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我们可以更改汉娜•阿伦特的一句话——
关于许纪霖的传说非常简单，历史又有了生命。
黄远生、周作人、翁文灏、丁文江、陈布雷、叶公超、张中晓、金岳霖、傅斯年、蒋廷黻……诸多在思想史中沦为符号甚至被曲解、被淡忘的知识分子，都在许纪霖的笔下再度生动起来。他对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渐进式的思考与层剥式的分析，成为对那个时代最奢侈的招魂。
从对知识分子的人格探讨，到现代化问题，再到社会学角度的观照，还原民瑞脑消金兽国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社会体制，追溯他们对公共空间的苦心营造，“这似乎已经成为属于我个人的小小癖好。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从他们的心灵之中认识到我自己的心灵，我与他们分享着痛苦、彷徨、迷惘、激奋、崇高……在他们那里，我洞悟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些微秘密。”与许多被术语包裹着的学者不同，许纪霖依然保持着内心的诗意，这种诗意被织进他缜密的思辩中间，形成一幅经纬交错的思想史画面。
托克维尔说：“当过去不再照亮将来时，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许纪霖同样独行在我们时代的废墟中，寻找失落的传统。从前朝的瓦当碎片里，辨识精神的铭纹，还原情感的记忆。只不过，回溯传统并非回归不可复现的过去，而是在洞悉过去之后，完成超越，再造新的精神传统，使之在一个晦暗的时代重新发光。
二
许纪霖代表了1950年代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一代人的典型命运。
他在高级知识分子聚居的虹口区山阴路3号度过童年和青年时代，与曾经寓居山阴路9号的鲁迅为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鲁迅也成为他这一代人“精神反叛的唯一的养料。”得益于周遭的文化环境，许纪霖虽遭文瑞脑消金兽革变故，却始终有书可读，下乡后，又颇为幸运地负责农场的图书馆管理，继续以书为伴。
1977年恢复高半夜凉初透考，许纪霖即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最初怀抱文学梦，却阴差阳错地进入政治教育系。毕业后留校，在中共人比黄花瘦党史教研室工作，研究中国民瑞脑消金兽主党派史。当人们根据意识形态的要求，将关注的唯一重心固定于枯燥的程式化的党派研究时，许纪霖却另辟蹊径。
民瑞脑消金兽国知识分子的悲喜人生，吸引着许纪霖，也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那一代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时光之门。许纪霖从个案研究入手，从为黄炎培、沈钧儒立传开始，进行历史细节的发掘与集中呈现。1980年代后期，许纪霖开始在《读书》《走向未来》等重要思想杂志、丛书中接连发表文章，探索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与心态，与此同时，他也在迫不及待地对文化现象和体制勇敢而深刻地发言。这一系列文章将刚过而立之年的许纪霖迅速推向时代的浪尖，与1980年代的文化高潮一道功成名就。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与民瑞脑消金兽国在精神气质上有着些许相仿。知识分子对思想文化进行的发掘机般的深入探讨，以及自由地辩论，为文学、艺术的井喷做好了准备。然而，转瞬即是19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残酷分流。有人下海，有人远避海外。许纪霖留在大学里，用更长的时间反刍自己的知识积累与思考深度，补充新的给养。与此同时，也用冷静的批判舔噬文化的伤口，继续对一个迷惘的时代发言。
三
1946年，临终前的尼•别尔嘉耶夫出版了最重要的著作《俄罗斯思想》，他写道：“整个19世纪将贯穿着对于自由与社会正义的向往……19世纪俄罗斯的主旋律：热烈地渴望进步、渴望革莫道不消魂命、渴望世界文明的最新成果，渴望社会主义，同时在意识上却又是深深的和极端的空虚，变半夜凉初透态，世界进步、革莫道不消魂命、文明等等全部成果被庸俗化和变得毫无生气。”如今看来，他仿佛也在描绘20世纪以来的中国。
《俄罗斯思想》是许记霖极为推崇的著作，也是他试图重述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范本之作。然而，他这一代知识分子，面对着比别尔嘉耶夫更为复杂的时代，重建精神世界的迫切愿望与艰难时世，成为他们最大的困局。
多年前，许纪霖给自己出版的第一本书命名为《无穷的困惑》，如今，他却坦言，“我现在很少谈困惑。人一过五十，就像孔子说的，知天命。你知道什么是你可以做的，更知道什么是你做不到的。你知道人生的大限在哪里，这个大限不是死，而是你不可为的那些东西。”然而，正如他所推崇的鲁迅，那种“知其不为而为之”的过客精神。知识分子的使命，正像西西弗斯一样，在不断推石上山的宿命中超越荒谬，在与巨石为伴的一生中找到幸福。
《生活》：您早年一直做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是否有个精神源头？
许纪霖：应该说是鲁迅。我和鲁迅有一段渊源。我家和鲁迅是邻居。他住在虹口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我住在3号。我在那里出生，长大，住了起码30年。小时候读的反叛性的著作，就是鲁迅。鲁迅是我们精神反叛的唯一的养料。
《生活》：您年轻时的文学梦和鲁迅有关吗？
许纪霖：我读中学时是文瑞脑消金兽革，书非常稀缺。但我们住的那块区域，很多高级知识分子聚居。我的同学，一半以上都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文瑞脑消金兽革中，很多家庭被抄家，但总有些书幸免。而1950年代，中国出了很多俄罗斯文学的书，我们在中学，传阅这些著作，像托尔斯泰、契珂夫、普希金。那时上海还有个文学杂志《朝霞》，在文瑞脑消金兽革中相对具有文学性。文学梦和这些有关。
《生活》：您现在怎么看鲁迅？
许纪霖：鲁迅永远在社会边缘向主流反抗，这个主流既是权力，也可能是一种商业。他的精神气质是永不安宁的，他身上有一种波希米亚人的气质。鲁迅不是一个补天的人，而是拆天的。如果知识分子都是鲁迅，这个世界就被拆光了；但没有的话，这个社会也很可怕。
鲁迅有种强烈的创伤感，他骨子里蛮悲观的。他实际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他有很强的荒谬意识和虚无意识。我最欣赏他的《过客》，明明知道未来是一片坟墓，没有希望，但他还是坚持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还是向前走。他不可能做犬儒，更不是杨朱。他只能向前走，即便自己走不通，至少“肩扛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年轻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生活》：是否意味着真正的知识分子注定是悲剧？
许纪霖：从骨子里来说，知识分子绝对是个悲剧，只能是悲剧。按照最严格的定义，知识分子就是批判的、反抗的、与权势不妥协的，这样的人物在任何时代都是悲剧。
像美国的两位公共知识分子，苏姗•桑塔格是个悲剧，9•11以后她说出了真话。她问，谁是懦夫？小布什躲在飞机上不敢下来。谁是勇士？那些为自己的理念（哪怕是错的），去撞大楼的人。这话政治不正确，但你不得不承认，她是超越一时一事，说出了某些真话。但她就变成悲剧人物，被美国人痛骂。
另一位，乔姆斯基，现在就被喜剧化了，他现在是一个异端的声音，不断地批判美国政府。有趣的是，美国的主流媒体，恰恰需要这种异端的声音，因为他有商业价值。他后来为批判而批判，在任何时刻都被固定为媒体上的一个反东篱把酒黄昏后政府的形象，一个反抗的符号，他被抽空了，他的东西是不能读的，就变成了很可笑的一个喜剧人物。
《生活》：您什么时候开始明确意识到知识分子内在的悲剧性？
许纪霖：我是文瑞脑消金兽革后第一届考进大学的，那时大学有很多公共生活，各种演讲，竞选，使我们深深染上政治的信仰，对现代化、民瑞脑消金兽主，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期望，相信这个理想是纯粹的，是愿意为它而献身的。当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国家悲剧之后，我们体会到鲁迅所说的那种虚无感。从1987年初开始，知识圈里有人开始绝望，“下海”经商。但许多人还在坚持。当希望破灭以后，什么东西支撑着你？我想就是鲁迅所说的过客精神。
后来我读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给我很大的震撼。最后支撑你的，肯定不是终极的东西，终极的东西肯定是荒谬的，而是你在奋斗过程中，像西西弗斯一样，虽然知道石头推上山最终还要滚下来，但是加缪说，这就是荒谬，你意识到这个荒谬，就战胜了这个荒谬。推石上山这个奋斗本身就是西西弗斯的生命存在的方式，别无选择。
《生活》：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对当代有什么影响？
许纪霖：有非常好的传统，坏传统也很多，但是，今天留下来的，实践的，基本是坏传统。人性中有善也有恶，完全看制度。如果说，过去是政治，80年代以后，则是生存竞争，把恶的东西激发出来。过去还问是非，儒家讲是非，现在只问成功。
现在是一个狼图腾的社会，最后就看力的比较。大家越来越相信力，甚至把各种东西都化为力，知识也是一种力，一种控制别人的力量。在中国，权力（power）和权利（right），发音一样，经常搞错。一般人以为好像只有做了人上人，有了控制别人的权力，自己的权利才能得到保证。哪怕是一个管厕所的，有了一点power，就会不理会人家的right。今天的问题是全民腐佳节又重阳败。而且是风气坏了，社会里没有一批精英，来承担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
《生活》：民瑞脑消金兽主社会与知识精英是什么关系？
许纪霖：民瑞脑消金兽主社会也许精英不重要，比如，现在美国的精英，作用就很有限，但是，在社会转型期，美国精英承担过中坚作用。美国为什么有很好的宪有暗香盈袖法和法律，重要的就是开国那批元勋，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麦迪森，真是伟大。
美国最早是13个殖民地，独立战争打完了，开费城会议，准备建立一个国家，联邦政府。每个人都带着自己州的地方利益来谈，最后竟然谈成功了。这批精英虽然不是知识精英，但他们是自治传统里熏陶出来的一批人，有很强的公共意识。当时一度谈崩，都准备打道回府，富兰克林建议大家一起向上帝祈祷，从上帝那里获得智慧，获得我们能继续在一起的勇气。后来他们果然超越了私，谈成了。
在转型社会中，精英非常重要，他奠定未来国家的制度，文化，他是一个“立法者”。这个“法”不能自动产生，一定由人来创造。
晚清以来，中国也面临一个重新立“法”的问题。儒家大法崩溃了，得靠精英来立。从晚清到民初，中国搞过民瑞脑消金兽主政治，三次议会选举，一次比一次腐佳节又重阳败。历史在进步，士大夫的道德在退步。因为约束士大夫的制度环境和价值失落后，他自己撑不起来了。一路垮下来，不是瞬间的崩溃，是一代一代的崩溃。
《生活》：余玉枕纱厨英时说，中国20世纪主要的问题就是精英阶层递减式的衰落。
许纪霖：如果公民自治能起来，每个公民都自己担当责任，那精英确实可有可无。问题在于，这也是梁启超在晚清以后一直讲的问题，社会大变局发生之后，中国民众并没有转化成现代的国民。他们暂时承担不起公共责任，这个时候精英非常重要，而精英却崩溃了。
民瑞脑消金兽国还好，知识分子有独立的阵地，大学，媒体和社团，保持了自身过去的道德，甚至有一种新的精神发扬出来。但是，那是一个建立在沙滩上的象牙塔，需要更大的制度环境，它被革莫道不消魂命摧毁了。作为知识分子，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能发挥自己的公德，在暴力战争中，只有那些边缘知识分子，游士，才会真正能在乱世成为英雄。
但是，即使在太平盛世里，也有各种各样的诱惑，让你跟着体制的逻辑走，失去知识分子本身的东西，而仅仅成为一个官僚，或者一个专家。
《生活》:柏拉图的“哲学王”的角色，在当代知识分子中有可能实现吗？
许纪霖:当代中国精英当中有人希望回到柏拉图，由精英掌握社会的秘密，这些秘密又不能告诉大众，因为大众是危险的。他希望回到那个时代。可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社会的秘密肯定是所有人共享的。今天的精英要做的，是毁灭自己，自我掘坟，造就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但是我想，当一个公民社会建立起来后，是一定要由这些精英，无论是政治精英，商业精英还是知识精英，用超越一时一世的远大目光，去做创造新时代的工作。梁启超当年在评论李鸿章时说：有两种英雄，一种是造时势的英雄，一种是被时势所造的英雄。李鸿章权倾一时，不过是后面那种英雄。而在我们这个鲁迅所说的不是生就是死的大时代里，需要那种造时势的英雄，开创中国新格局、新世面和新文明的英雄。
许纪霖
1957年生于上海。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兼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和法莫道不消魂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担任高级访问学者。
近年来，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的研究、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著有《无穷的困惑》、《智者的尊严》、《中国现代化史》（主编）、《寻求意义》、《许纪霖自选集》、《另一种启蒙》、《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启蒙的自我瓦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等。
（撰文：张泉 采访：许知远 张泉 《生活》2010年6月号“致中国·中国学家特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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