他们依靠这些木与石，取悦了一个时代，也庇护和抚慰了那个时代的心灵。《营造法式》的意义在于，纵然建筑可以因天灾人祸而烟消云散，宋代街巷宫廷的全景，却依然可以依据它所记录的建造法则再造，重现消逝的历史。
然而，随着一个王朝的过早覆灭，那些雕栏玉砌，那些令人惊羡的绝世技艺，那些精妙绝伦的文字，都遗落在汉白玉和沉香木的裂隙之间，以沉默迎送往来的世纪变幻。《营造法式》一度失传，中国的匠人们又开始了孤独而神秘的口口相授。人们习惯了将隐秘当作礼物，将隐语当作遗嘱。直到有一天，人们站在灰烬上，遥想一个逝去的王朝，那些宫墙广厦，都已无从寻觅。而搭建它们的一草一木，也都已遗落在疾行而来的路上。雍正十二年，清工部刊行《工程作法则例》，却疏于记载具体的匠作操作技术，既非“做法”，又非“则例”，被梁思成批为体例“拙漏”。
四
1919年，长江南岸剑拔弩张，江南图书馆却安静如常。阳光透过书架层叠的间隔，跌宕在尘封古籍的书脊上，仿佛镜湖绽开漪沦。年近50岁的朱启钤信手拾起角落里《营造法式》的手抄本，竟然兴奋地像个孩子。纸张一页页翻开，光阴也被瞬间翻回宋朝，那个纸醉金迷的黄金时代，那个文化艺术的全盛时期。在安静的图书馆里，朱启钤听见古老的街市人声熙攘，歌舞吟唱声力透纸背，源源飘来。朱启钤原本是作为北洋政府总代表，去进行一场不可能有结果的南北和谈，却在无意中邂逅了比政治游戏更令人激动的时刻。在蔽塞的书架之间，他与千年光阴狭路相逢。
抄本中那些陌生的词汇，朱启钤并不能完全看明白。因为《营造法式》已经失传几个世纪。“夫以数千年之专门绝学，乃至不能为外人道，不惟匠氏之盖，仰亦士夫之责也。”朱启钤立即开始着手主持影印《营造法式》。一条断裂数百年的古老传统，突然找到了对接的齿轮。
除了经典复现，朱启钤的激动还有另一层涵义：“惜也积习轻艺，士大夫弗讲，仅赖工师私相授受，书阙有间识者憾焉。自欧风东渐，国人趋向西式，弃旧制若土苴。乃欧美人来游东土者，睹宫阙之轮奂，惊栋梁之飞翻，群起研究以求所谓东方式者。如飞瓦复檐，科斗藻井诸制以为其结构，奇丽迥出西法之上，竞相则仿。”国家的贫弱，以及知识分子蜂拥着对西学趋之若骛的风气，使研究和发扬《营造法式》的工作，显得愈发迫切。
最初的工作是对“丁本”的校勘。由于“丁本”断断续续地抄录了南宋绍兴本《营造法式》数次，其间错误疏漏极多，绘图也比较简陋。朱启钤在“丁本”序言中，倡议同道中人能聚集在一起，寻找更多的版本与补注，来充实《营造法式》，还历史以真莫道不消魂相，使“一线绝学”延续血脉。在朱启钤的大力邀请下，当世名家济济一堂。陶湘率先将“丁本”与《四库全书》文渊、文溯、文津等版本进行校勘，并参考民间抄本，于1925年再度出版“陶本”《营造法式》。此后，陶湘又在故宫图书馆找到故宫殿本《营造法式》，傅增湘、罗振玉、祝书元、郭世五、阚铎、吴昌绶、吕铸、章钰等名家相继加入，终于解决了《营造法式》的版本问题。朱启钤顺势创办营造学社，召集同道们解读《营造法式》，考察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随着法式部主任梁思成，文献部主任刘敦桢相继加盟，营造学社的时代开始了。
五
2000年，当崔勇开始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时，梁思成的学生、年近古稀的刘先觉悲哀地告诉他：“太晚了一些。若是早10年做这项研究，会搜集到更多、更详细的历史资料，因为那时不少中国营造学社的见证人还活着。”阳光以和1919年相仿的角度，投进南京的窗棂。寻找营造学社，变得像当初寻找《营造法式》一样含混不清，扑朔迷离。崔勇还是决定做下去，他开始辗转南北，遍访营造学社故人。他也逐渐发现，那代人怎样虔诚地将青春交付给《营造法式》，并为此毕生承担了怎样的悲欢。
朱启钤最先被遗忘。朱启钤被遗忘的原因在于过于复杂的身份，他担任过北京巡警厅厅丞，北洋政府5任交通总长、3任内务总长，袁世凯称帝大典筹备处处长，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全国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特别代表。尽管声名显赫，却也争议颇多。然而，这个历尽宦海浮沉的人，却对《营造法式》抱有单纯而天真的期望：“李明仲以淹雅之材，身任将作，乃兴造作工匠，详悉讲究，勒为法式。一洗道器分途，重士轻工之痼习。今宜将李书读法用法，先事研究，务使学者融会贯通，再博采图籍，编成工科实用之书。”然而，朱启钤的梦想搁置数十年依然难以实现。
梁思成原本是有机会完成对《营造法式》的全面注释的。他一直试图破译这部“天书”，考察古建筑遗构，同样是为了获得直观的参照。甚至直到营造学社解散之后，梁思成赴清华大学任教，依然对此念念不忘。1950年代，清华大学建筑系和中科院联合组成建筑历史研究室，试图继续集中人力，注释《营造法式》。然而，“反右”，“四清”，“文瑞脑消金兽革”，接踵而至的各种名目的运动，将梁思成的计划一再搁置。梁思成有生之年，只完成了《营造法式注释》的上册，下册未能完整修订，梁思成便撒手人寰。梁思成逝世几年后，上册得以出版，下册却出于审慎，希望等到资料完备之后再出版。当年给梁思成做助手的郭黛姮说：“可是，《营造法式注释》的下册后来却没有交给出版社出版。现在想要完成这项未竞的事业，却缺乏人力和物力。”最好的时光过去了。
如果说梁思成仍将《营造法式注释》当成“一项翻译工作——把难懂的古文翻译成语体文，把难懂的词句、术语、名词加以注解，把古代不准确、不易看清楚的图样翻译成现代通用的工程图。”那么，陈明达的《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要做的，则是更深入的研究，提供更为切实的技术理论依据。
对《营造法式》的痴迷同样贯穿陈明达的一生。1932年，他作为学徒工加入营造学社，追随刘敦桢进行考察与研究。在灾难接踵而至的岁月里，《营造法式》是陈明达唯一的慰藉。母亲与妹妹贫困交加而死，未婚妻参与地下党活动被杀。陈明达一度酗酒沉沦，然而，他还是强迫自己，每天呆在小房间里，手抄了整本《营造法式》和全部的手绘建筑图。1950年代，陈明达遭到批斗。他随即主动辞去行政职位，专心著述。陈明达的外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殷力欣，在陈明达晚年帮他整理了大量旧稿，怀念先贤的成就，依然兴奋不已：“他们不仅仅是建筑历史学科的奠基人，而且是文物保护事业的先驱。他们把古代建筑纳入文物保护的大视野，确立了整旧如旧、整体性保护历史面貌等文物工作原则，更留下了一个严谨的治学方法，即:‘不避艰辛的田野调查、耐心细致的文献考据、跨越学科界限的开阔视野，并在此基础上有一个具备前瞻性的逻辑演绎’。展望未来，这一学术传统是建筑历史学界、文物界后辈学人仍需奉为圭臬的。”
六
四月的猎猎朔风穿越悠长的胡同，如同利箭射穿无人的沙场。
我站在赵堂子胡同尽头，想起几十年前，梁思成为《宋〈营造法式〉注释》写序时，反复斟酌所做的三次修改。梁思成首先写道：“另一方面，我们又完全知道它对于今天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什么用处”。梁思成想了很久，把“用处”划掉，改成“直接关联”。后来，他又划掉，留下了生前最后的未定稿：“另一方面，我们又完全知道它对于今天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几十米开外的那座据说是依据《营造法式》的规则建造的灰瓦院落，已然成为大杂院。文物保护单位的碑文和私人住宅、禁止入内的铭牌交相辉映。那里曾是朱启钤的故居，也是营造学社最初的地址。很多人已经忘记，中国人破解《营造法式》的往事，是在此启程的。
倒是转角处，赵家楼饭店的招牌被夕阳的余光返照，“赵家”二字的阴影落在破旧班驳的楼面上，暗淡而分明。反刻隶书落在裂纹丛生的墙面上，像枚失去棱角的图章。楼顶却有一户人家，一排铝合金窗上贴着四组硕大无厘头的“今朝”二字，不知是商标还是标语。
历史总是充满因缘与诡辩，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其实早在宋代，中国已经开始近代化。内藤湖南说，“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法莫道不消魂国的埃狄纳更将宋代称为“现代的拂晓时辰”。然而，随着铁骑南下，王朝覆灭，宋代的进程戛然而止，中国人将寻找理想的面孔转到新的路向。正如我们头顶的“赵家”与“今朝”，相隔几十米远，也隔着千年光阴。
（文：张泉 《生活》杂志2009年5月号“清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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