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匹马啸悲风——贾平凹印象

贾平凹初出茅庐的时候，八百里关中业已沦为一抔黄土。
当年所向披靡的西北作家群，三位旗帜性人物，英年早逝的路遥，折桂“中国诺贝尔”的陈忠实，以及“常青藤”贾平凹，仗着各自手中一杆笔，在新中国文学的疆域上，打下了半壁江山。
汉代刘向《列仙传》记载，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有“紫气东来”之说；而风闻贾平凹这次携新作《秦腔》，进函谷关，旌麾东指，江浙沪一带媒体无不剑拔弩张，蜂拥而至。所有关于他和他作品的传说杂糅在一处，勾勒出一幅素描：沉默，憨厚，神秘，睿智，谦逊。他出场带来的轰动只会在瞬间爆发，因为在人群中，没有人认得出他，而在一秒钟以后，他将被人群仰望。浓眉阔目，敦实刚健，符合一切对于关中汉子的想像，自称“不善和人打交道”的贾平凹，其实思维缜密，理路清晰，应对得滴水不漏。许多千方百计从他口中抠出来的可以炒为爆料的内容，往往都是老调重弹。他只好自嘲出言谨慎是“让媒体吓怕了”。

光阴之箭瞄向商州——生活
贾平凹嗜好古董，爱好书法、国画，他排斥电脑，焚香写作，他在行将分崩离析的乡土生活中辗转，他固执地恪守着“大秦之音”，每次都用“普通话是普通人讲的，所以我不讲”这样的理由来搪塞人们。他与这个时代的灯红酒绿似乎总是格格不入，然而著名作家、杂志主编的身份又驱赶着他不得不从树阴里走进霓虹灯的光晕深处。
贾平凹的半辈子都在“跳槽”，做过农民，出版社编辑，专业作家，杂志主编。2001年任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带硕士研究生。2003年，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这种“苗头”其实在他考上大学时就初露端倪，当时分给他们公社的是西北工业大学的“火箭专业”，贾平凹顿时蒙了，他说：“我只学过一元一次方程式，可怎么造火箭啊？”幸亏后来县里调整专业，让他进了中文系，抢救了一位襁褓中的文学家。
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贾平凹最终还是回归文学的庄园，他忿忿地说，“除了作家和主编这两个职业，再不会闹别的啥。”记者赶紧问：“那么，作为一位大学老师，您又怎样评价自己呢？”贾平凹想了想，认真地回答：“学校的环境很适合我，我喜欢安静。可我就是怕耽误了人家娃，怕教不好他们。我自己也在不断学习。”
1993年，一部《废都》将蜗居在书斋里的贾平凹，骤然抛上浪尖。
那时候，人们迷惑，人们指责他，人们怀念那个在商州的阳光曝晒下自说自话的贾平凹，怀念那个佛陀般悲悯地俯瞰世人、遥望故乡的贾平凹。贾平凹一言不发。
斗转星移，十二年过去了。十二年中，贾平凹画地为牢，笔耕不辍，出任《美文》杂志主编，马不停蹄地推出《高老庄》《怀念狼》《病象报告》《五十大话》等大量作品，而他仍然一言不发。
十二年后，当评论界终于集体意识到《废都》的价值并郑重其事地承诺还它一个清白时，我将目光移向贾平凹。他只是埋头不停地记录着人们对他的每一句忠告，每一句质问，每一句溢美之辞，照旧一言不发。

铜马踏过疾飞的孤燕——文学
贾平凹的正版书总共出版有一百多种，而且几乎本本畅销，“比《新华字典》卖得都火”，当仁不让地成为书市的“及时雨”。有人叹服于他玩味文字的魔力，有人留恋黄土地上举目无际的苍凉，有人寻找的只是感官刺激。读者追随贾平凹手中笔的指向，呐喊厮杀，乐此不疲，贾平凹却一再用“惊惶”、“惊恐”这些字眼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从他一直不曾舒展的眉宇间，隐隐发觉，这并不是假意的自谦。尤其当谈及可能成为他长篇小说“封笔之作”的《秦腔》时，他一再动用这些感情玉枕纱厨色彩浓厚的词汇。他要写在那片黄土地上生活着的最后一批人，那些还有着黄土的拙朴，黄土的悲苦，黄土的执着的人们。历史的秒针不断掠过，人们最终在意的，却只是分针的移动。他想要告诉人们的，是每一步都铿锵坚定的秒针，在一个时代巨变的黎明前，记下最后关于繁星的传说。他说他不能接受乡民们说普通话，不能接受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习俗被漠视、被淡忘，但这一切终究在劫难逃。他说他是一个相信宿命的人，崇佛信道。他无力更改这些既定的事实和命定的未来，他所能做的，只是忠实地“把它们好好记下来”。
贾平凹家里，书桌前的墙上，贴着六位作家的画像。托尔斯泰、乔伊斯、海明威、张爱玲、沈从文、苏东坡。他还在寻找另外三个人的画像：莎士比亚、曹雪芹和福克纳。乍看起来，似乎是古今参半，中外参半。其实，中国现代作家张爱玲、沈从文都成功继承了传统文学的脉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贾平凹是个彻头彻尾的复古主义者，在他的作品中，现代主义笔调、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层出不穷。复古而纳今，他在寻找一种文学的张力。
在文学上，贾平凹并不谦虚，但是轻狂得彬彬有礼，“懂礼数，是从小我父亲就教导我的。” 他曾轻描淡写地说：“我得改造我的读者，征服他们而吸引他们。”这样大气的计划，怕是不亚于鲁迅当年“疗救”国人的心愿，对听惯了“读者是上帝”的人们而言，无异于当头棒喝。然而，贾平凹并不乐于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一种特立独行的形象，他解释道：“我写作的时候，只能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没时间考虑读者的感受。我是为文学而写作的，不是为市场。写好以后，我才想起来，对啊！我应该接受读者的评判呀，所以总是不安。”

时差：从撒哈拉到黄土高原——朋友
三毛的一生，无论对她的亲人、朋友，还是对文学、世界，都是一个过客。这颗流星曾经决然地划过贾平凹的生命线。
素不相识，相识已是殊途。
“前后大概也就是二十多天。”贾平凹回忆着，1990年末，他无意中在《陕西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孙聪自称在杭州的一次活动中见到三毛，三毛非常欣赏贾平凹的作品，对《天狗》和《浮躁》都赞不绝口，很希望认识贾平凹，并到商州走走。贾平凹通过报社联系到孙聪，得到了三毛的联系方式。贾平凹给三毛写了一封信，随信寄了四本书。“那是90年12月26号，”贾平凹记得很清楚，1991年1月4日，三毛在医院里自杀了。11天后，她寄给贾平凹的信才姗姗来迟，由台北穿林渡水抵达西安，“信是她在去医院的路上，扔进邮筒的。”
后来，5月，三毛在台湾的朋友带着她的几件遗物，路过西安，拜访贾平凹，他来替三毛完成最后的心愿——三毛要将自己的一半埋在敦煌鸣沙山下。“他给我看三毛生前戴的帽子，几件衣服，”14年后，贾平凹淡淡地说，他接连写了《哭三毛》、《再哭三毛》和《佛事》三篇文章，来祭奠这位素未谋面的朋友。后来，贾平凹去鸣沙山找过三毛的衣冠冢，无果。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清楚，以三毛的行事方式，是不会立碑的，只会深埋。他点了三根香烟，插进沙漠里，祭拜三毛的亡灵。
在贾平凹去年出版的《朋友》中，这些风卷残云般的过往，再次涌上纸面。杜甫在《梦李白》中写道：“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朋友是什么？也许，这都是答案。
有人把种种情节拼凑起来，中伤贾平凹和三毛。“说这些话的人，是对我的不尊重，更是对三毛的不尊重，”贾平凹一改向来不愠不火的脾气，“三毛是一位优秀的作家，我觉得她的文章写得挺好的。我们是朋友，她人已经不在了，没有必要说这些事情。”
很遗憾，庸人，总是热衷于拿这些陈年往事来纠缠老实厚道的贾平凹。
三毛在给贾平凹的信的最后写道：“您的故乡,成了我的‘梦魅’。商州不存在的。”

作家面具背后的贾平凹
贾平凹在复旦的讲座，开始时间是6：30。
5：40，会场已人满为患。管理人员不得不紧锁了会场中心大楼的三个门。人流依然不断地向会场方向汇聚，无数对迟到习以为常的老记小记们，和学生一道被关在门外，一筹莫展。
此时的贾平凹一行，正在打量几棵百年古木上悬挂的铭牌，专注而若有所思。暮霭沉沉中，王安忆突然出现，贾平凹措不及防，一愣神之际，表情中竟有些许恍如隔世的意味。两人匆匆握手，继而，贾平凹搓着手，有些局促地用陕西话说：“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众人拊掌，相视大笑。
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逐渐汇聚成一种节奏，恍若战鼓隆隆。一个平静的夜，因为贾平凹的到来，变得诡异起来。接到电话，原来是换会场了，人流向新会场方向涌动，学生们开始奔跑起来，这在复旦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同行的张新颖教授建议还是暂缓一缓，等人群进去再说。趁着这个工夫。。。。。。（以下省略656字）
7：00，贾平凹在如潮的掌声和闪光灯中亮相，从上一个鸡年开始“失语”的贾平凹，将在这个夜晚，打开话匣子。

成稿于3月26日，已刊ZWZX NO.5
原谅我这样粗俗的分类，正所谓人在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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