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陈方正几乎听不懂那个戴黑框眼镜的老人所讲的无锡话。
十几岁的陈方正坐在大礼堂的前排，颇为吃力地做着记录。他应该在父亲的书房里见过这位名叫钱穆的教授，只是，他实在记不起他的长相和学问，他对那些盘桓在父亲书房里的文化大师们缺乏了解也缺乏兴趣，要迟到十几年后，他才会意识到自己究竟错失了什么。
陈方正那时还在读中学，父亲陈克文是南下香港的知识分子代表，曾任国民政府要员，1949年携全家南渡，后半生以教书、办杂志为业。在父母的熏陶下，陈方正从小即对历史很感兴趣，然而，更吸引他的却是数学和物理学，他从高二就开始自学微积分，后来又浸淫在相对论、算理哲学、原子与宇宙中不能自拔。
于是，懵懂的陈方正与1950年代香港的思想文化高潮擦肩而过，《自由学人》、《现代学术季刊》相继创刊，父亲也在孜孜不倦地操办《自由人》周刊，书斋里总是徘徊着从大陆南下的同人，十几岁的陈方正却根本没有兴趣结识他们。
1957年，陈方正高中毕业，考入哈佛大学物理系。吸引和刺激着他的，是华人杨振宁与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新闻。这则新闻支撑着陈方正，一直在美国拿到物理学博士学位。他的同学中有后来“超弦”（superstring）理论的创始人史华兹（John Schwarz）和“邮弹杀手”（Una-bomber）卡辛斯基（T.J. Kaczynski）。
然而，余玉枕纱厨英时所发现的，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陈方正。一个朋友建议余玉枕纱厨英时去跟这个物理系大二的小朋友聊聊，已经成名的余玉枕纱厨英时感到不可思议，然而，两人一见，余玉枕纱厨英时便为陈方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而折服，很快引为知己。与余玉枕纱厨英时的友谊并不能动摇陈方正多年来笃定的对于物理学的热忱，他忙着设想自己的未来，申请到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和牛津大学工学院访学，与众多科学界的大师一道谈论微观世界的隐秘。
陈方正博士毕业后回国，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1985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出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随即投身于中国思想史和现代化问题研究，完成了他入行物理学20年后的重大转型。1990年，面对大陆知识分子的低迷期，陈方正在香港创办《二十一世纪》双月刊，点燃薪尽之后的又一盏火焰，在《走向未来》丛书寿终正寝，《读书》渐渐消沉之际，中国知识分子找到了新的言帘卷西风论阵地。
二
陈方正满足了我们对那个传奇年代的揣测与想象——为钱穆做讲座记录，在家中与香港最重要的知识界前辈邂逅并对他们了无兴趣，然后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到了美国，与费正清（John Fairbank）一起喝下午茶，与格拉肖（Sheldon L. Glashow）一起在实验室里百无聊赖地下围棋——点睛之笔在于，他根本不知道，前者就是声名显赫的“哈佛学派”创始人，而后者则将在1979年斩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半个世纪后，陈方正与杨振宁、余玉枕纱厨英时都成为挚交，他也成为在钱穆之后继续扛起香港思想文化旗帜的旗手之一。这位跨时代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拘泥于实验室里的无穷推理，也没有被书斋所困，而是通过主持研究所，创办《二十一世纪》，让思想与学术得以继往开来，并为更多的知识分子提供公共的平台，就像他所评价的克鲁格曼一样，从专业性人才，转变成为对思想史和社会现实发言的知识分子。
只不过，陈方正对知识分子的命运似乎始终都不乐观。21年前，大陆知识界一度被社会与媒体所瞩目，乐观情绪达到极点，陈方正却在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五四”70周年纪念讨论会上泼下一盆冷水。当时与会的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还记得那时刚过不惑之年的陈方正，“他告诉他的知识分子同僚们说，他们只是历史交替中的一支力量，他们之所以存在，要归咎于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动荡。陈方正强调说，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肩负有一项短暂的使命：在其它社会阶层寻找自己的声音之时，知识分子要发出批评的声音。之后，当其它阶层可以为自己发出呼喊时，当有识之士不再需要充当代言人时，那时，知识分子便是多余的了。在真正的现代化社会中，知识分子不再有特殊的使命。”陈方正的预半夜凉初透言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知识分子的天真转瞬即被现实击垮。他们随即四散，或回归书斋，或转谋他途。
“二十一世纪是个知识分子在社会上退隐的时代，他们的社会地位、道义力量，他们对于文化、政治和国家、世界的发言权，都无可避免地在大幅度下降。”这个炎热的下午，陈方正向我阐述着这句话的真切含义。我们已经不再拥有梁启超和陈独秀，知识分子无可避免地凋零，并终将与记忆为伍。
如果在街上相遇，没有人相信陈方正已经年届古稀，他说这是每日煲汤的功效。他的思想使得他的年龄更加扑朔迷离，多年来的物理学研究，使他始终保持着缜密的思路，惜字如金，讲究思想观点的内在逻辑。他一直是爱因斯坦的信徒，只不过，他将现实的重量燃烧，爆发出 ** 精神世界的能量。所以，我对他身上闪烁着的那些只属于民瑞脑消金兽国知识分子的优雅与从容，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生活》：你的斋名叫“用庐”。
陈方正：我父亲有个笔名叫“用五”，他排行第五。他在1898年出生，中学毕业就是“五四”的年份，他读大学后，有种很强烈的学以致用、注重实际的观念，所以给自己起个笔名叫“用五”。我母亲姓卢，我就把卢加个框，合起来叫“用庐”，是纪念他们两位老人家。
《生活》：你父亲陈克文先生是文化人。你读大学时学物理，是父母的意愿，还是自己的选择？
陈方正：我自己。他们倒是没有企图怎么影响我。我父亲是1920年代在广东高等师范毕业的，就是中山大学的前身。他是从农村出来的，很穷苦，一个小地主家庭，考进高师，因为不用钱，而且还有生活费。他毕业后加入国民党，那时正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他就在国民政府里做事，一直到1949年离开国民政府，下半辈子到香港教书。等于前25年在政府里，后25年教书。
《生活》：1959年，余玉枕纱厨英时和你第一次见面时，你只是哈佛的本科生，并且是学物理的。但是他却意外地发现，你对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有很深的见解。
陈方正：我父亲教中文和历史，我在中学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就很感兴趣。香港老一代学人，像钱穆、唐君毅、牟润孙，牟宗三，很多人对我都有影响。这些知识分子从大陆流莫道不消魂亡到香港，对香港本地的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我从初三开始，又对数学产生了兴趣。到高二，我自学微积分，有些问题解决不了。我有个同学认识陈匡武（他现在在英国，是位物理学家），他那时在香港大学教书，就介绍我去跟他学。陈匡武就劝我学物理。1957年夏天，我高中毕业。杨振宁和李政道那时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对我刺激很大，所以大学决定念物理。而且，那时觉得，学物理必须在大学里学，否则以后就进不了这个门了。文科的话，以后自修还是可以的。
《生活》：你从事物理专业20多年后，转到了中国现代化的研究，这么大的转型是怎么完成的？
陈方正：确实不太容易。我很幸运。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教书时，校长比较欣赏我，拼命拉我离开物理系，做学校的秘书长。我做了几年后，觉得这不是我的事业，很想离开。可是，那时离开物理系已经好几年，再想回去也有点困难。
恰好1984年，我说服了学校，给巴金颁发一个名誉博士学位。巴金要来拿学位，学校委托余光中写赞词，可他不愿意写。他对我说：别的人无论怎么样，我都会为了学校给他写赞词。可是，巴金是文学家，我也是文学家，而且我不认为他是一个好的文学家，我不能违背良心。余光中来讲的时候，时间已经很紧迫。我就决定自己写。
到那时为止，我也没做过什么真正的文字工作，不过，我还是很用心地写了赞词——当然，不但是巴金一个人，还有很多人。大家都觉得写得不错，学校感觉到我的中文还是可以的。所以到1985年，中国文化研究所当时的所长中了风，不能继续工作。我就要求调到研究所。学校考虑了一阵子，答应了。
我到了研究所以后，才慢慢地对历史，科学，哲学，中国的现代化问题，陆续做些研究，写些文章。这种转变的过程，可以说有些偶然的因素，也是比较幸运的。
《生活》：你在1990年创办《二十一世纪》，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现在真的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
陈方正：其实，有几位同仁一直对《二十一世纪》支持很大：一是余玉枕纱厨英时，虽然他在美国，但我们邀他写文章，或者帮忙做什么事情，从没推辞过；一是杨振宁，他第一期就给我们写文章，但是他一直不愿意做编委，直到杂志办了3年后，他看这个杂志还像样子，才答应做编委。大家可能不知道，余玉枕纱厨英时和杨振宁，这两个人是很不对头的，意见很不一样。但他们两个都很支持《二十一世纪》。还有金耀基，他也做过我们校长。这三位，在幕后也做了很多工作，使这本杂志很早就站稳了。
《生活》：据说《二十一世纪》刚创办时，何炳棣主动写一篇文章，和杜维明商榷，后来又引起……的争论。你说，这可能是《二十一世纪》崛起的一个契机吧。
陈方正：这是其中一个吧。大家认识一本杂志，使它popular一点，都是和一些争论有关系，这是我们引起的第一个大争论。
有很多现在年富力强，很重要的学术界的人，像汪晖，崔之元，王绍光，包括自由主义跟所谓的新左派，都是在《二十一世纪》最先发表文章出来的。1994年，王绍光和崔之元批评国家吸取能力下降的文章，最先就是我们那儿发的。它们批评国家控制跟吸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太差，所以管不了这个国家。现在这当然已经不是问题了。我觉得这个思想，可能也确实有点打动了政府。
我们办《二十一世纪》有几个指导思想：一，不要拘泥于哪个学校、哪个门派的人，无论和我们认识不认识，都要尽量吸收他们的文章；二，不管他们思想的倾向如何，只要言辞成理，就要采用；三，要不同学科的结合；四，坚持思想性和原创性。
《生活》：现在一直在讲中国特色。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在过去一百多年都在遵循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去走。未来怎样能找到属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陈方正：这个话不完全对。中国真正现代化从什么时候算起，这是个有争论的事情。
《生活》：宋朝？
陈方正：我们姑且不谈这个，我们就从1979年谈起吧。1979年后却是吸收了很多西方的制度和思想，包括思想机制、对外开放的国家商业体系、对外吸收人才和思想、改革开放等等。可是不要忘记，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个强有力的缺乏监督的体制下完成的，这就不是西方模式了，西方没有这种模式。而且到现在为止，基本模式还没有改变。现在整个社会的动力，当然和1980年代初已经不一样了，社会自己的能量和动力变大了，但是比例显然仍不大。
你说应该朝什么方向走？我想，所有人，包括现在政府领佳节又重阳导层，恐怕心里都会同意，必须朝政治改革的方向走。问题只是如何改革，突破口在哪里，步伐应该怎样迈。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虽然现在势头很好，甚至是走到世界前面了，可是是不可靠的，假如不进行政治改革，将来会遇到很多困难。
《生活》：什么样的困难？
陈方正：其实有很多历史的先例。比如公元16世纪，西班牙是西方最先进的国家，刚刚把伊斯兰教徒从西班牙赶走，发现并征服了新大陆，从1492年到1530年，西班牙积累了大量财富，西班牙国王还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16世纪是西班牙的世纪。那时英国还是个贫弱的国家，法莫道不消魂国还被人两面夹攻。可是西班牙转眼就没落了，没落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历史的缘故，他们坚持罗马天主教，坚持宗教统一，跟宗教改革直接对立。在这种形势下，荷兰发生独立战争，英国也和西班牙发瑞脑消金兽生冲帘卷西风突，结果，荷兰虽然很弱小，连国家都不是，却通过独立战争把这个巨人打败了，荷兰海自己发展出一种新的体制。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不要说你有一百年的历史，或许三十年的历史,现在这个世界是进步的，改变很快的，你不向前看，没有体系上、思想上的优势的话，一时的进步、强大、富裕都是不可靠的。
美国是很好的第二个例子。在二三十年前，比如1992年苏联解体的时候，美国好像把全世界都踩在脚下。可是今天大家看美国，都认为中国在崛起，美国快要没落了。美国不会没落，可是至少美国的光环已经没有了。这是什么道理？就是他把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太过神化了。他认为人的自私和贪欲就可以成为世界经济进步的动力，这是不应该阻止，不应该管制的，现在大家都看到，这是明显的错误。这也正是美国金融体系崩溃，把世界推向深渊的基本原因。
那是否证明，中国今天的体制就足够好呢？我想大家应该不会同意的。只不过我们在过去30年里谨小慎微，犯的错误比较少，所以还算稳当。可是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整体的国家的力量（更不要说人均力量），还是比先进国家差很远，你要赶上去，人家已经渡过的难关，你还要一个一个去克服，追赶的时候，整个国家就会遇到巨大的压力。就像一辆车，慢慢开，车牢固不牢固无所谓；你要开到每小时一百公里就不一样了，车必须牢固；假如开到每小时三百公里，如果不是非常牢固，路上有点小石子有点颠簸，车就要散架。现在的体制好像很好，可是实际上有很多的压力点是以很多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为代价的。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将来高速度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是很重要，可是不但是说你要绿色环保，还要在人文领域、思想领域里也要合理，也要环保。
《生活》：你曾说过，21世纪是知识分子引退的世纪。虽然知识分子批判的责任也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长远、深刻和超越当前现象的研究和思考。这和我们从前对知识分子的判断，比如萨义德的“向权力说真话”，有很大差别。
陈方正：凡是在一个危机的时代，知识分子总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危机到来就证明了社会现有的体制和思想，应对不了新的局势，就需要知识分子站出来发言，为未来指明方向。也就是说，危机不是知识分子制造的，反而是危机制造了公共知识分子。
但是，假如不是在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那么，社会上一般的事情，各有专人去做，特别在一个民瑞脑消金兽主社会里，政治可以由专业的政治家去打理，社会上的问题，也是由社会评论家来评判——社会评论家和知识分子不一样，他们直接关心民生疾苦，直接跟弱势群体有交往，直接做调查，才能被称为社会评论家；而知识分子们是坐在书斋里面，凭原则来讲话。
现在是一个没有危机的时代，知识分子的角色是比较受到限制的，他们一般就去做自己学术上的专业了。当然，什么时候是危机的时代？这个谁也说不清楚。比如现在，在西方人看来，就是一个危机的时代。《纽约时报》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评论家叫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他是一位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可他现在的身份，就变成了公共知识分子。他写的是最通俗的事情，批评布什，批评奥巴马在哪些地方出卖了他竞选时的诺言。他就从专业的经济学家，变成了公共知识分子。他之所以会这样做，跟现在的金融风暴造成的深刻危机有着密切关系。
陈方正
1939年生于重庆，1949年随家人赴香港，1958年赴美深造，先后在哈佛大学，拔兰大大学获得物理学学士及物理学博士学位。曾先后赴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牛津大学工学院、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进行访问研究。曾任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名誉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竺可桢科学史讲席教授。《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创办人，主编“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丛书。著有《站在美妙新世纪的门槛上》、《在自由与平等之外》、《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等。
（采访/撰文：张泉 《生活》2010年6月号“致中国·中国学家特辑2）
Tags: 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余玉枕纱厨英时, 杨振宁, 爱因斯坦, 钱穆, 陈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