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信仰与责任

走出“空山”
顾彬：信仰与责任

北岛在《失败之书》中回忆老友顾彬：“好像我们一直坐在一起,对已发生或未发生的一切保持沉默。”其实，沉默决非顾彬的天性，他既是马丁•路德终生的信徒，更要作为知识分子发出自己的声音；他始终关注的诗意中国依然存在，但他注定将走出“空山”，因为现实的中国更值得他为之号呼奔走。在这位严厉的观察家看来，责任感是中国迫切需要的。

中国记忆
1968年，整个欧洲的年轻人还沉浸在要求改善自身处境的五月风暴，23岁的德国大学生顾彬却将目光隔海投向遥远的中国。他在明斯特大学图书馆捧读庞德翻译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不忍释手。如果不是邂逅李白，新教徒顾彬原本可以按部就班地修完神学学位，遵循人生规划成为一名牧师，像他的精神导师马丁•路德那样去为人类引导光明的通途。
顾彬最终放弃已经学了两年的神学专业，改读汉学。汉学在当时的德国过于冷门，每个老师只带一两个学生，根本不容许人才流失。顾彬发现，即便有朝一日自己想逃跑，也马上会被导师找回来。
次年，顾彬做了第一次寻找“中国”的旅行。他选择日本作为目的地，因为“那里还保留着唐朝的中国。”日本没有让他失望，顾彬说，在日本，“到处能够找到——我的——应该加上这个——我的——唐朝的中国。”日本之行愈发坚定了他的决心。
然而，中国却远比他想象得丰富而复杂，那些突如其来的各种凛冽形象，很快让他无从辨认，哪个才是真正的中国。在明斯特大学的办公室，顾彬看到老师记在草稿本上的两行诗：“凿破苍苔地，偷他一片天。”它们来自另一位中国诗人杜牧。《盆诗》对语言的掌控能力激起顾彬的兴趣，他惊喜地发现，自己找到了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然而，诗意的中国之外，还存在着神秘的现实中国。录音磁带反复讲述着中国的革莫道不消魂命、党和领袖，陪伴着准备汉语分级考试的顾彬；不久，他又陷入另一种对中国形象的揣测，西德广播电台播放了鲁迅杂文中的中国，“这不仅仅是一个强大的中国，也是一个令人怀疑，令人感到绝望的中国。”它们一道催生着他的好奇心：李白、杜牧、革莫道不消魂命与领袖、鲁迅……究竟谁能代表中国。
1974年，顾彬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在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进修汉学。文瑞脑消金兽革还在进行，他看不到完整的中国，他被邀请参观工厂，却去不了想去的文化场所，想象被迫停留在从前。他原本计划在中国呆两年，但为了照顾家中年幼的孩子，决定提前一年回国。1974年的中国没有给顾彬留下什么，除了北京语言学院的老师给他起的中文名字他将使用一生——顾彬。
中国逐步开放后，顾彬又萌动了远游的愿望，为了应付繁琐的签证程度和昂贵的机票，从1978年-1985年，他以导游身份每年两次往返中国，这种“曲线救国”的方法使他得以比大多数汉学家更多地了解并融入中国。30年后，在香港城市大学一角简陋的咖啡桌前，顾彬向我回顾那段奔波而美好的日子，言谈中自觉渗透的大量儿化音，便是频繁的中国旅行留给他的礼物。
1980年代开始，顾彬的学术活动日渐频繁，他作为学术活动家的天赋也集中体现。他多次主持有关中国文学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邀请王蒙、张洁等中国作家赴德国交流，并作为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的学术顾问，使德国人第一次看到四川省川剧团的演出；他重译并重新评价了茅盾的《子夜》，组织翻译鲁迅全集，将北岛、顾城、翟永明、欧阳江河、张枣等新诗人引介到德国；他主持着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中国文学史写作，并亲自操刀其中的重要篇章，他的多重学科背景使他对分类有着敏感直觉，亦成为这部文学史的潜在价值。
1981年，顾彬完成教授论文《空山：中国文学中自然观之发展》，论文提交不久即获得教授资格。然而，在中国不同的转折年代，顾彬和他的同道们却始终被中国授予相同的告诫：“请以我们的方式来理解中国。”这激发了他审慎与批判的眼光，他从对中国抒情观、自然观的探索，转向对中国现实的关注。他仍是马丁•路德终生的信徒，但他更要作为知识分子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他心中，诗意的中国依然存在，但他注定将走出“空山”，因为现实的中国更值得他为之号呼奔走。

波恩的恩怨
作为“波恩学派”的旗帜人物，顾彬始终置身风口浪尖。20年前，顾彬接替德国汉学先驱特劳策特尔（Rolf Trauzettel）教授，成为波恩大学主任教授，他在《波恩汇报》上将特劳策特尔及其弟莫道不消魂子默勒、克维林等归为“波恩学派”，刻画出与如日中天的“美国学派”迥异的学术立场。波鸿大学的勒茨（Heiner Roetz）教授却预半夜凉初透言，作为“特劳策特尔后卫军中的黑格尔信徒”，顾彬也将属于这个学派。
预半夜凉初透言最终实现了，顾彬代表“波恩学派”陷入持续多年的恩怨。时至今日，他依然无法掩饰对“美国学派”治学方式的质疑。在我们的访问中，“美国学派”如预期中那样引来顾彬疾风骤雨般的批评，我第一次感到完全插不进话。他的观点在几年前已通过《略论波恩学派》一文集中呈现，他批判一些美国汉学家“谁能证明在欧洲还没有阐释学的时候，中国已经出现了阐释学，谁就是一个‘好’汉学家。而‘好’汉学家原来应该以中国为起点，重写整个世界的人类思想史。”
顾彬的激动颇有渊源。1988年的“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学术会议后，争执便愈演愈烈，顾彬的报告引起轩然大波，一位美国汉学家称这个报告“needs a sharp knife.”从此，顾彬和他的同道们习惯了在演讲时一再被盛怒的听众打断，也习惯了德意志科研联合会的代表屡次劝说他们不要再继续使用“波恩学派”这个名字，而他始终不肯屈服。
“波恩学派”被指摘的焦点集中于两方面，由于他们强调文明间的差异，被指责为欧洲中心主义；同样遭到诟病的还有波恩学派的宗教背景，特劳策特尔和顾彬是新教徒，克维林是天主教徒，他们的汉学研究都带有宗教痕迹，甚至，顾彬在翻译杜甫诗歌后想要创造“新的德文”的尝试，也可能是在向马丁•路德翻译《圣经》时创造了德文这段历史致敬。
顾彬把这场争辩看作“美国汉学与欧洲汉学决斗”，然而，20年后，他沮丧地发现，“波恩学派”失败了，虽然也有一部分美国汉学家像欧洲人那样思考，然而，更多的德国汉学家却走向了反面。顾彬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德国的拉丁文、古希腊文及希伯来文教学减少，历史意识势微，神学意识也随之失落。这实际上也完成了他对“波恩学派”的自辩，“他们反对那种在一切文化中寻找相同东西的普遍主义思想”，“他们坚定不移地证明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他们区分中国与欧洲，是想让每一方都拥有并保留自己的东西……对于‘波恩学派’来说，只有这样才能从中国本身去了解中国，而不是按照西方的模式来了解中国的经典。”以日尔曼人特有的批判与直言，“波恩学派”付出了代价，顾彬首当其冲。除了学术见地与成就，顾彬的意义或许正在于，他继承了“波恩学派”的传统，并在他的时代发扬光大。他出色的学术活动能力为汉学的推广形成保障，在一个举世喧哗的时代，以他的执著勇气挑战主流，汉学由此获得持续前行的力量。

严厉的观察家
对于中国而言，顾彬同样是一位严厉的观察者，无论是他的大声称赞，还是冷酷批评，都饱含着历史的温情。
2006年，顾彬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批评中国文学的言帘卷西风论，被中国媒体断章取义，恶意曲解。他批评卫慧、棉棉等“美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被改造成“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耸人听闻的标题背后隐藏着报纸利润和网站点击率的阴谋，中国网民与无良小报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同仇敌忾。在平淡的生活面前，他们太需要一个假想敌，顾彬的批评适时填补了这种欲望。随即，善意的批评都被当作嫉妒，进而迅速转化为高涨的民族情绪。在这个极容易被民族情绪激怒的国家——尽管在许多方面它早已丧失了火气与耐心——顾彬很快成为家喻户晓的汉学家，不是因为他的学识与见地，也不是因为他持续三十多年不知疲倦地译介中国文学。
“我并不生他们的气，我知道，那只是误会。”一年后，顾彬淡定地回答，眼神有些疲惫。这答案听起来并不符合他的火暴脾气，更不像那个传说中一口可以饮干一大杯威士忌的汉学家形象。然而，我却分明感受到他的变化，他的措辞变得小心翼翼。尽管他能非常熟练地运用汉语，然而，面对一些敏感话题，他仍会不自觉地卡磕，蹙起眉头，斟酌将要出现的那个词语的激烈程度，它能否完好地表明他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它能否为中国人所接受。讲到台湾，他马上补充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生怕再造成误会。他对顾城赞赏有加，“他可能是中国20世纪最好的诗人”，我望着他：“最好的诗人？还是最好的诗人之一？”他摇摇头，看出了我的疑惑，“这不是说北岛没办法和他比，而是，有一天，我们或许会说，北岛是中国21世纪最好的诗人。”我们都笑了。
访问过程中，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听到救护车的声音。我无意夸大这种巧合，然而，在鲁迅之后，即便算上巴金的《忏悔录》，我们也已经很长时间都缺乏自省的勇气。当“疗救的可能”无法通过自身实现，我们还有什么权利拒绝来自异域的声音？

“德国轮廓”
顾彬的性格反映的是德国汉学家的集体宿命，严酷的现实磨砺出德国汉学家桀骜的气质。德国汉学自诞生伊始，便不得不在学术研究之外，分担大量精力来应对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变革与需求。汉学家们恪守着知识的尊严，却不得不为了保证汉学的存在而心有旁骛，不胜其扰。
德国汉学的命运似乎在最初便被诅咒。1816年，威廉三世国王重建波恩大学，特地预留了一个汉学教授的职位，它是专为东方学家海因里希•尤理乌斯•科拉普罗特（Heinrich Julius Klaproth）而设。然而，当时的法兰西学术声势显赫，远在巴黎的学者拒绝了祖国的召唤。
德国的汉学教授职位从此空缺，长达93年。1909年，汉堡殖民研究所才设立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汉学正教授席位，福兰阁（Otto Franke）出任教授。然而，置身这个繁华的海港与商业城市，福兰阁深知：对财富的迷恋、对安逸生活的向往，才是汉堡人的生活重心。在这个“充满铜臭气的城市”，承担着创世纪使命的福兰阁写信给朋友自嘲：“这个新的教授首先应该做的，不过是为了所谓实用的目标，那就是专业的汉学家给几个年轻的商人教一点汉语的基础知识，然后在课程设置上提供一些通俗讲座而已。”不过，他还是态度强硬地将汉学系命名为“中国语言文化系”，以示不与商业利益同流合污。可是实际上，福兰阁本人最初也是怀着功利目的进入汉学领域的，他本已获得印度学博士学位，听说德国外交部急需懂中文的人才，才又修了中文学位，以期找到更好的工作。只是，长期浸淫在中国文化之中，逐渐磨平了福兰阁功利的棱角，他通过孜孜不倦的写作，成为德国汉学的奠基人。然而，此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德国汉学家仍难于摆脱政治与经济的困扰。
希特勒一边试图扩展柏林大学的外国学术研究，一边疯狂地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犹太汉学家，造就了德国汉学史上大量的“失踪者”：一方面犹太汉学家大量流莫道不消魂亡，并无一人在战后回归德国；另一方面，那些在战争期间与纳粹政府保持密切合作的汉学家，后来被人为地遗忘。
战后，德国汉学复苏依然一波三折。西德汉学界虽有两个Franke教授——福兰阁的儿子、汉堡大学的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教授，以及慕尼黑大学的傅海波（Herbert Franke）教授——勉励支撑，然而，西德汉学依然遭到学生运动冲击，后又一度陷入经费和人员编制危机。而东德，根据洪堡大学汉学系前系主任贾腾（Klaus Kaden）的记忆：“党员在我们这个专业的比例极其高，因为我们与政治的关系太密切。我们培养的人中，许多都是国家和党的重要人物。”傅吾康曾试图理清分佳节又重阳裂时期东德汉学发展情况，最终却败下阵来：“东德的汉学史有太多敏感地带，很多疑问必须暂时搁置起来，以后适当的时机来到时，再去寻找答案。”这几乎成为干扰德国汉学正常发展的致命困惑，以至多年后，朗宓榭（Michael Lackner）为《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一书中文版书写贺词时，依然无奈地解释：“除了某些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特点外，很难勾勒出所谓的‘德国轮廓’。我们最多可以在中国的研究兴趣中看到德国汉学对中国的思想是尤其是对儒学有一定的侧重。”
在这种历史境域之下，德国汉学家自觉地保持并传承着积极主动的怀疑精神，勉力维护着知识分子的本真。或许，这才是“德国轮廓”的某种组成部分。
于是不难理解，顾彬为何反复强调知识分子的责任。整个上午，我们的谈话漫无边际。他并不像北岛形容的那样，“他的笑容很特别,如同一个疲倦的人在镜子前无奈的自嘲。”事实上，他的疲惫深深地掩埋在缜密的思路中，并非那么容易捕捉。
当话题进展到苏轼，顾彬突然颇多感慨，或许此前的谈话太过沉重，以至他没有津津乐道于“道是无情却有情”或者“人生如梦，一撙还酹江月”那样的旷达心境，而是羡慕起苏轼的冒死直言与坚韧。我突然站起身，决定结束采访，这让我和他都有点措手不及。因为我仓促地听到顾彬的一句话：“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你都要一直写，一直快乐，并保持主动判断的能力。”没有什么比它更适合用作全篇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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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形而上学之路
《生活》：早年的神学学习，对您的汉学研究是否有影响？
顾彬：影响很大。以至很多汉学家到现在还说，哎呀，您不是真正的学者，您最好还是做牧师吧。因为，我很主张形而上学，经常从宗教、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而很多汉学家特别是美国人，认为它未必是最科学的方法。对此，我不同意。 
《生活》：您坚信您的选择？
顾彬：对我来说，是唯一的真正的路。比如，我写《中国古典诗歌史》，想说明，中国古典诗歌和希腊古典文化一样，存在宗教性的源流。我的出发点是中国的宗教。然而，许多汉学家会说，中国没有宗教，没有西方式的宗教。 
《生活》：您怎样看待他们的质疑？
顾彬：中国也有宗教。问题不在宗教本身，问题在定义。如果你考察“诗”这个字，它和宗庙有密切关系。如果把在宗庙里进行的祭祀活动看成宗教，那么，中国也有宗教。当然，这个问题可以争论。因为，宗庙不一定是欧洲意义上的宗教场所。 
《生活》：德国汉学的研究方法，似乎和中国的乾嘉考据学派有相似之处。
顾彬：非常对。德国汉学虽然只有百年历史，但是，清末已有不少人开始研究中国文学和哲学，他们都受到了清朝考证的影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此后，尤其到1970年代，才逐渐关注当代中国，并发展出一些新方法来捕捉中国的特点。并且，如果你有机会参观某个德国大学的汉学系图书馆，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中国藏书，都是清朝文人编辑出版的。德国汉学图书馆的基础是清朝文人的功劳。 
《生活》：您觉得杜甫的《秋兴八首》很难翻译成德文，所以想创造一种新的德文。还在进行这样的尝试吗？
顾彬：德语以前只有口头语，没有书面语，是马丁•路德在翻译《圣经》时创造了德文，此后才被人接受，用于写作。
拉丁文是语法非常清楚的语言，如果我们从拉丁文来看莫道不消魂中国古代汉语，它好像没什么语法。而没有语法，诗人是就会非常自由。我是作家，也写诗，有时我就放弃拉丁文语法，用中国古代汉语语法创作。全诗不可能，但有一些诗行可以，能创造出非常好的、深刻的形象。 
美国汉学和日本汉学
《生活》：您和“美国学派”在观念和方法上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顾彬：不少美国汉学家想说明，欧洲思想史上一些宝贵的思想、思路、方法和倾向，中国也有过。比如，美国汉学家们发表了很多关于孟子和阐释学关系的作品。从欧洲的角度看，他们在胡说八道。
其一、18世纪德国有一位神学家施莱尔马赫，为了更了解《圣经》，发展出一种新方法，可以被称为阐释学，也不算阐释学。20世纪后，阐释学才成为一个哲学课题，并且，如果没有加答默尔，可能到现在也不会被认为是一个真哲学的方法。如果有学者说，孟子也有阐释学的思路，那么，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阐释学原来是什么。他们只是擅用一个概念，却不知道这个概念的历史。
其二，某些美国汉学家想说明，欧洲有的东西，中国也有，甚至中国很早就有，于是，他们只能从欧洲或者从西方的角度出发来看莫道不消魂中国，好像中国根本没有自身的东西可以发现。 
《生活》：您的方法是怎样的？
顾彬：第一，我知道，所有的哲学概念都有一段漫长的历史。某些美国汉学家缺少历史意识，经常随便使用概念。比如现代性、主观主义、阐释学，都是欧洲的概念。如果他们说，这些中国也有，比欧洲还早一两千年，那么，我们就应该重写世界历史，从中国开始写，而不是从欧洲写。但他们不敢。
第二，我一直在讨论“中国的特点”（Chinese Characteristic），中国和欧洲的文化是平等的，有它自己的特点，不能完全通过欧洲来看莫道不消魂中国。不过，最近有人说，我作为一个学者，如果继续寻找“中国的特点”，和中国的政治家差不多一样了，现在中国不是主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对于这个意见，我需要再思考。 
《生活》：您的研究曾受到日本的很大影响。
顾彬：是的。1969年，我想到中国，但中国大陆正在文瑞脑消金兽革，我又不太想去台湾，因为那时我觉得台湾不一定是中国——我的意思是——我怕他们太美国式了，是这个意思。我想寻找真正的中国。而我知道，日本还保有唐朝的中国，不少建筑、寺庙、古董等等。所以，我到日本呆了三个月，到处能够找到——我的——应该加上这个——我的——唐朝的中国。回来以后，我才决定做一名汉学家。 
《生活》：日本是和欧洲、美国三足鼎立的汉学中心，您怎样看待现在的日本汉学？
顾彬：你的问题我无法回答。日本的汉学传统很强，我写博士和教授论文时，从日本汉学家那里学到很多。可是，我有近30年没去过日本了。以前我会说日语，不会说中文，现在恰恰相反。我现在也读日本汉学家的书，但读得比较慢，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新发展，这方面我开始落后。我希望，有一天，中国允许我再去日本看一看有什么资料，希望日本汉学家邀请我与他们见面。 
中国作家自己破坏了中国文学
《生活》：您翻译了一大批成都诗人的作品，如张枣、翟永明、欧阳江河等等，您是怎样发现他们的？
顾彬：基本都是北岛、顾城他们介绍给我的。我好像从来没有自己发现过太多优秀的中国当代诗人。 
《生活》：您又是怎样认识北岛、顾城他们的呢？
顾彬：1982年秋，我在北京，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尼（Bonnie S. McDougall）介绍北岛给我认识，又通过北岛认识了顾城。 
《生活》：顾城在中国文学青年眼中，已是一个传奇。您怎样看待他？
顾彬：我翻译了许多顾城的诗。我们在北京，在德国，经常在一起。他可能是中国20世纪最好的诗人。可能。 
《生活》：最好的诗人？还是最好的诗人之一？
顾彬：这不是说北岛没办法和他比，而是，有一天，我们或许会说，北岛是中国21世纪最好的诗人。 
《生活》：您和北岛认识20多年了。
顾彬：明天我还要和他见面。过去我们在一起老喝白酒。现在不能喝酒了，我们在一起经常是沉默的。 
《生活》：可惜“成都诗派”在1990年代之后，走上了各自的路。
顾彬：真正的作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放弃他的事业。但是，对中国作家而言，1949年之后，文学好像成为一个机会，可以用来获得好处。所以，他们一旦在1992年后发现，写作不一定能满足物质需求，就放弃文学，下海经商。这就是为什么不少欧洲人看不起中国当代作家。有人认为，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太苛刻，其实他们错了，我的评论是非常善意友好的。在欧洲有不少评论家，包括汉学教授在内，完全歧视中国当代文学，会说中国当代作家是土包子，是商人，出卖他们自己，是妓女。我都没这么说。 
《生活》：我们都知道，那其实是一个误会。
顾彬：是的，我不会怪他们。因为我知道这仅仅是一个误会。但是现在中国作家的语言水平很糟糕，不知道怎样运用语言。德语国家有不少中等水平的作家，语言能力已经高得不得了，现在中国一流作家的语言水平，甚至没法与他们比——我说的仅仅是语言上。 
《生活》：您是指外语写作能力，还是语言运用能力本身？
顾彬：语言运用能力本身。 
《生活》：不过中国作家余华有个观点，中国当代之所以没有出现文学大师，也与环境有关。欧美很多国家对作家、学者待遇优厚，他们不必为衣食担忧。而中国没有这个环境。
顾彬：有一点道理。比如，德国非常重视文学，很多城市都有文学中心，每周有好几次文学活动。作家如果开朗诵会，至少可以得到200欧元，甚至1000欧元。一个作家每月开几次朗诵会，物质方面不会有问题。另外，德国的重要报纸、电台，每周都会有专门的版面或节目，用来发表作家的诗歌，散文，而稿费，比如《法兰克福会报》，一首诗的稿费，说来你不会相信，300欧元。文化政策吧，只能这样说。在德国，我们照顾作家，关心他们，而我们还觉得不够。德国民众希望倾听作家的声音，让我们和他们一起思考。 
《生活》：大概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吧。大部分时候，政治家和作家的身份不能真正兼容，如果在一方面突出，另一方面就可能退居次席。当然，也存在一些特例，但他们只是少数。您觉得中国怎样才能再造文学的辉煌？
顾彬：是的。上次在成都，有人问我，你不觉得吗？是中国作家自己破坏了中国文学？我觉得有一定道理。
现在德国最好的作家，大都是从民瑞脑消金兽主德国来了，他们在1980年代还在写作，无论外界怎样，他们始终觉得文学是神圣的，不能放弃。
现在中国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作家。以前中国第一流的作家，比如苏轼，我特别喜欢他，羡慕他，尤其是他的散文。他的思想和语言水平都很高，他的散文里有世界观，生活观点都非常重视。他不怕死，敢于批判社会，批判皇帝。像他一样，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你都要一直写，一直快乐，并保持主动判断的能力。

顾彬（Wolfgang Kubin）
1945年生于德国北部的策勒。现任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东方向》杂志及《袖珍汉学》杂志主编，德文版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主编。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为主要研究领域。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

（文：张泉  《生活》2008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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