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
顾彬深锁的眉头，比三年前更险峻些。当他专注地凝望一幅画，或者在开口之前先习惯性地思忖片刻时，那些在额头堆起的丘壑，就如同被刻刀一刀刀劈出来的。德国人的郁郁寡欢和忧心忡忡，仍在他的脸上盘桓不去，像梅雨季节江南的天空。 在深圳华侨城，华•美术馆的展厅突然变成一张棋盘，顾彬背着瘪下去的双肩包，像枚棋子那样一格格地挪动，他在每幅作品面前都会逗留许久，似乎想从中看出些什么端倪。这是顾彬的香港朋友们的展览，“唸影度形——香港摄影七人展”，朱德华、邓钜荣、陈华熙、李锦棠、何耀燊、沈振明、郑智聪，顾彬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熟识。他曾把他们的作品引介到德国，在德国为这些香港艺术家申请经费，办展览。几十年来，顾彬在不断地寻求跨界，从神学到中国古诗，从文学到艺术。他在华侨城的创意园区徘徊，兴致勃勃，他很想知道，这些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蹿升出来的创意园区，究竟会走向何方。 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开始静听。我们喝茶的时候，他就低头填写海关申报单。他从护照里拿出折叠好的海关申报单时，手时常会微微颤抖，似乎需要费些力气来辨认纸张的质感。 三年过去了，顾彬的通讯地址仍然需要随着时令季节的变化而飘忽不定。他仍然用大杯喝白酒，和年轻人一起踢球，有时连骑一小时自行车，他需要积蓄体力，然后才有力量延续对中国严厉的注视。他也依然保持着三年前的愤怒，愤怒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只不过现在，他会在愤怒背后加上一声叹息的后缀。 《生活》：您从思想史的角度解读中国现代文学，您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说：“中国的现代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从本质上因翻译而生的现代。” 顾彬：很简单。如果马克思的作品从来没有被翻译成中文，中国不可能成为今日的中国，肯定是另外的中国了。我们德国有一种说法——所有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的问题，都是被翻译出来的问题。 《生活》：您也谈到文学版本的问题，只有所有版本都被发现，才能真正认清作家。最近几年，张爱玲的新作就不断推出，但是像《小团圆》，张爱玲本人拒绝出版这部作品，现在却违背她的意愿出版了。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对评论家、对作家本身，是成就，还是破坏？ 顾彬：我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回答您的问题。德国最伟大的诗人Oskar Pastaor，他原来不是德国人，而是罗马尼亚的德裔少数民族。苏联解放罗马尼亚之后，让德国少数民族去集中营劳莫道不消魂改，不管他们有罪还是无罪，一律视为纳粹分子。那时，Oskar Pastaor老写歌颂斯大林的诗歌。在去世之前，他在德国编自己的全集，要求把那些诗也放进去。别人劝他不要放，说：别破坏您的名誉。他说，这是事实。所以从德国的这个事例来看，一个人不论写了什么东西，都应该发表。作家和小说主人公不一样，小说主人公和叙述者也不一样，每一部小说都有三种声音，根本不听作家的话。丁玲完全否定她的《苏菲日记》，是在受到共人比黄花瘦产党批判之后才否定的，但这部小说难道没有价值吗？歌德发表了《少年维特之烦恼》，自己却完全否定这部作品。如果我们都听作家的话，一定会把《苏菲日记》和《少年维特之烦恼》都扔掉了。所以不能光听一个作家的话，过了几年之后，他/她很可能失去了历史感，根本不再了解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学者、翻译家包括我在内，都这么说，比如说，我比北岛还懂他的诗歌，因为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说过什么话，他自己都忘了。 《生活》：您是怎么获得这个信息的？查材料还是亲自向他们求证？ 顾彬：因为我一直研究文学，老是跟他们见面。我发现，所有的作家都有这么一个毛病。另外我也出杂志、出书，所以我应该有一个原则，我总是考虑原则的问题。每一个作家都会有很差的作品。不论他写过什么，发表过什么，全都是一流的，这是不可能的。另外，有时候，今天某一部作品很好，明天会怎么样？今天看的比较差的作品，明天也许很好。 我再举个例子。张爱玲到了香港以后，用英文写《秧歌》，比自己翻译成中文的《秧歌》好得多。但是中国学者根本不知道，第一，他们不愿意去看，当时算是反动作品；第二，当时看得懂英文的人少，所以无法比较这两个版本。中文版的味道跟英文版的完全不一样，这是正常的，这不仅是两种语言的问题，因为张爱玲过了十年二十年以后，把她原来的小说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她的意识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她对文学和语言的要求跟过去也不一样。如果我现在把过去30年的作品翻译成法语的话，我也会修改。所以，最不可靠的是一个作家写了作品之后又把它忘掉了。作家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 《生活》：但您的身份很特别，既是作家、诗人，又是评论家。评论和写作是两种思维方式，比如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他在文学理论方面提出很多独特的观点，但他写新诗，跟真正创作新诗的诗人相比，差很多。您是怎么平衡这两者的关系？ 顾彬：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新诗不是新诗，是开玩笑的，连鲁迅也无法用白话写出好的诗。冰心的白话诗很了不起，中国也有很多很好的白话新诗。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提出理论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怎么用写作来实现自己的理论，所以两者差得很多，他的新诗是开玩笑的，有历史价值，但没有什么文学价值。所以，欧阳江河从某个角度说得很对，到了1980年代之后，新诗才找到了它原来应该有的形式，中国当代诗才能完成原来的任务。如果没有古体诗，就没有新诗。德国人原来都用拉丁文和法语写作，到了路德时代开始用德语写作，从路德到歌德过了300年，德国作家需要300年才能用德语创造出很好的文学作品，很可能中国像德国一样也需要300年。 《生活》：20世纪开始儒学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化的倾向，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对中国文学文化，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大影响，就像东汉时期佛教对中国的影响。 顾彬：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但是这也是一个翻译的问题。比方说，我非常重视的一个清朝诗人吴历，他在澳门，是天主教的牧师，把神学翻译成中文。看他的作品时，老是看到“道”，但不知道是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意思还是神学的意思，是儒家的“道”还是道教的“道”，我们怎么理解？问题就出在这里。其实，他的“道”是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里神学的意思，跟儒教和道教根本没有关系。我翻译了他的不少诗，他老谈他和上帝的关系。 《生活》：吴历讲上帝的“道”，那我们谈谈中国的“道”。进入现代化之后，中国作家就开始承担救亡的使命。您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也提出，现代中国的文学创作，很多出于政治上的衡量，作家成为医生的角色。但中国一向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如果在这个传统里考察，中国现代作家的“文以载道”，与古代的“文以载道”有什么不同？ 顾彬：我们应该先理解我们在谈什么。中国人、德国人、美国人对“现代性”（Modernity）的理解完全不一样。基本上，从德国来看，现代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看来，现代性不是一件好事，而是一件坏事。现代性把什么都抹掉了，我们的传统、信仰、文化等等，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中国是怎么看现代性的呢？我看到香港学者的文章，专门谈中国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性的价值在于中国的富强，从德国来看，就是胡说八道。因为真正的现代性和强富一点关系也没有。现代性应该是独立的，个人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都是自己决定，不听领佳节又重阳导的话。高晓声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小说，叫《李顺大造屋》。小说里面，李顺大觉得，1950年代，搞社会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好像社会主义是一种物质的东西。马尔库塞、阿多诺、霍克海默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有关个人的整个的、正确的、唯一的目的和计划。这是一个思想和灵魂的计划，这个计划和物质一点关系都没有。1968年以后，德国的左派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在物质方面什么都有，是这样，我们真的什么都有，我们比以前富得多，钱多得要命，但是这个谁都不要，因为钱是次要的。所以那里的左派老说，让我们把所有的钱，分给所有的人，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灵魂上的、思想上的斗争，我们想走什么路，就走什么路，不用听别人的话。如果有人一定要我们听他们的话，那我们就让他们下台。 《生活》：现代中国也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经济发展很快，但在文化上，还需要努力。德语文化圈的汉学界，对中国在文化上的作为有什么新的期待？ 顾彬：中国的文化是了不起的，但现在越来越少的中国人能了解为什么中国文化这么伟大。另外，我对中国学者总是攻击中国哲学、人学、文学、文化和艺术的态度不太满意。他们了解得还不够。开玩笑地说，您看一个中国学者写的书，如果还有99本是跟他写的差不多的，那么都可以不要看了，因为他们都在冒充。中国学者因为不学外语，所以基本上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写什么。有时他们会看一看译文，但如果删掉了一些内容的话，他们怎么才能了解我们原来的思想呢？ 美国和日本有很多了不起的汉学家，水平非常非常高，如果我没有看过他们书的话，可能我今天就没办法坐在这里。这些书都应该去看原文。但是很多中国学者连英语都不行，别说法语、日语、德语了，问题就是在于此。 另外，中国老是在破坏自己的文化。比如说，苏州曾经非常漂亮，完全是一个明朝遗留下来的城市，但是后来，城市的一部分被破坏掉了。现在的苏州是假的，不是真正的苏州。我不想去看了。 我们最关心的是，为什么中国不重视自己的文化，或是不够重视自己的文化。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是了不起的汉学家，他分析唐诗，中国人没有一个能和他相比，我也自叹不如。还有法莫道不消魂国的于连（Stanislas Julien，1797-1873），他对《论语》和《孟子》的分析，哎呀，了不起，在中国大陆没有第二人可以跟他相比。而中国到现在才开始重视。我现在在写一本关于孔子的书，因为我在文瑞脑消金兽革时只能听到“批林批孔”。现在我是国际儒学薄雾浓云愁永昼联合会的理事，但也没发现什么新的观点。 《生活》：可能杜维明有新的观点。 顾彬：是的，他有新的观点，虽然我不同意他。但是我承认他的学问，他喜欢斗争，喜欢争论，很有力气，我羡慕他。 《生活》：您写孔子，跟他们写的孔子有什么不同？ 顾彬：当然啦，跟中国学者写的根本不一样。孔子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一个非常成熟的人，但他不是一个英雄。北岛在德国看了《孔子》这部电影，他说，这部电影不是我喜欢的风格，我更喜欢北大某个学者（但我把他的名字忘记了）笔下的孔子。孔子对我来言，是一个非常谦虚、成熟的人，他连他的学生都可以学习，还会公开说出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德国找不到这样的人。 《生活》：您什么时候开始转向艺术研究的？ 顾彬：我从16岁开始写作，但我第一个爱好是哲学，第二个爱好是神学，后来才走上文学的道路。但是在德国，1950年代上高中，老师们往往会给我们介绍古代、现代、当代的文艺，我从16岁后开始注意到文艺。我也学过吉他这些乐器，但我自己觉得到了20岁左右，我的才能可能会在元曲方面得到发挥。另外，我特别喜欢中国画，我到一个地方，就会找博物馆去看莫道不消魂中国画。 为什么我最近比较多写摄影家的文章呢？这可能有点奇怪。我在1974年就去过香港，但恐怕一直到1988年我都不太重视香港。从1988年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和香港的艺术家们见面。 《生活》：一开始是通过谁引荐的？ 顾彬：最初是通过梁秉钧，他给我介绍了很多摄影家。我了解到，原来香港的文艺界很有意思，不管是香港的作家，还是摄影家，艺术家和画家，我都很喜欢。我会看他们的作品，他们也经常向我介绍他们的作品。当时，我觉得应该为香港文艺界写一篇文章，因为没有人这样做过。可能是2002年，我开始写，介绍朱德华、麦安，还有王希慎，这篇文章是用英文写的，因为德国一个大学请了一批人去演出（performance），我觉得他们的艺术品种和表演有密切的关系。麦安经常会来跟我说拍戏的事情，有一次他知道我要开朗诵会，但若听众是没有毕业的学生，可能会感到尴尬，他就把我的诗歌有时拍成电影，有时拍成演出，有时拍成音乐。2006年，郑愁予和我要专门朗诵一些有关酒的诗歌，他就在五台山安排了很多酒杯，让听众来尝一口，给他们准备一些下酒的点心，让听众参加我们的活动，这个活动是他安排得最成功的。 德国摄影家Martin Zeller在香港待了3年拍摄，后来，他出版了摄影集，要我给他写序，要求我写文章来评论他整个的拍摄经历，我自己觉得这个任务有点太大，但不写也不行，是一种挑战。我不知道能不能写好关于香港或德国摄影家的艺术，这一点我自己不太自信，但最后他们都很满意。 《生活》：朱德华说，您2004年邀请他到波恩大学，对他的摄影风格影响特别大，他以前主要拍人像，后来开始拍景观。您也推介了很多中国诗人到德国，像北岛、翟永明、欧阳江河他们，来促进文化交流。 顾彬：我不敢说我对北岛、顾城、翟永明、欧阳江河、王家新影响大，相反的，我向他们学习。我觉得他们都很了不起，所以我给他们安排机会来德国，跟那里的作家、艺术家见面，他们可以互相了解，这是我的任务。我只是作为一个媒介，我自己是次要的。 另外，通过对话，和合作，他们才创造出新的现象来。新的现象不是我引起的。 《生活》：您觉得，德国和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交流的过程中，相互之间可以学习什么。 中国到现在好像没有什么文学中心，德国基本每个城市都有文学中心，波恩只有30万人口，我们也有自己的文学中心。从波恩到科隆只要20分钟，科隆也有自己的文学中心。文学中心非常重要，每星期会开展3-5个文学活动。现在中国重要的作家都来过德国，因为德国有不少机构可以请中国作家到德国待半年到一年。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向德国学习。 那，德国应该向中国学什么呢？欧阳江河很会做饭，北岛也是，我们的作家可以向中国作家学怎样做非常好吃的饭。 《生活》：3年前您对我说，在德国，作家和学者非常受尊重，政府也提供他们空间。最近这两年，中国的学者也可以通过电视，比如百家讲坛，来向观众宣讲。您怎么看这些现象？ 顾彬：我不会说这些学者的工作是白做的。我将来也可能会这样做，有电视台邀请我，但我今年太忙，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在这方面，我相信未来。 我65岁了，我还记得我的老师在50年前说的话，这些话到现在还会帮我的忙。我相信，一个人听到另一个人说的话，这个话会在他脑子里面活下去。 《生活》：您讲到相信未来…… 顾彬：小心，小心，小心。我的信仰，是对语言的信仰。在这个方面我相信未来。我相信话不会死掉，说的话、写的话可以活下去。但是，我不相信一个现代性的未来。 《生活》：其实我要说的是，《相信未来》是食指的一首诗，您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里说，这首诗在语言上其实很粗糙，但是作为时代的记录是有价值的。您也一直批评中国作家一方面外语不好，甚至母语也不好。您觉得母语好的标准是什么。 顾彬：很简单。每一个字和词，作家应该考虑，多一个字不行，少一个字不行。鲁迅是这样，北岛、欧阳江河他们也是这样。但是很多作家少一段，少一页，少一回，都无所谓，都可以。 《生活》：您觉得是能力的问题，还是写作态度的问题？ 顾彬：因为稿费。 顾彬（Wolfgang Kubin） 1945年生于德国北部的策勒。现任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东方向》杂志及《袖珍汉学》杂志主编，德文版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主编。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为主要研究领域。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 [...]
正视传统的负担宇文所安：回归历史现场 “文学传统成了真正的负担，不再是解放的手段。”宇文所安循着一思路，逐层剥离那些固执传承的定论，重新梳理整个唐代诗史的凌乱线索，寻找其中起承转合的关节，通过几十年的研究实践，他将文学史的书写引入新的境界。 与汉学家的卓著见地相比，需要我们反思的，是我们对于汉学家，尤其是对于思想的态度。 一 听说宇文所安正在前往中国的路上，我还在曲阜采访。我冲进酒店对摄影师马岭说，天哪！宇文所安！我们明天就去上海吧！马岭目瞪口呆地盯着我，开始责备年轻人的冲动。我并非一个容易激动的人，只是那天狂喜的激流却无从抑止，它们将我冲垮在孔子的故乡。 宇文所安这个名字在我的记忆里霸占了整整四年。我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看见它躺在书脊上的情景，一个朋友说，为什么不读读宇文所安，红得发紫。随即我发现，墙角的监视器也像我一样，怔怔地紧盯着这名字发呆。 宇文所安的《迷楼》和《追忆》被摆在一排分类名为“留学”的书架上，一旁是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周围则爬满了乔装改扮的异域梦想，那是刘亦婷的出走之梦，是琳琅满目的托福、GRE“速成手册”“考试攻略”，正是它们将数以万计的留学生运往美国和欧洲，汹涌去势远甚于一千三百年前从日本跨海而来的遣唐使。 2003年，三联书店陆续出版或再版了宇文所安的系列作品。其实，此前十几年间，宇文所安早已“风卷华夏学界”，这是诗人柏桦的记忆，他甚至动用了“雄姿英发”这个奢侈的词汇。1986年和1992年，宇文所安最负盛名的《初唐诗》《盛唐诗》被译介到中国，程千帆、王运熙、周勋初、傅璇琮等中国前辈学人见书后一致首肯。那一代年轻学人同样受到宇文所安的研究思路影响，我的导师陈引驰教授应是其中之一。2004年，我见他在黑板上写下宇文所安的名字，记忆再度重合。那时，陈老师正忙着翻译宇文所安的《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这本书是对《初唐诗》与《盛唐诗》的延续，我得以见到它的英文原著。从前阅读宇文所安中文译本时的愉快心情，在英文语境下却成为一种折磨。问题不仅仅在于我菲薄的英语，更在于作者完全在以诗人的思维来与从前的诗人沟通，频繁涌起的词汇的波澜和过分跳跃的思维让人无从把持。这使我最终决定放弃，甘愿接受嗟来之食。 突然有一天，我惊讶地发现，大量标榜时尚的杂志、报纸开始推荐宇文所安的作品，在小资泛滥的那几年，宇文所安突然像村上春树、卡尔维诺、米兰•昆德拉一样，成为一个流行符号。仿佛不读宇文所安就跟不上时尚，如同不去绍兴路听戏，不到新天地泡吧一样，会被时代无情地遗弃。思想进入民间，原本未尝不是好事，然而，有次我便听到一个头发油光可鉴的男人向朋友推荐宇文所安的作品：“宇文所安你们都不知道？太落伍了吧！他分析《说唐》分析得太深刻了。”我只能认为，《说唐》里宇文成都的那杆凤翅镏金镗，肯定照耀了他整个的童年。 这位早已名满世界汉学界的哈佛大学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德特级教授，以无从预想的方式，获得了中国民众姗姗来迟的赞誉。于这个时代而言，滔滔不绝的广告海报，似乎总比事实更有说服力。 二 我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情境下开始阅读宇文所安的。于我而言，这是一种冒险式的体验，沿着中国古典文学起伏跌宕的线索，进入漫长而恢弘的历史现场。与其说作者书写的是诗史，毋宁说是史诗。宇文所安的工作是对一整段历史的宏观再现与细节还原，相比于我们“百衲衣”式的历史叙事——沿着无数个被强行缝合的时间断点无谓地走下去——宇文所安显然更具吸引力，也更容易发现新大陆。宇文所安的洞察力与叙述技巧同样令人惊叹，做一个决不恰当的比喻，类似相声中的“抖包袱”，他掌控着大量我们闻所未闻或无力描述的兴奋点，持续地振聋发聩。这种力量来源于宇文所安始终遵守并擅长的文本分析，出于语言文化差异，以及教学的需要，他长期养成了扫雷式排查分析的习惯，勤奋的阅读思考造就了学术敏感，宇文所安因此达到了他的预期，同时兼顾“新问题的提出”和“对旧问题的新回答”，学术研究因拒绝循规蹈矩而获得持续的生命力。 阅读造成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宇文所安的书中被我画满叹号。我习惯用这个符号来提醒自己，以期在反刍时能更快捷地捕捉到讯息。然而，宇文所安使这个习惯的优势荡然无存，简单的回溯不可完成，我必须重读全文，因为每个页面都闪耀着无尽的叹号。 我不知道，面对中国古典文学时，宇文所安是否也曾在心中画下无数个同样的叹号。四十多年前，在巴尔德摩公立图书馆，年轻的宇文所安第一次读到唐诗，震惊不已，按照他自己的描述，“迅速决定与其发生恋爱，至今犹然”。1972年，他通过论文《韩愈与孟郊的诗》在耶鲁大学东亚系获得博士学位，此后漫长的三十余年间，他只在两座最显赫的大学里任教过，耶鲁与哈佛。 1977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宇文所安的《初唐诗》，这是一个意外的产儿。宇文所安原本恪守学界定论，并不打算在略显枯燥乏味而历史价值并不突出的初唐过多逗留。他更感兴趣的是盛唐无可替代的诗歌传统，研究初唐诗只是出于学者的谨慎，以便为主体研究做铺垫。然而，当他从时代背景来考察初唐诗，突然意识到，初唐诗人的文学实践，形成了盛唐的“隐蔽背景”，“当我们确实在阅读中补充了这样的背景，初唐诗就不再仅仅是盛唐的注脚，而呈现出了自己特殊的美。”这促使宇文所安开始反思，“文学传统成了真正的负担，不再是解放的手段。”宇文所安循着一思路，逐层剥离那些固执传承的定论，重新梳理整个唐代诗史的凌乱线索，寻找其中起承转合的关节，由此将研究重心从盛唐诗转向全唐诗史。 高屋建瓴的学术观念，以及此前大量的阅读思考积累，使宇文所安在最初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未来的方向。这个充满野心与艰辛的写作计划，使他将所有历史悬念都埋藏在《初唐诗》中，期待着日后逐一开解。 四年后《盛唐诗》出版，再度成为学界盛事，并由此沉积了人们长达十五年对于中唐诗史的期待。在《盛唐诗》中，宇文所安驳斥了“盛唐神话”，这个“文化繁荣与文学天才幸运地巧合的时刻”，因过度渲染而形成文化敬畏，其危险在于，“切断其内在发展历程，变成一个光辉灿烂、多姿多彩的瞬间。”于是，宇文所安递进了《初唐诗》的思路，初唐时京城诗人改革宫廷风格，制订了新的诗歌规则。诗歌由此成为一种权力，它严格地限定并约束着诗歌创作的社会范围，京城诗人用它来和外界区分，在盛唐，这种情况更加稳固。通过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宇文所安发现，“如果我们撇开盛唐神话，就会发现李白和杜甫并不是这一时代的典型代表。”他进一步考证，不仅是李杜，陈子昂、孟浩然、岑参等等，在各自的时代，光芒都完全被京城诗人掩盖。此后不同的历史阶段，他们获得不同的阐释，这些曾经屹立于时代主流之外的诗人，才脱离在世时的苦恼获得身后名，形成定论并延用至今。他们在无形中被镀上后代价值标准及审美原则的光泽，这个接受史的命题，最终成为宇文所安回归历史现场的有力证据。 然而，此后，宇文所安却转向其他领域。15年间，人们发现，宇文所安出版的都是学术论文集，《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他山的石头记》无不在精短的文字间，弹奏着跃如琴键的智慧，作者依然不遵循惯用的乐谱，让人无从捕捉却深受震撼。1992年，宇文所安在耶鲁和哈佛十二年讲授中国文论的经验，也结集出版，这部致力于研究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的大部头《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问世后便成为西方汉学界的经典读本。然而，宇文所安却对中唐诗的进度笑而不答。 1996年，《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终于出版，宇文所安没有把中唐诗写成系统的历史，因为他发现，中唐的意义在于“个人”的价值的凸显，以及带头对盛唐做出的“创造性的重新阐释”。 他从中唐的生活趣味开始论证，“自我”的生成结束了中国的“中世纪”，文学同样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化，以至无从找出共同特征。中唐诗史因此不可完成，诗史的使命留待《晚唐诗》来完成，他继续通过文本的保存与流传，探讨晚唐的衔接意义。 通过几十年的研究实践，宇文所安将文学史的书写引入新的境界：“我们的目标不是用主要天才来界定时代，而是用那一时代的实际标准来理解其最伟大的诗人。”当我们总是执著于诗人的生卒年月，年谱式的线型描述，仿佛生活的变迁只是一串念珠，一一数去即到终终结；宇文所安却在关注历史变革对诗人的影响，以及诗人的真实反应。毕竟，对诗人而言，比生死更重要的，是激发他突围热情的时刻，是他导演时代转向的时刻，他们在那时才能够从茫茫人海中抽身而出，摘下普通人的面具，回归诗人的真身。而这项工作，只能等待另一位诗人来完成。从来都是如此，只有诗人才能真正理解诗人。 三 走廊的尽头，走来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大个子。我匆忙起身，迫不及待地要将面前这个人，与书脊上的名字、黑板上的名字重合在一处。 马岭在一面镜子前为宇文所安教授和田晓菲教授夫妇拍下肖像，户外太冷，而那是室内光线最好的地方。宇文所安没有捏着烟斗——环保烟斗是他的标志，哈佛大学特许宇文所安可以在办公室里吞云吐雾。他的鬓角已有分明的白发，眼眶里深陷着旅途劳顿造成的疲倦。我站在楼梯下面，仰望过去，终于意识到，四年过去了。 “对现代人来说，唐朝是异乡，远比美国更陌生，更充满异国情调。”宇文所安希望我们卸下唐诗的历史负担。然而，于我而言，宇文所安却像唐朝一样，是一个来自“异乡”的名字，这“异乡”与国家无关，而是因为，他一直都属于从前。 我还一直记得宇文所安曾说过的话：“我回忆过去，是为了将来被人回忆。”我不知道这话是否有弦外之音，因为引起我注意的关键词不是“回忆”，而是“将来”。这是否意味着汉学家永远都不属于当下的世态，他们注定寂寞，惟其如此，才有权力与从前沟通？ 事实正如我预想中那样进展。宇文所安教授和田晓菲教授的中国之行，媒体的热情似乎比高校还要高涨。那或许因为，尽管宇文所安一向行事低调，潜心书斋，然而，他还是被人为地赋予诸多猎奇点：他只在耶鲁和哈佛任教过；他从前中肯地评论北岛的言帘卷西风论被误读后引起争议；他美丽而传奇的中国妻子田晓菲教授——十四岁上北大，哈佛博士，因学术成就突出，获得连续破格提升，尤其在提升正教授时，哈佛老校长德里克•伯克甚至提出，不必召开评审会，她因此成为东亚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这些问题被不厌其烦地问起。 我们离开时，回头看到有人将宇文所安夫妇拉到楼梯角落的暗处，背光按下一梭子照片，他的相机咔咔作响，显然已调到连拍模式。为什么要在暗处拍摄？为什么要背光拍摄？这不是摄影大忌吗？做了十几年摄影师的马岭完全摸不着头脑。 次日，报纸们配发了这张照片，Photoshop草率粗暴地将照片背景的亮度调到正常，然而，宇文所安夫妇的脸却因此而变得失真。看到那张照片，我马上便明白了那位摄影师的用意，因为在那个角落，有几杆人造的竹子可以用来充当背景。 可是，问题在于——我们需要的究竟是宇文所安，还是人造的竹子？ 四年过去了，我们的态度，原来未曾有丝毫改变。 ======================================== 《生活》：您谈到韩愈时说：“开端只有在事后的反省当中才会呈现出它的全部意义；你必须首先知道自己所开始的是什么。”那么，您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时，想象中的中国是怎样的？那时，您预想中的未来又是怎样的？ 宇文所安：我在大学的时候，对很多东西有强烈的兴趣，中国诗歌是我的众多爱好之一。在开始的时候，我并不是特别对“中国”感兴趣，对中国的兴趣来自我对中国诗的喜好，是后起的。在西方，很多汉学家都是先对“中国”感兴趣，之后才选定中国的某一方面进行专门研究；我则正好相反。而这大概和治欧洲文学的学者的兴趣过程比较相像：研究意大利诗歌的学者，对法莫道不消魂国诗歌或者德国诗歌的兴趣，往往会远远超过他们对意大利这个国家的兴趣。 《生活》：论述文学史时，您经常使用“时刻”这个词。在您看来，对漫长的历史而言，“时刻”究竟意味着什么？ 宇文所安：人们生活在“时刻”当中，哪怕当现下的时刻充满对未来的展望或者对过去的追忆。如果只想到漫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往往会忽视一首诗最鲜活、最有生命力的地方，有时还会完全误读。把一首诗作为一个特定时刻的产物进行阅读，只是解读活动的一部分，但这往往是最受到学者忽略的部分。 《生活》：您非常重视文本，并身体力行获得成功。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文本的价值的？您如此重视文本的原因是什么？教学的需要？不同的历史语境带来的阐释自由？还是形式主义、新批评、解构主义对您的影响？ 宇文所安：研究者常常并不仔细阅读文本，只给出对文本的大概印象。有时这种大概印象只是重复他人的意见，有时甚至是研究者借诗人之口说自己心事。文本是诗人给我们的礼物，读者当然也重要，但是读者不应该是唯一在场的人。这不过是对诗人表示尊重，如此而已。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活动也大半是以文本为中心的。 《生活》：您认为，“对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忘记我们相信自己早已知道的东西，并带着一些基本的问题重新审视文学的过去。”那么，是什么造成了中国学者对传统的敬畏之心？应怎样克服？ 宇文所安：这和前一个问题有密切关系。人们常常先是听说到很多关于杜甫的议论，比如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价值观，他的伟大之处，等等等等，然后才读到他的诗，而在读诗的时候，他们又往往拿一点点有限的阅读去印证自己已经知道的那些东西。这个过程应该反过来。应该先读诗，而且，要读一个作家所有的诗，读他的全集，然后再得出结论。这时就会发现诗人比那些老生常谈的概括要复杂得多。 《生活》：关于唐代文论，您在《中国文论》中仅论述了《二十四诗品》，是否意味着，唐代特别是盛唐，相对缺乏系统自省的传统？您在《盛唐诗》中论述过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您觉得，它是否具有文论价值？ 宇文所安：这个问题很大，可以做出很长、很复杂的回答。这里容我给你一个短小的回答。在欧洲文学传统里，在印度文学传统里，冷静、客观、系统化的论文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中国传统则不同。就拿《论语》来说吧，《论语》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富有权威性的文本之一，在这一文本里，我们看到一个对人生社会作出过很多思考的人，对某一种当前的情势，或者说一个现下的时刻，作出言简意赅的回应。这是中国文学思想传统至为重要的一部分，它和欧洲或者印度传统中的系统化论文同样有效和有力。换句话说，欧洲或者印度的论文传统，与中国文学史上偏爱简短评论的倾向，二者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只能说它们是不同的。 《生活》：中国诗歌已经很难再造唐代的辉煌。您觉得，是什么造成了诗歌力量的磨损？中国诗歌的出路又在哪里？ 宇文所安：谁说中国诗不能再造唐代的辉煌？我们怎么知道一百年后人们回顾今天，不会把二十一世纪视为中国诗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总是后设的。诗人应该读唐诗、喜爱唐诗，但是唐诗不应当成为一种心理负担。诗人应该把唐诗视为来自另一个国度的美妙作品，因为对现代人来说，唐朝是异乡，远比美国更陌生，更充满异国情调。 《生活》：唐诗曾对西方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过影响。现在，这种影响是否在继续？大致情况是怎样的？ 宇文所安：每个国家的作家都会受到其他国家的作家的影响，只要有机会接触到他们的作品。这是由写作的性质决定的。这好比遗传基因的多样化，可以增强体质。现在的美国诗人当然也有受到中国诗影响的，但是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发生最大改变的是“文坛”本身。五十年前那些受到过唐诗影响的诗人是当时在文坛上具有“领佳节又重阳导地位”的诗人，现在则有很多诗人、很多流派，这些诗人和流派各有不同的兴趣，因此，很难说任何一派在文坛上具有领佳节又重阳导地位。 《生活》：您经常写诗。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得意的一首诗或几段诗句？ 宇文所安：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写诗了——自从我发现我写的散文比诗好得多。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1972年获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随即执教耶鲁大学，二十年后应聘哈佛，现为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德特级教授，任比较文学系主任，兼任东亚系教授。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国际汉学界享有盛誉，2006年被授予梅隆奖（Mellon Fellowship）。主要著作包括《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晚唐诗，827-860》《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他山的石头记》等。目前正在负责编著新版《剑桥中国文学史》。 （文：张泉 [...]
认知的真空 十九世纪最后几个月，33岁的大阪《朝日新闻》记者内藤湖南终于开始了梦寐已久的“亚细亚大陆探险”。带着好奇与些许傲慢，他见到了中华帝国弥留的影象。与那时蜂拥而来的外国旅行家们不同，内藤湖南不仅切入中国的日常，更关注时局变化对这个近邻的影响。在天津，他与严复谈论“进化论”折射的中国现实；在上海，他与文廷式分析借日本之力复兴的利与弊；与罗振玉交流学术研究成果；与张元济探讨中国的时人著作、文化振兴，勾起张元济“海上相逢一叶槎，愤谈时事泪交加”的悲悼。中国人忆及刚刚失败的戊戌变法依然慨然怆恻，屡次询问远遁日本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近况，内藤湖南则根据自己的观察，提供了日本复兴的经验，他似乎被一种强大的气场感染，中国的未来迫使他与他们一道忧心忡忡。内藤湖南回国后被京都大学聘为教授，成为一代汉学巨擘，日本汉学的新传统，经由他之手，振聋发聩。内藤湖南在路上的见闻及笔录的对话，汇成一本薄薄的《燕山楚水》，我却用了三个晚上来阅读这本沉重的小书，并被卷入莫名的乡愁。那一代中国人对国家的深切关注，对自身命运的清醒洞察，以及在变局中突围与重建的信心，足以令我们终生愧疚。 我们的时代正陷入荒诞的真空期。那些曾经异常振奋人心的传统已荡然无存，而新的历史书写尚未开始。我们失去了描述历史的野心，真实的情感也随之消耗殆尽，抱着对先贤莫大的敬畏，我们时常以为过往已成定局，无须赘述，而未来则遥遥无期。 然而，外国汉学家却总是能从我们自以为密不透风的论证中撕开巨大的空隙，洞察歌舞升平背后的隐秘。固然，跨越文化差异有时也难免艰辛甚至粗暴，正如1991年牛津大学的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教授在一封信中所反思的那样：“我们都被教唆（或被迫地）在能阅读以前去解决学术问题，在能爬行以前去飞。”然而，“他者”的眼光却显然擅长洞穿要害。对此，我们已经拥有太多形象的比喻，兴膳宏的异域之眼，或者马汉茂的中国之匙。 一切似乎正在印证卡尔•马克思的一句话：“他们无法认识自己。他们必须依靠别人去认识自己。”后来，它被萨义德用作《东方学》的开篇。 光荣的道路 我们总是容易着迷于那些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尽管它们覆手即为流沙。194年前，27岁的雷慕沙被聘为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此后，儒莲，葛兰言，伯希和，吉川幸次郎，内藤湖南，李约瑟，卫三畏，费正清，史华兹……那一长串耀眼的名字，仅仅列举便已令人窒息。 然而，这次我们无意重述业已成风的先贤故事，我们将要关注的，是当世汉学界的中坚一代。他们都出生于1940年代，现已年过花甲，岁月并未在他们脸上磨砺出太多痕迹，或许因为持久不衰的好奇心挽留了他们的青春。三四十年前，他们正是被这伟大的好奇心驱使，离开最初的专业或人生规划，将目光投向遥远而神秘的中国，热情持续至今。尽管各国国情不同，个人经历各异，但他们都矢志不渝，成为同代人中的佼佼者。本特辑，正是意在为这一代汉学家造像。 我们访问了五位在各自领域中极具代表性的汉学家。美国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教授在同时代的唐诗研究者中，无人能出其右，他的全唐诗史在世界汉学界享有盛誉；意大利是马可•波罗和利玛窦的故乡，史华罗教授作为意大利汉学中心——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汉学系主任及《明清研究》杂志主编，独辟蹊径地发现了一个未被触及的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艾尔曼教授和日本京都大学的夫马进教授分别关注的，是早在《新青年》时代中国先贤们就曾试图用以救亡的工具——“科学”与“民瑞脑消金兽主”，艾尔曼教授在明清时代中国的科技、学术及科举制度等研究领域成就卓绝，夫马进教授则是帝国晚期中国的慈善制度、讼师制度等方面的权威，他们曾依靠出色的研究而获得各自国家的汉学最高奖——“费正清奖”和“日本学士院奖”；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教授作为“波恩学派”的旗帜人物，既是一位勤奋的翻译家和学术活动家，在中国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同样见地不凡。我们可以期待他们合力从文学、思想、心理、制度、科学等角度，为我们勾勒出别样的中国形象，透过他们的眼睛，发现中国经历过怎样的转折与蜕变，怎样逐步兴衰与健全，从而进入当下的时态。 1972年，萨特写道：“自1968年5月以来，人们已经厌倦了明星的生活，也同样厌倦了光荣的道路。”这个判断对宇文所安这一代汉学家们来说，是部分失效的。1970年代，当整个西方开始失措与沉迷，他们却专注于寻找“光荣的道路”并从未放弃——当然，与此同时，他们却始终恪守着内心的寂寞，无意于“明星的生活”。而在这个与当时欧洲相仿的年代，我们所要做的，不该仅仅是借助汉学家们的所见与判断，循着遗失的传统，重筑“光荣的道路”。更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从我们体内蒸发掉的认识自我的勇气，持之以恒的决心。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已经很难再对哪一件事情，保持如此弥久而深刻的激情。 （文：张泉 《生活》2008年4月号） ================================== 致中国汉学家·特辑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史华罗（Paolo Santangelo） 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 夫马进（Susumu Fuma） 顾彬（Wolfgang Kubin）
在飞机上写完广告文。 临座的老头不停地向空姐念叨，为什么新加坡、香港的飞机就不会晚点？ 如果不是还欠着两篇文章，我又琢磨着想出去了，不想安静地呆着，如同不想睡觉，有时我会一遍一遍看存在电脑里的各种版本的《海阔天空》或者《we will rock you》消磨黑夜。大多数时候，身体的劳累，永远也不会比过心理上的困顿。 曲阜冷得很，在孔林，我们遭遇了提前落山的太阳。这片3700亩的墓群里，太阳突然在下午三点半就沉入林中。草丛深处不断发出簌簌的声响，让我不敢联想，只能固执地认定，那是老鼠，显然。 六点，三轮车师傅已经开始拒绝载客，他们急于回家吃饭，甚至不再乐意花十分钟赚五块钱。 在冷风飕飕的走廊上打电话给导师大人，终于联系好宇文所安的采访。我异常兴奋地冲进房间，对正在打游戏的ML说，我明天就想离开这里……ML震惊了。当时，他到达曲阜刚刚四个小时。 三天后，终于见到宇文所安。天哪！宇文所安！ 他摇摆着走出来，比照片上老了很多，几乎难于辨认。 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大约是五年前，在席殊书屋狭窄的楼梯上。三年前，曾艰难地阅读并翻译他书写白居易的文字，我认定，他更像个诗人。 ML举着他那惊世骇俗的MAMIYA，让宇文所安夫妇面对镜子拍照，令他们异常新奇。一个可能是我的非同门师妹的人悄悄问我，你们在拍时装片吗？ 我们会无礼地对着一个诗人拍时装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