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暴雨来临之前，它们悄无声息地在我们背后按下脚印。我看到那些蓝色的蚊子像幽灵般四散逃开，在黑暗的房间里倏忽不见。抬手去拍，手上留下一团蓝色的灰烬，最迟钝的那只蚊子，尸体柔弱得像一团棉絮，尚未抽搐一下，就被风吹散了。
池子里的染色药水常年不换，只是定期加入新的蓝草和石灰，满屋晾晒着刮浆后的布料，墙壁里渗透着谷物的清香，这里也就自然成为蚊子滋生的地方。
吴元新顾不得驱赶蚊子，他用竹竿将白色的布从染池中挑出来，那块布正在剧烈地氧化，迎着空气，从黄变绿，从绿泛蓝。其实我知道，这只是我无端的想象，我不可能听见药水与空气相互厮打时那种惨烈的轰鸣，这过程尽管神奇，其实进展却微乎其微。真正的变化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它潜伏着，短促的觊觎，片断式的进攻，很快偃旗息鼓，骤然又卷土重来。等到它发展成为我们所能捕捉到的那些变化，已是无从更改的结果。蓝印花布的衰落，也正是这样，在不经意间渐次发生，直至几乎不可挽回。
蓝印花布曾是中国民间生活的底纹，自宋代起源，后来经黄道婆在江南推广纺纱技术，明清以降，蓝印花布“衣被天下”。与那些脆弱、昂贵、制作起来动辄需要耗时数年的民艺产品不同，蓝印花布就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需求。帝王自己占据了金色，将其他鲜明的色彩分赐给群臣，只把蓝色留给民众。民众却用日益高超的印染技术，将蓝色演绎为极致。
尽管蓝印花布技艺日臻完善，纹样日益精美，蓝印花布却始终没能与文人发展出暧昧不清的关系，连最浪漫主义的帝王也不会为它正名，皇权与民间隔着万重山，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被禁止的，即便帝王也不例外。
蓝印花布于是不得不蛰伏于民间，尤其是在一个社会分工并不十分明晰的时代，纺纱织布，刮浆，染色，是每家每户都通晓的技艺，蓝印花布被广泛地应用在被面、枕巾、包袱、头巾、门帘等日常生活用品之中。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江山如何分割，人们毕竟需要经营自己的生活。这样广阔的民间背景，原本可以使蓝印花布拥有其他民艺所无的绝对优势，不料却在转型的时代，转而成为自身致命的打击。
二
1977年，17岁的吴元新进入启东工艺印染厂做学徒时，蓝印花布已不流行，蓝色的确凉卡其布才是时尚之选。而染坊经过“文瑞脑消金兽革”的冲击，也已濒临绝迹，只有一些艺人散落在乡间，缄默着蓝印花布的秘密。那时的年轻人都热切地想方设法进入半导体厂、电机厂，为中国工业化的到来欢呼雀跃。
吴元新出生于蓝印花布世家，却还是埋头做了3年学徒，学会最基础的印染工艺，后来开始进行刻版设计工作。当时日本商人久保玛萨来中国寻找蓝印花布，一路找到南通。她的频繁造访和大量的定单，使倍受冷落的印染厂，一时异军突起。只不过，那些陈旧的纹样已经渐渐不能引起这些接踵而至的日本客商的兴趣。吴元新开始随师傅到乡下，四处搜集流落在民间的蓝印花布款式，获取素材投入新的生产。这些迫不得已的举动，却在无意中勾勒出他的未来之路。
1982年，吴元新考入宜兴轻工学校，学习紫砂工艺。然而阴差阳错，紫砂没能激起这个年轻人的兴趣，让他念念不忘的仍是那一抹温婉的蓝色。他整日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漫无边际地读书，青铜、彩陶、木雕、剪纸……各领域诡秘的纹样刺激着他，他着了魔似地想把这些纹样嫁接到蓝印花布上。经过反复的实验、构图、推敲，剔除那些不适合蓝印花布工艺表现的内容，进行再创作，吴元新的设计稿开始频繁地寄回南通。每隔一段时间，启东工艺印染厂的传达室都会收到这些来自宜兴的邮件，各种奇思妙想的图纸，令那些平常只见过明清蓝印花布纹样的日本客商们大为震撼。这些轻薄的图纸，将这家边陲工厂推向巅峰。然而，兴衰只在弹指之间，随着五彩花布染料进入中国，蓝印花布的含蓄之美，终被这些毕露的锋芒所掩盖。而大量工厂和染坊也相继用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蓝印花布赖以立身的神秘的自然冰纹，渐次从蓝印花布上消失，这种古老艺术的短暂复兴，最终只能成为一次甜蜜的回光返照。
三
一群人的狂欢最终成为一个人的跋涉。吴元新毕业留校几年后，调到南通旅游工艺品研究所，专注于蓝印花布纹样的设计开发和研究。设计室里有些拥有美术基础的行家们对此颇不以为然。有位在四川美院学过漆画的同事也用了些时日，画出一张蓝印花布的设计图。“不像蓝印花布，像剪纸。可是，剪纸剪出来，是最终完成的工艺；蓝印花布刻完了，只是第一道工序，还要经过刮、洗。剪纸的线条太长，一刮一洗就坏了。”吴元新说。
“我称蓝印花布是一种构成的形式，不仅是纹样构成，花形也全部是点线面构成的。用不同的点线面组织人物、动物、植物造型，根据构成的疏密关系来组织蓝印花布的图案。”吴元新在吸收传统元素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刀法，他的蓝印花布创新设计，连续三次荣获中国工艺美术界最高奖“山花奖”。
后来，吴元新受邀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讲课，教室全部用蓝印花布装饰。学生们最初同样毫无感觉，甚至不屑，直到吴元新要求他们临摹一张蓝印花布的纹
样，甚至自主设计一张纹样，学生们一时手足无措，他们才发现，这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蓝白花纹中间，究竟隐藏着多大的奥秘。
与此同时，吴元新开始有意识地遍访乡村，收集、整理蓝印花布。这一行为连乡村里的老人们都感到不解。1980年代的中国乡村，遍布着冒险者和机会主义者，他们会默不作声地顺走一件肮脏的狗盆，或者拿几个馒头换走一个毫不起眼的花瓶，很多投机文物商都是在那时聚敛了家财，上演了一夜暴富神话的。而吴元新要寻找的，竟是家家户户、床前柜上都覆盖着的已然破旧的蓝印花布。
寻找蓝印花布的工作最初轻而易举，后来却愈发艰难。老人去世后，他们用了一辈子的蓝印花布都要被子女烧掉，一是表示对老人的孝心，一是因为这些已然过时的东西摆在家中实在碍眼。然而，“即便在清代，温饱还没有解决的时候，父母去世后，一条蓝印花布被面，三个子女还要分成三块。可以做成围兜，再破点做成鞋垫，再破点做成抹布，一块蓝印花布真要用尽了，才会扔掉。”现在，儿女们依然会为遗产而争吵，只不过，不是蓝印花布。于是，那些曾经附着在蓝印花布上的民族的精魂，也就随着这些卷起的火舌灰飞烟灭。
剧变造成的文化流失让吴元新痛心。“现在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信息社会过渡的时期，这种过渡，实际只是短短的30年。我们直到1970年代也还对蓝印花布有点情感。可现在，就包括我母亲，她一生织布染布，如果再给她穿一件蓝印花布，她还不是很情愿。因为她感觉到，我已经穿了一辈子。人的心态都是这样的。”
1997年，吴元新创办蓝印花布博物馆，将他收集的大量蓝印花布纹样和实物分类陈列其中，他也尝试着恢复和生产了一些传统纹样，2005年，他编撰出版《中国蓝印花布纹样大全》，算是对自己30年来不遗余力的记录和复兴中国蓝印花布的一次总结。冯骥才将吴元新的工作盛赞为“抢救”，“手承心承手，人传艺传人”。传承并非一人一时之功，女儿吴灵姝在北京理工大学上学，也在耳濡目染之间，渐渐对蓝印花布有了热爱，开始协助父亲收集整理，出版书稿，这成为吴元新极大的安慰。然而，现实的严峻却无以复加，随着上一代人的相继弃世，记忆的流失将比蓝印花布的流失更加迅疾，更加不可挽回。
四
吴元新的脸在蓝印花布间时隐时现，7米高的竹竿收拢着一束阳光，在暴雨将至的前一刻，闪烁明灭。
我们很难确切地描述一个人与一个物件的邂逅，以及，究竟是什么使得这种无意的邂逅，最终却成为终生的事业。
吴元新几乎实现了当下民艺人的终极理想态：从无数个学徒、工人中的一个，成为掌握和突破最高技艺的工艺美术大师；从小城一隅，到获得国际声誉；从被国有体制成就和制约，到把谋生之道进展为对古老文化的收集和整理；从一个人的战斗，到一个家族的薪尽火传；从默默无闻的民间艺人，到站上大学讲坛去影响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建立一座海纳百川的主题博物馆，为自己多年来收集的大量旧物，以及持续的工艺突破和研究，找一处安身之所，也为历史找一个归宿。这些民艺发展的传统思路，几乎是当下民间艺人的最高理想，所能想象的极限。
然而，问题在于，被改变的其实不是民艺，而是我们的生活本身。
拉塞尔·雅各比曾有过一段极为精妙的比喻：“走进一个熟悉的房间同时识别一个新的事物——一盏灯，一幅画，一面钟——这是一种日常经验。但走进一个熟悉的房间并立刻指出最近刚搬走的东西就很难做到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能轻而易举地发现添加了什么，却不太容易注意到‘减少’了什么，比如物体和声音的消失。几个星期、几个月或者几年过去了，我们都没意识到它们已不复存在。也许，有一天一进屋我们便感觉到一种说不清的不适，什么东西消失了，可那是什么呢？”
用这来形容自五四以来中国人亢奋的“现代化”情结，再合适不过。“现代化”的魅影一旦附体在民艺之上，便孕育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要么民艺作品被强行与落后、过时、老土扯上关系，要么就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当代艺术实验中的一抹泛黄的诡异花边。被“现代化”无情遗弃的民艺，究竟怎样才能与时代握手言和？一路上我都在提出这个设问，却始终无法作答。
（文：张泉 《生活》2009年9月号“民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