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pe is not forbidden.
——Jean Mohr
再过一个月，Jean Mohr就要83岁了。他结束了法莫道不消魂国南部的悠长假期，匆匆回家，为我们寻找他留在日内瓦的60年峥嵘光阴，它们停歇在数十万张底片上，仿佛随时仍将振动双翅，跃出纸面，开始下一轮涉水飞行。
60年前，Jean Mohr作为世界红十字会官半夜凉初透员第一次到达巴勒斯坦。摄影于他而言，最初只是为了在给父亲写信时能夹带一张照片，来说明自己的近况。然而，照片的质量与数量却在悄然累积，1983年，当Jean Mohr受联合国委托再度前往巴勒斯坦时，他已经拥有八东篱把酒黄昏后九千张照片。光与影层叠起迥异的记忆，砌成一道时间的围墙。他清楚地记得每一次拍摄的场景，照片上每个人的遭遇。
Jean Mohr在镜头中珍存的巴勒斯坦，有别于传统的绝望情绪。他不刻意悲悯，也不拖泥带水，60年来，他始终如实呈现的，是凝滞于剑拔弩张之上的刹那安静，如同暴雨雷电之夜，屋檐上静默的一滴寒露。
肖像则是Jean Mohr最钟意的拍摄形式，在这些人物肖像中，重心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置于瞪大的眼睛上，好奇，尊重，或者忐忑不安。于是，对他的照片的观察被迫变成发散式的，从眼睛逐渐向四周扩散，直到充盈着整个画面，如同涟漪层层奔袭翻滚着蔓延到天际。
所以，战俘，饥饿的手，枪口下默然的脸，怀揣炸弹假意的微笑……当摄影界的朋友们都对这些饱含苦难的主题厌倦，转而寻找更流行的摄影命题，只有Jean Mohr固执地乐此不疲。他不断地重返耶路撒冷，不断地寻找西方世界刻意遗失在那里的远古记忆。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便将Jean Mohr简化为一位巴勒斯坦问题摄影家，与萨义德的合作，仅仅是他60年摄影传奇中的一段插曲，他在美学、摄影艺术等领域的探索与开拓，都与他在现实中的不朽跋涉并驾齐驱。
1936年，Jean Mohr的父亲因不满希特勒的严酷统治，申请举家移民。3年后，全家终于定居和平之地瑞士。这种背井离乡的遭遇，也使Jean Mohr在与巴勒斯坦人相对时，有了更多心灵上的同感与默契，也更使他深味“漂泊”的涵义。几十年后，Jean Mohr在个人网站的自我介绍中，选择将更多的篇幅交给妻子和两个儿子。或许，只有当我们理解了Jean Mohr浓厚的家族观念，才能更有助于我们抵达他的摄影作品的地壳深层，才能知道，他在冷静甚至默然的镜头下究竟不动声色地吸纳了多少情感的冲力。
如今，“返璞归真”的Jean Mohr依然保持着缜密与诗性的思维，他的幽默与深沉的情感依然闪烁隐现。同时，作为一位绝佳的受访者，他的巧妙回答总能轻易便将我的全部意料统统击败。
《生活》：您的祖父曾是Basle Mission的负责人，您的父亲则为国际劳工局（ILO，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担任翻译（通晓17国语言），在战争期间又为世界红十字会（ICRC）工作。您在日内瓦大学获得的也是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硕士学位。然而，最终您却选择摄影，而不是继承家族的传统。
Jean Mohr：恐怕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将尽力言简意赅。从日内瓦大学毕业后，我在广告业干了一年，一点也不成功，我觉得简直就是把自己卖给了魔鬼！然后我从故乡和祖国逃出来，在中东地区呆了近两年，主要是在巴勒斯坦，作为红十字会的代表照顾巴勒斯坦难民。正是在那段时期，我开始拍照片，但当时仅仅是记录我所从事的人道主义行为而已。然后我回到欧洲，到了巴黎，想方设法使自己过去的一个梦想成真：当一个画家！我相当有天赋，但不够有耐心，所以渐渐转向了摄影，这更贴合我的性情和实际生活。过了大半个世纪，直到目前为止，摄影依然是我最真切的表现手法。
《生活》：几十年来，您始终都在为一些非营利组织拍摄。支持您这样做的信念是什么？这是否又反过来影响着您的摄影理念？
Jean Mohr：作为一名移民（一个德国人，在瑞士呆了十四年），然后又为红十字会工作了两年，我已经很难选择时尚摄影、工业摄影或是商业摄影这些领域来进行我的摄影活动；不过，战地摄影其实也不是我所爱，所以，着迷于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头条自然也不是我的选择。而马格南图片社（Magnum Agency）的那些作品，则成为我心目中有价值的摄影作品的典范。
《生活》：什么时候决定拍摄巴勒斯坦？我在《最后的天空之后》一书中发现有一张拍摄于1950年的照片《伊尔贝德的农妇》。这张是您在巴勒斯坦拍摄的最早的照片之一吗？
Jean Mohr：我父亲曾在世界劳工组织工作，然后又为日内瓦的世界红十字会工作，一生从未像我这样外出旅行。所以，当我前往巴勒斯坦之后，他要我给他写信，描述我的日常生活。我照做了，几个月之后，我有机会买到一台相机，从此开始拍摄，并且在我的脑海中，始终铭记着这样一句话，“一张简简单单的相片胜过千言万语”。您提到的“伊尔贝德农妇”的确是我最初在巴勒斯坦拍摄的照片之一——它属于那种我寄给父亲的日常作品。
《生活》：您是德国人，但是全家都移民到瑞士。您在《最后的天空之后》中曾写道，全家申请移民瑞士，“从此‘背井离乡’这个词语不再是个抽象的概念。”这是否使您同情那些拥有类似经历的人们，例如，巴勒斯坦人？
Jean Mohr：我在日内瓦出生，但是是德国公民。我的家庭于1920年移民瑞士。在青少年时期，身处其他孩子之间，我不仅仅是个外国人，而且是个“丑陋的”德国人。那就是我毕生都对那些经受移民痛苦的人们有着怜悯之心的原因。当然，巴勒斯坦人移民的原因是属于特别恸人的那一种。但这并没有导致我对以色列人单向的仇恨：毕竟，他们都遭受着各自的痛苦！
《生活》：您拍摄了大量巴勒斯坦儿童的照片，难民的孩子。于您而言，孩子意味着什么？希望？苦难的延伸？单纯的信仰？还是其他？
Jean Mohr：我为巴勒斯坦儿童拍摄如此之多的照片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和这些孩子往往有着更积极的关系，他们总是随时随地做好游戏的准备，站在镜头前，做鬼脸。即便在艰苦的条件下，这仍然是一种嬉戏。所以，这些照片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不顾一切的生活，为了更好生活的希望，以及逃离那种不公平的战争法则等等。
《生活》：我注意到他们脸上都带着笑容，并且您也提到一些照片是孩子们要求您为他们拍下的。我很好奇他们对摄影的理解和态度。
Jean Mohr：起初他们看到我时，觉得我是以色列人，也就是“敌人”。而我则试着不用英语也不用阿拉伯语来使他们理解，我是他们的朋友，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游戏都非常感兴趣。大多数情况下，这足以获得他们的信任。有时，他们也会满心希望当时我拿的是一架即拍即冲的宝丽来相机，问自己能不能拿到一张照片。
《生活》：您是否还记得当年和爱德华.W.萨义德合作与交谊期间关于他的一些轶事？
Jean Mohr：我想起了两个片段。一次是在纽约，我在萨义德的公寓里住了大约十天，我们为了《最后的天空之后》一书而选取照片。在进展顺利的同时，也互相作了妥协：他选出的照片更知性，更残酷，和文字的联系也更直接，我则倾向于不那么激烈或者更理想化的照片。在紧张的工作之后，他在自己的酒吧间休息，弹了巴赫（Bach）的一些奏鸣曲。此后，他也常常来日内瓦看我，我们成了很亲密的朋友。
另一次则是萨义德在日内瓦的最后回忆之一。他在日内瓦大学做一次公众演讲，面对众多关心中东局势的学生和人群。当我看到他的神情时，我第一次被深深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撼了：这不是我的朋友萨义德！（他的表情太沉重严肃）这简直像是停尸间里萨义德的面具……然后，当轮到萨义德开口时，这个男人又变得栩栩如生了，在他的双眼中都能看到火焰。他的演讲还是那么令人心悦诚服，真是一次美丽的复活！
《生活》：在《最后的天空之后》出版后，直至萨义德于2003年去世前，您和他是否继续保持联系？
Jean Mohr：在书出版之后，我们也常常见面，这种关系总是让人觉得温暖。但我们之间通信不多，我更倾向于用照片而非信件来表达自己。
《生活》：您常常与一些学者合作，例如约翰•伯格（John Berger）、萨义德等。
Jean Mohr：这可不是我单向的选择。在与约翰•伯格合作之前，他特地来到日内瓦看我（事前，他看了一组我为世界健康组织拍摄的图片故事，关于一个为比利时的未成年人工作的医生）。而关于《最后的天空之后》，其中的照片本来是用于一本待出版的关于巴以局势的书。当时，没有出版商对此感兴趣。约翰•伯格寄了其中的两打照片给萨义德，后者当即决定邀请我前往纽约。
我也曾与记者、诗人和音乐家合作。前一阵我还为巴伦波因（Barenboim）指挥的一场音乐会拍照。那次音乐会以新成立的萨义德基金会的名义举行，与会的音乐家来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等地。我有幸见到了萨义德的夫人玛瑞姆，并且至今与她保持联系。
《生活》：您的作品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征：既有大量记实报道，又有许多在色彩上进行美学探索的实验作品。这是否与您在投身摄影之前曾经在巴黎学画的经历有关？
Jean Mohr：的确，我在巴黎度过的两年非常重要，这使我想要贴近世界的尝试变得彻底的与众不同。在法莫道不消魂国，我们称一个回归俗世的神父为“脱去法衣的神父”，我觉得也可以对一个画家说同样的话。虽然我脱离了绘画，转而投身摄影，但是，对美好艺术的眷恋将我引向审美探索，并且我至今依活跃其中。我不仅仅探求多彩的世界，对黑白世界也同样重视。
《生活》：回顾60年的摄影生涯，是否意识到自己在摄影风格和理念方面的变化？
Jean Mohr：当然，这是一次改变，但一点也不剧烈，更像是一种返璞归真的趋势，从而使我意识到如何捕捉更有效的光，以及如何对人的脸庞进行更真实的表现。
《生活》：您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是继续投身于工作，还是享受天伦之乐？近年是否重返耶路撒冷？所见所闻和以前有何不同？
Jean Mohr：我想，我的生活或多或少还是老样子，只是每天的工作时间渐渐缩短。不过，只要活动主题吸引我，我依然接受邀请。比如，最近我完成了一组故事，关于老年人在专业机构中度过他们一生最后的时光。随后的几周内，我又试着与一门陌生的外语和一些素未谋面的章程合作，拍摄了一组关于日内瓦的外国女性的新闻报道。现在，我尝试为自己的作品归档，大概有400,000张B/W negatives和200,000张color slides。这真是个艰巨的任务。
每次回耶路撒冷，我都觉得那里的情况变得更糟，两边都是这样。也许美国的大选会改变些什么？无论如何，希望是无法被明令禁止的。
Jean Mohr
1925年生于瑞士日内瓦。自由摄影家，从事摄影60年间，长年为非营利组织拍摄，有多种摄影集及摄影展览。代表作有：与约翰•伯格（John Berger）合作《另一种影像叙事》（Another Way of Telling）、《一个幸运的人》（A Fortunate Man）等书，与萨义德合作《最后的天空之后》，另出版有关于巴勒斯坦的摄影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肩并肩还是面对面》（Israelis and Palestinians Side by Side or Face to Face）。
（文：张泉 《生活》2008年9月号“萨义德·似是故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