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湖在甬绍铁道的驿亭站，是个极小极小的乡下地方。”
这个极小极小的乡下地方，却在1920年代，一下子挤进了朱自清、朱光潜、夏丏尊、丰子恺等人，并吸引着蔡元培、李叔同、何香凝、黄炎培、柳亚子、张闻天、俞平伯、吴觉农、蒋梦麟、于右任、吴稚晖等人慕名而来。
这些后来叱咤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学者，在白马湖度过了他们的成长期。夏丏尊翻译了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朱光潜完成了他的美学处半夜凉初透女作《无言之美》，丰子恺创作了他的漫画处半夜凉初透女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朱自清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踪迹》。
是什么让他们自愿抛弃杭州和宁波的喧嚣，委身于白马湖的烟波里。又是什么让他们对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春晖中学如此钟爱，联手造就了一代人的精神故乡。
一
七十八年后，朱自清的评判依然像魔咒一般困扰着白马湖。“白马湖在甬绍铁道的驿亭站，是个极小极小的乡下地方。”
1924年初春，26岁的朱自清揣着春晖中学校长经亨颐的邀请函，沿着一条破旧的煤屑路走了许久，终于在湖光山色掩映中的看到春晖中学的倒影。
此时的朱自清已然名满天下。他凭借诗歌《毁灭》一举成名之后，又在两年前创办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本诗刊《诗》，商务印书馆为文学研究会结集出版八人诗集《雪潮》，“朱自清”的名字被列在第一位。他像一阵龙卷风，所过之处，各地报刊的文学、文艺版纷纷兴起，文学作品大量涌现。
然而，隐身于在这些显赫声名背后的，是这个北大哲学系提前毕业生迷惘的脸。在毕业四年时间里，他已经更换了五份工作，他辗转在杭州、扬州、台州、温州、宁波，依然没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与走过的星光大道相比，眼前这条“煤屑路”反而令他轻松。这条路在他的回忆中，萌动着盎然诗意，“走向春晖，有一条狭狭的煤屑路。那黑黑的细小的颗粒，脚踏上去，便发出一种摩擦的骚音，给我多少清新的趣味。”或许他曾心存侥幸地奢望，能够在一个与都市全然不同的环境中找到精神的家园。这时，意气风发的诗人，当然不会预料到，几年之后，“煤屑路”依然会出现在自己的生命中，在《荷塘月色》里，已不再年轻的自己，依然会“颇不宁静”。
他将要前往的春晖中学，早已群贤毕至。“白马湖四友”的交椅虚位以待。
1919年，上虞乡绅陈春澜筹建春晖中学，他趁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回乡省亲之际，与其相谈甚欢，一拍即合。然而，当时经亨颐在杭州身负重职，自然不会乐意回到上虞。所幸，半年后的“一师风波”成全了这段历史，为了保全师生利益，经亨颐与当局力争，最终愤然辞职。
陈春澜随即宣布出资建校，他在《委托书》中写道，“予愿已尽，不复有言。”《委托书》交给校董后不久，陈春澜便去世了。建校的重任落在经亨颐等人身上。虽然在《答复书》中谦逊地说，“顾念创办中学，为我虞向未有之校，亦为我虞斯不可无之校，事关培植人才，不得补仰承。”经亨颐的心中其实酝酿着更为宏大的计划，他的目标是“一洗从来铸型教育之积弊”，以补救公办学校对文教的钳制。
春晖中学在白马湖畔落成，经亨颐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他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执教时树立的权威，在名不见经传的白马湖，形成巨大的号召力。在他的一封又一封邀请函中，他在浙一师的同事夏丏尊从湖南回到上虞，刚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丰子恺也拖着书箱直奔白马湖。当1924年，刘薰宇、匡互生、朱自清、朱光潜等人聚拢到白马湖的时候，他们已经有足够的信心承担夏丏尊所提出的《春晖的使命》：“竖了真正的旗帜，振起纯正的教育，不是你所应该做的事吗？”
二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白马湖最美的季节——春天——来到春晖中学的。
这个春天不断闯进他们的梦里。恐怕没有哪个时代的文人，会像新文化运动时那样狂热而大规模地礼赞春天。在白马湖，这样的情结更加难以解开。朱自清记得，“我第一回到白马湖，正是微风飘萧的春日。”而在给《子恺画集》的跋中，他写道，“在春天里，他要开辟他的艺术的国土。”
春天在他们的言谈诗文中呈现着各种迷离的状态，暗示着希望或躁动，蓬勃与不安。而他们自己，亦处于人生最美好又最不确定的时期。
除了经亨颐和夏丏尊年纪稍长之外，大部分人都只有二十多岁。何况，年轻仅仅是表象，更重要的是，他们身怀绝技而又心系天下。这些内心躁动的年轻人，究竟能否安心于白马湖的烟波，甘领一份乡下的教职？久经沙场的经亨颐最初应该就会料到，自己在1924年一力托起的顶点，维持不了多久就可能跌入低谷。不过，在昙花一现之前，没有人愿意放弃。
尽管他们怀着浪漫主义的念头，想要振兴教育，然而，与教育相比，春晖中学提供给他们的更为实际而具有诱惑力的平台，却是刊物。
早在创办之初，春晖中学已经开始宣扬这样的野心。在草拟于1919年的《春晖中学校计划书》中，经亨颐判断：“而是等事业，影响所及尚不远，况斯校僻在乡间，故又宜刊行学校杂志。此种杂志非如近来各校之校友会志，徒事表彰成绩已也，当以灌输思想学术为主旨，如近来《北京大学月刊》。学校程度虽有分别，而同为教育研究家所居之地，促进社会文化之职责，当然与大学并驾齐驱。将来春晖中学月刊，为全国人民所必读，庶名副其实。春日之晖，普及遐尔，岂独一乡一邑已哉！”
在经亨颐的一力倡导下，《春晖》半月刊首先创刊。它最初的七个专栏，涵盖了校讯、师生的文学创作、读书札记以及对学校发表意见这几方面内容，具备了一本刊物基本的雏形。
随着这些不安分的年轻人的到来，各种刊物在春晖中学相继创办，他们迅速占领了白马湖畔的话语权。《春晖》《春晖的学生》《白马嘶》《山雨》《春晖青年》《我们的七月》《我们的六月》上，相继写上了这些注定在未来叱咤风云的名字。以一座中学之力，勉力支撑如此多的杂志，原本是一件颇不平凡的事情，只不过，一旦我们在扉页上一行行看到那些名字，那么，一切都已经顺理成章。
这未必是归宿，却是他们可以看的见的未来。
三
文人们的选择没有错误，“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称谓一时风靡中国，而令他们欣慰的是，春晖中学所成就的，不只是它自己。
在自己的住宅“平屋”中，夏丏尊翻译了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在他的翻译过程中，朱自清提了诸多意见，而丰子恺则设计了十余幅插画，以及封面。《爱的教育》在《东方杂志》连载，后来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再版三十余次。序言中，夏丏尊针对教育积弊，写道，“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为无谁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显然，他已找到自己可以毕生为之奋斗的出路。
在众人的鼓励下，丰子恺开始尝试漫画创作，他的画稿布满了相对的两面墙，朱自清从中听到“飒飒的”风声。《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终于横空出世，奠定了丰子恺日后得心应手的创作风格。而在作文方面，丰子恺则说：“我在校时不会作文。我的作文全是出校后从夏先生学习的。夏先生常常指示我读什么书，或拿含有好文章的书给我看，在我最感到受用。……因为我的写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导鼓励下学起来的。”在白马湖，丰子恺确定了艺术的方向。
朱光潜同样得益于春晖中学同仁们的交流。他回顾白马湖的生活，“大家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佩弦和丏尊、子恺诸人都爱好文艺，常以所凿相传视。我于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开始学习写作。”朱自清和夏丏尊鼓励朱光潜，他在说理方面比较突出，于是，朱光潜在写作时尝试了一个新的领域，在《春晖》校刊上发表了他第一篇谈美的文章《无言之美》，中国因此，没有丧失一位美学家。
他们在自己身上所做的实验，屡屡出现突破，他们的主张也直接影响着春晖中学的学生们。刘薰宇说，不希望“只想学一二种知识的人到学校来”，而朱自清则提出，“我极主张应该养成学生们的欣赏力，因为这是丰富的人生的源泉之一；不过不主张以文艺为国文教材的主体罢了。”在这些思想的引导下，尽管仅仅是中学，春晖中学的学生们却异常活跃，以至1924年3月，俞平伯受朱自清之邀，前往白马湖，惊奇地发现，在这个朱自清口中的乡下地方，“学生颇有自动之意味，胜一师及上大也。”俞平伯离开时，心向往之地感叹道，“大有盛世之风”
然而，云集于白马湖的文人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将用一生去兑现的使命，却是否真的找到可以安放灵魂的精神家园？
蔡元培在春晖中学演讲时，提醒学生，“诸君将来出去到社会上任事的时候，我想必定要回想到白马湖的风景，因为那时必无这样的好山好水给诸君领略了。”这忠告又何尝不是在提醒春晖的教师们。他们浮躁的心灵在白马湖获得抚慰，然而，躁动之心终于还是会迎向远方。朱光潜后来想，当时的众人，不过都是在白马湖寻找出路。在寻找出路的行程中，丰子恺最终追随老师弘一法师而去，更多的人，则选择重新回归繁华。
“毡帽事件”成为他们离开的导火索。1925年，在与校方顽固派沟通无果之后，匡互生、丰子恺、朱光潜同时出走，沿着他们来时的煤屑路，离开白马湖。留下来的朱自清亦颇有兔死狐悲之感，他写信给俞平伯，历数众人离开春晖中学之后生活的种种，他感叹到，“此后事甚乏味。半年后仍须一走。”他终于厌倦了做老师的经历，惴惴地想，“我颇想脱离教育界，在商务觅一事，不知如何？”夏秋之季，他便离开春晖，前往清华大学任教。当几年后他们的老友弘一法师来到白马湖边长住的时候，湖边传奇般的往事，早已风流云散。
白马湖的生命在上海得以延续，离开白马湖的人们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租用民房，创办了立达中学，取《论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义。其间虽然几易校址，但他们始终不忘兴学的初衷。他们加入开明书店之后，亦全力推广教学读本，为他们编撰“开明读本”的，是叶圣陶、林语堂等名宿大家。当时的中国，文化人有两条坦途可走，或做教育，或做出版，这两条路他们都尝试着，并且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江南人传统的“莼鲈之思”也困扰着他们，他们一次次在文章中被白马湖的回忆唤醒，然而，他们宁愿沉浸在想念里，也不再回去。白马湖在特定的年代里收容过他们旅人的心，却终究只是一条歧路。
四
在烟波弥漫之间，甚至会产生错觉。仿佛时间从未在白马湖边洗劫过。
从上虞市区到白马湖，依然需要经过一条漫长的煤渣路，只不过，两旁的厂房和住宅已然淹没了当年的荒凉。
沿着山麓一路疾行，春晖中学依然刻意保持着古旧之风，实际上，从1989年开始，它就已经被确立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保留古意，却不可能挽留住人们曾经远去的步履。如果说，庭院中的老树所暗示的还是旧日的沧桑，那么，突然闯进视线的“逸夫楼”所指向的，则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情感。我们时常想，既然早在80多年前，他们就已经决然而去，我们又何必苦苦奢求？与其追慕往昔，不如再造一个世界。然而，我们究竟创造了什么？
朱自清当年痴迷过“没有层叠的历史所造成的单纯”，如今，却因历史而成为累赘。我们的绝大多数中学甚至大学，都拥有一座甚至更多的“逸夫楼”，却也只是拥有几座装潢考究、装备现代化大楼，而已。
我们不会仔细考究，在白马湖的人们曾经寓居过的那些简朴的住宅中，安放着的才是我们妄图企及却又无从触摸的东西。它们为何已不在，它们如何才能被找回来，我们无暇思索。
在夏丏尊的“平屋”，他当年种下的紫薇还在，连日的梅雨让它看起来也显得那么阴郁。在丰子恺的“小杨柳屋”中，他当年在墙角手植的柳树，却已不在。他曾说，“假如当时人们在湖边种荆棘，也许我会给屋子取名为‘小荆棘屋’，而专画荆棘，成为是荆棘有缘，亦未可知，天下的事往往如此。”
诚然，天下事往往如此。
我无意再做这些浮躁无聊的感喟，遂背身面向白马湖。白马湖得名的渊源之一在于，它形似白马。然而，即便临高，我们也已经不可能再看出一匹马的形状。围湖养殖的绿色巨网笼罩着粼波，肆意伸展的竹节木干，像一只只溺水后伸出水面呼救的手，填满湖面。
1929年，已经身在清华大学的朱自清回想起在白马湖度过的那几年优游光阴，他和他的朋友们曾经那样热切地盼望白马湖可以好，然而，他绝对不会料到，有一天，他会一语成谶。
（文：张泉 《生活》2007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