坟
一
祁连山下，戈壁中央露出半截棺木。木板已然掉色，露出原木的斑纹，一侧被硬生生劈开，钉子的痕迹在阳光下温柔而慌乱地闪耀着。它在乱石间静默着，一具极其简陋的棺木。强打精神凑到近前，棺木里面已没有长眠者的痕迹，一张冰棒包装纸被装殓在里面，和泥沙堆积在一处。或许是风沙扰乱了亡灵的安息。这片皲裂的大地，只有最顽强而丑陋的野草，才能勉强生存。无法想象它究竟吞吐过多少生灵，每一场悄无声息的代谢，在其进展过程中，都注定残酷而激烈，即便死去亦不放过，或者，自然造化从来不会判断生死，只是一意孤行。
终于意识到，我们在无意间闯进了漫山的坟地。太阳在正上方临照祁连山麓铜色的岩石，在它的背面，散布着各种墓碑和土包。这样坚硬干涸的土地上进行的埋葬，让人不那么容易理解和接受。
不知道这片死亡之地埋葬过多少战马。汉武帝缔造的那个空前绝后的帝国，将战线从这里一直推向塞外，一度不可一世的匈奴人泣血吟唱的“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衍；失我胭脂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直接验证了刘彻“敢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帝王尊严。丝绸之路亦在此时一路西出长安，推向遥远的地球彼端。
古墓和近年刚刚树起的碑文错杂在一处，黑底白字在阳光下依然触目惊心。每一块碑上隐藏着多少故事，一个人，与他的一生关联过的所有人，都被凝练成一两句话。它们组成一万个已然消灭的世界，无从找寻，无从记录。而把所有碑文串联在一起，又何尝不是丝绸之路上一部失落的断代史。
碑文更像是一个门牌，面目冷峻地面朝每一个不速之客。墓碑背后，后人们造起了院落，砌上精致的小窗户，豁开门庭，坟头高高耸立，如同粮仓丰腴，如同穹庐笼盖四野。当人们越来越无力把握现世命运时，反而将更多希望寄托在身后事上。不远处，一只小狗看来死去不久，被安放在戈壁边的草丛里，几只苍蝇围着它打转，施施然准备进攻。它为主人工作了一辈子，讨好了一辈子，最终却连一块巴掌大的坟地都得不到。对不同的群类而言，这都是命，各自的命。这种念头曾经抚慰着无辜而茫然的民众，并且浸润过一个民族辉煌而卑微的文明。
墓碑覆盖的山冈下，一块五六米高的巨石平空扼住三岔路口。炭在石头上粗陋地写道：“为方便广大群众缅怀先辈，寄托思念。我厂利用优质花岗石料，经专业人员精心加工，系列生产各种规格的纪念碑、墓碑，可根据不同要求分普通型、浮雕型、特制型等。”
它有一句凝练甚至不失诗意的广告语——“树一碑寄千古情”。
二
广告语充斥着丝绸之路沿线的荒凉大地，举步维艰。
过黄河时，狭窄的分岔路口悬着一块方向指示牌，日常所见的那种，几根线条，蓝底白字：“向前，敦煌，新疆。偏左，青海。偏右，银川。”一连串震耳欲聋的名字，被拼合在一块不起眼的路牌上。尽管它们之间远隔千里，每个都令人神往，但轻描淡写的几笔勾画，似乎又分明意味着，它们就像邻家的每一条熟悉的小路，拐个弯便可到达。中国的西北，就这样存在着。计量单位开始以百里起步，你突然可以看到无限远的地方。而在一百公里之内，你的所见，不会有太大差异。沙石路，散布的蓬头垢面的骆驼刺，偶尔遭遇的绿洲，以及远方若隐若现的海市蜃楼，勾勒出丝绸之路现世的面貌。
黄河边还留下兰州毫不吝啬的自夸：“早知有陇南，何必下江南。”它被悬挂在一段被挖空的山脉前方，背后绘着如画的无边美景。在它的背后，东北二人转正以喜闻乐见的姿态蛮横地入驻兰州的大街小巷，无数人造水车正无谓地搅动着黄河水，无数吊车正麻木地摧毁这座边陲名城。房地产广告再次令人扼腕：“我把黄河送给你。”
武威的繁荣被记录在城中博物馆的石壁上，当年“每日车辙以千计”。而今，这座小城和我两年前到来时的所见，几乎全无二致。两年的时间，足够上海兴起一片“新天地”，足够北京再圈一片SOHO，但对这个西北城市而言，光阴似乎静止在某年的某个时段。
文庙供奉着在规模可能仅次于曲阜孔庙的孔子像，圣人眉骨凸出，眼窝深陷，显是西北甚至中亚人的相貌。古木和状元桥上，缠绕着大片的红丝带，写满姓名与祝愿，“吉星高照，金榜提名”是对文庙千篇一律的装饰。
到达张掖时，清晨的阳光极好，斜铺在大佛寺的门庭垂柳前。大殿横亘目前，飞檐斗阕，殿内供奉着亚洲最大的室内卧佛。大佛正在整修，体内几乎被掏空，巨大的钢铁围栏像笼子一样困住半梦半醒的佛像。戴着安全帽的人们无暇参拜，个个神色匆匆。
西去阳关的戈壁上，树立着更多的广告标牌，比如“敦煌力酒，力量持久。敦煌力酒，健康享受”，它们装点了一路色泽单调的景致，在看似鸿蒙初开的大地上，暗示人类曾经来过。
鸣沙山几乎被骆驼粪便淹没，骆驼在短短两年间骤增至千头。驼群中央，月牙泉正在死去。铁栏杆被圈到距离月牙泉更远的地方，树得更高，上面铸上飞天的图纹，围栏里种了大片的芦苇，以维持月牙泉奄奄一息的未来。游客们开心地穿着耀眼的橘红色布袋，背朝弥留中的月牙泉合影留念。橘红色布袋是鸣沙山新兴的广告，美其名曰“防沙鞋”。
曾经在莫高窟北山的戈壁上，望向遥远的敦煌城，在几乎与地平线重合的地方，涌起低矮错落的房子和树木。犹如海市蜃楼。敦煌便是一个海市蜃楼般的城市，在这里的数天里，往往会有不真实的感觉，触动着每一根神经。傍晚时分，乌云堆积，夕阳却突然挣扎着从云中露出光芒，如同一道神光覆盖住凋敝的敦煌城。一只鸟直飞向高空，忽然一个转身，收拢翅膀，便垂直着坠向大地。就在马上要接触地面的刹那，它忽又伸展翅膀，平空飞起，再飞到高空，在敛翅坠落。如此周而复始。谁也不知道它这样做的寓意是什么，或许它也是个耐不住敦煌城中寂寞的旅人，却又分明不舍离去，便化为这样一只诡异的飞鸟，掠过敦煌漫天的夕阳。
于是顿悟，千年以来对于丝绸之路，对于河西走廊，对于敦煌的描述，又何尝不是一出策划精良的广告。许多年后，那些脆弱、短促的繁华，凋零如银河泻地。
三
通往戈壁景区的公路一路颠簸，脑袋动辄便会撞到车顶，让人怀疑莫非是在麻花上开车。老司机说，这是三年前刚刚修建的公路，黄老大——一个传说中的敦煌人私人投资的。然后，他补充道，“所以，公路和景点的开发、收益也归他。”
在敦煌这个方圆不足十里的小城，任何人与事，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被传说得神乎其神。一如这座被传说修饰而显赫于历史的城市。一切都可以被无限扩大，又能被无限缩小。不存在界限，只存在摆弄尺度的那只手。
黄老大就是众多传说中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一个人。他可以被定义为敦煌的实业家，敦煌地广人稀而又历史资源丰富，野心勃勃的实业家自然不少。黄老大从一个放羊娃一路商运亨通，玉门关、雅丹一线的公路和旅游开发、火车站和飞机场的建设，全部归在他的名下。据说他现在仍然不会写字，包括自己的名字，他在签名时只是画圈，不同意便打叉。他的崛起像一个谜。于是老司机故作神秘地低声说，都是些传言，但未必不可信，据说文瑞脑消金兽革时期，他救过省里一个老领佳节又重阳导。
在莫高窟斜对面的三危山上，黄老大发愿铸造了一个巨大的铜佛，成为敦煌新兴的旅游景点。“再过一百年，他也是著名历史人物了，”老司机如是总结。“历史人物”四个字令人心下一颤，无端想起因为命令士兵每人种一棵沙柳而被西北人世代铭记的左宗棠。这四个字也确实只有在敦煌这样的地方，才能获得决然不同的震撼。
旅游业毕竟发展起来了，在敦煌这座地处沙漠边缘，又被戈壁牢牢扼住的小城，这几乎是它得以生存的唯一稻草，遍布全城的酒店、饭店、旅行社、纪念品商店，已然完全改写敦煌当年的辉煌。不能续写的故事，虽令人唏嘘，却又未尝不是对现实的突围。虽然在人们对敦煌的记忆中，没有什么可以取代莫高窟或阳关这些老去的经典，虽然这种现代经营思维或许于历史无益，但却着实在给予这座疲惫的小城以前行之力，它正实验着的，是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未来。不论你是否愿意，未来终将君临。
四
阳关关城内外，两具石像相互辉映。
阳关城内供奉的是高大威猛的张骞像，他跃马昂首，横举节杖，威风凛凛地指向中原。他曾经耗尽十数年光阴打通的丝绸之路，业已沦为一条不完整的旅游路线。和从前唯一的关联大概仅仅在于，它仍在创造数不尽的经济效益。
阳关城外，另一位历史人物与他呼应。王维面容圆润，表情滑稽地一手举杯，一手指向遥远的中东。这却是一具乐伎陶俑风格的石像，王维注定想象不到的是，一千四百年后，他的形象会被请出阳关城外，当年送客，如今被送。一千四百年前那个站立的瞬间，那句“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千古绝唱被灰色的石头面无表情地冻结。
不远处，“阳关道”的新碑也已经被立起，像一块铁锁，铐在戈壁上人迹践踏出的道路中央。朱红大字“阳关道”书写得节制而沉稳。不远处，刚刚被推倒的旧碑居然仍未来得及清理，颓然伏在尘土中，让人想起玉门关前那头颓废的骆驼。旧碑上仍然镌刻着飞扬跋扈的“阳关道”三个大字，令人精神一振。毕竟，内敛而沉着的字迹并不符合光阴对于西北的定位和描述。兴起于华北平原、盛行于中原一带的中庸之道，与寒风猎猎，刀光如丛的西北边陲，总有些格格不入。
简陋的碑文像一块功德牌坊，凹凸不平的底座又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龟驮着的碑。当它被历史修饰得越来越沉重，终于变成沿途所有曾经盛极一时的城市们一直在背负着想甩下又惊惧的一块碑。
福德·玛多克斯·福德在《伦敦之魂》中写道：“是所有死去的伦敦催生出这个万世的宠儿。”在死去的丝绸之路上方，历史也在以出乎自己意料的方式，被一层一层地剥离出现代人的视线，那些被装点一新的旧物，那些在舍弃与保留的边缘挣扎的传统，无不见证着这场轰轰烈烈的对现实进行修辞的运动。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之下，这条被一再诠释与 ** 的道路，终于斩头去尾，成为旅行者心目中从西安到敦煌的经典旅游线路，维系着它最后的喘息——关于那些活着与死去的，那些守望与被篡改的，那些幸福与卑微的，那些传说与进行中的——新梦与旧闻。
（文/张泉 《生活》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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