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
应县与代县,曾一道压在王朝的边塞分割线上。
天灾之城和人祸之城,相互依存,又相互见证。
应县木塔与佛光寺,在梁思成仰望的目光里,改写了中国建筑史。
两座木制结构建筑,两束信仰的光源,与双城分享过地裂与烽烟。


像群鹰,它们又一次从塔上赴死般俯冲,羽毛满地抖落,在风中打着弧旋。
这种乐此不疲的鸟被应县人呼为麻燕。它们有着天生的缺陷,双脚站立不稳,一旦落地,就得完全依靠翅膀的强大扇动力才能重新飞起来。翅膀的力量无法支配身体的那一天,就是它生命结束的时候。
尽管麻燕是候鸟,应县人却坚定地认为,它们终年聚居在木塔上。离开木塔的日子,也便是它们离开世界的日子。
这种被描述得命运过于悲壮的飞禽,是应县木塔留给我的最后印象。它们那么贴切地应当属于这座边城,应和着它的寥落,壮阔,悲凉,却又连土地里都潜伏着生命的欲望,扎下根,却刺伤自己。
然而,瞬息之间,我忘了千百年间那些徘徊于唇齿间的字句,那些赐予边城无上诗意的辞章。中国的边愁或许比地方都要醇厚浓烈,在那些穷兵黩武的年代,城头的明月像王朝的荣光一般照耀过烈酒中将士的醉容;又或者暮野四合,而荒城历历。然而此刻,我只是莫名其妙地想起出生于应县的作家曹乃谦——这让我大为惶惑。这个被马悦然大力追捧的中国作家,没有多少感动我的地方;然而,他所虚构的温家窑,那片被性欲望统治着的土地,是否也曾吸纳过应县的一侧剪影?
和所有边城一样,应县只适合被铭记与缅怀。应县古称应州,历史上,它曾屡次遭受几近毁城的天灾,只需攫取几段正史记载,便能窥见这座城池的悲哀。1021年,“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云应二州屋摧地陷,嵬白山裂数百米,泉涌成流”;1305年,“大同路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有声如雷,怀庐舍五千八百,压死者一千四百余人”;1333年-1336年,“应州地大震七日,塔旁舍宇,尽皆倾颓,惟塔屹然不动”;1868年,“应州大涝,平地成泽”;1877年,“应州大旱,颗粒无收”;1878年,“去岁大旱,应地人民尸堆遍野,瘟疫狼灾多出”;1900年,“大旱,至立秋方降雨”;1902年,“应州鼠疫”;1914年,“应州鼠疫”;1929年,“大旱歉收”;1966年,邢台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危及应县;1976年,唐山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波及,木塔整体摇动,风铃全部震响,持续一分钟。
史官们轻描淡写地叙述着接踵而至的灭顶之灾,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洪水、干旱、鼠疫、狼害……这座古老的城池屡屡被夷为平地,复地迁民,不堪负荷,唯一在造化面前不动声色的,只有木塔。从辽清宁二年(1056年)建造以来,它便成为整座城池的信仰中心。当地人甚至传说,尽管它是座佛塔,其实却是鲁班所造,并且存有玉皇大帝赐的避风珠、避火珠、避水珠,所以才能百害不侵。
1926年,晋军与冯玉祥国民军开战,木塔身中数百发子佳节又重阳弹。次年,晋军又与奉军开战,双方鏖战一冬,木塔依然带着满身伤痕屹立不倒。1928年,县内商人筹集资金,动工重修,木塔很快又恢复了曾经的风采。这座极限建筑,动用了多达54种斗拱,它巧妙地利用了木结构的吸力作用,进行自我调控。同时,在季节变化时,木头的柔性形态又能很好地应对温差和自然侵袭。
然而,这座曾经百害不侵的建筑,也在不可遏止地倾斜。它是国家非常重视的重大保护工程之一,然而,从1973年国家文物局的会议后,专家们便一致认定,以我国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对木塔的保护与维修,不宜做大动作,应该以抗御六级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为目标,进行抢险加固。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的专家介绍,如今,应县木塔的保护依然以局部加固为主,同时,进行变形监测,逐步建立起长期检测数据。去年的全国专家会议,围绕木塔的讨论异常激烈,最终的决定,仍然是维持早年的定论。
应县木塔没有让我惊艳,然而却有隐隐知道,只有在离开之后,才会怀念不已。
在通往木塔上层的高大板梯上,我被踏空的感觉裹胁着。光线昏暗,从四壁的洞孔间落向瞳孔。剥蚀的佛像,嘎吱作响的木板,映衬着它令人惊艳的各种巨大斗拱。我们已然无从揣想,当年梁思成攀着塔顶垂下的铁链,在塞外的风沙中登上这座危塔的塔尖时,是否也曾发出过古人的感喟:“不独尽览山川城郭之胜,而胜衰之故又可观也。”古人的敏感与诗意,已然在城市日益攀升的建筑间消耗殆尽。似乎真诚的喟叹,通常都来自新鲜感,而永远不会为司空见惯所激发。
八只被光阴稀释的困兽,守望着应县木塔的八角。它们曾是八只石狮,昂首怒目。时光之手抚过,残酷转瞬,便会化为慈悲。


绵延起伏的烽火台,有如潮汐,将我冲到岸上。
终点是代县令人敬畏的长途汽车站。肮脏,混乱,粗暴。杨家将的浴血鏖战,杨七郎死于乱箭之下的凄美结局,曾让这片土地奇幻而壮丽。然而,绵亘千年的喊杀声游走在彩塑雕像紧抿着的唇间,再也无从喷薄而出。他们慈眉善目,表情滑稽,望着这座他们曾经用生命守卫过的城池,无一例外地忍俊不禁。
代县古称代州,毗邻雁门关,自古战乱频仍。《代州志》自陈:“雁门障其西北,滹沱经于东南,外绕群山,中开平壤,诚险固之地,战守之区。”代县先秦时期出土的文物中,各种质地的兵器就已经占据了绝大多数。而随后的两千年间,雁门关前游走的旌麾铁马,枪戟金鼓,仿佛从来不会退潮。每一次雁门关失陷,长驱直入的异族兵马都会扑向代州,倾城只是弹指间的事情,这座城池,神情镇定,淡然处之。近代的代县早已不再是民族的边界线,然而,它却依然没能因为远居内陆而幸免于战争。它的命运,像被下过诅咒。日本侵华,应县设有军用长距离电话分局,还有四个待用机场,它再一次被推进飘举的烽烟,在劫难逃。
随之而来的,是长达数十年的毁城行动。对于这一过程,人们讳莫如深,罪责被集体戴在日本人头上。在走访中,人们空前一致地保持三缄其口的状态,然而,我依然得到了一些零星的信息:日军毁掉的是大量民居,对古城而言,他们只是拆除了东南角城楼,当作碉楼。而古城的大规模拆除,其实发生在1946年冬季,民兵们蜂拥着刨城拆楼,古城外部的风貌几乎全部毁掉。而古城的牌楼,也在1955年被拆除,原因是,县委认为牌楼阻碍大卡车通过。
我们却只能从《边靖楼记》和《重修钟楼并武臣坊碑记》中想象代州古城的影子:
“宿占东井,地接云中,三关障乎西北,一水限乎东南,亦形胜之要领,三晋之门户焉。”
“吾代东接神京,西通晋省,北据雁门之险,南绕滹沱之胜,以故城垣壮阔,科名荳耀,洵为山右之名郡焉。至于城中胜迹,未可悉数筑关城3座,瓮城4座,逻城4座。庵观寺庙48座,坊表牌楼31座,楼阁16座,私家园林6座,衙署3座。”
这才是梁思成曾经看到过的那座规划相当不错的古城。
代县搭着末班车,成为最后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那是真正的末班车,申报过程充满悬念。任秉友主持了那次惊险的参选,当时他担任县文化局局帘卷西风长。1987年,平遥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任秉友颇为不平,如果平遥都能入选,代县也必然稳操胜券。然而,身为县文化局局帘卷西风长,他仍然无处了解申报程序,只能尝试着给各方面写信申请、打听,没有回音。五年后,国家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历史文化名城开始接受申报,山西省文物局下发通知,要求有意参加角逐的市县派人集中接受培训,明确申报程序。然而,代县办公室的有关人员将这一纸通知压在案下,没转告任何人。一直到山西省的全部申报材料即将上报国家,任秉友才听说这件事。紧张筹备之后,任秉友率团赶往北京。然而,到达北京时,初审已经结束,材料被送到承德等待专家论证。任秉友一行又连夜赶往承德,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在终评开始前,将材料交给专家组组长,梁思成的弟莫道不消魂子罗哲文。回到北京后,任秉友一行已经几乎身无分文。三天后,收到县里寄来的路费,才得以返乡。
十五年过去了。如今的代县,已经无力与平遥攀比。不过,代县有代县的对策。
在代县县城内的标志性建筑边靖楼边,我遇到一家旅行社的导游。当时,他正自顾举着相机拍摄城头瞬息万变的乌云,七八个游客被他晾在背后。这个有性格的导游后来告诉我,十几天前,代县旅游局召集全县旅行社的老板和导游,绕着全县游了两天,希望大家劲儿往一处使,发掘本地旅游资源,开发“代县二日游”,将大同和五台山的游客分流过来。
“代县有名胜吗?多了去了!”他说,“可是”,他拍着城墙,“你自己看。”
在我的视线望不见的地方,煤矿在改变这里的一切。
他说,当地农民和矿工时常会发生口角械斗。有一次,大概两年前,参战人数多达200人,9次动用了炸药包。“这是一场山西人和陕西人的战争,”见我不解,他补充道:“因为矿工基本都是陕西来的。”当地农民觉得矿工夺走了属于他们的地下资源,他们什么好处也捞不到,他们无法忍受。积怨由来已久,战斗是早晚的事情。这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从前《代州志》里评价代县人的句子,“民淳而不佻,节俭而不侈。惟务力田,颇尚文学。”
代县以东遥远的山中,装载着信仰的佛光寺,安宁而悲哀地存在并消亡。
红墙掩映着这一方净土。午后的阳光臃懒地洒在门前一棵歪倒的松树上,它被一块巨石压着,倔强地将枝桠伸向天空。院落里的巨树也在呼应,在肆无忌惮地伸展,漫过院墙和屋顶,笼罩着过于空旷的天际。
大殿洞开,刺鼻的味道铺天盖地般扑向我们,全然无法再向前跨近一步。后来,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副所长任毅敏提示我,除了霉变,我们闻到的,其实是蝙蝠粪便的味道。突然之间,我产生了眩晕的感觉,我的耳边清晰地响起梁思成对梁间蝙蝠的描述,我一直想象着一万只蝙蝠一道扇动翅膀驱赶不速之客时那凛冽的风声,然而,这行程只是又一次告诉我,永远不要试图用想象去嫁接现实。
任毅敏说,蝙蝠的存在有利有弊。它能吃虫子,有利于保护木结构建筑。可是,它的粪便又在侵蚀着建筑。现在人们所能做的,是每年清理一次粪便。不过,河北大佛寺曾用红外线驱功赶过蝙蝠,研究所也考虑对佛光寺进行相似的清理。然而,这样做究竟利弊哪个更大,还得经过反复的研究论证,才能做出抉择。“毕竟,这样国宝级的建筑……”
梁思成对佛光寺的定义更为显赫,“除殿本身为唐代木构外,殿内尚有唐塑菩萨像数十尊。梁下有唐代题名墨迹,拱眼壁有唐代壁画。此四者一已称绝,而四艺集于一殿,诚我国第一国宝也。”他从来不吝于用最华美庄严的字句来描述他的建筑——是的,他的建筑——那么天真冲动,仿佛能够感染得所有人都会像他一样虔诚地双手合十。
然而,藏在五台山边陲的佛光寺,向来游客罕至。稀有的几个游客捏着鼻子围绕大殿转了一遭,开始摇头。一个男人搔搔半秃的脑袋,还是决定做点什么。他背对着大殿举起相机:“朝我这儿看!那边儿景好!”他招呼着妻子,指着层叠的远山。女人撩起被风吹乱的长发,望着佛光寺大殿,微微一笑。

(文:张泉  《生活》2007年11月号,重走梁思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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