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
遗忘的时态 一 居然要一直等到十八年后，我才终于能够知道，西南联大究竟是什么。 那个下午像一场漫长的成年礼，我伏在空荡教室的最后一排，深秋的阳光瀑布般倾泻直下，从背后浇透全身。 我们年轻的教授站在台前，用江西口音讲演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大家像他一样瞪大了眼睛，因为我们终于趟过粗糙的《伤痕》，进入令人兴奋的1980年代。然而，那天登场的并不是我们都期盼着的北岛和顾城，或者教科书上连篇累牍的余华与莫言，而是一个委顿于角落里的名字——汪曾祺。 啊哈！教授涨红了脸，皱纹将眉毛托举在额头上，很高兴的样子。一条中断了三十年的传统终于衔接起来啦！他像个孩子那样叫嚷，双手不禁抬起，做出穿针引线的动作，远远望去，像个被《命运》击中的指挥家。 1940年代，沈从文一代在西南联大造就的文学传统，复活了。他环视着我们，眼中的火焰却逐渐暗淡下去，他看见我们正一齐愕然地望向他。西南联大？ 前面一个学期，教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是位研究女性文学的老学者，他的兴致在丁玲和张爱玲，日日苦口婆心地劝诫女同学一定要争取经济独立，然后才有人格独立，万不能困在家里做主妇。那时，“鲁郭茅巴老曹”的排行还无人敢去调换，沈从文在他口中，不过是倏忽而去的一行白鹭。 年轻的教授点着头，用牙齿咬住下唇，仿佛受到极大的伤害。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个字，粉笔在黑板的挤压下像被鞭挞的烈马那样嘶鸣，断为两截，坠在地上。 时光猛然便倒流了四十年。吊扇呼呼扭转的光影，轮盘一样指向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穆旦和他们的西南联大。 那个下午过于奇妙，以至我时常想不清楚它究竟是否发生过。年轻的教授像汪曾祺回忆里昆明图书馆的那个管理员，拥有一个并不走动的座钟。上班的时候，拨到八点，过两三个小时，便起身将它拨到十二点，冲围坐看书的人们喝一声，“下班了！”那一刻，他不再是一个臃肿的年轻教师，惯常的微笑从他脸上迅速褪去，他不停地擦着汗，全然操纵了时间。 曾对1980年代文学俯首称臣的我们，不敢相信他所讲的一切，究竟是一段历史，还是盘古开天、夸父追日那样的上古神话。我们的历史太长了，有那么多暧昧不清的古往今来。在漫长的前大学时代，我们熟知《最后一次讲演》的演讲技巧，牢记陈寅恪、朱自清这些可能会出现在考卷上的名字，每个孩子都盯着志愿书上北大和清华的空格两眼放光或黯然神伤，在老狼的歌声中闭着眼睛揣想白衣飘飘的年代，却从来都不知道，曾有一座叫做西南联大的学府，在民族危亡的时刻，闪耀如星汉倾城。 二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黑色石柱上的白字，与六年前黑板上的白色粉笔字，重合，叠化。那么触目惊心的，我被推到它面前，形同被捆上绞架的未亡人。 雨中的云南师范大学，石阶上四处积水，从每个方向都映出昆明的天空，蓝得像不瞑的眼睛。六十多年前，它是西南联大留给云南的礼物。为答谢云南各界对西南联大的关照，西南联大建成师范学院。北迁之际，师范学院和部分师生留在云南。 西南联大纪念馆前开阔的土地上，竖立着西南联大三位常委的雕像，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雨水从他们眼中拖出两条细长的线，沿着面颊滑落。 他们凝望着的，是一间被锁起来的铁皮屋。这间校舍出自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手笔，由于西南联大的资金捉襟见肘，梁氏夫妇想要建造能与欧陆顶级学府比肩的设计方案被迫一改再改，最终留下的，是他们的设计生涯中最不科学、最不美观的房子。一到雨天，老师便不得不在黑板上写四个字：停课赏雨。 此刻，雨借风势，也正席卷过这铁制的标本。水柱向四处泼溅，屋顶上连绵起伏的敲击声，当年学生们在屋里显然早已听惯，这声音密如鼓点，与日军的铁蹄践踏在中国土地上的声音，何其相似。 据说二战时，希特勒曾与丘吉尔有过君子协定，我不轰炸你的剑桥和牛津，你也不要轰炸我的海德堡和哥本哈根。这一次，日本没有和自己的盟友站在一条战线上。攻克平津之前，他们已经率先在上海做了实验，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在他们的笑容里相继灰飞烟灭。占领天津后，日军马上郑重地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宣布，他们将要炮轰南开大学。在各国记者的质疑声中，日军代表无法自圆其说，最终只得强硬地回应，我们就是要炸。炮弹瞄向南开图书馆，硝烟腾起之后，随军画家坐在灰烬上，用水粉画下这片废墟，印成明信片，寄往士兵们的家乡。彼时，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都在遥远的南京，62岁的张伯苓在报纸上看到自己毕生的心血毁于一旦，看到校园被改造成日军的养马场，看到孩子们奋起奔赴前线，平静地说，“南开此次被轰炸，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不可毁的是南开之精神。经过这次的变故，南开的精神将愈益奋力。”师生死伤的流言不断涌向南京，梅贻琦后来回忆，“在当日闻之者，实属肠一回而九折也。”北京大学人文学院的地下室则成为监牢，蒋梦麟的一个学生后来逃出来，告诉老师，日本宪兵村上对他说，之所以折磨他，因为北大应该对这场使日本蒙受重大损害的战争负责。 这些理由着实令人费解。 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师生逃出平津，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日军旋即将战火蔓延到中国内陆。联大迁往云南，日军又从长沙追到昆明。从1940年开始，日本飞机开始频繁光顾昆明，成吨的炸弹倾泄在高原上，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大多建筑被炸毁，“文化巷住宅无一存者。”日军知道，联大的学者们，大多借住在文化巷。 然而，就在死神的羽翼下，被困顿生活驱赶着的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沈从文们以各自的方式，完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为一个民族留下了珍贵的表达。他们以自己的学识或人格魅力，感染并激励着一代年轻人。西南联大的辉煌，已然无须赘述。如今，它们被供奉在西南联大纪念馆中，当西南联大已经不复存在，它是联大的根系所在，然而，它却像私家祠堂一样，并不轻易示人。 西南联大纪念馆是云南师范大学斥重金所造，它的开放时间，藏在树阴掩映下的石碑上：每周一三五，除去午休，每次开放六小时。在绞索勒紧的纪念馆门前，工作人员解释说，学校已经放暑假，纪念馆在暑假期间不开放。然而，显然人们都知道，寒暑假会有大量游客涌入云南，尤其对外地的大中学生而言，这是一年中为数不多的机会。 更致命的是，它处在旅游景点比人口还要密集的云南。香格里拉、丽江、大理……这些气势汹汹的名字牵绊着旅行者们的脚步，在它们面前，云南的首府昆明也不过沦为一个转机大厅，纵然时间充裕些的游客们，也只是忙于寻找牛肝菌和过桥米线，不会在意一具连新版地图上都没标注出来的西南联大死去的躯壳。 整理行李时发现，我的背包的夹缝里，被旅行社雇佣的小孩争相塞满了小广告。在那些怡红快绿的华美纸片上，连绵的雪山随着纸面的褶皱起伏，彝族少女裹着裙子笑餍如花，旖旎的花市之外，泸沽河一路升腾，涌向天际。然而，在荒凉的大地上，我没有看到那些像天神一样开垦耕耘的人们的身影。那座曾被称作西南联大的学府，和他们的犁一道，沉入香格里拉永不散去的晨雾中。 三 西南联大在战火中顽强地生存着，这一切被无声定格在西南联大纪念碑里。它孤独地躲在树阴深处，直抵云天。它的正面是西南联大作别云南时，冯友兰先生代为书写的离歌。它的背后，则刻着参加抗战的八百学子的姓名。这是一份并不完整的名单，却也因为时间的磨砺而变得足够扑朔迷离。 许多学生甚至尚未毕业就投笔从戎，校方承诺，他们随时可以回来复学。最大规模的一次参战潮，发身在1943年，蒋介石号召全国知识青年参军抗战，西南联大1944年的几乎所有男生毕业生，都应征入伍，为盟军担任翻译。 战争直接改变了太多人的命运，也让人们走向歧路。 1942年，穆旦离开西南联大参加远征军，在野人山死里逃生。与大部队失散之后，“他给死后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一度断粮达八日之久，在原始森林里孤独的五个月里，他从未想到有一天自己真的能靠双脚走到印度。战争结束后，穆旦回到西南联大，却绝口不提野人山中的经历。他的朋友王佐良说，“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说到他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穆旦的诗风在走出野人山之后发生剧变。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他义无返顾地决定回国。然而，他逐渐发现，在野人山都可以写诗，现在，环境却已经不允许他继续写诗，他潜心于翻译，他的本名“查良铮”取代了笔名“穆旦”而被人铭记。然而，1958年，法院还是跑到南开大学宣布：“查良铮为历史反革莫道不消魂命”，“接受机关管制”。随即，穆旦的声音消失在中国民歌运动的喧嚣中。直到1980年，《诗刊》刊登了穆旦的遗作，读者们才知道，诗人已经在三年前去世。去世前，他疯狂地翻译国外作家的作品，最后，他虚弱而迷惘地对夫人周与良说，“该译的都译完了。译完了又去干什么呢……”重新发现穆旦的工作留给了他西南联大的同学们，十几年后，《穆旦诗全集》终于列入出版计划，王佐良为它写下序言，终于也放心地告别了人世。 有一个不存在于碑文上的名字，同样值得铭记。1937年，抗战打响，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的大二学生黄仁宇入伍，他没有随学校迁往云南，却随着部队飞越驼峰，降落在缅北的土地上。在那里，他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写作。在反东篱把酒黄昏后攻缅甸的战斗中，黄仁宇成为一名战地记者。这个嗅觉敏锐的年轻人倾向于一种新的书写方式，他将目光从高级长官移向普通士兵，在和普通士兵的战斗和生活中，发现更生动的景象。“枪响炮飞之下，许多蝴蝶还在树林内来去；一场剧战之后，阵地的突然沉寂，工兵架的小浮桥在河上生出倒影。”他对战争进行了适当的虚构和渲染，每一篇报道都像一个完整的传奇故事。这些半小说体式的战地通讯，在1945年结集出版，成为黄仁宇的第一本著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黄仁宇原本可以返回南开大学读书，甚至见证西南联大最后的时光，然而，他最终选择了远走美国，成为后世研究者言必称之的重要学者。 两则传奇般的人生，走向的却是两条路，收获的自然也是两种结局。在这些传奇背后，屹立着更多平凡的西南联大学子。 在昆明家中，彭国涛先生扶着沙发坐下，他正是1944年应征入伍的那批毕业生中的一员。为“飞虎队”也就是后来的美军十四航空队做翻译。1945年7月，他奉命带一批地勤人员到美国一个空军基地学习修整飞机，到重庆待命，等待出国。9月，日本投降，国民党空军开始向解放区进攻，彭国涛偷偷跑回昆明，回到当年在联大读书时兼课的中学，执意做一名中学教师，组织学生运动。他曾在1948年“7•15”时被特务追捕，远遁香港，仍然在次年执意回到云南参加解放战争。两次选择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名战士，依然难逃在文瑞脑消金兽革中被批判的命运。六十年后，当他向我描述那些疾逝的岁月光影，言语却静如止水。 “我的名字就在纪念碑上”，他愉快地告诉我。 在曾经访问过彭国涛先生的云南二战专家戈叔亚记忆中，纪念碑却一度被乱草掩盖。1979年，戈叔亚考上云南师范大学，在杂草丛中发现这块碑时，它已多年疏于保护。每天上课下课，戈叔亚和他的同学们都从刻有西南联大铭文的碑前走过，却从来没有人暗示他们，你们就是西南联大的后人。戈叔亚喘着粗气，你信不信，那种荣誉感真的能激励很多人。 那时，戈叔亚就已经对二战历史产生兴趣，不过，他的研究重心在太平洋战场。他学了四年历史，在腾冲当过兵，却始终没有人告诉他，就在他的家乡，曾上演过一幕幕更为惨烈的抗战。工作后，有一次出差，他在乱坟岗上看到石匠们在敲打、雕刻一些墓碑，不禁上前询问，那是正被重新修整的国民党阵亡将士公墓。他们曾为国家浴血奋战，连生命都丢在这片土地上，文瑞脑消金兽革时，他们却连在墓碑上留个名字的权利都失去了。那些被磨去的名字，正重新嵌进石碑的肉体。老乡向他讲起滇西抗战的种种，戈叔亚突然感到，自己上当受骗了这么多年，原来根本就不知道历史，就在家门口被埋葬的历史。他急了，问老乡，为什么以前我不知道。老乡说，过去干部不让说。不久，戈叔亚辞职，四处寻访老战士、战争遗址，哪里发现战场，就马上到现场，见当事人。他觉得自己分明走火入魔了，却又没有悔意。他坐在我对面，右手握拳兀自地在空中挥舞着，人们都应该知道这段历史。 人们也应该都知道西南联大的历史。戈叔亚的手按在桌子上，述说这座让他景仰的学府，“光辉灿烂，绝子绝孙。” 这话很难听，戈叔亚说，可是，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戈叔亚一直想联合电视台，对照着西南联大纪念碑上的名字，一个一个地去还原和追述那些远逝的故事。然而，随着一代人的凋零，这越来越成为一种奢望。 夜与昼 一 是什么在磨灭我们的记忆？ 一片葱翠包裹着“一二•一运动”四烈士的墓群。我在积雨的石阶上站定，想起1946年暮春，同样是一个雨天，曾有西南联大学生看到，朱自清打着一把伞，独自蹲在这片墓群边，摩挲石柱上的铭勒。铭勒上是闻一多所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的历史写下了最初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瑞脑消金兽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那时朱自清不曾料到，在四烈士前面，后来又将站立起闻一多的衣冠冢，这位挚友带着最后的问号，也倒在寻找的路上。而温和如他自己，终有一天也将愤然起身拒绝侵略者的馈赠，在为挚友编完全集后，了无遗憾地回归大地。 朱自清自己的背影，早已不见。闻一多的墓碑边，却零落地倚着几束枯萎的小花，然而，我们却又分明地知道，这花决不会是夏榆坟前的那支花，在鲁迅的时代，花可以暗示未来，唤起力量，现代人早已没那么多泛滥的情感与天真。花面前的石供上，刻着一把低垂的剑，仿佛沉睡的闻一多随时还能起身，从泥土里拔起剑，将它重新指向天空。 闻一多和朱自清的路向，与在云南忍辱负重长达八年的西南联大的气质，似乎不那么相投。尽管那时，人们也时刻大义凛然地面对死亡，然而，那往往出于一种被迫的自尊。 沈从文后来在《向现实学习》中评价面向时局做出不同反应的人们：“对于能变更自己重造自己去适应时代，追求理想，终又因为当权者爪牙一击即毁去的朋友，我充满敬意。可是对仪另外那些更多的同事，用完全沉没来承担战争所加给予本身的苦难，和工作所受挫折限制，有一时反而被年青人误解，亦若用沉默来否定这个现实的，实报同样敬意。为的是他们的死，他们的不死，都有其庄严与沉痛。而生者的担负，以及其意义，影响于国家明日尤其重大。”在尊重闻氏的节操之余，他也对其他人包括他自己的选择做出辩护，因为他们那么单纯而诚挚地相信，总有一天，将有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等着他们去修葺一新。那种希望，在吴晗看来，就是朱自清在西南联大“忍着寒冷，挨着饥饿”，“他以为只要抗战胜利，一切问题便都可以解决了。”所以，他可以忍受胃病的煎熬；所以，他敢于望向镜中已瘦成37公斤的自己；所以，在一贫如洗的日子里，他也能自得其乐地在冬日的街头，披一件赶马人的毡布做袍子，旁若无人地行走在昆明的街头。因为，他相信，无论眼下如何艰难困苦，总有一些好的日子会降临。 朱自清最初的想法代表了偏安一隅的西南联大师生们的普遍心态。这次偏安真的是一隅，不是晋时的建康，不是宋时的杭州，而是片甲之地的荒蛮云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怀抱的只是极单纯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日军攻打北平时，吴宓在日记里沮丧地写道，炸死自己没什么，可是，自己对这个国家一点用也没有，活着有什么意义。这种想法支撑着他们，使他们在重新审视自己之后，更坚定地埋首在书斋中，以自己的方式寻找民族的归宿。1943年，闻一多在给弟莫道不消魂子臧客家的信中解释自己执著于国故的原因，是要看清“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他将要开出的单方是“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史的诗）。”所以，无论出世还是入世，只为对得起自己的理想。 所以，他们轻而易举便会为那些宣言、纲领所蒙蔽，1938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布宣言：“盖吾人此次抗战，故在救亡，尤在使建国大业，不致中断……吾人必须于抗战之中，集合全国人力物力，以同赴一的，深植建国基础，然后抗战胜利之日，即建国大业告成之日，亦即中国自由平等之日也。” 知识界苦苦地等待着“抗战建国”大业完成的那一天，尽管根本不确信它什么时候才会到来。有如人人都相信抗战必将结束，然而，面向日军装备精良的铁甲之师，面对正面战场虽千万官兵前赴后继、舍身取义，却依然一溃千里的时局，人们只能选择相信却无法确信。陈寅恪的一句诗早已道尽了彼时的心曲，“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1939年3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大会，蒋介石致辞：“我们也不能因为战时，所有一切的学制课程和教育法令都可以搁在一边，因为在战时了，我们就把现代青年，无条件的都从课室，实验室，研究室里赶出来，送到另一个境遇里，无选择无目的地去做应急的工作。”蒋介石的这番话，在当时无疑是深得人心的，并且，在抗战早期，他也确实兑现着自己对数万学子做出的承诺。每个西南联大的学生都拥有政府提供的“贷金”，实际上就是无须偿还的助学金。1940年，抗战仍在残酷地抵抗中，教育部设立了学术奖和巨额奖金，激励教授们的学术研究热情。在一些重要场合，蒋介石也给足了教授们面子。1943年，联大国民党党员教授会议，联名上书，以“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至”苦劝蒋介石实行宪有暗香盈袖政。陈雪屏带信面呈蒋介石，蒋介石阅信后“为之动容，为之泪下。”不久，便回信表示同意宪有暗香盈袖政。无论他做的是姿态还是些许的诚意，至少，他对知识分子表达了充分的尊重。他已然固执地认定，纵然日军可以日行千里，风卷残云般淹没中国，但是，他们没有力量把战线拉得太长。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他已经将目光抛向更远的地方，这个凋敝的国家，有更多更长远的罪孽，需要知识来救赎；有比抗战更加深不可测未来，需要知识界来建造。 所以，知识界能够看到希望，也并非空穴来风。他们一厢情愿地相信，文化的积累与前进，必将带来政治的巨变。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就坚定地认为，“我们如果能避免重蹈唐代灭亡的覆辙，转向在艺术、科学、军事、政治、卫生、财富各方面均有高度成就的现代文明国家如美国等学习，我们或许会发现唐代的光荣将有重临的一日。” 可是，在书斋之外，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确，“重临的一日”究竟是为他们的天真而来，还是为他们的奢望而去。 二 先行一步的闻一多和朱自清反而成为西南联大最幸运的人。他们的那些西南联大的同事们，或者说西南联大所代表的整个中国知识界，走向另一种命途。 [...]
时间仿佛回到一年以前的南京： 同样是连日大雨，积水的街道，拥堵的马路。 同样是密集而漫长的采访。 在两个气味闻起来那么相似的城市，除了温度的差异，不觉得它们有什么不同。 以及，同样地，陷入一年前书写南京时的恐慌。然而，当那么好的素材拥挤在我的视线之下，我又没有任何抗拒的理由。 这话说起来多矫情听起来多恶心，然而，还没到云南师范大学门口，真的已经忍不住血脉上涌。因为，朱光亚题的字像牌坊一样逼在眼前：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两腿便软了，一股血液径直冲上脑门。我始终不记得是怎样走进校门的，尽管深知，这地方和西南联大早已没有关系，整个中国和西南联大也已经没有关系。 在之前的二十多年里，我从来没有因为看见哪个建筑物哪个人或哪件事，而如此百感交集不知所措。以后似乎也不太可能。 这种感觉形容不出来。 到一个城市必要去两个地方，博物馆和书店。 云南博物馆的设计师肯定是个妖怪。 二楼滇文化的展室，从天花板到墙面到陈列柜到玻璃到图案，全部是不规则的立体空间，而且不重样。视线被撕得七上不下，终于闷着头走到底，却迎面撞见一具巨大的棺木，号称出土时的原貌。 三楼就神了，全然是佛堂。灯光昏暗，层次不明，以至不敢走进黑暗中。空荡荡的厅堂里只有脚步声，时常担心转个弯就会撞上个人或者其他什么。 勉强走出来，楼下在准备建党建军的展览，一片火红的海洋。 昆明书城很一般，新闻路上另一家书城规模虽大但太杂乱，倒是云南师范大学旁边的一家叫做清华的书店不错，从门面上看像是个小书店，不料别有洞天，尤其是三楼书的整体水平可以比肩先锋或鹿鸣，并且异常齐全，许多需要在上海跑几个书店收集的书，在此地全都显灵。只不过，店主大概太想把读者一网打尽了，以至总会从章学诚、崔述、钱穆中间，撞见个把郭敬明之流，上帝保佑老实人…… 瓜老师说（当然，如果不尊重地叫一声“瓜哥”，似乎听起来更传奇一些），吃蘑菇中毒后，人会出现幻觉，并且无一例外会发现一队队的小人在地上、桌子上、电视机上、墙上，满处跑，而且，他们还都带着草帽！ 瓜老师说，他始终想尝试中一次毒，看看那些小人究竟长什么模样，却怎么吃也无法如愿。 太邪了。如果能跟他们合个影似乎也不虚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