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丝绸之路》是去年写给《生活》的最后一篇文章。从离开敦煌到最终写出,用了几乎三个月。或者,这其实是一篇拖延了两年的文章,它很可能在两年前以另外的面目被登在我曾做过的另一本杂志上。两年间我曾用几种离奇的方式写过贺兰山,却始终没敢动河西走廊。那时没有坚持报这个选题写这些文字,原因之一或许是因为一直以来,我对写它怀有恐惧。
这种恐惧无端而复杂,尤其是对于一个在高中时被余秋雨书写西北的方式蹂躏过的小孩儿而言。我还记得读中学的时候,朋友拿另外一个学校的同级学生的文化随笔给我看,把我唬得几乎决定,从此以后,除了应试作文之外,再不敢写任何文章。甚至有一个中午,我把前一晚彻夜写成的参加艺术节汇演的剧本丢给大家,然而不声不响地和朋友溜了,只为能一道坐车去见见这个离奇得让我景仰的人。当然,钱钟书先生的那个经典比喻很准确。结果并不那么有趣,出人意料的是结果之后的一些事情。
大概一周后,我们去学农。从朋友那里借了本书,《文化苦旅》。后来那天晚上我没和大伙挑灯打牌,却读完了这本书。是读,而不是看,我也便知道那些让我景仰的文章模仿自哪里。这并不妨碍我对她文章本身的景仰,就像《棋魂》里塔矢亮的老爹不允许他参加业余棋赛一样,他会挫伤所有人的信心,让他们失去继续下棋的勇气。
当年惊叹于余秋雨使用生僻词的本事,震惊得不知如何形容,今年重回鸣沙山,终于知道,原来他的生僻词比鸣沙山的骆驼粪还要多。在这种强大的“童年阴影”之下,如何书写敦煌?

从兰州开始不断和何政交换意见,这个过程让我们很开心,不过也折磨得两人筋疲力尽。他的巨大箱子被塞在汽车下面,他端着相机三蹿两跳便没了踪迹。甚至,在嘉峪关的断臂长城,当大家在庆祝终于登顶的时候,他已经第二趟上来取角度了。我则在戈壁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几个月来,我仍然记得在寻找古罗马人遗迹之后,走在四望无际的荒野上,把音乐调到最大声音,我像个气球一样被声浪吹胀起来。
首先想到的是写坟,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对这段历史而言,河西走廊的每一个城市,每一处遗迹,都已沦为坟的一种。独自穿越戈壁的时候,我看见大片的坟沿着山脊铺展,像一场华丽的仪式。我看见棺木从泥土中露出,横空被劈为两半,车辙在一旁轧过,死亡显得如是荒诞而苍凉。它们刺激着我,可是在这个指南针失效的地方,我已不能再深入太远。我曾想在写坟这一部分时,参照一点《殡葬人手记》的方式,后来发现不可能,最大的问题在于,我自己无法面对死亡这个命题,虽然它看起来很有意义。大三的时候,考邓论前夜,看书到一点,睡前突然想起1997年正月,开学前几天,我在家里赶寒假作业,广播里传来邓老去世的新闻,然后,那些天里,萧瑟的街头上所有报纸通篇黑体。1997年是个令我难忘的年份,整整一年,一切都像报头一样是黑色的。我开始琢磨死亡这件事情,我小时候琢磨过很多次,每次都会自动忘记,惟独这一次完全忘不了,我看着开考前的嬉闹人们,觉得荒诞,我试图去问别人对死亡这件事的看法,得到了诸如相信轮回、相信另一种方式或者是等着瞧这样的答案,这样的答案愈加让我惶惑。很多天以后,我终于不再想这样的问题,我学会了强行将一件事情推出我的思维,在我的形象思维里,每当我要这样想的时候,我会觉得大脑是一个圆,这件事是一个矩形,我在矩形旁边画一个向外的箭头,于是,它便被推出去了,于是,我便不再想了。我尝试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人生中的一些事情,一种粗暴天真到自欺欺人的方式,它越显得有效,便意味着我越不堪一击。
在敦煌,我们尝试了另外三种文字和视觉方案。我可以像写吴歌那次一样写历史,写故事,得心应手,波澜壮阔,大家看着也舒服,可我这次不打算这么干了,我害怕重复自己害怕到了刻意。或者何况,两年前我已经学会了这样来书写,书写河西走廊几乎成为一场还债。在这些年里,我一直重复地到达一个地方,印证一段过往的经历,譬如几年前到过一个地方做过或未做过一件事情,几年后我就注定要到来,仿佛只是见证一段被忽略的过去。屡次的印证让我错愕而感激。
遇到玉门关的老夫妇是极其偶然的事情,先前我执迷于玉门关守望者这个小题目,在我最初的朦胧印象中,总是很莫名地把它和伍尔夫的《到灯塔去》联系起来,尽管它们实际上没有任何关系。两年前,我曾在玉门关匆忙间举起相机,却留下了一张自以为很风云变幻的照片,两年后,我却再找不到这样的运气。我们沿着烈日两次回到玉门关,见识了各种各样的敦煌人,终于在碰运气的时候看到了远处的小房子,老夫妇,以及他们的动物园。何政为他们拍了照片,最初是想在羊群面前拍,可是羊群走得太快,老伯摘下水壶的当口,它们已经绕到玉门关的另一边了。他们仍把被拍看成很郑重的事情,这些照片最终被何政雪藏了。我很想知道,他们是否过得还好,尤其在政府收回湿地之后,他们和他们的羊群会何去何从。或许那时,我该冒昧地问一下他们女儿的地址,现在,我没有可能为他们寄一本《生活》杂志。当然,于他们而言,这根本不重要。

写《丝绸之路》的几个月里,时空变化,经历了一些事情,时空变幻,以及没完没了的写给客户的诗和稿子。如今想来,影响写作的反而是几件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事情:我的未完成的毕业论文,虽然它们看起来八秆子也打不着;我用了三个通宵基本看完了《冬季恋歌》,这个答案大概更令人错愕,我自己也这么觉得。
我还记得缩在被子里打完最后一个字,手指僵硬。上篇让我自己很惊喜,仿佛找到了一种全新的书写方式,仿佛我在写的不是丝绸之路,这让我很满意。并且,与商务印书馆和南京相比,并没有情感泛滥,但实际上,却贯穿着我的情感,极其个人化的情感,对我而言,这就够了。
下篇并不满意,内容庞杂,始终想把它当成一些传说,一些坟,可是却陷入一种历史化的总结之中,我被某种文风毒害了,从写南京的上篇开始,尽管南京的上篇我还比较满意。很早的时候,我曾想用“胡笳十八拍”来串联整个河西走廊,甚至想过配上十八首古体诗,那或许会从容许多,但也不知是否又会陷入另一种叙述圈套。
想要回头看看近一年间文字的转变,从怯生生的有些生涩地写鉴真和梁思成开始,从那么多的思路里面最终抽出一种,那么多彷徨而艰难的抉择,寻访间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风景那么多的心情。却发现决然不敢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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