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最后的喧嚣 街上的锣鼓声惊动了刘香成，他下意识地按住相机，像在生死关头摸到了一把枪。国际饭店窗外，游佳节又重阳行的旗帜和标语仍在南京路持续延伸，打人比黄花瘦倒邓人比黄花瘦小玉枕纱厨平的口号再一次响起，已是第三轮。《红旗》杂志上严厉地批评说：“邓人比黄花瘦小玉枕纱厨平从反对社会主义革莫道不消魂命，搞复辟退，到继承买办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的衣钵，搞投降卖有暗香盈袖国，其结果必然落得和历史上的洋奴买办一样可耻的下场。”没有人知道，这个顽强的小个子还能不能再度站起来，如同没有人能够揣测中国的命运。 1976年5月，刘香成第一次到上海。十几年前，汉学家罗兹·墨菲把上海比作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然而，对刘香成而言，上海显然更像一把无法打开的锁。 25岁的刘香成仍然无法看懂神秘的祖国。对于中国大陆，他仅仅留存着一些记忆的残片。3岁时，因为父亲的坚持，刘香成离开出生地香港，回福州老家度过了并不愉快的6年，除四害，大跃进，而作为阶半夜凉初透级敌人，直到退学回香港那一天，他才第一次被允许戴上红领巾，第一次像个凯旋的英雄；在香港，他从父亲编辑的报纸上，搜索着关于大陆文瑞脑消金兽革的只言片语，间或分享一些来自父辈的青春记忆；20岁时，刘香成到美国读大学，主修国际关系，他仍然对遥远的中国心存好奇，然而，他只有图书馆里那些两千年前的典籍，以及来自汉学家们的转述；他读韩非子的著作，写关于法家的论文，试图从中找出中国政治的内部逻辑，然而，从先秦到冷战的时代，天下的中心早已发生了根本的位移，他没有机会触碰这个国家的脉搏，中国在他手中只是一捧时间的断点，借助想象重新系成一条珠串，斑驳，杂乱。 此时此刻，上海的动荡折射出整个中国的命运。刘香成和所有人一样为这个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歇斯底里的仇恨和狂热情绪，仍没有濒临结束的迹象。 刘香成的第一次上海之行，注定在喧嚣中匆匆结束。作为美国《生活》杂志的实习生，他急着去一些有更多新闻发生的地方。在西班牙，统治长达40年的独半夜凉初透裁者佛朗哥已经去世，他的支持者仍在不断地制造动荡；在葡萄牙，议会选举已经完成，却没有人知道，这个国家是否还会陷入下一轮“热夏”。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两个致力于海上拓荒的国家，都已无从左右内部的局势。 刘香成每每进入陌生的环境，却反而如鱼得水。他忙于在动荡中到处交朋友，寻找各种采访拍摄的途径。几个月后，拍摄完新当选的法莫道不消魂国总理雷蒙·巴尔，刘香成走在巴黎七区街头。在地铁站出口的报摊上，《费加罗日报》头版刊登着整版的图片新闻——毛泽东的去世，让中国突然成为全世界更大的新闻源。 刘香成不假思索地打算去北京采访，《时代》周刊给了他这个机会。他取道香港，进入大陆，却发现外国记者根本无法抵达北京，甚至很难再向北方多走一步。他只能滞留广州，拍摄广州的追悼活动，拍摄在珠江边打太极拳的老人，试图用一种平和的方式来描述这件震惊中国的事情。他更关心那些普通人的悲欢，“他们曾宗教般虔诚地背诵毛的语录，现在则开始关心自己的未来命系何处。” 前一个时代的结束是否必然催生出下一个时代？还没有人知道答案。 用什么语言做梦 毛泽东离开后，留给中国人的，是十分现实的问题。刘香成每次举起相机，聚焦在人们脸上，都能感受到那些剧烈的惶惑，“他们花了远超过自己想象的时间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他们需要重新思考没有毛的未来。” 1976年9月20日，《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出现了巨大的红字——“After Mao”。6年后，这个词被刘香成用作摄影集的标题。他厌倦了一些陈旧的表述，试图找到自己的方式来描述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既迥异于西方的过度阐释，也有别于国内的思维惯性。 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中国的一举一动，刘香成熟悉那些判断和运笔的方式，刘香成为之工作的《时代》周刊，与中国有着深刻的关联。《时代》周刊的创办者亨利·鲁斯在中国登州出生，他的传教士父亲是燕京大学的创校副校长。一个世纪以来，《时代》周刊一直试图准确地描述这个持续动荡的东方国家，却越来越发现这几乎是一场徒劳。记者们不得不动用奇特比喻，从1967年那只垂死起舞的癫狂的蝎子，到1976年的那艘失去舵手的迷航之船，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样令人费解。 用比喻来描述中国，是一种古老的传统。“China”曾是丝绸、瓷器或者茶，她的意义似乎永远也阐释不完。只不过，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所在，而是一件器物，一连串嫁接的想象力。 比喻并不能解决问题，而除了比喻，还有国内的思维惯性。刘香成发现，“国内编的书也很多，但出于种种原因，还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去看世界，或者觉得图片就是山水画的延伸；对摄影语言能做的事情，他们的理解、认识以及对方向的把握，都有局限。从他们编的书里，我也看不到一个我所认识的中国。”刘香成打算记录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一个我所认识的中国”。 不久，“一个很难拒绝的机会”出现了，刘香成被《时代周刊》正式任命，派驻北京。多年来，每当命运赐福的时候，每当他被要求解释他的那份令人心潮澎湃的简历时——“普利策奖”唯一华人得主，年轻时供职于《时代》周刊，美联社，后来出任时代华纳集团中国首席代表，新闻集团（中国）常务副总裁——刘香成就会用“一个很难拒绝的机会”来描述他的那些“决定性瞬间”。 从1978年到1980年间，刘香成是在北京的唯一一名外籍摄影记者，以至于外交部新闻司做调查统计时惊讶地发现，1970-1981年，在西方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照片中，有65%的署名都是“刘香成”。为此，新闻司的官半夜凉初透员甚至提醒他：“刘先生，以后请不要那么努力工作。” 然而，刘香成早已深深陷入这个不可预知的世界。他忙着在中国的城市间辗转，探索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忙着和各阶层的中国人打交道，在需要官半夜凉初透员帮忙时找到官半夜凉初透员，在需要商人时找到商人，在需要大学生时找到大学生。他的摄影集里留下了一张28岁时的照片，为了抢拍，他走在一排拘谨的解放军前面，蓄着胡子，偏长的头发像是多日未洗，风尘仆仆，眼里却满是憧憬。 他不愿遵循美国新闻界前辈们对于中国的判断，也不愿顺从中国的逻辑，在两者中间，试图找一个支点，一个出口，他相信自己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一，我有这个感情；二，我有这个知识；三，我有这个距离。”许多年后，有人问他，你做梦时是用中文还是英文？这个问题竟让他思考了良久。也许，他只能同时属于东方和西方，而不单独属于任何一方。 解冻时代 刘香成重回上海，时代早已全然不同。他把镜头指向那些躲在树阴下卿卿我我的年轻人，他们背对着公众，缩在树阴的一隅，在半公开半私密的空间里，拥抱在一起。这是一个渐渐卸下政治面具的城市，人们开始洗去时代的残妆，菲薄的欲望开始滋生。个人生活从密不透风的政治表述中挣脱出来，一如碾冰机在湖面上轧开轨迹，预示着一个更为狂飙突进的大时代将加速到来。 刘香成见到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上海，大都会的浮躁与冷漠尚未回潮，整个城市依然饱含时代的温情。“当时浦西的上海仍是一个西方人留下来的城市，除了工人新村之外，基本上没有变化。八点以后，到处都黑了，没有灯火。有时你会看到一群人，拿着自家的板凳围坐在一起，看一个12寸的黑白电视。日子就是这样过的。” 除了12寸的黑白电视，还有街头的阳春面。扁担倚在一旁，卖面的老人不停地挥舞扇子，将炉火扇旺，不时添入的炭火发出窸窸窣窣的撕裂声，浓烟便扑起来。面从沸水里捞出来，还冒着热气，就着街角的冷风，浇上汤，洒一勺猪油。 刘香成固执地保留着这些关于上海的记忆。如今在上海的五星级酒店里，当服务生极力推荐海鲜时，他还是会想要一碗地道的阳春面。然而，许多年后，在上海，再也没有那样一碗寒风中的阳春面在等待着他；而那个远去的上海，也早已消失在他的镜头前。 那些温情的布景被迅速撤下，城市换了一副面孔。上海似乎又重新成为一个时代的火山口，奢华和时尚像地热一般升腾起来，缭绕的烟雾将这座城市包裹得愈发扑朔迷离。一些看似对立的符号被摄影师们一再并置，老妇与名模，路人与明星，昏暗拥挤的弄堂与繁闹时尚的都会，上海似乎成为一个双重性格的城市。很难说清，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上海。没有人可以解释这种困惑，事实往往如此，现实是比历史更难破解的谜题。 而在公众心目中，上海的历史已经被一些单薄的符号侵占，老上海被简化为美人照和1920年代的夜色狐步，新上海则似乎只剩下外滩、新天地这些蜕下的皮。它们一起构成城市的前景，而168年的城市史则在舞台上不断退后，成为一块灰蒙蒙的背景板。 历史的复调 刘香成试图将那块168年的背景板重新移到台前——那是上海现代化的清晨时分。 摄影师和历史的关系，似乎很难说清。摄影师更需要对当下负责，在相机所能捕捉的世界里，历史太过遥远，难以直接表述，更多的时候，历史静默在古老的照片里，而在现实生活中，历史本身并不浮现，然而历史又似乎无处不在，因为历史早已演化为一种日常生活的习惯。 在《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中，刘香成将历史向前推进了60年。要准确地描述过去60年的跌宕起伏，已经是一件几乎难以完成的任务。然而，从端起相机那一刻起，刘香成从来就不缺乏想象力和足够的野心，多年的新闻生涯造就了他敏锐的嗅觉，以及竭尽所能获取资源、解决问题的习惯。并且，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摄影师，他的口中也开始出现商业、市场这样的词汇，他必须掌控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分寸，才能让历史从时代的夹缝中顺利地长出来。 受邀出任世博会上海企业联合馆的摄影策展人时，刘香成面对的是更加遥远的历史。一百多年来，所有关于上海的记忆几乎都不可避免地指向两极，要么夸张地惊叹，要么夸张地嘲讽，先入为主的观念影响着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判断。刘香成对上海没有迷恋，也没有傲慢与偏见。他在北京有一个四合院，却从未在上海长久定居。对他而言，上海是一个最佳的合作拍档。1999年，刘香成作为时代华纳集团首席代表，促成了全球财富论坛在上海的召开，这使他更加欣赏上海人为人处世的方式，他们用国际化、市场化的规则来做事情，开放但不过分。刘香成对这座被奉为传奇的城市态度平和，他与上海的关系却始终若即若离。 在上海，刘香成试着把历史向前推进168年，将时间的节点径直抛回1842年，《南京条约》签署的那年。 19世纪初，英国人终于找到了一种更加致命的商品来交换中国昂贵的茶叶——鸦片，中国依靠茶叶和丝绸统治的进出口生意，终于被无情逆转，一架维持了上千年之久的天平失衡了。默默无闻的上海一夕之间获得时代的宠爱，成为历史失衡之后的着力点之一。东西方从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时代开始的积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负担，以及国民对现代世界的迫切向往，一股脑地倾泻在这片东海之滨的小城。 上海从明嘉靖三年（1524年）县志里那个“工不出乡，商不越燕、齐、荆、楚”的小县城，迅速进入现代化，她甚至开始更改着整个中国的城市秩序。许多年来，人们一直抱怨上海没有历史，并将对上海和上海人的种种诟病与缺乏历史底蕴建立了关联——中国人从来都无法回避历史，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甚至苏州、杭州……任何一块城墙砖，都可能埋藏着上千年的金戈铁马声。然而，谁也不容否认，上海的崛起 ** 了既往的历史。帝国的传统都会们，后来却都以模仿上海为荣。上海成为一个城市化的标本，现代化的模具。这种角色的换位令人艳羡，也心生妒忌。中国人对这座城市怀有复杂的情感，很难说清，上海究竟是时代的宠儿，还是一个无人认领的遗腹子。 即便是短短168年的历史，也已经沦为想象，上海最终由一座城市，分佳节又重阳裂成无数的故事。所以，希望自己可以用影像复述这些故事的本源，“历史对任何文化都非常重要，尤其对中国来说。新一代中国怎样解读我们自己的历史，非常重要。”因为历史不仅只是过眼云烟，历史更要对当下和未来负责。 时间的指纹 去年12月，我们趴在刘香成的电脑前，看他为世博会挑选的照片。照片设定了自动播放，一帧一帧掠过的黑白影像，像原始的电影放映机。在大部分时候，刘香成是沉默的，偶尔会描述某一张照片的来历。那些故事和影像，会让他突然挣脱平静的口气，语速加快，变得兴奋起来。 过去的4年里，这些照片不断地刺激着他，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图片社、私人收藏家和摄影师家中辗转，搜索着关于上海的蛛丝马迹。与此同时，他邀请了十位国内外著名摄影师，从不同的角度拍摄上海。 4个月后再见，《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已经出版，世博会上海企业联合馆的摄影展也已准备就绪，他把这本书视为“上海现代化的句号。中国人的百年梦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经实现了。” 在不参加酒会和商务约见时，刘香成仍会换上跑鞋，穿上毛线织的背心，沿着漫长的走廊踱过去，如同踩在跑步机上。他的头发已经花白，反光的镜片背后仍然闪烁着一些转瞬即逝的诗意，这让我总会联想起那张旧照片，28岁的刘香成还没有戴上眼镜，迫不及待地走在一个时代的前面。 上海不是一个独立的现象，这座城市的兴衰起伏都与中国和时代密切相关。在中国和时代的语境下理解上海，将三者互为关照，寻找这座城市的隐秘，这是刘香成的视角。“给我这几年时间学习上海的历史，也增加了我对中国的理解。” 他会不时地将话题抛给他的夫人兼工作拍档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这个问题凯伦比我更有资格回答。”4年间，他们一道踏上寻找上海的旅程，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寻找那个失落的上海——被历史摩挲过之后，留下的那些时间的指纹。 刘香成把寻找老照片的过程视为一部侦探小说。在怡和洋行的伦敦总部，尘封的档案里，刘香成找到了那张传说中的版画，它描绘了签订《南京条约》时的情景。怡和洋行的现任老板，担心这些殖民时期的证据会影响在大陆的生意，在刘香成的百般斡旋下，才答应出借这张版画，“就是我这本书，上海故事的开端——在摄影发明前一年，1842，中国在一艘英国莫道不消魂军舰上，被迫签署南京条约。从那时起，上海市便开埠了。” 在英国西南部，刘香成找到一位老太太，她的祖父母曾长年在中国生活，祖父威廉姆·特纳（William Turner）去世后还葬在上海，今天的静安公园。1902年，他曾用香烟盒自制了一个针孔相机，拍摄自己的家庭以及中国仆人们的照片。“拍得特别清楚，很sharp”。 香港商业大亨潘迪生的女儿潘楚颖（Dee Poon）则从家族的照相簿里找出一张全家福，在家族的上海老宅前拍摄的。她告诉刘香成：“你们到上海一定要去看看我爷爷的漂亮房子。”那间老宅解放后被收公，1966年，姚文元就在这幢房子里写下《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人民日报》刊登后引发轩然大波，拉开了文瑞脑消金兽革的序幕。 在寻找上海的历程中，他们还发现了许多被隐藏姓名的人。许多老照片出自党报和政府机构，刘香成试图把能找到的每一位摄影师的简历刊登出来时，然而，凯伦·史密斯说：“有的报社特别不习惯我们这样关注摄影者的个人信息，后来，老先生自己看到照片旁边的简介，觉得，啊，有面子！他们觉得我们挑的是他的作品，是艺术，而不是他的任务。” 古老的上海曾是集体的回忆，然而，随着许多在一个世纪前客居上海的人们的离开和去世，这些记忆已经变成碎片，散落在世界各地。上海已不在上海，但所幸，上海终又回到上海。 《生活》：这本摄影集的编排，经常在重大历史的照片旁边，出现市民的日常生活。 刘香成：苏珊·桑塔格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相片能够做到的事情，有时不是当时记录的那一刻就知道的，而是过了一段时间，对图片会有一个新的阅读，因为整个客观环境都改变了。而且，就算在那个时候看那张图片，很重要的是取决于把图片放在哪里。我一生从事新闻工作，而新闻是作为历史的草稿。编这样一本书，有过写历史的草稿的经验，再回过头来花一段时间把和历史关联的草稿做新的解读，用新的编辑手法来陈述新的历史——我们的历史——现代化的历史。 一张图片放在哪里？这对我们做编辑的人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挑战。画面本身也要达到一种起伏，找到一种韵律——图片有图片的韵律。我很在乎这些东西。所以你翻五百页的书，可以带来一种起伏，带来一种真实，带来它自己产生的新的力量。 《生活》：就像这本书的封面选择，一辆小轿车背后，是大时代的历史背景和日常生活的并置。 [...]
纸箱不够用，两天都在打包东西。生活经不起堆积，它们会源源不断地从角落里涌出来寻找你。 分佳节又重阳裂的两年临近尾声，广州，上海，以及别处。千层雪一样的日子。比两个世纪还长。 分佳节又重阳裂造成没有归属感，这感觉其实已经持续了接近四年。不再觉得自己属于哪个大学，组织，单位，或者城市，尽管我始终身在其中。它们太空洞，并且短暂。每次都知道不会长久逗留，于是失去接近与体验的兴趣，只保留探险的姿态。每次，离开的日子总是那么指日可待，于是不愿添置新东西，不愿经营生活，不愿言说，不愿解释，一切从简。这浑浑噩噩的过客心态不好，想来触目惊心。 突然发现，我压根就不怎么认同上海。事实上，这看法多年以来其实从未改变过。这城市只是一个相对于失望的参照物，我那么期待着回去，只是因为对广州以及其他的城市更加失望而已。 而期待从来都只是一种假设，我们决不能太过认真地去论证它。
汇丰与中国命运 一百四十二年前，汇丰银行同时选定香港和上海作为生命的起源地。 从香港到上海，汇丰几乎与这两座城市同步崛起。它直接见证并参与了两座城市的起落兴衰，以及中国命运。两座城市，两种文明磁场的交集处，汇丰的观察家们在预测中国命运的同时，指挥若定，抉择汇丰的未来，并在无意中更改着中国的金融秩序。 一百年间，汇丰就像一个热衷于在别人拍照时抢镜头的神秘看客，它被一再记录进关于别人的照片中。在那些举国烽烟的年岁中，人们总能在某个视觉盲点前，发现汇丰的影子，有时是一张清晰的侧脸，有时仅仅是一个模糊的背影。它以这样的方式潜行于历史，又为历史所成就。 时至今日，我们看待这段历史的态度，则更值得玩味与反思。 变局 一 1864年，大英轮船公司的苏格兰职员苏石兰在“马尼拉”号的漫长旅途中，百无聊赖地信手翻起几本散落的《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这本杂志赖以成名的恐怖小说和时评都没有吸引苏石兰，反倒是几篇有关银行业务的文章，引起了这个金融外行的兴趣。一个狂热的计划在他心中酝酿，他发觉，“如果机会合适，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之一，就是根据苏格兰原则在中国开设一家银行”。这朦胧的念头在几个月后却分娩出两条生命，当苏石兰把它写进汇丰银行计划书时，它已经变成，“汇丰银行将在香港和上海同时开业。而且由于它在上海的业务最为重要，因此拟在上海设立一个当地的董事会，以便更有效地进行工作。” 苏石兰在1850年代到达香港，他见到的香港正从初建的喧嚣中沉静下来。 苏石兰没能看到香港的创世神话：采石场的敲打声经夜不绝，冒着热气的花岗岩成车地运往码头集结。石头与金属摩擦的火东篱把酒黄昏后药味灼烧着这片前途不明的海岸，人们将在荒芜中铺出道路，面朝沿海自西向东竖起建筑。英国商人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他们从客居多年的船舱里探出头，伸着懒腰走出向葡萄牙人借租的澳门小房子，涌向香港。同时流入香港的还有来自大陆的中国劳工，每个季节过去，人口都在成倍激增。 苏石兰能够看到的，已如雷尔特在《中国》中所叙述的那样：“在自由的旗帜下，一条条街道突然出现，有如巫师的魔杖所招来。”一个繁忙的自由港业已巍然成形。 当珠江尽头的新城香港已经初具规模，长江尽头的小县城上海才刚刚开始进行建筑竞赛。九门之内已无处安插洋人的房屋与教堂，他们只能沿着芦苇丛搭起简易的小屋。这个县城，固执而保守。罗兹·墨菲以为，“上海，连同它在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在上海发展的初期，它确实体现出扭转传统时的痛苦抉择，它还被强大的传统盘踞着，并没有香港那样开化。麦肯齐（C.Mackenzie）把上海称为银元王国，因为“上海的中国人不像香港的中国人那样，他们对钞票不大理会。”然而，在这个看起来不具备近代金融土壤的土地上，航运已经初具规模，这个小县城从未想过，有一天，它将负责串联长江与海洋，通往遥远的世界之外，姑苏的富豪宅第，湖州的鱼米画舫，终有一天，在它面前会黯然失色。 苏兰石颇具预半夜凉初透言性地圈定了这两个地方，开始了最初的规划。按照当时以业务地区来为银行取名的惯例，这家银行被命名为“香港上海银行”。它的中文译名“汇丰”的来由，同样不算高明，它来自对英语的音译，取“汇款丰富”之意。 苏石兰的计划与香港外商们的意愿一拍即合，迅速获得香港大多数洋行的支持。在这个依靠鸦片和食盐的走私生意崛起的港口，已经驻扎着一批老牌外资银行的香港分行，然而，日益膨胀的贸易发展，迫切要求有一家总行设于本地的银行，能够更及时有效地处理国际汇兑业务。 洋行经理们组成汇丰临时委员会，并促成汇丰银行在香港和上海相继建立，菲薄的资本使汇丰的职员们不得不在香港和上海租用的大楼里办公。 由此，汇丰在创建伊始便被赋予香港和上海的双生命运。在自由岛香港，它明确地希望在赢利的同时，能够协助和参与殖民地政府的货币改革以及为公共事业提供资金。而它更直接的目的地则在上海——用长江口扼住的广阔大陆。 籍籍无名的苏格兰人苏石兰由此彻底步入上流社会。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这两个城市，这都是一个近乎完美的计划。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在创办汇丰之前，苏石兰甚至连一个属于自己的银行帐户都没有。而汇丰银行最初的计划资金，也只有区区500万港币。无从判断，那个时代催生的究竟是理想主义还是荒诞不经。 二 新生的汇丰必须为自己的迟到付出代价，也正是这些代价，让汇丰找到了最初的发展模式。 汇丰的经营者们发现，从香港到上海，金融市场已被两股势力把持。钱庄占据着日常的找零和筹资业务，而气势汹汹的各大外资银行，则垄断着国际汇兑业务。襁褓中的汇丰无力与它们正面交锋，它只能将目光投向一些“边缘”业务，从“小”做起。 我们何妨假定，存在两幕历史场景，从而可以知晓，汇丰曾经以怎样的方式征服过中国。 1881年，码头工人李四走进汇丰银行上海储蓄部。他的手里捂着一元钱，迟疑着是否要将它塞进柜台。银行职员满足了他的要求，为他开设帐户，并提示他，利息为3.5%。 1884年，渔民王五走出汇丰香港储蓄银行。他的怀里揣着一张存款凭据，上面写着“存款一角”的字样。王五急着回去告诉老婆，如果能再省下九角钱，就可以在汇丰银行开设帐户，并且享受利息。 这是些虚构但并非虚假的场景。汇丰一改存款需要支付高额手续费的传统，将触角伸进普通华人的口袋，它降低存款底限，以积少成多的方式聚敛起大量资金，更重要的是，直接介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汇丰在香港取得钞票发行权之后，同样专注于小额钞票的印制。由此，它的印钞量反而后来居上。而且，汇丰看重的是小额钞票在普通民众中的广泛流通，从而借此建立声誉。 从底层起步的汇丰，在羽翼渐丰之后，转而投入中国金融市场的正面厮杀。 从1874年起，汇丰开始提供对华贷款。从左宗堂的“福建兵防借款”，到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每次都少不了汇丰的影子。它从一个旁观者、参与者，最终成为主导者。它由此获得的决不仅仅是高额利息，而是逐步控制了中国的关税、内陆税、盐税，与英国殖民政府一道，死死掐住这个苍老国度的脉搏。 汇丰最高明的一招，则是通过垄断外汇市场，在中国建立起无可撼动的地位。由于汇丰买入和卖出的外汇总值，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量的三分之二，它有能力控制上海的外汇市场。而当时，整个中国的外汇市场，一直以上海的行情变化为准，汇丰银行成为唯一的标准。 1884年，汇丰董事会再次强调立场：“凡是与中国贸易没有直接联系或者没有直接联系的重要性的地方，不管前景多么好，也不宜把银行的业务伸到那里去。”对华贸易的巨大利润与前景，使早期的汇丰始终瞄准中国市场——尽管它的辐射力早已从香港、上海扩散开，在中国各地，以及新加坡、横滨、孟买等地都设有分行，并且，它对日本提供的贷款，远远高于给予中国的数量——然而，彼时的汇丰始终恪守自己的出处，目标明确而冷静。这种态度获得的回报，就像《北华捷报》中一篇文章说的那样：“在中国，只要我们一说‘这家银行’或者只说‘银行’，无须进一步形容，人们立刻就会知道我们所说的是汇丰银行。”事到如今，汇丰已没有理由不受瞩目。 三 伴随着汇丰的异军突起，中国的金融秩序遭到 ** 性的冲击。 钱庄从明清时期开始统治中国金融市场，如今却已回天乏力。钱庄曾经涉足货币兑换、贷款乃至发行银票，不但承担着资金融通的功能，更以其信誉风行华夏。然而，随着商贸活动日趋繁荣，形式复杂，传统运作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鸦片战争之后，钱庄以票号为纽带沟通华商与外商，从而获得利润。然而，当外资银行大举进入中国，尤其是像汇丰那样直接介入中国人的日常金融生活，钱庄的优势荡然无存。1883年，从上海蔓延到全国的金融危机，将原本已然风雨飘摇的钱庄体系一击即溃。象征钱庄业界招牌的阜康字号纷纷倒闭，胡雪岩坠下神坛。中国经济出现连锁动荡。 虽然外资银行尚不能依靠坚船利炮发动一场战争，然而，他们拥有控制钱庄甚至控制中国经济起伏的最简单手段——控制货币。以汇丰为代表的外资银行，依靠雄厚的资本，屡次向钱庄放款，无形中，使钱庄对外资银行形成依赖。这种控制在交易的关键时刻，往往发挥出巨大的杀伤力。譬如，每到茶叶生丝上市，外资银行便会收紧货币，钱庄无钱可出，造成“货币恐慌”，交易无法正常进行，华商们只能被迫降低售价。面对时局，张謇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国实业面临的真正困境，“一言以蔽之曰，金融关系而已。” 这种局面令改良派扼腕叹息，也刺激着中国的梦想家。 1896年11月，盛宣怀上《条陈自强大计折》，“各国与中国通商以来，华人不知办理银行，而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半年后，中国第一家真正的银行便在上海创办，取名中国通商银行。当时的中国不乏钱庄老板和买办，却稀缺懂近代金融的人才。中国通商银行只得全面效仿汇丰银行的建制，“悉以汇丰为准则”，并聘请汇丰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美德伦担任首任洋大班，开始了懵懂而艰难的探索。 在晋商和徽商创造过商业奇迹的广阔内陆，最终没能诞生近代金融。北京选择了文明激烈交锋的上海作为实验室，并经由上海沿着海岸线一路扩张。中国通商银行摆脱了钱庄对外资银行的依赖，以汇丰之道，与汇丰竞争。随后官办的户部银行、交通银行，以及民办的信成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等纷纷出现，1919年，香港亦拥有了第一家华资银行——东亚银行，创办人简东浦的钱庄生意逐步转入银行经营。钱庄几经浮沉，最终被历史稀释；而中国的银行则在模仿之后逐渐找到自己的路，直至建立起现代化的完善的中央银行和银行体系，告别银本位，推行法币，从自身寻找与外资银行抗衡的力量。对于时代而言，银行入主中国已不可更改；对于中国来说，打破了千年以往的重农抑商传统，主动地尝试进入世界，或许比获得一时的经济利益，更为重要。 在中国金融秩序瓦解与重建的过程中，汇丰银行是旧秩序的终结者，又进而间接促成了一种新秩序的建立。一切显然在它意外之中，尽管也显然非它所愿。 近观中国 一 汇丰在中国的崛起，得益于汇丰观察家们的眼力。百年中国命运在他们眼中，时而清晰，时而迷离。他们并不是永远的胜者，却永远可以有备而来。 在起伏跌宕的一个世纪里，没有哪个国家的未来像中国一样难于预测：太平天国，义和团，戊戌变法，辛亥革莫道不消魂命，袁世凯复辟，直系奉系之战，冯玉祥倒戈，段祺瑞执政，张勋复辟，上海沦陷， ** ，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香港回归……每一次时局变化都牵动着汇丰观察家们的神经，因为每一次风吹草动，都可能直接决定汇丰的命运。 与日本人不同，理性的英国人始终认为，中国不宜处于长期动荡之中，因为这对侵略者而言，同样不是件好事。英国人对上海的态度，还相对坚决。他们务必要求保持在长江流域的绝对优势，这在《时局图》中有着最触目惊心的刻画。然而，对于香港，英国人则表现得摸棱两可。在《香港史》中，弗兰克·韦尔什提示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外交部许多高层人士把香港视为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的障碍，极力要求把这个殖民地归还给中国，这样一种观点从来就没有彻底销声匿迹。”一直以来，香港就不是英国在中国拓展殖民地的首选，他们更想得到的是舟山，从而巩固对长江流域和东海的控制。英国人对香港的矛盾态度，实际上也是他们对华态度的一个缩影。他们认为，对中国而言，有政府总比无政府好，对英国人自己而言，用贷款维持并控制中国的运作，远比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更令人满意。他们不崇尚简单粗暴，却也不想羞羞答答。 八国联军的前车之鉴，英国人记的很清楚。1901年，八国联军的统帅们攻入北京，烧杀劫掠之后，突然发现，他们找不到可以出面谈判的人。这时他们才了解，自己想要的并不是一个拥有绵延宫殿和花园的空城，而是中国的未来。统帅们不得不千方百计找到逃难到西安的慈禧太后，有了对手，戏才能演下去。 汇丰的观察家们就一直很明确自己的对手，以及自己的方向。他们的对手不是其他银行，不是掌握王朝命运的王公大臣，不是把持兵权的军阀首脑，而是下一秒，中国会发生什么。 汇丰赖以成功的，恰恰在于它所拥有的不仅仅是银行家或政客，而是观察家们对未来出色的判断。汇丰的第一代观察家，如杰克逊、熙礼尔，面对层出不穷的动荡，以赌的心态去选择投资对象，或者理智地保持中立，他们在时局的浮沉间，勉励维持着汇丰的生存和发展，寻找新的方向。他们用这个国家的前途，来赌汇丰自身的前途。在一轮又一轮关于中国统治者的竞猜中，汇丰在中国度过了漫长的蜜月期。 二 汇丰的第二代观察家们，面对的已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他们甚至连赌的余地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