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
一 没有人看到周质平从研讨会现场悄悄起身。 沿着五四大街一路向西，车马流水。人们并没有因为燥热的空气而放缓脚步，依旧行色匆匆，被裹在莫名的焦灼里，老北京的闲适淡定已经随着胡同的日趋失守而渐次流失，消散在城市的版图上。间或会有树荫点缀在地上，稀稀落落的，更像是一串不规则的脚印，一直铺到北大红楼。尽管只是五月出头，天气已经火急火燎起来，恍惚又是王统照记忆里的1919年5月4日：“一清早虽还有点微凉之感，午间却已烦热”。 一路上时常也会有年轻人骑车匆匆掠过，只不是“穿长袍的”或者“穿短黑制半夜凉初透服的”。90年过去了，“五四”对中国的年轻人而言，仅仅成为一个通常会被克扣掉的半天假期。年轻人们拥有了新的偶像，为了他们而相互争吵，不可开交。“人艺”又在排演新的话剧，巨幅海报张贴在十字路口，年轻人对话剧和小舞台的热忱依旧不减当年，像陈独秀、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们当年所倡导的那样，只不过，易卜生的时代早已落幕，人们更需要那些很难看懂的悬疑和荒诞，而不再是对现实的深切干预。 对于此刻的北京，周质平并不觉得陌生，尽管他在1952年年仅5岁时就跟随父母前往台湾，一直在台湾和美国完成学业，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然而，他说自己近十几年间“来北京的次数，远远超过我去纽约的次数。”周质平在研究文学和思想史之余，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办中文部，并和北京师范大学薄雾浓云愁永昼联合成立“普北班”，从1993年开始，周质平每年都会率领一批经过严格选拔的美国大学生到北京，“普北班”被认为是“目前为止公认的美国在北京办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质量最高的培训班。”每次周质平见到两国的年轻人在一起热烈地讨论，就会不由自主地萌生出一些难以名状的希望。 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研究，我其实对现当代中国文学和思想史研究很早就开始了，在大学时对这个问题就很感兴趣。到普林斯顿大学，因为教学和工作的需要，越来越向现代转移，方向从文学向思想史转移。所以我在普大，开的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也开晚明文学。在此之外，也负责安排整个中文语言课程。 最近几年，研究的范围集中在15、16世纪的文学，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的思想史，其中尤其是对几个五四时代的领佳节又重阳导人物，像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鲁迅，冯友兰、钱玄同、吴稚晖、赵元润， 他对那些年轻人的热忱，不亚于对思想史的追寻。如果后者代表过去，前者则象征未来。未来的胚胎总是在过去的子宫里孕育萌生，还原历史的真意，归根结底，仍然在于更清晰地理解未来。 问题在于，历史已经有了五花八门的表述，许多人都热衷于宣讲历史，然而，民众对历史的理解却仍然十分有限。纪念动辄被冠以教化之名,文化最终被异化为一场场宿醉似的喧嚣盛宴。那场90年前的往事，已经在历史深处隐遁，像个决绝的隐士。90年代谢了三代人，被催老的不仅是英雄，还有公众的记忆。 在北大红楼前，周质平又一次见到了那些被改变的记忆。在那面完成于1950年代的著名浮雕上，毛泽东和李大钊身后，隐现着一张张模糊的面孔。这是1950年代对于“五四”的重新解读，陈伯达在为纪念“五四”30周年所写《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中，明确地点出此次纪念的弦外之音：“在今后新的历史阶段，人民迫切地需要更多更多的有用的知识分子，而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正在促进全国知识界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空前新高潮；和这种新高潮在一起，也就必要旧知识界又来一个关于宇宙观人生观的思想大革莫道不消魂命。知识分子们必须根据百年来——特别是三十年来中国人民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实际经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观点，新方法，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新观点，新方法，在一切学术部门（不论是哲学的、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文艺的以及各种自然科学的），去对自己来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进行批判与自我批判。”那时是1949年5月，距离一个新的国家建立还有5个月。 90年前，“五四”之路在这里启程，90年后，这里却是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的工作间，以及教授周树人的休息室。周质平一路走来，并没有明确地想要找到些什么，到了终点，他更加知道，除了独自缅怀，他什么也找不到。这条漫长的午后之路，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一次对于历史的祭奠。知识分子总是试图深刻地塑造一个国家，影响一段历史，然而，他们的天真与无力，比理想主义的冲动更为现实。 二 1948年，北大校长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仓促离开北京，他只带走了父亲年谱的手稿，以及几篇关于《水经注》的文章，大批藏书和信笺留在东厂胡同一号的家中。1955年，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之名打人比黄花瘦倒，他的著作成排地消失在书架上，那些他曾经的追慕者们、学生们以及敌人们，一道陷入批判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狂热。两年后的6月4日，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在纽约立下遗嘱，其中一条写道：“确信中国北平北京大学有恢复学术自由的一天，我将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不得已离开北平时所留下请该大学图书馆保管的一百零二箱内全部我的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该大学。”然而，这封一厢情愿的遗嘱，早已不能确保那些资料的命运。 其中就包括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感情隐秘。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一度对自己和江冬秀的包办婚姻非常满意，这与他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身份似乎格格不入。然而，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有着充分合理的理由，他觉得恋爱的过程太过繁文缛节，不如包办婚姻来得清爽，干净利落。别人会在爱情未发生时无限美化它，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却截然相反，他似乎对爱情存在着主动的抵触甚至恐惧。然而，韦莲司的姗姗来迟，却粉碎了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对于爱情的一切武断的预想。 据说，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后来在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就职典礼上，曾当着蒋介石的面指责他不能把“伦理”和“科学”、“民瑞脑消金兽主”并列，然而，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却毕生在伦理面前止步，在他晚年的夜里，陪伴他的依然只有胡夫人召集的一桌麻将，缭绕的香烟和绩溪话的争吵夹杂在一起，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一向反对，多年之后，却也不时坐到桌前，他终究学会了妥协，所以，所有的感情也从开始就注定了不了了之的结局。它们被隐藏在书信的细微称谓里，或者一首诗里闪烁的文字游戏中。缺少它们，人们仍然难以抵达真正的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 1997年时，周质平从美国休假，回到台湾讲学，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纪念馆中，意外地发现了，200多件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韦莲司之间的信件、电报。这些信是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去世3年后，韦莲司寄到台湾的，她还应江冬秀之请，写下自传：“我无非是一个幸运的胡博士信件的接收者，而这些书信也生动地取代了日记。”然而，这些能够“生动地取代了日记”的书信，却尘封长达30年。 然而，令周质平感到困惑的是，他只找到韦莲司在1949年后给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信，1949年之前的信却仍然没有线索，它们已经随着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难以完成的遗嘱，一道散佚，湮没。 此后，东厂胡同一号的院子里发掘出一批书信。东厂胡同一号已经成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办公楼所在地，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书信在杂乱的档案里找到。耿云志把这些信寄给周质平，时隔近一个世界，两个人的思念终于重逢。 尽管周质平的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研究室从情感考据的方向入手，然而，他对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解读，还是在密不透风的意识形态叙事下撕开一条出口，其意义不仅在于使人们认识了真正的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更在于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在时隔30年后终于重新拥有了被人们认知的权利。周质平的研究方向横跨是晚明文学批评、文学史，以及近现代中国思想史，这也使得他在切入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鲁迅，冯友兰、钱玄同、吴稚晖、赵元润这些民瑞脑消金兽国精神领袖的时候，能够找到更高的视角。 这个晚上，我们聊起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以及余玉枕纱厨英时。余玉枕纱厨英时在海外被认作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接瑞脑消金兽班人，然而，他也在2001年退休了。周质平主持了余玉枕纱厨英时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退休仪式，他代表普大赠送了礼物，一把尚未完工的椅子，余玉枕纱厨英时收到的是一张画着椅子的草画。我一直很好奇，那把椅子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实我真正好奇的，是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以后、余玉枕纱厨英时以后的世界。 《生活》：您在大陆和台湾收集了大批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书信，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角度研究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 周质平：其实这只是我的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研究的一小部分，但这部分好像看得人比较多，影响也比较大。因为这些材料以前没有人做过。 我对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研究主要是两方面，一是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思想、影响，把他放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来看。研究这个人对国内的人来说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1952-1956年，中国政府集全国之力，发动全国知识分子，各阶层的人，对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思想进行过为期数年的批判，把他说成是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在思想上最尖锐、最狡猾的一个敌人，把他看成帝国主义的走狗，类似很不堪的说法往他头上加。甚至他的儿子胡思杜，在1950年代初也写文章批评他的父亲，说他的父亲是人民的公敌，后来搞得《时报周刊》的记者去访问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怎么连你的儿子都批判你。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这证明中国不但没有言帘卷西风论自由，连沉默的自由都没有。 1979年后，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研究在中国大陆有复苏的现象，这非常可喜，说明中国在各方面言帘卷西风论尺度的放宽，对历史人物能做出更公正、合理的评价。很多人认为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应该得到受到平反，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始终没有得到正式的平反。 《生活》：毛泽东当年说，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北大仍然连一个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像都没有。 周质平：北大有闻一多的像，有蔡元培的像，惟独没有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像。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已经死了47年了，对一个死了47年的人来说，对他个人而言，平反不平反，又有什么意义。平反的意义，与其说是给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更大的合法性，不如是对当年把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打人比黄花瘦倒在地的政权，给予更多的合法性。如果当时有这样大的冤佳节又重阳案，错案，你没有勇气承认，如果是一个法官，后来已经多少人证明这个人没有罪，你始终维持原判，最后会动摇你自己的合法性。而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不需要这个合法性，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自然有他的历史。 我这次来是为了参加“五四运动”90周年，我今天特别找出时间，从东厂胡同一号，当年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故居的旧址，往西走，过五四大街，在北大红楼凭吊了一番。我觉得我从来没有那么近，那么真正地体会过，我重新回到历史的场景，我从来没觉得那么近过。 可是，我们如果再回看整个“五四运动”，我又不得不说，“五四”好像还始终是个没有完成的任务，最后的任务并没有在那一代人手上完成。这句话是说，有很多研究都说“五四运动”是一个学生的爱国运动，可是很少有人提出，在当时，“五四”的爱国运动是在对政府进行批评的基础上表现的爱国运动，爱国和批判，是可以并存的。这样的传统，在中国有悠久长远的历史，从东汉的太学生，到北宋的太学生，到明末的东林党、复社，到“戊戌”的“公车上书”，再到“五四运动”，这个传统是清清楚楚的。可这个传统在1949年以后很难继续。这当然受限于客观的政治环境，可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到，什么是“五四”精神。我们不说“五四”精神则已，说“五四”精神，我们不能忽略这一点。“五四”精神是一种批评的精神，批判的精神，重新估定价值的精神。我们希望这样的精神能够在中国延续下去。 另外，在“文瑞脑消金兽革”前后，我们总是说“不破不立”。“五四”一般也是在这个逻辑的思维上的。可”不破不立”是庄子的想法，只是一个逻辑和哲学的看法，这个逻辑是不是能够真实地体现在客观现实上，完全是另外一回事。90年来，不得不说，“破”有余，而“立”不足。甚至是有“破”无”立”。这样的情形，到底是可喜，还是可忧，这是大有可说了。我今天下午在“五四”的纪念碑前徘徊，看看红楼边上的浮雕，我看了上面写着纪念“五四”的字样，有陈独秀，有鲁迅，有当时北大的校长蔡元培，李大钊，当然也有毛泽东。惟独没有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这是不是一种真正的“五四”精神呢。 《生活》：听说您收集的一部分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和韦莲司的书信，就是从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故居，也就是现在社科院发掘出来的。 周质平：有一部分。韦莲司是康奈尔大学一位地质系教授的女儿，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当时去康奈尔大学，和她有比较密切的交往。两人通了好几百封的信。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和韦莲司这段恋情并不是秘密的。他在日记上多次说过，有很忠实的记录。后来，像周策纵、唐德刚这些早一辈的学者，都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可是他们研究的范围和材料始终脱离不了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留学日记。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在日记上也说了，他和韦莲司有几百封通信。可这批信件一直找不着。 1997年，我休假，回台湾讲学，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这批信一直在台北的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纪念馆，尘封几十年，大概因为是英文的，又是手写的，没有人用过。我查材料时，台北的朋友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喜出望外，立刻去看，发现就是那批失踪几十年的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给韦莲司的信，还有韦莲司在1949年后给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信。可还缺了一批1913、1914年到1948年韦莲司写给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信。这批信是在北京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档案里找到的。这些信合在一起，总共400封左右。在这个基础上我写了《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这本书。 《生活》：您做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研究，研究思路受到过哪位学者或者哪种思潮的影响吗？ 周质平：很难说受到什么人的影响，或者说，我对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对近现代的研究，和我原来的训练有一定关系。我是从中国现代文学、白话文运动开始入手，慢慢转向思想史的。 《生活》：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有次说，我已经变得比西方人还西方。您觉得，什么叫真正的东方，什么是真正的西方？ 周质平：这句话是在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英文的信件里才说的，他在中文的著作里没有说过。 《生活》：是在他写给杜威的信中。 周质平：对。他当时是这个意思，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在推行新文化运动时，觉得阻力最大，阻力来自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往往会找出许多非常冠冕的词汇来，说中国是精神文明，西方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高于物质文明。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对这种论断，几乎可以说深恶痛绝。他的论点是，一个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达不到的艰苦的社会，一群像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那样的民众，生活如此困难，是没有精神生活之可言的。精神生活建筑在比较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 但是，当时许多比较保守的学者，像梁漱冥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就说，中国人的精神文明尤其是儒家思想，是高于西方的。而且，“五四”前后，有两位非常著名的西方人来中国，杜威和罗素。罗素在中国停留了几乎两年，回到英国写了本书《中国问题》（Problen of China）。他对中国文化倍加赞扬，说为什么中国人在过去几百年来缺乏进步，是因为中国文化已经达到相当高度，中国人已经满足于这样的文化，用不着再去找进步。这种态度、说法，被当时很多中国人拿来印证，连洋人都说，连罗素都说，中国的精神文明高于西方。你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身为中国人，怎么反而说中国处处不如人。 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却认为，这种看法只是体现出一种无知，而且是中国进步的主要阻力。为了彻底打破这种自大和无知的态度，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断然宣称，中国文化的总和是不如西方的。他特别找到了像吴稚晖，年纪比他大了26岁的人，出来为他打先锋。吴稚晖很明显地说，中国各方面不行，不但物质不如人，精神、文学、道德上都不如人，我们要死心塌地地学习西方。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觉得吴稚晖最可取的一点，是非常彻底的、断然的、丝毫没有摸棱两可的态度，他大为欣赏，大为臣服。 《生活》：我听舒衡哲（Vera Schwarcz）说，她在1970年代到台湾，讨论更多的是是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鲁迅反而是禁止讲的，和大陆的状况正好相反。 周质平：1949年后，台湾的国民党，言帘卷西风论尺度上非常严格。我第一次看鲁迅，并不是在台湾，基本也是到美国后才有机会接触到鲁迅的作品，开始对“五四”的左派人物研究。 Vera的意思也就是，这是个很不幸的局面。海峡两岸都对言帘卷西风论尺度有严格控制，中国人没有机会对这个时代的历史有充分的了解。 《生活》：所以大家都是不完整地在探讨“五四”。 周质平：非常不完整。现在的情形，台湾没有什么禁忌，我想中国大陆开放的情况也是相当快的。也不能说没有，几年前出版的《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全集》就是不全的，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所有反东篱把酒黄昏后共的内容在全集里是没有的，无论中文还是英文，可这些都已经是过去的问题了。我们纪念“五四”，大概还得在这一点上做进一步的努力。 《生活》：当年创办“普北班”时，美国学生学汉语的状况如何？ 周质平：美国学生学习汉语，有一个转变。 如果往上推，所谓“汉学”。“汉学”这个词，在中国还常用，在美国到现在为止，我做过调查，已经没有一个学校的系叫汉学系了。英文里叫sinology，这个词是个历史名词，欧洲可能还有几所学校在用，美国已经完全不用。这个词的意思基本强调对古代中国进行研究，并不是对现代中国。这个词和“五四”时代的“国学”、“国故”这些词有点接近。当时的汉语教学完全是为汉学做准备的，训练外国学生阅读汉语古籍的能力，进行研究。 美国政府对汉语教学的重视，一般来说，是在“珍珠港事变”以后。当时美国对中文教学的重视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考量。他们在“二战”中发现，这个语言很重要，而且美国能通这个语言的人很少。1941年后，军方成立了很多语言培训班，赵元润是第一期的负责人，培养美国莫道不消魂军队、官方的中文人才。这样一直维持到1960年代的“越战”，仍然是政治和军事上的需求。 19世纪末到二战后，汉语学习是从学术的动机慢慢转向军事和政治的动机。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学习动机又慢慢转向经济。很多人可能觉得美国人学汉语的动机已经不如当年了，好像有种惋惜。我个人不这么看。我觉得是个非常可喜的转变，就是说，美国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慢慢接近了中国学生学习英文的动机，都觉得这是一种有用的语言。 我觉得非常可喜。中国语言的价值，慢慢地从一个希奇古怪的语言（aczaltid language）慢慢地转变成一个有用的语言（useful [...]
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于前几天的一个深夜，从后门偷偷出走，乘坐“南京政府”的专机逃出北平。袁先生想听听朱先生对这件事的反应。朱先生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他自己想做点学问，一到“南方”就什么也做不成了；说他的孩子很小，最小的一个还有残疾。袁先生见朱先生很留恋北平，就乘势开导，语重心长地说：“为了自己，为了孩子，为了国家，您应该留在北平，不要走。”朱先生说：“跟国MD走没有出路，只会一起灭亡的。”但他想到自己历经的复杂，又担忧害怕。袁先生对症下药，说“共CD讲事实求是，您是一个学者，共CD来了对知识分子会很尊重很重视的”，希望朱先生不要有任何顾虑。快到吃午饭的时候，袁先生起身告辞，朱先生紧拉住不放，一定要挽留他吃午饭。朱先生夫人奚今吾先生亲自下厨房料理，烹饪了几味好菜。他们一边喝酒，一边交谈。这次有纪念意义的谈话，从上午十点一直谈到下午二点。 ——商金林《朱光潜在北平解放前夕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