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差
各地的方志往往都会对本土不吝溢美之词，汉口偏偏例外。
民瑞脑消金兽国时编撰的《夏口县志》，对本土的描述毫不客气，“地无团结之气，人亦少团结之心，其不植私党者，道在此，其不能合群者，亦在此。”编撰者认为，汉口之所以会缺乏团结之心，是先天的问题，地貌造成的，“山少水多，坎流之性有余，艮止之性不足”。对此，美国人罗威廉（William T. Rowe）则有一些关于后天的解释，他归结为汉口的移民特质造成的群心离散，“汉口是一个充溢着形形色色的单身汉、居民和来客的十分混杂的城市，而当他们谈起所谓的‘汉口特征’时，却都惊人一致地对此种混杂状态表示满意”。他认为，“汉口特征”就是混杂，因混杂而宽容，也因混杂而混乱。事实上，汉口移民已经持续数百年，早在明清时代，汉口就是连接广州与广袤内陆的最重要的跳板，而广州的“一口通商”也几乎造就了汉口的一口通吃，商业的逻辑早已在这座城市中根深蒂固，而接踵而至的移民也早已经历了十几代的传承演变，塑造了这座城市流动的命运。然而，她却依然无法为移民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归属感，在整个国家都被封闭和自满的情绪裹挟着的时代，一座过于日新月异的城市里，安全感是不存在的，人们很容易就会迷失在舶来的新鲜事物的迷障里，人们必须不断地用这些舶来品来更新自己，才不至于被时代抛弃，奢靡成风成为这座城市最大的特征。然而，即便如此，也没有人能永远保持骄傲从容的姿态，因为下一艘靠岸的商船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击溃你刚刚建立起来的优越感。
商业直接缔造了这座不可一世的城市，商人在这座城市中始终占据着极大的比重，在利益的驱使下，更多新鲜的西洋器物涌入汉口，商人们自己既是经营者，也是消费者。在这座典型的移民城市里，本地人似乎并没有多少发言权，在商业上也鲜有作为。当时日本驻汉口的总领事水野幸吉曾说：“如汉口等之大商业地，其有力之商人，大概为广东、宁波人，而湖北之土人，却不过营小规模之商业，工业颇幼稚。”然而，本土力量式微的状况并不影响这座城市的风貌，反而更加促成了其多元化的特质。
当许多城市依然对西方世界犹疑彷徨，甚至心存敌意时，汉口早已在平静地歆享西方的舶来品并视之为理所当然。作为勾连沿海与内陆的传统商贸重镇，交通的便利，数百年间累积的巨额财富，造成了汉口与中国许多城市的时差。她比她们提前许多年，就把这些来自西方的稀奇华丽的色彩别在发际，萦绕在唇齿之间。吊诡的是，西方产品的大量涌入，似乎并没有造就现代的生活方式，反而只是助长了这座商埠的穷奢极欲之风。改变汉口人生活的是来自西方的产品，而不是西方文明的内核。这座城市因此备受艳羡与妒忌，又饱受着冷眼与责难。
依靠《南京条约》合法化的“五口通商”，并没有过分动摇汉口的商业地位，因为19年后，汉口就成为第二批开放的通商口岸，英国人率先建立了租界，17国商人随之涌入汉口，早年由中国商人兴建的象征内陆商业辉煌的38座会馆、会所，很快就被鳞次栉比的10多家银行、12国领事馆、30多家外资企业、114家洋行淹没。在老汉口的上空，蒸腾起国际化的图景，她开始频繁地被拿来与上海进行比较，这座原本就具有强大商业力量的城市在更广泛的国际贸易推波助澜之下，愈加引人瞩目。三十多年后，德、法、俄、日也终于在这座城市中划分出各自的租界，各国租界与商业贸易一道，将城市空间开拓得更加阔大。在张之洞开始振兴湖北的时代，每年有一万条船同时停泊在汉口港，十六万五千名水手在抵达汉口港的各式帆船上穿梭工作。在纵横交错的水网之外，张之洞也频繁地把铁轨铺进这座襁褓中的城市，铁路从各个方向向着这座城市交汇，她成为联通全国的大动脉，商业与城市的繁荣，几乎水到渠成。

张之洞的遗产
在刘文岛上任时，汉口的格局，几乎依然是张之洞留下的。这座曾被张之洞倾注了最后心力的城市，最终却背叛了他。
张之洞早就揭示过这座城市的意义：“自沿海各省视之，则为深处之堂奥，统南北各省视之，则为适中之通衢。”光绪十六年（1890年），他在汉口隔壁的汉阳创办了一系列军工企业，它们后来却成为辛亥革莫道不消魂命的战利品，国民政府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拥有了完备的武器制造工厂。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长江汛期再次到来，新到任的湖北巡抚端方受张之洞之命，亲自负责堤坝加固，汛期过后，端方制订出一整套治理长江泛滥的举措，然而，耗资巨大，所幸张之洞与端方抱着“兴大利不当惜重费，固始基乃克垂久长”的理念，通力合作，经过近两年多的努力，几乎全凭地方之力就完成了治江的伟业。解决了被历代都视为畏途的治理长江的问题，却并没能延续帝国的生机。他们为汉口留下的堤坝，最终帮助民瑞脑消金兽国政府抵御了多次洪水的袭击，使得汉口市政府可以全力进行建设，除了1931年和1935年因天灾人祸而造成的洪灾之外，几乎不必每年都为治理江河泛滥而疲于奔命。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兼任湖广总督的端方一口回绝了朝廷上谕和户部咨文，拒绝缴纳应从湖北省征收的协东北边务饷八万两白银。与此同时，他却又上了一道奏折，名为《选派学生游学折》，在湖北选派学生留学，每年的费用恰好有七八万两。他在奏折中明确写道：“查近日泰西各国讲求实用教育，以为富强之基，其实业学校，如工业、商业、农林、路矿，无不精研实验，各有专门。”在端方的倡导下，清廷选派留学生，终于从事军事制造业，转而注重各学科的均衡发展，湖北省的留学之门日开，在张之洞注重往日本派遣留学生之外，端方更倾向于欧美国家，这种思路的转向，同样没来得及庇佑帝国的未来，反而为刘文岛时代汉口的市政改革，预先培养了一大批拥有各领域专长的人才，使得1920年代模仿美国的市政改革，最终没有流于空谈。
然而，张之洞和端方们的努力，依然不能挽救帝国的颓势。帝国的最后十几年始终被各地此起彼伏的起义裹挟着，这些起义与从前相比还出现了新的迹象，揭竿而起的不再仅仅是一群难以活下去的农民们，各地的官半夜凉初透员们惊讶地发现，几乎每一群冲进县衙府衙的人群前面，都站着些书生或者留学生，他们都是读着圣贤书长大的，原本可能与自己成为同僚，现在却开始分庭抗礼。这些在各地肆虐的力量虽然没有像太平天国时代那样在形式上绞在一起，然而，却似乎有一条内在的精神线索在串联着他们，当他们喊着那些令满汉官半夜凉初透员们感到荒唐而恐怖的口号的时候，这些书生们看起来和身披符箓的白莲教或者宣称效忠于上帝的太平军，似乎并没有什么两样。
一场起义可以被血腥镇瑞脑消金兽压，然而，年轻人的怀疑精神却是无法被扑灭的，甚至越扑燃烧得反而更加炽热。尤其在武汉三镇，当生存问题已经通过张之洞的努力妥善解决，人们就会开始思考生活以及权利的问题。同样的问题也在上海出现，董修甲写道，“近年来我国上海市民，常有反对工部局之举动，盖亦因租界市民之智识日增，对于市政皆知反对于租界当局不善处理之处，多所愤恨不平。”
发展经济，开启民智于是成为一把双刃剑。如果政府不能变得像自己承诺的那样足够开明，足够清廉，足够有进取心，它很容易就会被骤然洞开的民智所伤。然而，在一个出版于传播已经很发达的时代， ** 更加不合时宜。思想者的割据对政府造成的威胁，比军阀尤甚。出版市场上并立着太多并不完全服膺国家管制的报刊，思想者随时都可以占据一个思想阵地来嘲讽这种 ** 政策，令政府狼狈不堪，而租界又时常能为他们提供庇护。这些环环相扣的问题，是励精图治的张之洞来不及细想的，他耗费数年心血为城市造就的底蕴和基本格局，最终却在长久的沉默中一触即发，迅速跃居时代的火山口。他对汉口的苦心经营，却注定要为他人作嫁衣裳。

专家行政
千年以降，中国人一直秉承着通才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而由于科举制度几乎是大部分书生进入仕途的唯一通道，这种教育模式也就相应地影响了政府的组织形式。在中央，一个官半夜凉初透员可以随时在吏部、户部和兵部之间调动职务和职位，通过补缺获得升迁。这种跨领域调动，并不会影响这群文学家和思想家治理国家的进度，他们可以自如地运用半部《论语》或者一部《春秋》，就能牢牢地控制着政府，搭建起稳固的人际网络。儒家思想的大一统造成了许多恶果，但其优势之一就在于这些上古经典是万能的，用了十余年寒窗苦读研习它们的官半夜凉初透员们也就变成万能的，中庸之道和厚黑之学在官半夜凉初透场上无所不在，并且奇妙地维系着帝国的运作。考场上那些夹杂着汗臭味的格子间，几乎成为一出奇妙的隐喻，帝国信任这些从格子间里奋勇走出来的精英们的忍耐力和决断力，即便是在他们完全陌生的领域中，也完全有能力通过孜孜不倦的自学和丰富的实践，举一反三，摸索出管理政府的经验。帝国因此形成了近乎病态的官僚体制，在地方政府，固然不乏一些拥有专门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官吏，但他们往往局限于少数领域，而对他们来说，这些专业知识基本无助于他们的升迁，他们可能毕其一生都只能做一个仵作，或者一介讼师。
尽管帝国在1905年就废除了科举，然而，延续千年的吏治体制即便到民瑞脑消金兽国也依然没有太大的改观。
鲁迅一直为父亲因庸医所误而死耿耿于怀，这种切身的童年阴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思想与生活，以及他对传统和现世的判断。令他憎恶的不是死亡，甚至不是病痛本身，而是庸医。这种思路最终投影在他对国家与社会的判断上，这加剧了他的忧虑。这样的忧虑并不是鲁迅一个人对时代困境的杞人忧天，在乡村考察的费孝通说过同样的话，“不健全的人物去领佳节又重阳导中国的变迁，怎能不成为盲人骑瞎马？”
伴随着知识分子的集体愤怒，尤其是市政专家们的大声呼吁，专家行政终于在1920年代称为一时的风尚。当整个国家积重难返，全面复兴看起来依然遥遥无期，局部的实验与改革，就变得尤为重要。
张锐的声音代表了那一代市政专家的共识，“所谓专家行政，就是要内行人来办理内行事。”由有法律背景的人负责选举，由学习工程的人负责市政工程建设，由学医的人负责卫生事业，由学教育的人从事教育事业，所有人都各得其所，人尽其用，而不是去强做与自己专业不相关的事情。他一面批评中国的现实，一面历数德国、英国和美国专家行政在城市建设中的巨大作用。只有通过各领域专家各司其职，并且通力合作，才能解决城市的积弊，促进国家的发展。
在一片大声疾呼之下，蒋介石任命自己极其信任的刘文岛来担任汉口市长，其实是顺水推舟之举。刘文岛从巴黎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就到黄埔军校任教，与校长蒋介石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北伐时出任国民军总司令政治部副主任，蒋介石下野时，他也随之辞职，并宣称“誓与领袖同进退”。而且，这个充分为蒋介石所器重的青年才俊，正是被呼唤的专家，不仅著作等身，也一直致力于译介西方的政治理论，他早年所著的《政党政治论》，曾令梁启超大加赞赏，并收他为弟莫道不消魂子。刘文岛虽是学习法律出身，然而，法律与城市管理密切相关，而他自己也坦言尽管时而是政客，时而是军人，其实还是对市政建设更有兴趣。他也确实对此做过一些细致深入的研究，他上任后，就曾结合法莫道不消魂国和美国城市的不同特征，将城市形式总结为放射式和长方式。他一方面认为需要借助汉口的地貌，将汉口往长方式的方向改造，但他同时也认识到，长方式的城市具有先天的弱点，综合考虑，在长方式的基础上，以市政府为中心，附近搭配图书馆、公园等公共设施，形成区域放射式的风格，从而将两种城市风貌融合在一起，各取所长。这样专业的市政规划思路，在当时的市长中是极少见的。
刘文岛就任后的宣言更加令崇尚市政的人们大为赞赏：“市政为重要建设事业，所有职员及各项工程人员，应有专门之技术；故本府及所属各局处绝对以用人唯才为主旨，不分省界、性别，凡学识经验有一己之特长者，无不尽量延用，否则无论如何，均不录用。”在他的大力倡导下，一群市政专家云集汉口，并获得极高的任命。土地局局帘卷西风长后任财政局局帘卷西风长的吴国桢是美国留学生，曾在爱荷华州格林内尔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分别获得经济学学士和政治系哲学博士学位。工务局局帘卷西风长后来任公用局局帘卷西风长的董修甲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市政专家，密西根大学经济市政科学士，加州大学市政管理硕士。后来继任工务局局帘卷西风长和公用局局帘卷西风长的陈克明和张斐然，则都是专业工程师，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工学士。土地局局帘卷西风长何复州毕业于湖北陆军测绘学堂，卫生局帘卷西风长李博仁是日本京都大学医学士。在刘文岛治下，汉口特别市政府各局处，“国外大学毕业者28人，国内大学毕业者116人，国外专门学校毕业者30人，国内专门学校毕业者234人，总计达408人，占职员总数的45%。汉口特别市政府知识化 专业化特点十分明显。”
刘文岛也确实履行了自己的施政诺言。吴国桢之兄吴国柄从英国伦敦工科大学机械科毕业后，见到汉口的施政状况，就向刘文岛进言，应当先完成一系列基础建设，造公园，建沿江堤防、马路和货运码头，整治下水道，提倡火葬。刘文岛便委任他为市府参事，工程师。他果然不负所望，用犯人完成了中山公园人工湖的建设，将市容整改进行得井井有条，他还每天都会骑马沿城巡视，随时发现问题，开始整改。
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将早年的刘文岛描述为一个权力欲极重的拉斯蒂涅式的年轻人，然而，恐怕没有人真的经得起道德的推敲，并且，刘文岛事实上是孟德斯鸠的信徒，他的《政党政治论》深受梁启超的青睐，宣扬的正是“三权分立”的学说。而他在1929年再度就任汉口市长时，也力主成立临时参议会，“正式参议会，须在地方政府成立一年后，方能成立。然而政府最需要的，是要使民众能了解，民众能信任，主政的，应当将现状和将来的计划——尤其是财政，公开向民众剖视，所以兄弟想到一种通融办法，就是成立临时参议会，来指导和监督汉口的市政，虽然名分上不能算作正式市参议会，性质究竟是相同的，因为都是以指导和监督为终点的。”临时参议会并非只是摆设，参议员的权力虽然受到一定制约，但他们的热情极高，周仲宣建议完善参议会的工作方法，黄文植建议政府不要乱加新税，许多意见都被刘文岛采纳，转化为更新城市活力的血液。刘文岛甚至在市政府门口设置了市民信箱，诚恳地希望公众能够加入到汉口市的民瑞脑消金兽主化之路上来。他来不及细想，在中国，民瑞脑消金兽主之路走到底，是一座迷宫还是一条死胡同。

民瑞脑消金兽主与木槿花
在刘文岛的时代，汉口政府内部突然出现了大学化的倾向。刘文岛在政府内组织学术研究会，亲自担任会长和市政管理组组长，而工程组长、公半夜凉初透安组长、财政组长、卫生局帘卷西风长、教育组长也分别由各局局帘卷西风长担任，董修甲则担任国际组长，研究会还特别聘请一些相关领域专家，进行共同探讨。这些成员原本就是各领域的专门人才，如今结合治理市政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进行跨领域的探讨合作，更容易相互协助解决。研究会的形式是由成员们提出问题，再由组长组织进行具体的研究，学术研究的成果除了向全体会员公布，还每月在政府的公报《新汉口》上刊登。会员的相关学术著作，则经评议会审定后出版。他们所考察的问题，甚至细致到商业区 工业区 教育区和居民区的道路，应该各有多宽，各种车道、人行道、停车道、花木道应如何分配。1927年，汉口还创办了《市政月刊》，希望公开一切事务和所做的探索，并希望市民既可以充分了解，也可以参与进来，集思广益。一大批市政研究的专著和译著在短短几年间从汉口诞生，进而影响全国。
按照市政专业的方向开发城市，其成果和影响力也是显而易见的。汉口市按照专业分工，建立了一处八局，组织了临时参议会，形成市民自治的基本雏形，同时，还借鉴西方经验，实行政府集中采办制度，种种举措都被许多城市相继模仿。
这些研究成果最终汇成1929年的《武汉特别市工务计划大纲》，是对孙中山《建国方略》的局部细微的完善，不但有一些常见的规划诸如各级交通，沟通武汉三镇的桥梁建设、图书馆、博物馆、公园、供水和电力系统，甚至还具体到公共厕所、公共浴堂、公墓、路灯、广告等等。这是一个精细而庞大的计划，刘文岛和他的同事们为此预留了十余年的时间，他们计划从1939年开始第三期的建设目标，为了解决建设资金的问题，他们甚至在1929年印制了总值300万元的公债。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其实已经很有限。国民政府的转向，以及日本全面侵华，将彻底摧毁刘文岛和他的同事们思考多年的计划。
专家行政在汉口出现，其实并非偶然。如前所述，张之洞是汉口专家行政极大的功臣，他为他们解决了经济问题，否则为了国计民生而疲于奔命，民瑞脑消金兽主根本无从谈起；他也为他们培养了大批留学生为主的专业人才；他甚至还体贴入微地帮他们解决了长江决堤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汉口固有的商业逻辑塑造了一批具有自主精神的商人和市民，它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地方自治传统的城市之一，这成为市政改革的强大基础和原动力。于是，汉口所需的只是一个契机，城市历史的长期积淀，以及整个中国的时代转向，都将借助这个契机被释放出来。只不过，专家行政在汉口，就像一朵木槿花，必然会盛开，却未必能结出果实。

权力的注视
如果一个旅行者选择了一些并不恰当的时机抵达汉口，他很可能被报纸惹得精神错乱。他在前一天夜里睡下时，还躺在一座叫汉口的城市里，次日早晨当他被街头报童的叫卖声吵醒，他们手里挥舞的新闻里，这个城市的名字已经变成武汉。又或者，当他深夜在客栈独酌的时候，他所在的位置已经从汉口特别市变成了湖北省的一座普通市。在民瑞脑消金兽国的地图上，汉口一直在原来的位置，只是环绕它的曲线似乎像火烧云一样，总是在变幻。
汉口的民瑞脑消金兽主化之路，就像这座城市不断变化的名字一样，始终没能脱离权力目光的怒视。
蒋介石的个有暗香盈袖人崇瑞脑消金兽拜几乎是随着孙中山的神化之路一道并蒂生长的。埃德加•斯诺采访完毛泽东后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傲慢地告诉他：“我到哪里，政府、内阁、抵抗（日本）的中心就到哪里。”
刘文岛从不讳言对蒋介石的感激与崇敬，在公开场合更不例外。蒋介石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几年来，他们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他公开赞成蒋介石的宣言，“全国上下，一心一德，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汉口城中也到处弥漫着党国崇拜的符号，主干道为中山路和中正路，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中山公园，在汉口自然更不例外，此外，刘文岛时代主持修建的几条新式柏油路，名字依次为民瑞脑消金兽主路、民权路、民族路和三民路，不知旅行者抵达汉口时是否会迷惑，三民路究竟是前面三条路的合称，还是道路突然在三民路的尽头出现了一个离奇的三岔路口。
尽管如此，汉口的专家行政与民瑞脑消金兽主之路，还是不可避免地退潮了。国民政府的市政建设热情已经渐渐消退，为了“剿共”在各地疲于奔命，促使思想与行政的大一统的要求都变得更为紧迫，与此同时，刘文岛和湖北省省长何成浚的矛盾也愈发剑拔弩张。
1931年6月，何成浚向蒋介石申请，为了解决湖北面临的财政危机，将富庶的汉口由特别市改回省辖市。曾经在市政厅济济一堂的市政专家们，最终四散而去。刘文岛和吴国桢分别调任省民政厅厅玉枕纱厨长和财政厅厅玉枕纱厨长，汉口市工务局被省建设厅吞并，局帘卷西风长陈克明调任省水利局局帘卷西风长，董修甲等人则相继离开汉口。
他们离开汉口没多久，湖北人曾经为了纪念张之洞而修建的张公堤就溃坝了，洪水直接灌入汉口市区，似乎天公也打算在汉口的伤口上再洒一把盐。
起因在于新任市长何葆华的贪有暗香盈袖污和固执。当其他城市纷纷效仿汉口实施政府集中采办制度，何葆华走马上任的第一把火却是撤除政府集中采办制度，而面对肆虐的长江洪水危机，何葆华却看出了无限的商机，他将防汛麻袋每个提价1.5元，将麻袋中豆与沙的比例从七三开改为三七开，这次贪有暗香盈袖污牟利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面对席卷汉口的洪水，何葆华遭到弹瑞脑消金兽劾，被迫辞职。他留下的烂摊子，只能靠汉口市的旧人们来收拾，已经调任省民政厅厅玉枕纱厨长的刘文岛整日驾着小船，赤脚穿草鞋，在市区内游弋，救助灾民。
汉口自此没能再复兴起来。一年后，蒋介石重新想起了曾与刘文岛共同经营汉口的吴国桢，委任他为汉口市新市长，此时，刘文岛已经被派往德国出任公使，关于他的传闻很多，据说他曾当面灌醉傲慢的希特勒，据说在他的要求下，墨索里尼亲自迎接这位来自中国的公使，并将中国公使从此升为大使，然而，对于疮疤一样溃烂的汉口，刘文岛鞭长莫及。
在吴国桢手中，汉口经历了短暂的复兴。1933年，市政府在管辖区内大兴土木，翻新了旧式拱堂，在原有的民生路、民权路、民生路和三民路的基础上，继续扩大柏油路系统，接连铺设了十条新泊油路，顿时令道路简陋的日本和法莫道不消魂国租界大感不安，也被迫开始了租界内的柏油路工程。《道路月刊》一个化名为“菊”的记者近乎失控地描述着这次兴奋的旅程：“记者这次来汉口，从三个特区到两个租界，走的都是康庄大道。”
自从天朝上国的世界观幻灭以后，绝望的中国人就开始既不情愿却又自觉地把租界当成一面镜子，时不时擦拭一下自己脸上的汗渍。没有人对帝国的自强或者复兴表示怀疑，然而，近一个世纪以来，屡次复兴的努力或胎死腹中，或以惨烈的失败告终，甚至只收获了些叫人哭笑不得的扭曲的胜利。一个世纪足以代谢四代中国人，人们意外地发现，除了身边走马灯般更换了各种名目振奋人心的口号，他们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发生多少实质性的变化，中国人秉承千年的“愚公”精神，似乎在这个波诡云谲的时代失效了。
人们忙着对照自己和西方的距离，小心翼翼地做着涂改，每天像祥林嫂那样念叨着对古老传统的追忆，猜测着难以琢磨而又恐怖的未来，以及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被锯成两半。在戏台下看戏喝彩的时候，每个中国人都像极了戏台上苦守寒窑的柳迎春，汾河湾的晨昏像沙漏一般耗尽了他们的青春。他们不断地在以为东方破晓的时候满心鼓舞地酿造美酒，然后在黎明来临时再一次独自将它饮尽，如此日复一日，甚至渐渐分辨不出，希望与麻木之间究竟还有什么差异。就在一切似乎都已粘滞成一滩死水之际，希望却又莫可名状地不期而至。尽管汉口早在20多年前就被公认为“中国的芝加哥”，然而，它所描述的则更多是租界的景象，不过是又一次外国人的乡愁作祟罢了。而仅仅在4年前，这座城市的华人聚居区依然“街道狭窄，交通不便，新市区多系农地，市场、住户无从迁移，全市之下水道皆系明沟制度，遇有雨水及夏秋之际，沟渠臭气无处无之”。而此刻，汉口居然变成了一面镜子，映照出租界里东洋人和西洋人难以置信的脸。
然而，这只是一次回光返照，城市多年积累下的能量，最后一次倾尽全力的怒放。此后，尽管吴国桢力挽狂澜，依然疲于应付，大量城市建设的开支被征收为“剿匪”的军费，吴国桢在任上几次请辞，他很早就知道了自己已经不可能支撑到1939年第三期目标实现的时候，日军兵临城下更是令1929年的计划大纲变成一张空洞而悲哀的废纸，专家行政的努力和民瑞脑消金兽主化之路，最终还是被权力无情地击溃了。专家行政的三魂七魄已被打散，谁也不能奢望一副空洞的皮囊，来支撑城市菲薄的未来。
至于曾在汉口萌动出希望的城市自治与中国的民瑞脑消金兽主之路，则同样随着汉口的陨落戛然而止。中国在应用蒸汽机和发电机的时间上远远落后于西方，然而，中国的市政改革，起初却并不比西方晚多久，一个越来越趋向于同步的世界，曾令中国的民瑞脑消金兽主之路上出现过希望。市政改革曾让被困在蒙昧山洞里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过头顶的一线光明，然而，骤然坠落的权力的巨石最终还是将这条出路死死地堵住了。在汉口，他们当初所做的一切小心翼翼的试探，昼夜不息的努力，最终只来得及在城市里留下一些柏油路和纪念碑，提出一系列影响中国城市建设的理念，自身还尚未进展到促成城市民瑞脑消金兽主的程度，就率先夭折了。
尽管英国人詹姆斯•贝兰特在抗战时抵达汉口，依然感叹这座城市的现代化图景，“沿着埠口，当海潮增长的时候，列强的巡洋舰碇泊着，而各种西方建筑的银行、写字间、仓库、别墅及领事馆等，无异是代表着最近一世纪来西方企业的纪念碑。”然而，他看到的也只是些现代化的纪念碑罢了，对于这些西方人而言，汉口或者上海，天津，青岛，其实都只是给他们伪造了一种傲慢的自足和还乡的错觉，他们可以在错觉中获得慰藉，中国人却不能依靠错觉生活。表层的镀金解决不了城市内在的困境，詹姆斯•贝兰特并不知道，在那幕现代化的蒙太奇之上，“德谟克拉西”曾距离这座城市如此之近，却依然只是一个传说。

（文：张泉  《生活》2011年1月号“《建国方略》选注”）

陇南世界的支点
孔繁锦一直以孔子的后裔自居，虽然他其实本不姓孔。
孔繁锦姓张，小时候过继给舅舅为子，于是改了姓氏。等到开始混迹军界和政界，他才渐渐意识到这个姓氏带给他的便利。他自称“至圣七十四世孙”，尽管在北平，孔子已经被那些别怀居心的读书人打人比黄花瘦倒，反复地践踏，然而，在西北边陲，尤其是在军政界，孔子依然如同一道畅行无阻的符咒，庇护着他扶摇直上。
孔繁锦从陆军讲武学堂毕业后，投到段祺瑞麾下，袁世凯也对这个年轻人寄予厚望，孔繁锦被授予陆军中将，铭威将军，1914年，他随担任甘肃督军的胞兄张广建前往甘肃，出任亲兵司令。4年后，他开始统帅省防军三营驻守天水。次年，天水总镇建制撤销，孔繁锦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陇南镇守使。而交通要冲天水，地处陕西、甘肃和四川三省交界地，这也给了孔繁锦进退自如的空间，他开始兼任陕西边防督办和援川总司令。他渐渐接受了“陇南王”这个私下里的称呼，小城天水是他的陇南世界的支点。
军人的个性使得孔繁锦形成了与地方官截然不同的思维习惯，他相信发展经济、建造城市也可以像领兵作战那样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为了快速筹集资金，他不断提高赋税，甚至开始考虑鸦片生意，在他的授意下，大片的罂粟沿着这座城市的山坡迎风怒放，于是，人们完全根据这些外在的迹象认定，这是一座罪恶之城。
他也表现出一种近乎病态的勤勉。有时，人们会在街巷深处遇到他，他穿着马褂，微服私访，一旦遇到民间的争端，立刻亮明身份，就地公开办案。他因此解决了许多问题，却也时常会错判甚至杀人，他不以为意，仍然自称“包公”再世，人们可以质疑他的武断，却没有人可以怀疑他的真诚。
天水人根本不领孔繁锦的情，他们不断地抱怨他横征暴敛，尽量大部分资金最终都落地成为工厂、道路、学校和医院，尽管孔繁锦每年都会从赋税中专门抽取一部分用来支持教育，用来资助在外省上学的赵宗晋、周冕等人完成学业，回来报效家乡。他帮助甘谷县士绅宋子材创办了全省第一所县立中学，甘肃省立第三中学和第六师范学校经费不足时，也是孔繁锦下令，把镇署经营的当铺“惠济便民局”的全部收入和一座水磨拨给学校，他还额外调拨了1700元用于购置教学仪器，其中1000元来自他私人的捐赠。
他的被改变的姓氏，是他的荣耀，他的保护伞，更是他潜意识里对人生的界定。无论人们怎样嘲讽他的残暴奢侈或者刚愎自用，都无法否认，在他心中依然顽固地存在着一条道德底限。孔子的目光在历史深处恶狠狠地瞪视着他，即便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至少他知道什么是不能做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繁锦显然当不起这样沉重的盛誉，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正是依靠他，广袤的西北上空，才出现了唯一的一片积雨云，它携带的甘霖，曾经温润过这片皲裂的土地。

还乡记
孔繁锦振兴实业的举措，大多脱胎于哈锐的理念。他上任伊始，就特地拜会哈锐，参观“炳兴火柴股分有限公司”后，马上决定聘请哈锐为镇守使顾问，一度对他言听计从。
哈锐曾经比孔繁锦还要迷惘，自从31岁考中进士离乡之后，他辗转北京和四川，一直等到知天命之年才终于下定决心回归故乡天水。民瑞脑消金兽国开元，他希望回乡做些事情，却不知从何做起，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适应故乡内向封闭的生活。
据说天水也是伏羲的故乡，然而，在伏羲降生后的数千年里，这座城市却没能歆享先民的恩泽。在天水，形成了中国最早的骡马交易市场，这座城市坐镇三省之间，“关陇道”和“蜀陇道”在此交汇，曾经一度“四门不羁，商贩如织”。然而，她依然在帝国的边陲默默无闻，沿着河西走廊蔓延的峡谷，如同两道高墙，帝国传递军情的快马夜以继日地在峡谷间穿梭，商队的驼铃也被空旷的山谷萦回得更加寂寥，然而，她的闭塞和困顿，并没有因为商业的侵入而发生本质的改变。
哈锐辞官后，与在重庆经商多年的同乡胡中林、王鼎三相遇，他再度提起振兴天水的计划，他们打算从重庆的崛起中找到些奥秘，来嫁接天水的现实，却发现两座城市何其格格不入。争论再三，他们把注意力投向火柴，天水的木材、廉价的劳动力和国内的市场需求，让他们隐隐感到找到了出路。
然而，三人分别之后，他们的计划却又搁置了五年，直到1917年夏，哈锐在返乡途中再次遇到胡中林和王鼎三，他们才终于下定决心，立刻分头行动。哈锐利用前朝翰林的身份和在乡里的声望，回乡筹集资金，招募工人，选择厂址；胡中林和王鼎三则深入重庆的火柴工厂，研究经营模式，同时聘请有经验的工人。两年后，“炳兴火柴股分有限公司”在天水创办，投资过半的乡绅张仲武担任董事长，具体事务则由经理哈锐、副经理胡中林和监视王鼎三承担。
这家民营火柴厂很快开始与甘肃省内另一家官绅合办的“兰州光明火柴股份分有限公司”分庭抗礼。“炳兴”生产的“雄鸡牌”阴火火柴的日产量一度高达900箱，此后，更为安全、灵敏的“三羊”硫化阳火火柴也开始割据市场，“炳兴”的年产值稳步增长，达到最初股本的5倍以上。
这些不起眼的火柴迅速擦亮了天水的寂寥，人们终于不必再随身携带火镰，或者频繁地去邻居家借火，在吹取火苗时泼起满脸的炉灰。然而，火柴对天水人的意义，不仅限于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不仅代表着现代世界的便捷与体面，大量存储与快速更新，它对人们心理上的冲击更加巨大。从前，火柴只是少数人的特权，现在，依靠本土的大规模生产，它们已经深入民间，现代世界就这样慢慢地将这座边城揽在怀中。
“炳兴”的出现也开始刺激保守的天水人，人们意识到火柴蕴含的无限商机。几年间，这座小城里迅速冒出6家火柴厂，拙劣地模仿，毫无节制地生产，硝黄味弥漫着整个城市，然后是优胜劣汰，重新洗牌，商业社会按照自身的逻辑完成重组。经济对一座城市的冲击，往往先于政治和文化的变革发生，现世利益对人对城市的塑造力，总是比任何艺术家的刻刀都要犀利。
“炳兴”能够在残酷的竞争中自立，得益于触角的延伸。“炳兴”的盈利链条上，串联着铁厂、炼磺厂、煤矿、造纸厂和杂货店，它也将天水的地理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公司的骡马和胶轮车组成运输队，往返于陕西、甘肃和四川之间，开发货运物流业务。哈锐还创办了职工文化培训班和职工子弟讲习所，以及“炳兴小学”，可以免费入学。实业与教育结合，是那一代士绅的共识，他们代替政府所做的一切，维系着国家将倾的大厦。他们的力量比任何时代都要强大，他们走得比任何时代都要久，都要远，却终究还是难以逃脱政治的索套。

钱荒如虎
孔繁锦和哈锐的“蜜月期”很快就草草结束了。孔繁锦入主天水之后，暂时终结了陇南动荡的政局，他对实业的扶持，也一度令哈锐看到希望，他们都曾天真地以为，在官商的通力合作之下，天水之路定然更加平坦。他们怀抱着同样的初衷，最终还是分道扬镳。在1920年的日记中，哈锐已经在指责孔繁锦“其需费名曰派借，实则勒捐。孔又好土木，民间连年疲于供应，莫敢谁何？”孔繁锦的强权意志显露无疑，北洋政府从建立伊始就面临着军人治国的困境，军人的强权、武断和行动力，是这个习惯了文官思维的温吞迟缓的国家难以接受的。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描述的那些前朝的官僚系统，庞杂繁冗，相互克制，依然顽固地延续着，它足以逐渐拖垮一个国家，却也有着先天的控制力，在慢慢崩溃之前，它总是近乎完好地保持着表面的平稳。对于万象凋敝而又民智大开的民瑞脑消金兽国，这种平稳的姿态更加重要，公众往往宁愿在自欺欺人中苟且偷生，也不愿意放弃稳定的生活。这种集体心态几乎注定了军国政治注定失败的宿命，军人决绝的行动力，只会加速这片镜湖的动摇，令本就不堪的局势走向彻底的瓦解。
失去了哈锐的支持和提醒，缺乏实业和城市管理经验的孔繁锦愈发不知所措，他只能沿着已经迷失的道路，固执地走下去。他不相信，世界上还会有比战争更复杂的事情，毕竟，战争需要直接决出生死，而其他所有的政治博弈或者经济游戏，都很难如此残酷而直接。
频繁爆发的天灾迫使孔繁锦变得更加激进，疲于应付。1920年12月16日，暮色渐浓，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却不期而至。这次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在哈锐的记忆中“如千军万马驰突而至，又如风雨怒号，危樯破浪，一时墙屋倒塌声，远近哭泣声，搅作一片。”实际的状况比他的记忆惨烈得多。马炮泉、天水郡几乎都被夷为平地，秦州城楼轰然倒塌，全城有4600多人被压死，7000多头牲畜也未能幸免。驻守在西城门的军队，死者也多达200余人。而在城南，河坝决堤，一股黑水从地缝间涌出，这在历代都被视作不祥的征兆。这座小城仿佛被抛进世界末日，而余震依然频繁地光顾，直到两个月后，依然迟迟不肯离去。
调配人力、物力重建城市，对军旅出身的孔繁锦而言，算不上什么难题，甚至是他的强项。利用全国寄来的捐款，以及在县里募集的资金，孔繁锦从容地调度着重建的工程，以工代赈，一面征调民工用糯米汁浇灌石头，加固堤坝，种植柳树，以免余震引发洪灾；一面顺势修筑了长达上千华里的道路，为灾后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基础。
然而，这些成就根本无法让孔繁锦轻松下来，因为他发现，震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既不是赈灾，也不是重建，而是钱荒。
尽管进入民瑞脑消金兽国已经多年，天水市面上流通的仍然是清末的制钱。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后，大量制钱被掩埋，人们在日常交易时，只能使用一些临时性的小纸票。为了解决钱荒，孔繁锦决定加紧筹办陇南造币厂，他天真地以为，这次不仅能解决钱荒，还可以顺势改革天水的货币体系。这件事看起来不难实现，几年前，四川军政府率先铸造出在四川省内流通的铜币，成效不错，孔繁锦以为，只需把四川的那一套金融系统复制到天水，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天水很快造出第一批砂板铜元，然而，这些铜元的原材料都是质量低劣的杂铜，而且不是由机器统一加工，而是征调来的铜匠手工制作的，工艺粗糙，更缺乏统一的规格，民间仿造易如反掌。即便孔繁锦在盛怒之下接连杀了几个仿造者，依然难以遏制人们铤而走险的狂热。而此时，孔繁锦已经把陇南民间和库存的制钱收罗殆尽，只得抓紧改印纸币以缓解货币危机。然而，这些陇南镇守使署钞票很快又被西安的一家印刷商店大量仿冒印刷，对于这些源源不断涌入天水的假瑞脑消金兽币，陇南实业银号根本无力应付，原本已经非常严峻的通货膨胀继续恶化下去，孔繁锦这才意识到这场货币改革的巨大风险，但他已无能为力，只得听任着天水人对他的指责，默默等待着陇南造币厂造出第一枚机器制铜元。制造一枚小小铜钱的难度，竟远远大于征服一座城市，营造一片地域，这个握惯了手莫道不消魂枪的人，终究还是应付不了一把精细的手术刀，不但切除不了城市的阑尾，反而伤了自己的手指。
归根结底，孔繁锦仍是一介武夫。
直到1925年，第一枚机器制造的铜元才终于姗姗来迟。20多年前，在帝国东部的重镇天津，周学熙依靠天津机器局的残存设备，仅用了72天就铸造出铜元；而在西北小城天水，这枚小小的铜元，却让孔繁锦苦苦等待了5年。
天水的铜元参照四川铜元的模板，但在辅币的中心位置留下一个“孔”字。与此同时，陇南实业银行也发行了一元、五元和十元的银元钞票，这一次，孔繁锦没有争功，他把银票上的头像让给了伏羲。无论人们承认与否，孔繁锦和伏羲开创了天水的两个时代。伏羲让天水甚至整个中国从蒙昧走向文明，而孔繁锦则伴随着沸腾的民怨，将这座遥远的边城引入现代世界。
孔繁锦的急迫成就了这座小城，也耽搁了她。如果没有他的那些果断的行动力和长年的横征暴敛，天水的现代化之路或许要推迟数十年；然而，如果不是他毫无经验、毫无节制的高速建造，这座城市也不会近乎病态地发展，看起来早熟而又实则弱不禁风，以至在孔繁锦离开之后就骤然跌落。在业已发生的历史面前，人们时常难以做出公正的评判，在一个注定不完美的时代，万象凋敝的中国，究竟需要一个暴虐的建造者，还是一群驯良和善的庸才。

兵临城下
军人孔繁锦与天水的七年之痒,不是民怨或者经济危机，依然是军事上的成败。
1926年7月15日，国民军15师旅长张维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兵临天水城下，孔繁锦派出防卫的军队形同虚设。孔繁锦没有料到，在短短几个月中，局势就急转直下。段祺瑞失势之后，冯玉祥掌握政权，任命刘郁芬担任甘肃省主人比黄花瘦席，孔繁锦却不合时宜地与这个从前的同学反目，陇东镇守使张兆甲起兵征讨省军时，孔繁锦继续不合时宜地选择了中立，此后的一次贸然越界出兵，彻底激起了他与省军之间的矛盾，也让他的敌人们发现，他的那些腐佳节又重阳败成性、嗜好鸦片的军队，其实不堪一击。
被困在天水城中的孔繁锦并非没有反抗的实力，他的库房里还藏着两万多箱弹瑞脑消金兽药。问题在于，他只有用不完的弹瑞脑消金兽药，却已经没有多少士兵。
被迫离城之前，孔繁锦唯一不甘心的事情，就是这些弹瑞脑消金兽药拱手相让。他在寓所里徘徊了许久，想起了哈锐，尽管他们已经反目很久了。
对于这最后的一次会面，只有来自哈锐一方的证词。孔繁锦告诉他，打算炸掉所有军火，决不能便宜了张维玺。哈锐则正告他，引爆军火势必危及全城，既然已经选择离开，何必再荼毒这座自己一手经营起来的城市呢？哈锐的意见已经很久没有被采纳过了，这是最后的一次。
没有人知道，两人握别的时候，孔繁锦有没有对自己曾经的刚愎自用追悔过，或许，对于把命搁在刀刃上的军人而言，从来就没有后悔这一条路存在。也没有人知道，孔繁锦有没有设想过卷土重来。哈锐只是望着孔繁锦踟蹰的背影渐渐远去，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英雄骤然间衰老下去，曾经众星捧月，现在却轻易地就被茫茫人海迅速淹没。

万劫围城
哈锐很快就会开始怀念孔繁锦。在孔繁锦的时代，至少仍然留存着脆弱的道德底限，孔繁锦离开之后，天水城却被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土匪席卷西北，政府却以剿匪为名，四处勒索，荼祸甚至超过土匪。此后，夏秋都欠收，官府却仍然忙着征税，天灾伴着人祸，以致饿死在路上的百姓不计其数。饥荒使得更多平民变成土匪，这座城市中开始不断发生烧杀抢掠的惨剧，曾经生机勃勃的天水，骤然变作一座鬼城。一波未平，一波再起，相形之下，孔繁锦时代那些曾差强人意的变革，回想起来倒像一场梦境。
这些接踵发生的变故不断地在哈锐刚刚萌生的希望之上，重新抹上一层散不去的阴霾。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缩回城北的小院子里，从那个振臂百应的领袖，佝偻成一个在冬天里痛苦喘息的老人，甚至绝望到拒绝请医生治病。1932年，71岁的哈锐在天水去世，他为了故乡回来，故乡却终究还是背叛了他。
哈锐去世后，“炳兴”陷入更深的危机。地方富豪都希望从“炳兴”的利润中分一杯羹，他们与官府和军界都关系密切，屡次试图介入未能得逞，由此埋下了祸根。抗战爆发后，为了应付日常生产，“炳兴”囤积了大量黄磷、布匹、粮食和银元，这些最终都成为政府要挟勒索的罪证。军方以火柴原料属于军用物资，禁止生产为名，几次勒索白银达2万余两；而天水专员又为“炳兴”安插了“囤积粮食，破坏抗战”的罪名，再次勒索走2万两白银。乱世搁不下哈锐们的那些菲薄的理想，因为所有的定律、规则、礼仪、廉耻，都被刀背映照得扭曲黯淡，按住刀柄的手从未松开过，人们只能面对着刀背上滴滴垂落的血珠缩颈噤声。
与此同时，“炳兴”也开始面临残酷的恶性竞争，从“炳兴”出走的药剂师罗成肃创办了“天水光华火柴股分有限公司”，生产出“老虎”与“雄狮”牌火柴，直接针对“炳兴”的“雄鸡”与“三羊”。连年的战乱使得曾经温文尔雅的中国人更加信奉弱肉强食的生存逻辑，“炳兴”最终一蹶不振。两家公司的鼎力之势，不但没能共同促成这座城市的繁华，反而将她彻底拖垮。

无人应和
在天水，已经闻不到硝黄的味道。
每隔两小时，人们就得端起脸盆，到院落里洒水。从西北荒漠吹来的沙尘夜以继日地途经这座城市，沿着狭窄的河西走廊向东疾走。所有的历史遗迹因此都显得风尘仆仆，形如虎贲狼啸，仿佛枯萎了一万年，依然没能安息。
天水重又蜕变成搁浅在失去意义的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小城，旅行者们会为了麦积山石窟或者伏羲庙在天水逗留一夜，因此成就了这座小城畸形繁荣的酒店业，街道深处绵延不绝的暧昧灯光，灼烧着寂寥的寒夜。所有的探访都只是为了怀念，过去的荣耀，现世的欲望，在城中交错盘杂，相互角力却又默认着彼此的存在。
天水曾经倚仗数千年的地理优势，早已荡然无存。随着交通方式、政治模式、商业模式的改变，人们已无需再借助天水这样的城市来充当沟通内陆与边疆的媒介，她只能继续无声地隐匿在西北辽阔的戈壁上，回归到数千年来平静的朝升夕落，生老病死。
在甘肃省图书馆，我艰难地寻找着关于孔繁锦的只言片语。那些用毛笔誊写的卷宗摆在面前，泛黄褪色，卷起边，落满尘埃，像是大片瑟瑟发抖的枯叶。管理员戴着同样发黄的橡胶手套，面无表情地打量着我们，仿佛我也是落叶中的一片。
许多卷宗被撕裂过，裂痕像一道锯齿状的刀疤，卷宗背面用白纸条仓促地黏贴着，有时显然黏贴后又被不小心撕碎了，于是再贴一层。六七十年之后，它们变得无比厚实僵硬。孔繁锦的名字在这些潦草的字迹间闪烁着，他被笼统地冠之以一个十恶不赦的投机军阀，他为天水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已经像书页上的字迹一样，被光阴的微尘磨损得难于辨识。向来如此，人们不信仰英雄，人们只信仰胜者。
美国汉学家易劳逸（Lioyd E.Eastman）说，从辛亥革莫道不消魂命到抗战爆发的20多年间，留给中国人建设国家的时间，其实并不多，“革莫道不消魂命者不约而同地发现，治理国家要比夺取政权更艰难。孙中山的革莫道不消魂命计划，民瑞脑消金兽主、国家独立和发展经济，提出的是一个难以捉摸的目标。从1927年到1937年，国民党并没有能够解决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种种困难。经济的衰退，日本的侵略和中国国民党统治的头四年，到处是地方实力派的反抗，他们有时单干，有时联合。结果，在1937年7月日本进攻之前，国民党政府大约只有六年安定的时间来推行其复兴计划。”孔繁锦正是那些“地方实力派”中的一员，那时，他仍然生活在一个迷恋毁灭与破坏的时代，人们忙着推翻旧秩序的城墙，彻底征服它，鞭挞它，于是，在这道危墙下的一切耕耘都注定是徒劳的。与国家集中建设的六年相比，孔繁锦营造天水的八年，注定只是一曲无人应和的序曲，孤独的前传。

记忆的复现
离开天水后，孔繁锦如同在人间蒸发了一样。起初，人们还会心情复杂地揶揄说，孔繁锦带走的财宝多得不可胜计，以至他的运输队都拖不动，只得沿路边走边丢。人们甚至煞有介事地预测，孔繁锦的逃亡队伍走到徽县时，财宝已经丢了一半，等到终于抵达目的地汉口，不但金银财宝颗粒不剩，连士兵们也已经不知所踪。
后来，人们就渐渐有了新的谈资，不再关心他的那五个笑靥如花的姨太太，或者他家里覆盖着几层动物毛皮、宁夏地坛和毛毡的地板。人们也就无法再准确描述出他的行踪，据说他辗转逃到了天津，蛰伏多年才重返天水。那时，没有人知道“陇南王”回来了，人们早已认不出这个曾经飞扬跋扈、走街串巷审案的镇守使，他为天水留下的道路、建筑和实业依然存在，而他自己只剩下李子园的一片林场和两辆马车。他的五个姨太太，只有三姨太心甘情愿留下来守着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在几十里外的山上，住着他最宠爱的二姨太，她出家了，用化缘积攒的钱盖了夏家庵，庵中养着白鹤，清苦逍遥。人们说，二姨太最是聪慧，当初富贵时，孔繁锦造成九间楼，大宴宾客，二太太却说，这楼什么都好，就是缺四个环。众人不解，二太太半认真半戏谑地回答，有了四个环，日后离开天水，就可以提起来带走了。据说孔繁锦当日勃然大怒，不知他日后想起这段谶言，会怎样百感交集。
天水人并不憎恨二姨太，甚至还感念她，说她是孔府最仁慈的人。当初，乞丐们会候在街边，认准了她的那顶蓝色轿子，上前乞讨，她也会随身带着大把的铜板施舍给穷人，那时她就与佛有缘，会定期礼佛，放斋。她的慷慨和慈悲反衬着孔繁锦的残暴，尽管人们有时很难区分，施舍给乞丐的几枚铜板，和整座城市的蜕变相比，哪一件事更加慷慨，更让人难以忘怀。
直到重返天水的时候，孔繁锦或许才能真正理解诸葛亮的全部含义。诸葛亮找到了继任者，却依然没能挽救蜀国的衰亡，而命运留给孔繁锦的安排其实更加惨淡。他没能像诸葛亮那样悲壮地“出师未捷身先死”，他只是卑微地活在由他缔造的这座城市中，把记忆揣进口袋。
许多年后，人们会看到一个赶马车运货的老人，搭着毛巾在路边擦汗歇脚，向庄户人家讨一口水喝。他从不和别人谈论往事，没有人知道，这个沉默木讷的老人就是曾经不可一世的“陇南王”。1951年去世前，71岁的孔繁锦依然日夜奔波在这些由他主持修建的公路上，每天都在反复地往来，反复地追忆，反复地麻木，直到死去。三十年前，他曾无数次看着这些车夫们从楼下经过，挥舞着鞭子，大声呵斥着牲口，满载着他的理想，车上堆满了从各地运回的新奇玩意，新修的路上积满了牲畜的粪便。三十年后，他也终于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文：张泉  《生活》2011年1月号“《建国方略》选注”）

一
那时候唐朝的太阳正从天幕间垂射下来，在江面上形成一道一道金色的光圈，据说是因为来自塞外的四溢的灰尘和并不平静的流水造成了复杂的折射，让人们透过江水的倒影，每每误以为天上又出现了九个太阳。关中的阳光爽直并且凛冽，只消三秒钟的对视，就足以让你的眼睛半晌缓不过劲来。一千四百年来，唐朝的太阳就以同样的角度，同样燥烈地倾泻在这片饱经荣辱沉浮的都城上，为灰白暗哑的城墙蒙上一袭金底的霓裳。所有那些倾颓的城楼，夷为平地的园林，以及接踵而起的现代大厦，都曾披挂着同样古老而粗豪的光泽。不同的只是，那时的唐朝人还依然敬畏太阳。
每年春分，唐太宗会很早起身，郑重修束，率领百官出长安城东门，祭祀太阳。这个弑兄登基、极富想象力甚至有些贪玩的帝王，依然严格遵循旧制，像《礼记》中记载的那样，兢兢业业地表达着自己对天地日月的敬畏，“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之朝，夕月之夕。”他在东郊外祭祀的时候，孔颖达正对这些上古的礼仪制度做着详细的注解：“亦顺天时也。为朝，谓天子春分之日，朝日于东门之外；为夕，谓天子秋分之夕，祀月于西门之外也。日是阳，故朝旦用事；月为阴，故夕晚用事也。朝礼有东西之异，是放法于日月之始。”这些敬畏之心与繁琐的礼仪，是李世民之为天子，他的将相之为将相的价值底限所在。没有人能够奢望一个失去道德底线的王朝，能获得万世的荣光。
在李世民的都城中，前朝工部尚书宇文恺的痕迹依然难以剔除。在西方世界，人们用了300年建成罗马，用了800年营建巴格达，而长安，经过宇文恺的周密部署，仅仅9个月便缔造出这座空前绝后的城市。作为隋朝的重臣，他的都市营建为唐朝和她的长安时代，谱下了高亢的序曲，如同沿着黄土高坡风雷般蔓延的秦腔。
固然，如果长安城只是置身于一个循规蹈矩的时代，或许，它的辉煌根本就无从说起。李世民的意义不仅在于追随李渊一道开国，并在自己的时代建立不朽基业，更在于他所缔造的开放的风气，朝堂上下诤言与纳谏的风尚。他的许多故事早已被誉为佳话。那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论断，历经数代依然很少有统治者敢于肆无忌惮地公开违背。
唐朝的崛起，得益于这种体制上的半民瑞脑消金兽主状态，如其不然，则一切国家复兴、文化繁荣，都只能沦为一纸空谈。李世民和他的将相们建立起一种亦君亦臣，亦师亦友的关系。众臣的急智与唐太宗的善如流，将那个梦幻般的时代烘托得淋漓尽致。敢言直谏的魏征早已不必赘述，他与唐太宗之间的争执，几乎已经成为朝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习惯。进言与纳谏的故事在唐太宗的时代屡次发生，并且往往不是发生在朝廷上正襟危坐的时候，而是渗透进日常生活的角落。
李世民一次出猎，亲手射杀四只野猪，不料第五只却直闯马前，李世民猝不及防，大将唐俭立刻滚鞍下马，徒手与野猪搏斗，李世民回过神来，刺死野猪，却转而嘲笑唐俭的惊慌，称自己多年来跨马杀贼，平定天下，怎么会害怕一只野猪。唐俭立刻进谏：“汉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李世民顿悟，立刻摆驾回朝。
李世民热衷于写宫体诗，一次写完一首，非常得意，命虞世南唱和，虞世南却当面拒绝：“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而今而后，请不奉诏。”唐太宗同样纳谏反思。
魏征去世后，让李世民自觉打碎了一面镜子。他开始无比怀念那些整日在耳边萦绕的进谏的噪音，他终于意识到，那些声音早已成为日常生活中难以排解的习惯，它们一旦被打破，自己的生活甚至自己的王朝，也就势必要随之失衡很久。魏征的离世让李世民下定决心，他要总结自己御驾十余年间的得失，并表彰功勋，在凌烟阁上绘制出辅弼他建立王朝的《二十四功臣图》，此时，其中的十二位已经去世，仍然健在的十二位的人选，则让他颇费思量。最大的疑虑出在大将侯君集身上，侯君集从“玄武门之变”起就坚定地支持李世民，多年来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然而，他的谋反之意也早已传到李世民耳中，李世民却决定假作不知，他仍然希望不悖人情，更尊重历史，坚持在凌烟阁上画上侯君集的画像。阎立本为他绘制出二十四功臣的画像，李世民亲自为之赞，褚遂良奉旨题阁。
这正是唐朝的魅力，既遵循规制，也并未因此放弃进谏与纳谏，礼仪与人情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悖论。
李世民用凌烟阁来纪念与他一道浴血奋战的旧臣故友们，在他的晚年，他时常环绕四壁游走，独自向着那些消融在墙壁上的面容，徒劳地提问着，关于这个国家的前途，关于选择继任者的两难境地，关于那些依旧难以纾解的往事。然而，他一次次只能痛哭并且沉默，画壁上的故人们一个个先他而去，与那个威严的君王相比，围绕这些画壁上的人物的一些往事，或许更能勾勒出李世民和他的时代。他不顾辰日的忌讳，痛哭悼念张公谨；他以汉高祖被迫祖杀韩信、彭越的往事规劝屡次居功自傲的尉迟敬德；当侯君集支持太子密谋造反被抓时，李世民与他痛哭诀别：“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
凌烟阁不仅仅是一座权力的纪念碑，更意味着帝都长安和整个王朝的起始，在法治、诤言与人性的基础上开始的空前绝后的唐朝之路。长安在这样的时代达到城市历史的巅峰，图存于烽烟之中，崛起于兵荼之后，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
蔡昌林把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视为唐朝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它意味着一个王朝如何正视自己的历史，纪念自己的昨日。“这是一整套初唐历史的系统，24人的浮沉、曲折与荣辱，从晋阳起兵到大唐开国，从玄武门之变到唐太宗盛世，人物的命运，勾勒出历史的脉络。”
2003年，大唐芙蓉园筹建时，主持设计的张锦秋院士在紫云楼的回廊里，留下了26面空白的画壁。人们一度为此争执不休，究竟是画上唐代的壁画，还是碑刻，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画家蔡昌林心中却涌动出一个近乎疯狂的计划，他想起业已失传的《二十四功臣图》。更令他下定决心的，是仿若命定的巧合，《二十四功臣图》加上唐太宗的赞文和褚遂良的题，恰好集满26面墙。蔡昌林认为，在此刻复原《二十四功臣图》，是“一个盛世对另一个盛世的回应。”此时，距离《二十四功臣图》毁于兵火，已经过去千年。
蔡昌林所能找到的线索并不多。宋人游师雄曾经根据唐代的《二十四功臣图》的摹本刻过石碑，然而，刻石只残留下两块，仅能见到其中四人的样貌。蔡昌林找到这两块来自不易的刻石，对照出土的唐墓壁画和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反复进行比较，确认其造型风格极为相似，应该是最接近唐风的摹本。另一条线索也曾令蔡昌林欣喜若狂，清人刘源绘制过版画《凌烟阁功臣图》，然而，当他看到这些版画时却发现，“尽管刘源继承了明末大家陈洪绶的画风，在人物造型和线条上有相当功力，但从服饰和造型风格上却没有依据，纯粹是明代的服饰加上个人对这些功臣的理解，距唐风相差甚远，不是我们所要的。”不肯善罢甘休的蔡昌林四处搜索，甚至在一个华人网站上看到一个在纽约定居的华侨的名字——林辑光，据说他收藏着一套“由唐太宗亲自作赞、禇遂良题字，阎立本画的二十四功臣图”。然而，经过长达数月的辗转联络，当蔡昌林满怀期待地接通了林辑光的电话，收到越洋传真时，他却沮丧地发现，林辑光收藏的是宋元以后才出现的《历代先贤图》，并不是业已失传的《二十四功臣图》。
沉浸于历史研究与艺术创作的蔡昌林，还是执著地踏上了这条复原精神线索的道路，“我只好在参考阎立本其他人物画造型的基础上，从唐墓壁画中去寻找相关人物造型依据，这应该是最直接最准确的参考。我所供职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里，就收藏着包括初唐李寿墓、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章怀太子李贤墓以及永泰公主李仙蕙墓等几十座唐墓揭取的几百块唐墓壁画原作，可以仔细地观看揣摩，这对我是近水楼台，如确定唐俭的形象时，李贤墓壁画《礼宾图》中那个鸿胪寺的官半夜凉初透员，从造型、着装到神情直接可用来参考。”他还根据李勣墓中出土的“三梁进德冠”的形制，来描绘壁画上李勣的头饰。
蔡昌林在寻找关于这些唐朝开国功勋们的影像时甚至发现，一千多年后，连他们的经历其实都已经变得模糊不清。《旧唐书》和《新唐书》对他们的记载时常前后矛盾，蔡昌林不得不暂时搁下画壁，先完成对他们的生平考据与研究，只有理清了他们的真实人生，才能真正得以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他根据昭陵博物馆收藏的《段志玄碑》和《李靖碑》，来补充《唐书》的遗漏，在《唐俭墓志铭》中对现有的历史论断进行丰富和勘误，从《高士廉碑》中辨别历史的真莫道不消魂相。在昏暗的库房里，墓道里，蔡昌林摩挲着那些深陷在古老石碑里的天工鬼斧般的文字，它们轻而易举就俘虏了他，他顺从地跟着那些笔画勾连起落的痕迹，走向下一个字，下一段业已湮没的往事。他近乎失魂落魄地追随着那些前朝的书法家和石匠们，他熟悉一千多年前他们落笔时的专注与凝神，甚至能感受到他们提笔时间或出现的细微的迟疑与停顿，他甚至能听到石匠用刻刀剜进石壁时那些急剧的撕裂声，他们在一千多前滴落的汗珠沁入石碑，沉默地等待着这一场冥冥中的相遇。
完成这项史无前例的工作，蔡昌林或许是最合适的人选。多年来，他一直在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的双行道上并驾齐驱，乐此不疲。他的学术研究，最初起源于一堆废弃的文物卡片。当时，文化馆搬迁，大量的文物卡片都被丢弃，蔡昌林却把它们全部塞满纸箱子，搬回家。通过这些前辈们精心制作的卡片，他快速地进入文物研究的轨道，逐一寻找卡片上记录的发掘报告和杂志报纸，随即掌握了全面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把这种研究方法称为走捷径，他也一直都是一个有心人，这让他的事业总能在峰回路转之处找到新的惊喜，新的方向。
他也还记得年轻时的彷徨与挣扎，毕加索、梵高和米勒，与周秦汉唐的铭文符号，曾在他心中进行过长达数年的殊死搏斗。他在西安美术学院学的是染织与装潢专业，而这个专业对各种艺术门类都要求有所涉猎，以致国画、书法、工笔画、篆刻，曾和水粉画、油画一道，占据了他的整个青年时代。然而，这个曾经迷恋西方现代艺术的年轻人，最终还是从传统中汲取到更多的力量。他一直记得小时候总是生病多梦，那时，母亲就会剪一串手拉手的七个小人，把它们塞到他的枕头下，用筷子蘸着碗中的清水，口中念念有词。当母亲获得神的启示后，马上会把筷子打落，伴随着筷子落地的声音，她会把剪纸小人迅速烧掉。奇妙的是，年幼的蔡昌林则每每会在此时从噩梦中醒转，高烧也渐渐退去。这种神秘的体验或许也是促成蔡昌林做出艺术之路选择的一个难以抗拒的动因。
他仍然难以忘怀那些前朝的遗迹。几十年来，当他的手指每每划过那些凹凸的青铜器铭文，仿佛电东篱把酒黄昏后击的感觉都会沿着指纹一圈圈蔓延，随即直达神经中枢。它们在一瞬间唤醒了他的意识与灵感，让他毛孔贲张，他知道是什么在呼唤着他，他依稀听得懂那些来自远古的问话，他不得不竖起耳朵去倾听它们，试图辨认得更清楚些，那些声音就在耳边萦回着，如同甩着水袖起舞的前朝的幽魂，他要看清楚那些曼妙的舞姿之下，隐藏的那张天神般的面容。于是，他开始走向自己独特的艺术之路，多年来，他从商周的青铜器、秦砖汉瓦、汉唐的壁画和陶俑中捕获艺术的灵感，在这些古老的符号中发掘出现代的意蕴。
历时两年多，蔡昌林才完成对《二十四功臣图》的考据和艺术创作，通过他的努力，终于在当世勾勒出大唐开国时的一条隐匿的命运线索，开启了一道被尘封的华光，他把这次经历视为“对这个梦幻般的王朝实现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对接”，其实更无异于一场面向历史的精神历险。

三、精神的城墙
87岁的石兴邦用一千三百年前盛世大唐的口音，向我们描述埋藏在这座城市底层下面的光阴故事。他的陕西话说得浩荡曲折，如同流经这座城市的汤汤渭河。
这位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的泰山北斗，甚至被称为开创了“石兴邦学派”的老人，隐居在昏暗走廊的角落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半坡遗址、山西沁水旧石器晚期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第二次挖掘、法门寺地宫遗迹大量秦汉唐墓，大多都由他主持发掘。
书从水泥地面上涌起，像是几道曲折的城墙，沿着办公室横冲直撞。每隔几天，石兴邦就会把它们砌得更高些，有时加入一本英文版的《美国国家地理》，有时抹上一层《周末画报》，更多的时候，则是大量最新的学术著作，它们构成这些精神城墙的根基。石兴邦已经退休二十多年了，然而，每天早上八点半，他还是会准时出现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这间狭小的办公室里，他不希望挂在门口的标牌“名誉所长”仅仅成为摆设，他还是习惯性地在这里等待那些从各地前来拜访的老朋友们，以及前来求教的年轻人，然后，他会清理一下两个简陋的沙发上那些爬山虎一样攀爬着的书，起身给他们倒一杯茶，电热水壶和暖瓶放在一个低矮的板凳上，所以每次起身倒茶的时候，石兴邦都得倾下身子，然而，他仍会执意为他们倒水，尽宾主之意。然后他坐下，喋喋不休地向他们宣讲文物保护的迫切性，无论他们是否听得懂，是否听得进去。他希望中国能借鉴西方经验，成立专门的文物法院，希望建立起完整的挖掘、保护与弘扬的体系，保住文化的根与源。当他描述起这些对于未来的期待时，他就仿佛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不拄拐杖，上下楼无需向楼梯扶手借力，他依然健步如飞，多年的挖掘与考察并没有对他的身体造成实质性的损伤，仿佛是来自古老年代的眷顾，他对自己的健康充满信心，他的思维方式同样清晰，逻辑层层递进，他从未放弃思考。然而，他知道，自己还是在不可避免地渐渐衰老，他希望这座城市的历史遗珍，能一直传递给明天。
老师夏鼐先生的著作占据了书架的最显赫的位置，与那些以书脊示人的成排的著作不同，夏鼐的著作都是正过来摆放，完整的封面铺满书架正中央。
夏鼐是石兴邦走上考古之路的引路人。在遇到夏鼐之前，石兴邦一度以为自己终此一生都会是一个边政官半夜凉初透员，像张骞、班超那样在边疆建功立业。他的童年贯穿了抗战的始终，从他记事起，就日复一日地被日军轰炸机的嗡鸣声裹挟着，他在山中的学校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1944年以陕西省会考第一名的成绩被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分校青年干校录取，抗战胜利后，他随着回迁的国立中央大学前往南京，进入边政系学习。那时，他近乎痴狂地学习蒙古语，研究边疆政治的历史经验，然而，他毕业留校工作后不久，全国的边政系都被撤销。石兴邦转而进入浙江大学，师从夏鼐，开始主攻人类学硕士研究生。
夏鼐起初坚决不肯招收这个学生，不是因为石兴邦没有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基础，而是一件往事。在浙江大学考古实习时，石兴邦负责整个考古队的财政支出，考古结束后，还剩下两万多元余款（折合现在人民币两三元，在当时也算是不菲的数目）。石兴邦就和两个同事讨论，用这些余款去吃一顿，犒劳一下大家。这些对话被待在隔壁办公室的夏鼐听到了，他怒气冲冲地推开门，大声责问这群年轻人，并从此对石兴邦产生了顾虑。经过石兴邦反复的检讨，夏鼐才终于心软下来，他告诫石兴邦，以后在考古挖掘中，会面对各种诱惑，而一个文物考古工作者最基本的操守，就是文物不能私藏，经费不能私用。这些话影响了石兴邦一生，成为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之后，石兴邦对文物系统在这方面的要求更是极其严格，在他家中，只有几件仿真的艺术品，他一直不肯收藏文物，他半个多世纪来都与文物打交道，却一生清贫。
石兴邦孤独地等在办公室里，也在等待着埋藏在这座古老都城之下的遗存古迹再度出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已经习惯于自己能在第一时间看到它们，第一时间把它们安置在手心中央，去感受那些随着脉搏一道鼓动的来自远古世界的力量。他一次次地以为，那些前朝的陶罐与瓦当，也都拥有自己的心脏，他能听到它们的脉动，它们也一定能感知到他的呼吸。
他仍然清晰地记得，半个世纪前挖掘半坡遗址时，当他从半坡遗址的角落里挖出一个罐子，揭开盖子的刹那，看到满满一罐数千年前的小米，它们细密地排列着，颗粒完好无缺，仿佛从光阴之手的指缝里遗漏下来的一把流沙。那时，他整日徘徊在黄土堆面前，他和他的同事们不断地半坡发掘出一些瓦片和石器，他们都知道这里是重要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然而，他们也没有料到，能在这里找到那个时代完整的房屋遗迹。他主持着那次考古挖掘，当时，他只是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年轻人，却有着与年轻极不相称的成熟与稳重。然而，当他面对着那个鱼面人身纹的陶罐时，依然难以抑制内心的狂喜，他在陶罐上努力嗅着人类幼年时代的气息，在这件新石器时代的天工之作上，他寻找着那些跳跃的鱼，觅食的鱼，甚至愤怒的鱼，那条鱼瞠目张口，如欲噬人，石兴邦突然意识到现代人和原始人鸿沟般的差距，现代人已经很难像数千年前那样，平心静气地观察并体会一条鱼的微妙表情，去倾听那些来自大自然的旷古回声。
他还记得在法门寺的地宫深处，他和他的同事们接踵遭遇惊喜。那时，他已经年过花甲，早已没有了年轻时代的大惊小怪，然而，这些来自盛唐的遗迹还是令他难以自持，新的惊喜不断地掩盖上一次的惊喜，谁也不知道，下一铲子进入土中，又会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奇迹出现。他们在法门寺的塔道里待了两个多月，在这座唐朝的皇家寺庙里，一步一步抵达那个时代巅峰的中心，却又每每与它们失之交臂，如同寻找变幻着的北极点的探险家。当传说中的释迦牟尼佛骨舍利出现的时候，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甚至忘记了欢呼。那时，这些舍利子离开人们的视线，已经远去千年，在石兴邦看来，其实只是铲子塞进泥土之后的一个瞬间。

四 唐朝的曲线
满树的银杏，用力拽着枝干，它们泥土般丰盈的颜色，如同无数串陶铸的眼睛。随着洞开的铁门，铺满银杏叶的院落开始随风回响，仿佛沉默了一千年的石兽又开始呜咽起来。在这个方寸的世界里，那些被碾碎的历史重新升腾，那些流徙四方的面孔重新聚集。王蒨一眼就能看见院落尽头的房子里摆满的那些尚未完工的陶俑，它们让这个寒冷的冬天变得温暖起来。
窑已经停烧几个月了，冬天太冷，做陶俑会受影响。一个骑马俑雄踞在橱柜的角落里，不知是在哪一天，一只蜘蛛曾像个艺术家那样在它身上爬过，拉起了几条细长的线，一根从陶俑的头冠笔直地牵到马头上，一根则精准地落在骑士虚张的手心里，远远看来，像一个褪色的提线木偶。
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大约也同样存在着这样一根根脆弱而又依稀可见的提线，它们或许随时都会被时代的洪流挣断，却又依然不得不保持着强大的牵引力，保持着对古老历史的敬意与虔诚，也保持着对未来不肯稍纵的想象。这些丝线的存在，成为我们时代最大的慰藉。
王蒨正是这样的引线人。当她的手触摸到陶俑的瞬间，眼中便泛起光泽。多年来，她已经投入了太多个人的资金和精力在这些复古陶俑上，甚至一度感到难以维系。她的工厂从大雁塔村搬迁到樊川，房租逐年递增，在大雁塔村时，她每天骑着自行车赶去工作，刚搬到樊川的几年间，她却需要每天倒三班车，她就这样在寒风中转着公交车，从满头黑发转到年过花甲。作为陕西省唯一的陶俑工艺美术大师，她急着做出更好的作品来，急着把自己多年来摸索出来的经验传授给更多的工人，让这些脆弱的传统技艺能够长久地传承下去。
尽管王蒨有时并不承认，然而，我们还是能从她的身上轻易地找到她父母的影子，王子云的执着与笃定，何正璜的品味与智慧，都在她的举手投足之间表现得淋漓尽致，她还保留着民瑞脑消金兽国时代大家闺秀的风范，谦和礼让与温文尔雅。
王蒨用了三十多年，才终于走出父母的阴影。她的青年时代贯穿了从反右到文瑞脑消金兽革癫狂的二十年。那时她会和父亲争论，为什么我生在这里，生在这个家？父母在国难中毅然回国、不畏艰辛的考察与创作、父母为国家捐赠的无数件文物瑰宝，换回的只有污蔑与批判，父母的声望带给她的不是荣耀而是哀伤。她的整个童年与青年时代都在遭受冷眼，那时她总也无法理解命运对自己的安排，把她丢弃在世上，却又施以苦难。
然而，多年以后，在王子云的几个儿女中，她是距离父母事业最近的一个。父母为她起的名字，同样让她颇为自豪，南朝陈文帝同样名“蒨”，她亲眼见过陈蒨的墓，那是南朝最华丽的墓，墓前的天禄、飞刺与装饰都精美得令人咋舌。经常有人因为怕麻烦而把她的名字写成“倩”，她也能宽容地接受这个篡改，尽管它实在过于大众。她说，我们兄弟姐妹的名字里都有草头，如果没有草头，我就不是王家的人了。多年以来，她一直保持着这种矛盾的心态，她最美好的时光被时代无情地耽误，所以她更加分秒必争。
到西安碑林博物馆工作后，王蒨迷上了那些古老的陶俑。她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近乎痴狂地摩挲着那些一千年前的弧度与纹路，试图在其中找到与今日相契的黄金分割线。借助这些陶俑，王蒨一次次独自重返一千多年前的长安现场。她寻找着唐代仕女的曲线，沿着陶俑身体流淌的旋律，如同大提琴低沉婉转的音韵，在她的手上蜿蜒流转。那个时代崇尚丰盈的美，却配合着纤细的头颈和臂膀，自信与豁达，都隐匿在这些隆起的弧度里。她在唐昭陵出土的女骑马俑身上，发现了那个时代的开放与包容，女骑士穿着胡服，蹬着小马靴，俏皮地跨在马上，这是唐代街头常见的场景，少女纵马过街，春风得意马蹄疾，外来文化融入唐人的日常生活中，文明的交汇促成了城市的繁荣。
王蒨试图复原这些濒临失传的技艺，她开始研究这些陶俑的造型、体貌、制作工艺，与无数时代的无名工匠对话。1984年，王蒨初露锋芒，中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举办“中国古代体育运动史展览”，王蒨负责了其中极为重要的两组“唐代打马球俑”的制作。这两组作品在美国获得的巨大反响，令王蒨隐约看到了希望。经过漫长的研究、烧制，反复的实验、复制了上千个历朝的陶俑之后，依靠勤奋与时间的积淀，王蒨的陶俑制作工艺尤其是做旧工艺绝技，终于令世界为之倾倒。1995年，在“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上，王蒨带着她的58件作品出现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这些复古陶俑迅速引爆了一场中国旋风，西方的艺术家们紧紧地拥抱着王蒨，语无伦次地向她表达着对中国古老工艺的景仰与激动。他们为这座执著的中国女子颁发了最高奖“尤里卡金奖”，并马上决定授予她“欧洲共同体最高荣誉奖”，她是那个年度唯一获奖的亚洲人。在欧共体总部，主持者在法语致辞之余，专门请翻译上台，亲口表达对王蒨的敬意，他说，半个世纪前，王女士的父亲王子云先生负笈法兰西，将西方的艺术引入中国；半个世纪后，王蒨把东方的艺术带到欧洲，令欧洲领略了东方世界的魅力。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或许他很难理解为什么王蒨会难以掩饰地热泪盈眶。他不知道，在王蒨的故乡，她和她的陶俑作品，一度被认为是只有工匠才会做的事情，难能大雅之堂。他或许也很难理解在中国，绘画与雕塑之间的天壤之别。唐朝开元年间，吴道子与杨惠之都隔代得张僧繇真传，吴道子专心绘画，杨惠之则力攻雕塑，二人难分伯仲，一时人称“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然而，并蒂之莲却未能一道盛放。吴道子的绘画经过历代文人的青睐与神化，最终名垂青史，成为“画圣”；杨惠之则被视作工匠，在后世，他和他的雕塑艺术继承者们，大多都变得籍籍无名。在这种承袭千年的历史情境之下，王蒨仍然保持着努力的状态，保持着微笑，尽管她有时也会不可避免地叹息，然而，她已经习惯了用笑容去抵抗困境，她微笑的时候眼睛就眯起来，如同一道弯月点亮了夜空。
女儿孙津对王蒨的态度，一度和王蒨对父亲王子云的态度差不多。孙津很小的时候，就不断地被母亲要求帮忙准备陶土或者做泥，那时，她并不喜欢这些像家乡人面容一样土黄色的陶土，从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后，她一直在做设计工作，她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接过母亲手中的彩绘笔。直到有一天，她发现了母亲的疲惫与衰老，她决定帮母亲做点什么。一旦真正进入陶俑的世界，孙津马上发现自己已经无法自拔，它贪婪地吞噬着她从前的理想，将她抛向另一种生活，她也开始像母亲一样穿上沾满泥巴的围兜，平心静气地在狭小的房间里坐整整一天都不知疲倦。当灯光从她背后投射在手中尚未成型的陶俑上时，那些纵横交错的光影与起伏的线条，令她难以抗拒。
她们的工厂在樊川，对面山上就是杜甫流寓长安十三年的住所。王蒨时常会在和女儿选在阳光好的时候，踏着满院的落叶去寻找杜陵布衣、樊川野老的声音，母女俩沉默地在杜甫的院落里坐整整一个下午，看着更多的叶子从树枝上滑落，在风里划着弧线，最终汇入大地。那时，她们就会觉得自己获得了一些难以言说的力量，那股力量可以一直支撑着她们，忘掉暂时的困蹇，忘掉未来的不可预知。

五
一千多年过去了，穿梭在这座城市中的人们在谈话时依然保留着浓烈的鼻音，
长安东去，早已是一千多年前的往事。帝国中心的迁移，改变的不仅是这座曾经不可一世的城市的命运，更是整个国家的格局。长安的迁徙与重新命名，成为帝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戾点。经历了周秦汉唐接踵而至的沉重辉煌之后，帝国开始在东迁的路上不断地建立新的风格，也同时遗失自己。江南与北京，勾连成一条竖直的纬度，长安在这条遥远的线段之外，孤独得像地平线之外的一颗失去光泽的辰星。
然而，后人依旧习惯于不断地回顾与仰望，在同一座城市的根基之上，后人遥望唐人，唐人遥望汉人。没有人能抗拒她遥远的明眸顾盼，也没有人能对她的陨落无动于衷。千年以降，城市浪漫主义的一次次反刍，大多都曾试图借助盛唐长安附体，却很少有人能再找到故都的那一缕隐匿在历史尘埃深处的精魂。盛唐长安就在那里，她一直被模仿，一直被怀念，一直被诋毁，却从未被超越。
因为这座城市是帝国精神史上最沉重的历史负担，中国文化的高峰都在那个时代被过早地写定，“诗仙”，“诗圣”，“画圣”，“雕圣”，“颜筋柳骨”……帝国未来的文化格局只能从他们奠定的根基中延伸出去，所有后世的天才，无论怎样自负狂妄，也不得不在内心里谦逊地宣称自己的所有菲薄成就，都是因为荣幸地站在了盛唐巨人们的肩膀上。
那么，一千多年后，我们又通过什么去寻找这座城市的过往？去复原这座城市失落的记忆？去嫁接这座城市的历史与现实？这些西安需要面对的问题，同样更是这个国家必须直面的困境。历史难以辨识，或不可言说，何况，中国人与历史的隔阂由来已久并且日趋剧烈。过去三十年，过去五十年，与过去一百年，过去一千年的历史，一样的扑朔迷离，一样的模糊不清。时至今日，我们只能从这些浩如烟海的遗存中，寻找关于古老盛世的蛛丝马迹。那些残缺的手臂，磨损的纹饰，模糊的表情，像一道无形的城墙，时刻提醒着我们，距离历史究竟有多遥远。然而，还是有人试图看清他们，看清他们苍白的脸，看清他们远去的盛装，看清他们被光阴稀释的背影。那些渐行渐远的马蹄声，在被烈火焚烧的窑洞里再度踏开，那些时光的悲笳声，在他们涤荡的毛笔间，在他们粗糙的掌纹里，沉默着更生滋长。
或许，只有在这些默默守望着长安的人们身上，我们才能找到通往那个逝去年代的唯一的桥梁。每次他们在烟波飘渺中向着历史的彼岸泅渡时，城市千年的光阴流转，终于不再仅仅是一袭模糊的背影。

（文：张泉  《生活》2010年12月号）

二
1987年，胡伟拿着母亲的病危通知书，不知所措。他已经被平山郁夫录取为研究生，一个月后就要启程前往东京，然而，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几天，母亲多年的骨癌突然转移到肺部，病情加剧。胡伟战战兢兢地给平山郁夫写了一封信，希望导师能够通融，暂时延缓他去日本的时间。不久，胡伟收到了平山郁夫的回信，老师对素未谋面的学生说，学业固然重要，但是留下来照顾母亲是儿子应尽的义务，你可以安心留下，我们也随时都欢迎你来。
三个月后，母亲的病居然神奇地好转，胡伟终于可以放心地前往日本。对于这位网开一面的老师，胡伟多年前就在《三彩》杂志上见过他的作品，1980年代，日本《三彩》杂志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如同“文瑞脑消金兽革”时苏联的《星火》杂志，这本杂志完成了日本绘画对中国年轻人的最初启蒙。第一次见到平山郁夫，并没有出乎胡伟意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和善严谨的中年人，不苟言笑。多年来，老师保持着这样的表情，平和安定，喜怒不甚形于色。
然而，在东京，陪伴胡伟的是长达六七年的困惑。困惑不仅在于语言的障碍，异国生活的差异，更在于艺术理念本身。在去日本之前，胡伟已经给自己设定了坐标。当时，他对矿物色的应用有一些基本的掌握，天然矿物质颜料如石青、石绿、朱砂，在中国传统绘画中也会使用，箔也是如此，不过，并没有经过烧制，也没有深入地拓展。日本绘画对箔的应用则非常成熟，通过硫磺配合矿物色，出现的奇妙效果令中国画家们为之倾倒，许多画家东渡后，学习箔技法一度都是他们最感兴趣的首要目标。
然而，在日本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临摹还是创作，胡伟都舍不得放弃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出国前，胡伟画过一大批工笔画，也尝试过各种可能，无论是中国画，还是一些西画的技巧，他都进行过一些探索和生发，他的《李大钊、瞿秋白、秋瑾》是“85新潮”的代表作之一。对于自己秉承多年的艺术之路，胡伟很难接受它被无情地打断，于是，他在画中仍然会习惯性地试图表现墨色，传达中国画的书卷气。然而，在日本待得越久，对日本绘画了解得越深入，他就越发现，这些曾经苦求的中国传统概念和技法的积累，如今反而成为负担。胡伟一时无所适从，他不舍得放弃这些传统技法，又不可能像那时的一些带着傲慢与偏见的中国画家一样，只看不体验，担心受到日本画的“污染”与“腐蚀”。这两条路似乎都走不通。
胡伟带着这些困惑直到硕士毕业，随着创作与探索的深入，以及国际交流的增多，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其实已经自然而然地有了立场，也有了态度。“这个立场就是没有立场的立场，这个态度就是先进行广泛的吸收。当然，这种立场和态度也会有困惑，因为好东西太多了，以前有坐标是不累的，现在反而很累。不过，后来发现这样还是不错，收获非常大。回国后更加豁然开朗。在中国的土地上，我在画画的时候，觉得已经没有概念我是在画什么画了，是中国画，日本画，还是西画？这个概念没有了，我只是在画画。因为看过很多，体验也很多。这种状态极佳。”在日本师从平山郁夫学习的十年，令胡伟的艺术之路脱胎换骨，也使他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我觉得理想的状态是，进行过对各种技法的学习与尝试后，最终将这些技法都燃烧并熔化在思想的追逐中，把技法杀死了。这是所有艺术家都在追求的，有了这种追求，立场和态度就很容易去选择和把握。”
回国后，胡伟在中央美院任教，现为中央美院中国画学院副院长。他像平山郁夫那样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带领学生进行创作。对于自己带回中国的这种新的艺术形式，他有着明确的界定，“今年中国美术家协会成立艺术委员会，由我来主持。在国外，画种的概念当然也有，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画种概念下的融通互渗，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画种的边缘早已模糊，只有中国似乎还在严守，尤其是国画。所以我说，我们就叫综合材料绘画吧，很朴素，大家都能明白。学术定义是，单画种材料技法的演进，多画种或多种材料技法的互渗融通。”
2008年11月，胡伟最后一次见到平山郁夫。当时汶川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已经过去半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很少有人知道，平山郁夫除了呼吁日本政府捐款外，还亲自为汶川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募捐，筹集了大笔资金，建造了上万个临时房。
胡伟有一天翻看与老师近年来的合影，突然发现，老师的身体一直在慢慢萎缩。原子佳节又重阳弹的后遗症，以及过度操劳，还是在不可避免地吞噬着平山郁夫的生命。2009年12月2日，平山郁夫在日本去世。他一直没有搁下他的笔，然而，他的笔还是跑不赢时间。

三
1989年抵达东京的侯黎明，面对过同样的困惑。他是平山郁夫所教的第二个来自中国的学位研究生，也是最后一个。
学油画出身的侯黎明与日本画的距离，比胡伟还要大。按照多年来形成的艺术观念，他最初甚至觉得日本绘画的技术并不高明。
让侯黎明震惊的是日本绘画对颜料的应用。在敦煌研究院工作时，侯黎明也不乏临摹敦煌壁画的经历，研究过前辈们的临摹，“他们是在中国体系下对壁画的理解，他们非常注重画面的完整、气韵的贯通，线要流畅、有力度。日本画从气息上看，和敦煌壁画十分接近，但是更有质感。”福井爽人教授手把手教侯黎明临摹，平山郁夫还安排了两位讲师给他做助手，带他到当地的材料店里，告诉他每一种材料的做法和用法。当材料店老板告诉他，日本的很多材料来自中国，并拿出《芥子园画谱》中的描述给侯黎明看时，侯黎明在震惊之余，曾经有些波动的心才渐渐平息下来。
多年以来，侯黎明一直记得老师们对自己的关爱。刚刚到达东京时，平山郁夫就把他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告诉他，我在电视上看到发生了什么，你不要冲动盲从，在日本专心画画，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我毕竟是你的保护人。
考试时要交四张画，这时，老师们就会非常严厉甚至苛刻。轮到侯黎明时，他望着在前排就坐的平山郁夫、加山又造等先生们，一时汗如雨下。“事先胡伟已经用日语教过我了，老师们可能怎么问，我该怎么说。我都写下来，全背下来了。结果平山先生一问，一紧张，全忘了。加山先生会一点中文，他就很和善地告诉我，平山先生是问你，你的这幅画是怎么构思的。我这才反应过来，后来40分钟也很顺利。结束后同学们说，你这小子玩得太大了，加山老师都成你的翻译了。”中国的传统礼教，学生对教师的尊敬，教师对学生的慈爱，那些从中国社会逐渐流失的精神，在那时的日本仍被坚决地秉承着。
然而，侯黎明的困惑仍然没能开解，一直延续到回国前，当他开始回望自己几年来负笈求学的经历时，他才悟出许多从前未曾留意的道理，自己从平山郁夫那里学到的是画精神，而不是画技术，“我从日本回来后更加了解日本。”
侯黎明回国后，同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妻子娄婕开始动身前往日本，她同样在平山郁夫的工作室学习与研究。此时，平山郁夫年事已高，曾经手把手教侯黎明的福井爽人成为娄婕的导师。不过，平山郁夫开创的传统，仍在日本坚定地延续着。娄婕经历了和侯黎明相似的惶惑与震惊，当画材店的老板给她看《芥子园画谱》时，当老师们教她制作材料与创作的技法时，娄婕突然愈发想念敦煌，她希望把这些传统的技艺带回敦煌，因为它们的根源在那里，还有很多工作在等待着她们这一代人来完成。
回国后，侯黎明和娄婕把敦煌壁画的技法与日本画的技法结合起来，各取所长。侯黎明刚刚回国时，就经常进行一些演示，教大家使用一些矿物质颜料，研究院的老先生们也非常支持。他们很快开始继续45窟的整窟临摹的工作，剩余的那些尚未临摹完成的壁画，基本上都是用矿物质颜料完成的。然后是榆林窟第29窟作为一个项目，开始整窟临摹。
2007年，平山郁夫到中国见到了临摹完成的榆林窟第29窟，他告诉已经出任敦煌研究院美术所所长的学生说，我很满意，这正是我的初衷。3年后的今天，侯黎明叹息着告诉我，“那时我们也布置了一些岩彩展，但是做得不是很好，把工笔重彩也加到里面了。很遗憾。如果平山先生还健在，能看到这次在广州的‘东方色彩 中国意象’的展览，一定会很高兴。”

（文：张泉  《生活》2010年11月号）

二
孙儒僩从未想过自己会疯狂到想要放弃工作。
从四川艺术专科学校建筑专业毕业后，孙儒僩的生活稳定，衣食无忧，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从成都润记营造厂调到重庆总厂，一直担任技术员。1947年7月，在重庆的酷热中，他突然接到了一个成都朋友发来的电报，朋友简短地告诉他，敦煌艺术研究所在招聘工作人员，要求学建筑专业。或许是燥热的天气影响了孙儒僩的判断，尽管这个才工作了半年多的22岁的年轻人对敦煌的一切已然非常陌生，却突然厌倦了眼下按部就班的生活，决定选择另一种未来。他谎称回家结婚，请假回成都，他的同学李其琼到车站为他送行，那时，李其琼还不是他的意中人。
在成都，老师辜其一告诉孙儒僩，莫高窟的壁画、雕塑和古建筑都成就卓著，而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也是著名画家，不妨去搜集一些古建筑的材料，并且学画画。老师建议他，敦煌太过偏远艰苦，工作两三年就可以回来，一定会对未来的专业发展有所帮助。
孙儒僩决定出发了，他和同校学艺术的三个女同学同行，黄文馥、欧阳琳、薛德嘉。四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年轻人踏上了未知的旅程，他们几乎沿着段文杰在几年前走过的路重走了一遍，一路北上，到兰州，再从兰州西进。
孙儒僩并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在等着他。他也不知道，当他对母亲承诺，过两年就回来时，居然从此就是永诀。
四个年轻人在路上遇到了蛮横的哨兵，住在破旧的旅店里，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麻风病肆虐的村子里分吃了几个鸡蛋。
一个多月后，当他们风尘仆仆地出现在莫高窟满山的神佛面前时，最初的想象瞬间变成震惊，孙儒僩已经来不及盘算自己过两年就离开敦煌回家的计划。

三
孙儒僩喝着敦煌苦涩的水，开始了对未来的想象。他不知道莫高窟能带给自己什么，这个兴奋的年轻人开始负责测绘木结构窟檐，并临摹壁画中的古建筑形象。
1949年9月，敦煌解放，孙儒僩打算回家探望年迈的母亲，却没有钱。国家的货币体制已经完全破坏，通货膨胀惊人，孙儒僩到敦煌银行，发现根本已经没有货币，银行直接在本票上拿着10万或者20万的印敲章。为了让孙儒僩回家，家里凑了一些钱，吊诡的是，孙儒僩的嫂子不识字，把敦煌艺术研究所写成了东方艺术研究所，孙儒僩不但没能收到钱，等待这笔钱隔了几个月退回家里时，早已无法使用，还搭进去了一笔汇费。
孙儒僩只能留下来等待，他只有24岁，希望和当地的青年一起参军，正准备报名，当时的酒泉地区领佳节又重阳导去视察，告诉这些蠢蠢欲动的年轻人，你们哪儿也不能去，你们要革莫道不消魂命这就是革莫道不消魂命，这就是革莫道不消魂命工作。孙儒僩从此留下来，再也没能见母亲最后一面。
5年后，孙儒僩从美术组调到保管组，担任组长。他不知道，在遥远的敦煌，他的一生几乎都要与流沙和木石打交道，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是莫高窟的唯一一个专业的建筑人才，他必须依靠自己的探索和专业判断，来完成这些史无前例的事情，不断地考虑用各种方法治沙，不断地考察并加固出现危险情况的石窟上，甚至在反右时也不能例外，白天在工地负责施工，晚上则参加会议，接受批判和斗争。人力有限，他和各领域的专家们不得不亲自去安息塔儿泉搬运石料，一条1米长的料石重达四五百斤，仿佛把他们多年前对敦煌的想象与期待也压在身上。
莫高窟的保护从1943年就已经开始，常书鸿在当时主持修建了夯土结构的围墙，长达一千多米，以防止牲畜进入莫高窟区域毁林，同时也象征着这片曾经无人看管的洞窟，现在已经不容再被亵渎。孙儒僩抵达敦煌的前一年，石窟的山崖边上已经开始修建防沙墙，然而，流沙对莫高窟的侵蚀仍然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孙儒僩在详细勘测调查后发现，南区从第131窟到153窟流沙堆积高达四五米，一直淹没到第二层石窟的地面上；而从第129窟到第109窟的流沙，已经直接堆到石窟门口；第108窟到第100窟流沙甚至已经封堵了窟门；最可怕的是从第79窟到第21窟，流沙甚至比下层石窟地面还要高出几十厘米到一两米。孙儒僩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各种可能的尝试，他们起初把大泉河的水引到石窟前，用沙土堆积成一个临时的水坝，等到水面足够高时，放水把积沙冲走。然而，不久他们就发现，这个小小的工程，对于治沙而言，只是杯水车薪。他们不得不继续加固防沙墙，在一千多米外就设置防沙网，每天早上，这些专家也不得不和工人们一起挽起袖子，用牛车运沙。敦煌的日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流逝，轻而易举地，就虏走了孙儒僩的半个世纪。

四
在重庆车站为孙儒僩送别时，李其琼并不知道，六年后，她也会做出一个疯狂的决定。
孙儒僩的一封信，令学油画的李其琼像他那样辞掉了工作，离开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美术队，前往敦煌。她要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并与已经六年没见面的孙儒僩成婚。
这封具有决定意义的信，只是孙儒僩在六年间不断寄出的信件中的一封，他向李其琼描述莫高窟的瑰丽与神秘，也描述敦煌令人难以忍受的严寒，早上起床，鼻子上时常会覆盖一层霜，杯子和脸盆里残留的水，则结着厚重的冰凌。
然而，李其琼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敦煌之路。到敦煌两周后，同事们为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然后，他们开始分享物质贫乏的生活，家中的一切都是土堆的，土炕、土桌子、土凳子、土柜子。每天只能吃两顿饭，中午面条，晚上馒头，基本没有蔬菜。
孙儒僩在洞窟外治沙，满头大汗地加固石窟时，李其琼则迫不及待地钻进阴冷的洞窟，开始临摹。她和段文杰，欧阳琳，关友惠们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学习油画出身，并不熟悉中国画线描的技巧，她甚至并不喜欢自己临摹的第一个洞窟，285窟被当成任务分配下来，只能服从。李其琼贪婪地在昏暗的洞窟中寻找那些转瞬即逝的光影，那些隐匿在壁画深处的蛛丝马迹。
孙儒僩在信中描述的冬天很快就到了。孙儒僩和同事们到外地考察，回来时却见到了卧床的李其琼。当时，李其琼和欧阳琳在420窟中临摹，搭了脚手架爬上爬下，为了烤已经变硬的颜料，差点煤气中毒。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李其琼和她的同事们用手中的画笔保留着莫高窟渐渐褪去的风华，几十年来，除了段文杰之外，她临摹的壁画数量最多。

五
孙儒僩和李其琼原本以为，他们会在敦煌待一辈子。
文瑞脑消金兽革时，他们还是被打人比黄花瘦倒，孙儒僩曾经梦寐以求而不得的故乡，居然阴差阳错地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们夫妇被一起遣返回四川老家。在三年零十个月的时间里，孙儒僩变得和当地的农民已经没有多少区别，种庄稼，挑着一百二三十斤的粪挑子上山。后来，他开始以农民的身份参加公社水电站的修建，因为学建筑出身，负责施工并不困难，他很快被评为农民中间的优秀人物。然而，水电站尚未建好，敦煌的军代表已经感到四川。尽管当地政府提出让孙儒僩多留一段时间，把水电站建起来，然而军代表态度强硬，要求孙儒僩夫妇在三天内收拾完毕，马上上路。“现在的人很难体会当时从农民的身份要转到吃国家粮食，那是很麻烦的，我得把我现有的粮食卖给国家，然后国家再从什么时候给我供应粮食，发给我粮票，就是这么麻烦。所以我们走的时候，要我们三天把所有事情办好，真难。我就请左邻右舍帮我把家里的粮食挑到船上，然后船又运了十几公里路到国家粮库卖给国家，然后开给我证明。转户口的时候把粮食全部转走，这样把所有手续办了我才能上路。”军代表拒绝向孙儒僩透露回敦煌去的任务，他不知道，在敦煌等待自己的又将是什么，亲戚们同样满是怀疑，不知这次回归究竟是祸是福。
回到敦煌，孙儒僩才知道，是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现间接解救了自己。国家认为，文物保护工作不能耽搁，敦煌的文物建设也被提上日程。孙儒僩的同事们也陆续回归敦煌。孙儒僩仿佛获得了一次重生，对于那些人们无从下手的洞窟加固工程，他很快就找到了机关所在。他爬到南大佛上面的支柱边勘察，讨论维修加固的方法。次日正准备继续爬上去处理，他昨天站立的地方却完全垮塌下来。
半个世纪后，孙儒僩向我们描述这些惊心动魄的经历时，语气出奇地平静。他和老伴都已经满头华发，为了莫高窟耗尽了一生，至今退休多年仍在做研究或临摹。孙儒僩刚刚经历过两次化疗，却依然满面笑容，他的乐观甚至很容易感染到我们。他不同意我们所说的他对莫高窟保护的重要作用，尽管他多年担任敦煌研究院保护所所长，尽管他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来做这些繁琐而艰难的工作，然而，他却一直说，“如果没有我，也还会有别的人来做这些事情。”这一代人，对自己未来的决断，对理想的坚持，以及谦逊的态度，足以令我们的时代汗颜。千年以降，敦煌曾像一棵孤独而璀璨的昙花，在荒漠中沉默地绽放，吐尽芳华。千年以前的修行者们并不在意俗世的名声，他们像敦煌一样成为遗世独立的佳人。千年之后，孙儒僩，李其琼夫妇和所有守望敦煌，保护敦煌人一道，在荒漠中站成我们时代的精神长城。

孙儒僩
生于1929年，四川新津人。1946年毕业于四川省艺术专科学校建筑科。1947年到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曾任敦煌研究院保护所所长，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员，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文化厅文物保护专家组成员。
在莫高窟工作的46年间，长期从事壁画建筑资料的临摹、整理，建筑测绘，洞窟保护和加固等工作。参与编写了《敦煌艺术全集•石窟建筑卷》、《敦煌艺术全集•建筑画卷》及《敦煌学大词典》，其担任课题组长的“敦煌莫高窟环境与壁画保护研究“项目，获得国家文物局1992年科技进步三等奖，1988年甘肃省环保局科技成果三等奖。

李其琼
生于1925年，别名李琼，四川三台人。1949 年毕业于四川西南美专西画科，同年参加“战斗剧社”美术队，1952年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临摹壁画。曾任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壁画临本有《莫高窟220 窟西方净土变》、《莫高窟220窟帝王图》等。

（文：张泉  《生活》2010年11月号“敦煌”）

常书鸿
常书鸿（1904～1994年），浙江杭州人，1923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1932年毕业于法莫道不消魂国里昂国立美术学校，1936年毕业于法莫道不消魂国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留学十年间，他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许多油画作品获金奖或被国家博物馆收藏。1936年回国后，历任北平艺专教授，国立艺专校务委员、造型部主任、教授，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1943年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1949年后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员、国家文物局顾问。

（文：张泉  《生活》2010年11月号“敦煌”）

二
段文杰有许多次都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还能到达敦煌。
他们在路上遭遇了翻车，终于辗转抵达兰州后，还没来得及彻底欢庆一下抗战胜利的消息，就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据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取笑了。段文杰不相信这是真的，然而，不久之后，陆续从敦煌返回来的人们证实了这个传闻，董希文 张琳英 乌密风他们给他看自己在敦煌临摹的壁画，以及受敦煌风格影响而创作的写生，他们决定在兰州举办画展，筹措一些路费就从此离开。又过了段时间，段文杰见到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常书鸿一家同样行色匆匆，常书鸿说，自己要到教育部去斡旋，尽量想办法把敦煌艺术研究所办下去。段文杰独自把所有人都送走了，包括与他结伴而来的三个同学，他们都对恢复研究所不抱太大希望，何况抗战已经结束结束，百废待兴，他们决定南下投身教育。
只有段文杰固执地留在兰州，他遥望着敦煌，却没有任何关于敦煌的消息。在兰州的一年间，段文杰靠做文书维持生计，有时帮社会服务处画些宣传画，每天下班，和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自己到黄河边挑水喝。一年后，他终于等到了折回来的常书鸿。一辆破旧的卡车载着他们，沿着张骞，玄奘和马可波罗走过的路，开始了一千两百公里的颠簸。
“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段文杰后来如此描述自己初到敦煌时的情景。他迫不及待地钻进每一个洞窟，开始了精神的历险。他贪婪地希望洞察潜藏在这些壁画深处的所有奥秘，希望把每一个线条，每一种在光阴的力摧下变幻了的色彩都看得更清楚些。然而，对于这些隐秘，千年光阴拒绝作答。
最初的临摹却并不成功，段文杰发现，自己很难完全抛弃已经形成习惯的西方油画技法，更大的问题在于，莫高窟壁画中那些传神的描绘，自己总也表现不出来。这个急躁的年轻人开始读佛经，研究壁画里独特的构图形式。通过分析与比较从北凉到元代的诗歌时期的千年壁画，他渐渐地开始发现隐藏在这些壁画中的秘密。早期壁画变色严重，“色调清冷厚重，风格朴拙狂怪”，隋唐壁画大半变色，“浓艳华丽，古色古香”，晚期壁画，“温和、深厚而粗疏”。他继而开始研究不同时期壁画所用的颜料，画法，苦练线描、晕染和传神技巧。从1947年开始，抵达莫高窟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孙儒僩、欧阳琳、黄文馥、李承仙、史苇湘……当中国的东部和中部仍在混战，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们却开始拎着暖水瓶钻进洞窟，整日整日地临摹壁画，揣摩着一千年前作画者的心境与感动。

三
一千四百年前落笔时的力道，仍在墙面上微微震荡，“大代大魏大统年岁次午八月是旬造”，“大代大魏大统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造迄”，墨迹沿着石壁年轮般溢开，在昏暗的洞窟中，段文杰的眼睛里似乎也映照出一圈一圈的漪沦。
早在1947年底，段文杰就和他的同事们用了半年的时间，重新调查测量过莫高窟的所有洞窟，并在张大千和李浴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编号。他们甚至在清理荒沙时，又发现了6个被掩埋的隋唐和宋代的洞窟。在400多个石窟中，285窟是他们能找到的有确切纪年题记的最早的洞窟。
莫高窟尘封的历史，正在他们手中逐渐开解。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倾覆在敦煌三危山上的佛光，令在困蹇中的僧人乐僔不禁匍匐膜拜，乐僔坚信，他遭遇的奇景“忽见金色，壮如千佛”，一定来自上天的启示。在三危山上，乐僔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从此，僧人们开始频繁地在这片戈壁上营建石窟，他们将自己长年委身于方寸的洞穴中，依靠苦修与冥想，在一片荒芜中开始了对极乐世界的追寻与营造。多年之后，无名画师们也开始频繁地出入洞窟，他们在墙上作画，在窟中竖起佛像。帝国西北边陲千篇一律的黄土中，开始萌芽出各种交错的色彩，沿着寸草不生的戈壁，信仰顽固地攀爬。
乐僔开窟172年后，285窟开始了长达一年的营造。而在1500多年后吸引着段文杰的，不仅是285窟的古老。在这座洞窟中，各种信仰济济一堂，西域的菩萨与中原的菩萨，佛教的飞天与道教的飞仙，印度的诸天与中国的神怪，众神的相遇在壁画上永久地定格。
千年以降，哪些僧人又在这座洞窟中相遇，早已不可考。然而，洞窟中沿着两壁开凿的8个高仅一米的禅室，却暗示着曾有多少僧人共同置身于这片斗室，在塞外肆虐的风沙中沉默着垂首，在冥想中坐成一尊尊佛像。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各国商业与信仰在敦煌交汇，塑造了莫高窟众神云集的风貌和持续的生命力，而早期的285窟正是其间绝佳的代表。1925年，美国人华尔纳再次携带了大量的胶纸，重返敦煌，他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全面剥取285窟的壁画。然而，他先派出的考察团从进入甘肃后就开始遇阻，在泾川县象山，愤怒的村民们把这些盗取佛像的考察者团团围住，此后，他们西进的行程开始不断遇到各地政府的“保护”，除了购得一件敦煌写本《大般若经》，他们原以为会再度满载而归的旅程最终几乎一无所获。
华尔纳离开后，这座幸免于难的洞窟，又恢复了千年以来的常态，开始了缄默的等待。这座洞窟慰藉过刚刚抵达敦煌时的常书鸿，他在难以言喻的兴奋中临摹了五百强盗成佛图中的局部。然后是段文杰，1951年，常书鸿建议复制一批洞窟，而在段文杰看来，285窟无论是历史，内容还是画风，都是最佳的选择。他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临摹整个洞窟的计划。
作为美术组组长，段文杰规定了临摹壁画的新规定，为了保护壁画，禁止把纸拓在壁画上临摹，禁止触摸壁画，禁止使用蜡烛。这增加了临摹的难度，对壁画却是极好的保护。他们用镜子将阳光折射进洞窟，再借助白纸反光，随着天空中不断移动的太阳，每隔一段时间也不得不移动自己的位置。不断折射的光线依然不足以让大家理解洞窟的模样，只有当天井上俯瞰苍生的众神，吞噬恶魔的饕餮，三十五身修行的僧侣，身穿胡服和汉服的供养人，南壁上的五百强盗逐一倾注于笔端，他们才真的理解了这座洞窟缄默的时光。

四
历时三年完成的285窟一直声名显赫，1953年后，这件5×12米的整窟原大原色作品先后在北京、上海和日本的东京、京都等地展出，引发了持久的敦煌风潮，然而，段文杰不得不意识到，这是一群曾像他一样并不安分的年轻人，他们或者深受西方绘画技巧影响，不喜欢佛教壁画的线条，或者希望在敦煌找到艺术灵感，进行自己的创作；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喜欢这座洞窟，也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喜欢临摹，甚至，而他们受西方绘画教育影响太大，面对莫高窟壁画迥异的绘画传统，有时连基本功都很难保证。每个乍到莫高窟的年轻画家，都记得每天晚上在段文杰的带领下描线的经历，关友惠在1953年到敦煌研究院，对于半个世纪以前的那些夜晚，老人依旧历历在目，“为了节约纸张，第一次用淡墨，第二次用深墨，第三次用浓墨，然后再反过来到背面，这样一直练腕力，练笔力。”这些年轻人都是从艺术院校毕业的学生，立志未来做画家，尽管他们也服从组织的安排，然而，抵触的情绪仍然时有发生，年轻气盛的关友惠也是如此，他在学校中学的油画，木刻技巧，与这些壁画上的线条有着很大的距离，在画布上，他总会下意识地用油画的技巧去修改它们，最初临摹的好几幅壁画没有画好，总想着自己的创作，“当时刚从学校出来嘛，感觉临摹是工匠的事情，我们是搞艺术的，不能做这种事，是这么一种观念。”
关友惠刚到敦煌时只有21岁，在西北艺术学院毕业分配的志愿中，按照惯例，他和同学们选择了西北五省中最艰苦的新疆，西东篱把酒黄昏后藏和青海，没有人填陕西或者甘肃。然而，他却被阴差阳错地分配到了莫高窟，“吃饭，住房都很简陋，当然也没有电灯，但是我们没去成更苦的地方，在敦煌也没感觉到苦。”对他而言，物质上的苦不难克服，难以解决的是精神上的困惑。
这种困惑直到多年之后才终于揭开，1962年，关友惠调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新成立的考古组，20年后，当他重回美术所的时候，从临摹绘画和考古研究两个领域进行对照，他终于意识到，“临摹工作并不是简单的画，它是一种研究工作。”关友惠后来接替段文杰出任美术所所长，“我们提出了一个六字方针：临摹，研究，创新，”他认为，“一是文物价值，1950年代当时咱们什么条件都很困难的时候，文化部就把临摹当做一种保护的手段，你记录了1950年代的壁画，你在1980年代再临摹的，是1980年代的情形，同一幅壁画在不同年代就记录下不同时代的副本，具有文物的价值；二是绘画艺术价值，临摹者的艺术修养，绘画水平，都在临本中反映出来了；三是创作价值，我认为不管是临本画还是一般绘画，都有一个再创造的价值，同一个人临摹同一幅画都不会一样的，这个过程不能重复，也不能再造的。”78岁的关友惠向我们描述这些往事时，就会激动地挺直腰板，他的双手一直在不停地颤抖，对于一位拿惯了画笔的老人，这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老人已经很难再继续作画了，然而，他的家中还是挂着几幅临摹的壁画，其中一幅是“都督夫人礼佛图”，他的女儿在段文杰复原临本的基础上再临的。
关友惠每天都会步履蹒跚地在墙边站定，打量着这幅临本，他仍然能从这幅画中发现许多隐藏的秘密，“几个人之间的距离这么宽，宽一点行不行？后排一共画了9个人，换一下位置行不行？我反复排了多少次，后边只有排9个人才算完整……什么人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头饰都是很讲究的，根据身份和地位，都不一样……还有前排的都督夫人的小女儿，只有她不拿东西，为什么？古代这是礼仪画像，很严肃的，为什么这个小女儿不拿东西？就是这样散漫一点，她可能对礼佛不感兴趣。画家是动了不少脑筋的。”老人刚刚坐下又不停起身，颤抖的手指在那些线条的缝隙间微微地摇晃，那些秘密似乎在瞬息之间就把他的苍老席卷而去，他又像五十年前刚刚到敦煌时那样意气风发，他的惊讶和兴奋，仍和五十年前一模一样。

五
1955年，段兼善在重庆见到了分别十一年的父亲。段文杰终于获得文化部批准，借探亲回家之际，把妻子龙时英和儿子段兼善一起接到敦煌。段兼善在敦煌度过了少年时代，严厉的父亲时常教他如何临摹壁画，并告诉他，要把临摹壁画时学到的构图和造型的技巧，运用到创作中。然而，一家人团聚的幸福并没有持续多久，接踵而至的反右，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文瑞脑消金兽革，几乎摧毁了段文杰和龙时英的健康。段文杰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患了肺病，身体浮肿，而在敦煌城里上学的段兼善每个月只有18斤12两的粮食定量，龙时英不得不省吃俭用为儿子晒馍干，又养兔子调理段文杰的身体，此后，段文杰被赶到乡下，放下画笔开始帮农民们分析化学肥料的配方，怎样养猪才能长得更快，县委帘卷西风书记甚至都慕名来见他，称赞画家说：“老段，听说你猪养得有办法，我特来看你。”他在田间地头，眼中闪烁的仍是莫高窟的壁画，他早已对那些印在墙壁上的色彩了然于心，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它们，然而，他又距离它们如此遥远。他开始思考宗教与艺术的关联，寻找莫高窟艺术的源流，在多年后的回忆录《敦煌之路》里，段文杰轻描淡写地描述着那段苦难的日子和伤害过他的人，却留下大量的篇幅抄录着自己当年在农村记的笔记，密密麻麻的都是敦煌的回忆和对莫高窟隐秘的追索。
段文杰后来继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敦煌研究院成立后又担任首任院长，尽管担负起行政职务，勤奋的老人依然是临摹莫高窟壁画最多的人。与半个世纪默默守卫着敦煌的父亲相比，段兼善则在进行自己的创作之路，1980年代初，段兼善为人民大会堂甘肃厅创作了壁画，少年时代临摹敦煌壁画的记忆开始在他心中复活，从此开始强烈地影响着他的创作。1983年，段兼善把母亲接到北京，带她去故宫，颐和园四处走走，“她第一次到北京，唯一一次，回来以后就生病了，84年冬天就去世了”。而段文杰的身体也每况愈下，记忆力开始下降，离任之后，他搬到兰州住，渐渐不能走路，不能坐下，只能躺着，“如果没有反右，没有文化大革莫道不消魂命，他现在应该跟饶宗颐一样还能到香港去，说不定还能到敦煌去，他们一样的年纪。”五年前身体还没这么糟糕的时候，段文杰最后一次回到敦煌，他对儿子说，想回去看看。
93岁的段文杰再也没有回过敦煌，如今，他依然躺在床上，需要62岁的儿子夜以继日的照料。段兼善也已经从甘肃省画院副院长任上退休，当段文杰的老朋友们来访的时候，他必须大声地提示父亲他们是谁，即便如此，老人有时也会认不出老朋友们的面容。往事正从他的脑海中，像壁画上的光泽一样渐渐褪去，然而，他依然时常会念叨着“敦煌”的名字，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将人生最好的半个世纪年华交付给寂寞的莫高窟而后悔过，那么，在他孤独的记忆中，是否还依然留存着64年前的那个清晨——当他和常书鸿一道，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刚刚恢复的敦煌文物研究所门前，遍布三危山的那些洞窟，像七百多双眼睛那样注视着他，等待着他。

段文杰
1917年生，四川绵阳人。1945年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历任敦煌艺术研究美术组组长、敦煌研究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甘肃分会副主人比黄花瘦席。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著有《敦煌彩塑艺术》、《敦煌壁画概述》、《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等。临摹敦煌壁画384幅，在国内外多次展出。撰写论文数十篇。出版有《段文杰敦煌艺术研究文集》、《段文杰敦煌壁画临摹集》等。

关友惠
生于1932年，1953年毕业于西北艺术学院美术系，同年9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从事壁画临摹，研究工作，临摹品主要有17窟《近事女》、156窟《张议潮统军出行图》、323窟《张骞出使出域图》、257窟《沙弥守戒自杀缘品故事》、172窟《观无量寿经变》（合作）。论文主要有《敦煌北朝石窟中的南朝艺术之风》、《莫高窟唐代图案结构分析》，编著有《中国壁画集•敦煌晚唐》、《敦煌石窟全集•图案卷》（上下册）。1993年退休。

（文：张泉  《生活》2010年11月号“敦煌”）

一曲千金
吴梅突然发现，自己竟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古典词汇，来描述横陈在面前的新世界。
吴梅被尊为曲学大师，著作等身，与刚刚去世的王国维齐名，然而，为西湖博览会的会歌填词，依然令他一筹莫展。对于那些即将在西湖博览会上展出的各国产品、新发明、新式的水陆交通工具，那些从蝌蚪般的文字里衍生出的概念，中国千年的文学传统，竟然找不到可以对应的表达方式。吴梅最终找到了“货殖”、“南金东箭西湖宝”、“万里梯航”这些古典意象，来描述那些他未曾经历过的生活。
几天后，吴梅收到了从杭州专程送来的一千元稿酬，送信人告诉他，这笔费用是浙江省主人比黄花瘦席张静江特批的，张静江一读完《风入松》就立刻决定用它做西湖博览会会歌。因为《风入松》不仅词曲优美，易于传唱，而且居然点到了西湖博览会的所有诉求点，“提倡国货，奖励实业，振兴文化。”
88个字竟值一千元！这件事在全国不胫而走。上海的报纸不断刊登出一些忿忿不平的议论，政府内部也暗中流传着对张静江的揶揄，都已经一把年纪，依然一派富商公子哥作风，不知节制。毕竟，西湖博览会最初的预算资金，也只有区区15万元。
在张静江的时代，没有人能理解他的胆识、谋略和良苦用心。千金买一曲，不仅意在吸引各界人才关注杭州，这个行为本身更是对西湖博览会的一次巧妙的宣传。张静江创办西湖博览会，原本就是要驱动中国人的好奇心，实现实业建国的理想，而吴梅事件，恰恰是在这个歌舞升平的时代引爆了一枚精神炸弹。这件事正应了后来陈果夫在祭文中对张静江的评价，“他能为国家建设，能为国家增加资本。会赚钱，又有会用钱的本领。在全国，在本党，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中国会赚钱的不算少，而真正会用钱的却不多。本党同志中，会替自己赚钱的大有人在，能为国家为党赚钱的就更少了。至于肯为国家为党用钱，又能够在短期内替国家赚钱的，则惟静江先生一人而已。”

重生，以西湖之名
1928年，浙江省建设厅提交《筹设西湖博览会提案》时，张静江正为杭州的城市建设愁眉不展。他面对的是一片百废待兴的古老地域。千年以降，杭州几乎一直遵循着非常稳定的城市格局，“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后来表达过这样的困惑，“中国人从没有感到要创建一座能表达和体现他们的城市理想的大城市的冲动”，在古代中国，官半夜凉初透员、商人和乡绅们的营造理想，似乎不在城市中，而在建筑上。朝廷上下动辄耗费巨资建造楼阁或者园林，这些私人化的纪念碑，轻而易举便淹没了人们对城市的热忱。
杭州的现代化之路也极其迟缓。张静江再次出任浙江省主人比黄花瘦席时，民瑞脑消金兽国已经更新到第十七年，杭州却仍在蜿蜒行进，局部的现代化时有发生，却并没有带来真正全面高速的发展。
民瑞脑消金兽国五年（1916年）孙中山抵达杭州，曾看到如火如荼的修路场面，他颇为欣慰，临时决定将演讲题目定为《道路为建设着手的第一开端》。事实上，早在民瑞脑消金兽国元年，杭州就已经修建了第一条现代马路，两年后又拆除旗营，兴建新市场，拆掉阻隔杭州城与西湖的城墙，将西湖纳入城中，西湖与城市生活终于联为一体。随即，逐步扩展出城市道路网络，此后又创办了“公众运动场”和“民众教育馆”，民瑞脑消金兽国十年甚至出现了公共汽车。
然而，这座中国历史上曾经最显赫的城市，能够留给孙中山，也只有那个关于“第一开端”的美好记忆。这座城市赖以自立的，仍是那些古老传统的遗存——丝绸，纺织和茶叶。民瑞脑消金兽国元年，朱光焘联合商人和政客们，创办伟成丝呢公司，10台提花手织机迅速给他们带来了巨额回馈，仅仅5个月，伟成公司就收回成本，继而在全国各地拓展经营，以致远销法莫道不消魂国。十年后，都锦生创办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织锦工厂，4年后，他的作品就在费城国际博览会上斩获金奖。都锦生后来如是描述自己的成功，“世居西湖之茅家埠，性喜风景，湖光山色，徘徊不倦，乃本心所好……吾浙天产蚕丝，远胜他省，以土产而制就地风景，不亦宜乎？”都锦生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卓绝的技艺，更在于这些动辄以西湖为题材的织锦满足了人们对这一片浩淼烟波的想象。在1926年费城世博会上获奖的不仅是都锦生，中国茶叶也一举获得26项大奖，而浙江独占半壁江山。世博会促成了中国民艺的黄金时代，借助全球化之力，古老的传统焕发出新的生机，然而，民艺的复兴终究不能疗救时代的隐痛，这些纤弱的器物更不足以架构起一个复杂的现代化国家。在这个救亡理想高于经世愿望的时代，传统器物的胜利，只不过更加反衬出一个国家的失败。
还需要一阵更猛烈的飓风来驱散历史的阴霾，需要一把更旺的柴火来煮沸温吞的西湖莼菜羹。此刻杭州的现代化景象远远落后于几百里之外的新城上海。当那座黄浦江边的滩涂县城摇身成为远东大都会时，曾经不可一世的杭州只能躲在暗处舔舐历史的伤痕。她的子民们在现代化的黎明里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满怀热忱地期待着第一道天光的出现，然而，这束光游离了十七年，依然未能刺穿杭州沉默的黎明。
按部就班的城市建设，已不足以令杭州快速彻底地完成现代转型，张静江必须为这座古城找到一块时代的引擎。在《筹设西湖博览会提案》中，建设厅厅玉枕纱厨长程振钧适时提出“商战”的意义，终于点醒了苦恼的张静江。“兵战争要塞，商战争市场。全世界物质愈进步，商战之赤诚愈激烈。市场分配不能各满所欲，乃酝酿而成欧战。欧战既终，商战之形势益急。东亚大陆胥视为销货之尾闾，欲以欧战之损失取偿于商战。挤轧凌竟工商二途，几无吾国人之立足地。山雨欲来辽天如晦，吾国人今后宜如何？操心虑患，淬励奋发，持满以侍来者？则劝工兴商，尤今日之首务矣。”从“兵战”到“商战”是另一次时代转向，中国不能再度失手。
其实，西湖博览会也并非程振钧首创，早在1924年，时任浙江军事善后督办卢永祥和省长张载扬，就曾商定举办西湖博览会，却因军阀混战以及接踵而至的北伐耽搁下来。于是，在“争促物产之改良，谋实业之发达”之外，张静江为西湖博览会找到了另一个令蒋介石无法拒绝的理由——纪念北伐胜利。他试图将一代人的建国理想，安置在这座天堂之城的桂冠顶端，他要改写她的历史，证明她并非只是一座令南渡王谢士族沉沦、赵宋王朝苟安的充满屈辱的城市。
张静江和程振钧对西湖博览会的命名，颇有些牵强附会，“西湖为天下名胜，凡游览西湖者，莫不顿起爱慕之心。此次博览会，借以征集全国著名物产陈列，供国人研究比较，冠以西湖名称，并即在西湖开会，是欲使天下人移爱慕西湖之心爱慕国产，则国产之发达，正未可限量。”许多年后，他们会意识到，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书生意气，西湖博览会给中国实业带来的好运，或许远远小于它留给杭州的遗产。

再见理想
3年多过去了，张静江仍然会在午夜回想起孙中山的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莫道不消魂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死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莫道不消魂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瑞脑消金兽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澈。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根据训令，在所有大型集会、典礼之前，全中国的人们都在频繁地记诵《总理遗嘱》；只有张静江会在午夜时分默念它们。
17年前，当革莫道不消魂命猝不及防地获得胜利，据说孙中山还在朋友的餐厅里帮忙端盘子（唐德刚语）。所有人一边手舞足蹈，一边手足无措。革莫道不消魂命的意外成功，让那些激进的年轻人们反而无所适从。他们不知道该怎样经营一个国家，毕竟，塑造他们的精神和人格的，依然只是千年流传的先贤之道，以及零星点缀的一些来自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们尚未经时代验证的璀璨理想。
几年后，面对墙上四分五裂的中国地图，孙中山开始匆忙地填充着港口、铁路、运河、街市，在《建国方略》的序言中，孙中山百感交集地描述着革莫道不消魂命胜利之后那些意料之外的窘迫：“不图革莫道不消魂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为民瑞脑消金兽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莫道不消魂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施行矣。此革莫道不消魂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之后国事更因之以日非也。”革莫道不消魂命与建国原本是一以贯之的过程，然而，革莫道不消魂命意外胜利后，曾经蹈死不顾的人们反而变得瞻前顾后。
孙中山希望用《建国方略》来为中国指路，然而，他构想的那些生活，与他同时代的中国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多都未曾真正经历过，让一个有着数千年顽固传统的国家，抛弃自己遵循了数千年的传统，接受被移植来的蛮夷的生活方式，仍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尤其在此时此刻，当缅怀与纪念，最终借助权力之手降格为例行公事，一百六十余字的《总理遗嘱》被复述得越多，也就越来越流失了情感的光泽。这些曾令一代人伤悼悲恸的字句，曾令他们梦寐着个人奋发、国家振兴的语言，悄然干瘪下来。人们质疑这些理想太过遥远艰险，无法实施，于是，孙中山被时代扶上神坛，与此同时，他的理想却被搁浅在历史的深渊。
只有张静江对那些被质疑的理想依然念念不忘。张静江出身南浔富商世家，自己也是经商良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6岁的张静江跟随清廷驻法莫道不消魂国公使孙宝琦出使巴黎，身份是商务随员。在巴黎，张静江创办了通运公司，推销国货，来自中国的茶叶、丝绸和古玩，迅速征服了法莫道不消魂国市场。几年后，他与孙中山在海上相遇，张静江承诺，无论孙中山何时需要革莫道不消魂命经费，只须给他发一封电报，暗号从A到E，依次代表一万元到五万元。孙中山起初将信将疑，不料素昧平生的张静江真的一再兑现承诺，屡次捐献给革莫道不消魂命的白银多达110万两，甚至一度急于筹款而卖掉了自己的店铺。后来，孙中山说，“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在孙中山心目中，张静江也是管理财政、振兴经济的第一人。1911年，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瑞脑消金兽国临时大总统，就提名张静江担任财务总长，却被他婉言谢绝。3年后，孙中山在日本改组同盟会为中华革莫道不消魂命党，再度委任远在巴黎的张静江为财政部长，孙中山的理由是“张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张所为。”后来，张静江也不负所望，在上海创办帘卷西风证劵交易所，继续源源不断地为革莫道不消魂命提供经费。从海上的初遇，到协和医院的最后一面，张静江全力促成了孙中山后半生的革莫道不消魂命道路，他和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富商、刺客、军人、学生们，共同构筑了孙中山的个人传奇。
孙中山的去世，将张静江迅速推向权力的巅峰。一年后，张静江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人比黄花瘦席，继而出任代理国民政府主人比黄花瘦席。然而，他将权力迅速转交给义弟蒋介石，留给自己的，则是孙中山多年以来的期许，更加严峻的建国大业。他认定，蒋介石才是孙中山遗嘱最强有力的执行者，尽管他后来对这个选择追悔莫及，然而，对于自己的身份转变，张静江却始终没有悔意，“总理提过的，革莫道不消魂命就要建设，不建设，革莫道不消魂命就要失败。因此，我党政军都可不管，惟有建设，我是一定要干的。”
1928年，张静江联合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创建国家建设委员会并出任委员长。建设委员会的宗旨在创办之初就被明确提出，“本会期于最短期内实现总理建国方略之全部计划，力矫昔日官办事业之弊，以增加国家资本，而裕民生。”建设委员会对全国的工业、矿业、交通等都有着详尽的规划，从用人、管理、研究等方面，事无巨细都提出了详尽的规划。与孙中山的那些宏观的理想相比，张静江们的计划更加复杂，繁琐，甚至无趣，孙中山讲国家规划，张静江和他的朋友们则讨论落实的具体细则，前者固然能蛊惑人心，后者的功力却正见于那些琐碎的细节。
张静江面对的阻力比孙中山还要大。建设委员会成立之初，蒋介石只肯拨款10万元，并一再将张静江拖进权力斗争的涡旋。然而，张静江在任十年，仍为国家赢回5000万财政收入。
仅仅为了杭州的建设，张静江和义弟蒋介石就闹僵了。起因是铁路。张静江主张以杭州为中心，分别修建通往宁波、绍兴的铁路，既能解决交通需求，更能确保经济收益。蒋介石则坚持把铁轨从浙江直接铺到江西，以便调兵作战。蒋介石惊讶地发现，自己籍籍无名时，张静江几乎事无巨细，鼎力相助，现在自己登上权力的巅峰，义兄却开始一再驳他的面子。
国家建设委员会的界限，张静江始终不肯让蒋介石逾越，他可以将党政军权力拱手相让，甚至可以两次放弃在他的故乡浙江出任省主人比黄花瘦席，却始终不肯交出建设委员会委员长的职位。这个“委员长”显然远远不及他让给蒋介石的那个“委员长”，然而，在他看来，却更沉重，也只有他当仁不让。当他意识到，蒋介石最终还是没有按照孙中山和他预想的那条路走下去，他只能将孙中山的建国理想加倍地背负在自己身上。
而此时此刻，张静江迫切需要的，是一个容器，一片土壤，可以完好地栽培这些梦。现在，张静江终于选定了杭州，他试图用这个局部的果实，来说服这个狂热而又疲惫的国家，重新接受孙中山和他的那些被质疑被淡忘的理想。

移植的新世界
孙中山的影子依然无处不在。西湖博览会的创办，意在告慰“总理在天之灵，同志奋斗之力”， 在西湖博览会的主体八馆中，特别设立革莫道不消魂命纪念馆，主题就是“同志仍需努力”。艺术馆中也设有孙中山的立像雕塑。据说，开帘卷西风幕式当晚的提灯焰火表演，也在空中幻化出孙中山的头像，须眉俱现。张静江不仅想让天上的挚友知道，生者正怎样坚定地传递着他的梦想，更希望让生者明了，孙中山设想的世界，并非无法抵达。
以物质主导的博览会，因此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教化的功用。时人张寄涯游完革莫道不消魂命纪念馆后写道：“革莫道不消魂命二字，原来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意义含蓄在里头，无非将一部分的生命革去，另换新生命的意思。”事实上，无论是杭州，还是整个中国，需要面对的，正是这个层面的革莫道不消魂命，将一部分传统的残骸从城市中抽离出来，把那些来自西方的现代化想象填充进去，让一座传统都会可以自此破茧重生。
西湖博览会正门有一幅对联：“地有湖山，集二十二省无上出品大观，全国精华，都观眼底；天然图画，开六月六日空前及时盛会，诸君成竹，早在胸中。”一句点题的“诸君成竹，早在胸中”，所谓“成竹”，正是被孙中山的建国理想催生出的枝杈，只不过张静江和他的朋友们找到了更具体现实的答案。
西湖博览会开帘卷西风幕定在1929年6月6日，闭玉枕纱厨幕则初定于10月10日中华民瑞脑消金兽国国庆节。为什么选定6月6日，如今已经找不到任何线索。如果过度阐释其中的巧合，那么，这一天是芒种之日，按照《月令七十二候集解》的解释，芒种为“五月节，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而中国人也一直习惯在这一天举行祭饯花神之会。播种与饯花，一为开始，一为结束。许多年后，中国人会发现，西湖博览会对杭州乃至中国的意义，正是为未来播种，并向过去告别。
从西湖博览会中，可以清晰地看到3年前的费城世博会和19年前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的影子。
1926年的费城世博会设置了五大场馆：自由艺术和制造宫、农业和外国展示宫、美国政府和机械运输宫、教育和社会经济宫、艺术宫。西湖博览会基本延续了费城世博会的场馆布局，只不过更加细化，和当年由清廷举办的“南洋劝业会”的场馆分布也有几分相仿。西湖博览会设置8个场馆，2个陈列所和3个陈列处，除了革莫道不消魂命纪念馆、特种陈列所和参考陈列所，其余诸如博物馆、艺术馆、农业馆、教育馆、卫生馆、丝绸馆、工业馆、沪杭甬路局陈列处、交通部电信所陈列处、航空陈列处，几乎都是在此前博览会基础上的升级版本。
历届世博会上时常都有飞机表演助阵，张静江也邀请了航空第十陆军司令部派出水上飞机“金马号”环绕浙江全省飞行，散发西湖博览会的传单，同时，从中央航空司令部调来陆上飞机“和平一号”和“和平二号”，在西湖上空进行飞行表演，甚至可以搭载乘客飞天。在孤山上，还铺设了近一公里的轨道，每天排队坐火车者络绎不绝。而为了征集展品，西湖博览会筹备委员会在上海、安徽、湖北等地设置分会，并在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以及越南和印尼等地设置出口委员会，最终征集的参展物品多达1476万件，令人们顿时目不暇接。这些轰鸣声交织着现代化想象的图景，迅速征服了整座杭州城。
然而，费城世博会或者“南洋劝业会”，都是动用举国之力才得以实现，而西湖博览会作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博览会，却毕竟是以一省的名义完成的。张静江和程振钧几经努力，获得军政部和多省赞助，铁道部也同意在展会期间将沪杭铁路20%的收入划归西湖博览会，浙江省政府同意展会期间的电价优惠。张静江还异想天开地发行游览奖券来募集资金，头等奖高达10万元，一时购者如潮。同时，西湖博览会还承诺减免展场地租，提供八折往返车票来聚拢人气。如此种种，才确保了西湖博览会的顺利进行。
孙中山毕生宣扬“天下为公”，他所寻求的世界，并不是民族主义框架下的国家富强。在孙中山的时代，爱国与西化并不矛盾，国人不会为了振兴国货而刻意排斥来自西方的先进理念和器物，也不会为了向西方学步而遗忘了自身行走的方式。
以振兴国货为名的西湖博览会，同样在东西方的双行道上做着小心翼翼的取舍。农业馆和丝绸馆中填满了中国的传统国粹，那些上千年沉积下来的古老器物：丝绸、草席、毛笔、石刻、黄酒、木雕……它们仍在代言这个国家，并为它带来源源不断的商业利润，只不过，它们不能一直停留在那个美丽的旧世界里。博物馆和动物园里陈列的也基本是中国的矿产、动物、昆虫、植物水产。时人周吉在游完博物馆后写下的感叹，代表了一代人的心声：“夫以地大物博之中国，而犹贫弱以至于此，是皆废地不知用，矿藏不知兴。”虽然西湖博览会的展出形式是西式的，但陈列的中国展品却让国人眼界大开，并藉此意识到来自国家内部的力量。西湖博览会的意义不是用西方来取代东方，而是在用西方的技术擦亮古老中国的祭器，让它重新焕发出优雅的光泽。
其他场馆陈列的，则是那些来自新世界的召唤，尤以卫生馆和工业馆为甚。卫生馆中不乏西方最先进的医疗器械、标本、模型，以及反对毒薄雾浓云愁永昼品的宣传，杭州人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抽水马桶、粪便垃圾的容器以及预防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的书籍。工业馆中的展品，更是新奇，大到铁路模型、矿山模型、发动机纺机、抽水机，小到风扇、电灯、无线电、蓄电池，甚至肥皂、火柴、人造肥料、玻璃、颜料，无所不包。而在丝绸馆中，还设有跳舞厅，音乐厅和露天电影院。张静江和他的朋友们恨不得将梦想中的现代生活全部塞进西湖博览会，用这个移植来的新世界，唤醒迷城中的人们。

时代的基石
西湖博览会只开了四个月，然而它为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注入的力量，却长达数十年。在浙江省主人比黄花瘦席任上的两年，张静江主持修建了杭州电厂、杭江铁路、杭长公路、杭平公路、杭徽公路。此前，中国的铁路大部分需要外国贷款才能建成，如果依靠中国资本，工程动辄数十年。在杭江铁路修建之初，许多专家也都不屑一顾，甚至以为，张静江筹备到的资金，还不够杭州造一座城门。然而，仅仅两年之后，他们就听到了远方的汽笛声。杭州的成功，也引发了中国人修筑铁路的又一轮热潮。
杭州的城市建设从此全面提速，主要道路铺设为柏油马路，西湖得到疏浚，林荫道沿着西湖一路拓开，大量医院、感染病院、新式中学创办起来。1931年，杭州建成自来水厂。一年后，杭州闸口发电厂建成发电，成为江南三大发电厂之一，总容量达15000千瓦，比1910年杭州的发电容量提高了20倍。1937年9月，赶在战火蔓延到杭州之前，钱塘江大桥建成通车。借助西湖博览会的助力和激发，杭州彻底完成了从传统都会向现代化的转型之路。
民瑞脑消金兽国的三十八年间，致力于城市实验和地方改革的人不计其数，卓有成效者也不少，与这些地方军阀、实业家和书生们相比，张静江的道路尽管为时短暂，牵引出的却是整个中国的方向。西湖博览会结束一年后，张静江与蒋介石日益交恶，辞去浙江省政府主人比黄花瘦席，他主持的国家建设委员会则不断遭受国防设计委员会排挤，面对复杂的权力斗争，他勉力苦苦支撑到1938年年初。抗战的全面爆发摧毁了张静江最后的希望，西湖博览会的大量建筑以及当年专门用于连接两岸展馆的长桥，大都为战争所毁，如火如荼的城市实验被迫中止。现代杭州是一个被那一代人的理想摩擦出的火花，被一个时代点亮，却又终究要黯淡下去。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的悲剧里，杭州的悲剧并不惨烈，也不沉痛，它只是悄然蛰伏下来，等待下一次命运的敲门声。
被搁置的不仅是杭州这座刚刚获得重生的古老城垣，还有那一代人的建国理想。千年以降，这座城市用钱王祠来纪念最初的开拓者吴越王钱缪，用白堤和苏堤来缅怀两位在各自的时代极富盛名也为这座城市带来福泽的地方官，遍布西湖边的坟茔里，埋葬着那些将生命托付给这座城市的人们，那些徘徊在街巷湖畔的前朝的幽魂，串联出杭州的城市记忆。然而，对于在一个世纪前将杭州带入现代化的引路人张静江，他在杭州留下的个人的痕迹并不多，然而，他的遗产却又无处不在。
张静江卸任后，辗转欧洲，远渡美国，他在双目失明中听到了抗战胜利的消息。1950年，张静江在纽约去世。他的一生，都在一介天真的书生和仗义疏财的侠客之间摇摆，他对国家的热忱，最终为时代所误。数十年前，他曾对孙中山说：“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莫道不消魂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不料一语成谶。他29岁以后的全部人生，似乎都只是为了兑现这句承诺，终其一生，他都心甘情愿地被孙中山的光芒所覆盖，几乎从未认真地思考过自己的人生。然而，他只有建设国家的思路，并无管理国家的才能，他的悲剧，其实是孙中山悲剧的延续。这两个终身践行“天下为公”的先行者，命运给予他们的回报，注定只是一袭孤独终老的背影。面对一个急遽跌宕的大时代，或许所有个人的悲欢都根本不值一提，然而，正是这些湮没了的渺茫理想，架构起时代神坛的基石。
16年后，陈立夫在张静江百年冥诞时追忆：“张静江先生，彼既以其富裕之家资，协助国父革莫道不消魂命；复以其豪迈之气魄，协助蒋公主持全国建设委员会，以有限之经费，为国家建造若干铁路，开发若干矿产，成立若干电厂及无线电台，并规划导淮灌溉等大规模工程，为实现国父实业计划开其端。其时政府苟能宽筹经费，听其发展雄才，则国家早已由农业进入工业化。”
陈立夫开始回忆的时候，当年亲耳聆听孙中山教诲的一代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多已离世，蒋介石也已年近八十，却还在踌躇满志地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来对抗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莫道不消魂命”，他仍然试图用政治的方式解决问题，却从来都无暇去回想张静江当年在杭州留下的那些有始无终的实业理想。从革莫道不消魂命的恩人到建设先驱，从孙中山心中的“革莫道不消魂命圣人”，到蒋介石口中的“革莫道不消魂命导师”，众人心目中的“民瑞脑消金兽国长城”，张静江留下的，只是一个被时代扑灭的华丽起笔——西湖博览会昙花般转瞬流逝的恢弘往事，以及一座襁褓中的现代都市。
时至今日，我们才能更深切地体会1929年之于杭州，之于中国的意义。彼时的中国，充斥着吴梅在填《风入松》时面临的困惑，数千年积累下的词汇里，找不到一个可以用来描述这些新奇的舶来品。当年游览西湖博览会的人们没有料到，这些器物将迅速地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比接踵而来的时代变革更令人心生向往而又忐忑不安，一百年后，当我们早已经习惯了对变革漠然以对，当我们的生活中早已填满这些舶来品并视之为理所应当，或许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孙中山、张静江那代人的良苦用心。在一百年前，当他们面对着此刻我们正生活着的未来时，曾经怎样地彷徨纠葛，怎样急迫地试图描绘，却又每每迷失在落笔的瞬间。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去芜存菁，为中国选择真正合适的器物和理念。他们只有坐在历史的暗处，与一个时代沉默地相互猜测，如同在暗夜中捕获流星，那些若即若离的踪迹，构成了那代人内心的隐秘和涌动的激情。

（文：张泉  《生活》2010年9月号）

海国想象
同治五年盛夏，福建燥热难当。快马星夜兼程带走了闽浙总督左宗棠构思多年的奏折：“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世之费，数世之利也。”
奏折在半个多月后才抵达京城，鸦片战争26年后，帝国第一次开始严肃地思考日益险峻的现代化问题。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帝国习惯了偃旗息鼓，以割地赔款为代价的休养生息，惯性思维最终将一个富庶的王朝逼上绝路。这样的故事在每一个末世都会轮番上演，只不过这次更为残酷和复杂。相互推诿的大臣们终于等来了率先挑明这个棘手问题的人，按照惯例，这个人极有希望成为中兴名臣，也最有可能自此换来惨烈的结局。在这个敌视变革的国家，墨守成规一直被视为最大的美德。
左宗棠希望建造一座中国人自己的造船厂，然而，他也深知，年幼的帝王和年轻的太后们不可能在自身尚且立足未稳之际就贸然发动一场劳民伤财并且触及西人利益的变革。所以，左宗棠选择了从充实军事装备和振兴经济两个角度来分析造船之利。黄河决堤，河道堵塞，以及频繁的暴有暗香盈袖动，通往京城的道路屡次受到阻隔，整个国家迫切地需要由漕运转向海运。这一点，比起海上的一败涂地，似乎更容易令年轻的帝王和太后们接受。
问题挑明之后，反而容易解决。朝廷立刻批复了左宗棠的奏折，朝中见过西方火轮的大臣并不多，然而，用钢铁浇铸一个强国梦，以其人之道，还施其人之身，至少是一个在逻辑上行得通的计划。
此时，帝国遗忘海洋，已经长达四百年。从前朝明成祖朱棣开始，直至本朝康乾盛世，断断续续的闭关锁国，终于让中国彻底离开了海洋。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史无前例，却似乎更像一次海洋梦想的回光返照。
无从预料的是，中央帝国一夕之间竟沦为海中孤屿。从天下中心，到世界边缘，中国人不得不适应这样的身份位移，一面为当下穷词辩护，一面对未来忧心忡忡。世界各国已经进入海洋世纪多年，帝国的防守重心经过漫长的讨价还价，还始终在塞防与海防之间游离。
对于这些从海上突然出现的对手，左宗棠的理解并不比他的同僚们更多。左宗棠把他们称为“岛族”，当他立意寻找兴国之策时，依然希望从漫长的传统里寻找线索，“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有关海国故事者，每涉猎之。”然而，传统已经不能给他真正的启迪，反倒是出入中国衙门的那些高鼻子洋人的描述，那些流通于商埠内外的传说和谎言，更容易让左宗棠找到方向。
在左宗棠的时代，魏源的《海国图志》像《圣经》那样流传，他为后来的整整几代人集体塑了形，有人从中看到坚船利炮，有人从中看到政治转向的可能，也有人从此对一个陌生的世界心存好奇。后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写道：“《海国图志》之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中国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无论是左宗棠还是严复或者梁启超，他们都是魏源时代遗留下的精神孤儿。问题在于，寄居在现代化的屋檐下，他们却仍要固执地为过去招魂；这一代人对于未来的想象，竟是对古老盛世的回归。

乱世苟全
福州城外二十里的马尾，从此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马江是闽江的支流，江中有一块形似战马的巨大礁石，“礁西马头江，礁东马尾江”，马尾因此得名。此地地势绝佳，“水清土实，深可十二丈，潮上倍之”，“数十年来，外国轮船夹板船，常泊海口，非土人及久住口岸之洋人引港，不能自达省城。”马尾距离左宗棠府衙所在地福州也只有二十里，便于牵制管理。左宗棠和他的幕僚们几乎异口同声地选定马尾开办造船厂。
左宗棠邀请了法莫道不消魂国退役军官日意格和英国人德克碑出任都监，日意格率领招募来的第一批中外工人抵达马尾，看到的是一条“既没有外国机器，也没有工具的河流”，“田野中惟一的一座小屋子成了锻造车间，屋中两座铁炉马上生火，用中国的铁锤开始了工作，第一根铁钉就在这里打成。”
然而，在权力结构复杂的中国，船政却显然不是铁锤和铁钉所能打造。在马尾造船厂发展始终，权力斗争几乎未曾止歇，斗争不仅来自京城内外保守的对手们，甚至来自阵营内的同盟之间。《北华捷报》信誓旦旦地写道：“左宗棠被认为是李鸿章的对手；当福州兵工厂在他主持下兴建之时，人们暗示，他得到北京的怂恿，创建这么一个厂作为李把持下的江苏兵工厂的对立物。”而直到1972年，《康奈尔》杂志还声称，福州船政就是权力斗争的产物。
左宗棠身兼闽浙总督时，曾说服广东，浙江与福建以福州为中心和试验地，共同完成边防海军营建，然而，广东和浙江付出了大笔经费，却并未能获得及时的回报，各省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联省经营的理想最终破灭，马尾造船厂既丧失联省支援，又无法真正获得中央财政的绝对支持，在创建伊始便为日后屡次出现的经费危机埋下了糟糕的伏笔。
朝廷的一纸调令更令马尾造船厂雪上加霜。西北叛乱长达四年依然无法平息，甚至将英俄两国也牵扯进去，朝廷急调左宗棠前往西北平叛，闽浙总督之职由保守派官半夜凉初透员吴棠继任。这次看似漫不经心的职务调动，似乎已经表明了帝国对船政模棱两可的态度，或者是对时局的无知。
左宗棠无法容忍刚刚起步的事业竟要毁在一个自己决不信任的人手上，他决定催促前任江西巡抚沈葆桢出山。在左宗棠看来，沈葆桢几乎是船政大臣唯一合适的人选。左宗棠曾是林则徐狂热的崇拜者，林则徐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就已组织人员翻译介绍西方的火轮，他和魏源都是左宗棠的精神导师，而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沈葆桢的能力和他的官半夜凉初透场生涯同样不容小觑，他在江西巡抚任上政绩突出，又是福建本地人，此时只是为坚持丁母忧而离职在家，如果他出面主持船政，既可以方便照顾老父，继续为母丁忧，又可以为国分忧。左宗棠觉得，沈葆桢几乎没有理由拒绝这一盛情邀请。
然而，左宗棠三次前往沈宅，却三次碰壁。沈葆桢深知时局艰难，他联合当地士绅联名上书，要求挽留左宗棠，只有他才能当此重任。左宗棠只能请来诏书逼沈葆桢出山，并为他物色了一帮助手，周开锡，吴大廷，胡雪岩，叶文澜，黄维煊，贝锦泉，徐文渊。左宗棠的安排颇有深意，他们或纵横官半夜凉初透场，或为巨商买办，或精通洋务，或熟悉水道练兵，甚至徐文渊还擅长制造西式大炮。
安排妥当之后，左宗棠以为，自己可以就此安心地麾军西行。沈葆桢却显然不这样认为，他当初联合士绅挽留左宗棠时，早就看明白了船政的利害关系：“事成则万世享其利，事废则为四裔笑，天下寒心。”

七难
沈葆桢仍然坚持丁忧结束后第二天，才乘坐轮船抵达马尾，正式就任。当日，他按例上奏。
沈葆桢的奏折并没有左宗棠那样满怀憧憬，他历数办船厂的“七难”：洋人多疑，恐不服管理；轮船经费很可能引发财政问题；自己作为缙绅与本地官半夜凉初透员之间可能产生摩擦；身处家乡，很可能因亲故关系遭人构陷；内部的贪有暗香盈袖污问题很可能出现；中国工匠的工作态度或许会有问题；德克碑和日意格既获厚利，又得重名，可能引人毁谤。
“七难”的预半夜凉初透言果然贯穿了福建的船政的始终，船政一直被残酷的政治斗争裹挟，无论是来自外部的凛冽攻势，还是内部暗藏的杀机，每一个个体的悲剧，最终汇成一个时代的悲剧。这些问题后来连日意格也发现了，他在报告中对中国的时局迷惑不解，“创办像福州这样的兵工厂，在欧美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在中国，它的倡导者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按照北京在政府的制度，对任何新事业从来没有主动性，只是对下面提出的建议进行否决或认可。左总督必须对他的计划承担全部责任，他在试验中的一次失败就会毁掉一个清朝大员所能做出的最成功的事业。”
事实上，就连帝国内部那些深谙权谋之道的重臣们也不知道，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在牵制着这个疲敝而依然庞大的国家，对成规的墨守，对新世界的排斥，繁冗沉重的官僚体系紧紧地扼制着帝国和身处其间的每一个人，这是一座看起来环环相扣，异常稳固的大厦，为何几乎在顷刻间就轰然倒塌？
几天后，沈葆桢将住所迁到马尾，他没有像左宗棠那样留在二十里外的福州。在这片凋敝寂寥的土地上，沈葆桢决心做些什么。他在衙门前挂了一副对联：“以一篑为始基，自古天下无难事；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
然而，沈葆桢遭遇的阻力比他想象的还要大。沈葆桢的头衔是“钦差总理船政大臣”，原本可以行使钦差的权力，有事单独向帝王上奏，然而，朝廷很快下达了另一道旨意，沈葆桢必须和驻守福州的总督以及巡抚联名上奏，这几乎否定了他的钦差特权，他既不是钦差，也不是封疆大吏，帝国混乱的官僚体系让沈葆桢上任伊始便左右为难。而在福建，就连身经百战的左宗棠都深感棘手，他曾写信给浙江盐运使杨昌浚：“闽中政事别一天地，入闽以来，愁闷欲绝。回首浙中，如在天上矣。”对于资历更浅，官阶更低的沈葆桢而言，困境更加明显。吴棠继任闽浙总督后，更是大张旗鼓地试图抹去左宗棠在福建留下的一切痕迹。周开锡受到匿名攻击被迫告假，叶文澜遭遇旧案重提不能理事，李庆霖被免职，吴大廷被迫退休，胡雪岩也迫于时事告假回家。接踵而至的权力斗争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沈葆桢上任三个月后，马尾造船厂的所有重要职位几乎都空缺，沈葆桢一怒之下破例没有与吴棠联名上奏，径直向京城告发吴棠：“数月以来不置可否，其间在在阴起而为难”，“事事务与前人相反，船政特其一端耳。”在左宗棠的强力干预下，朝廷采取了折中的方案，将免职官半夜凉初透员悉数调回船厂任职，但仍坚持吴棠原议，免去他们在福建的行政职位；吴棠则调离福建，前往四川出任总督。
同治十年，保守派再度反扑，内阁学士宋晋奏请朝廷停止造船，理由是“糜费太重”，“明为远谋，实同虚耗”。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都出面反对，而李鸿章却在私下里劝说沈葆桢脱离船政这个烂摊子，明哲保身。然而，沈葆桢还是坚决地上书：“自强之道，与好大喜功不同，不可以浮言动摇。且洋员合同不能废，机厂经营不可弃。不特不能即时裁撤，五年期满，亦不可停。”连续的否定句式，并不符合官半夜凉初透场的权谋之道。然而，狡黠如李鸿章，中庸之道固然可保全自身，但身处乱世，却比保守更容易误国。
对于这一次规模更大的争论，朝廷再次给出一个折中的结果，实行官轮商雇，成立轮船招商局，通过发展民间航运，来减轻船政负担。
面对帝国四伏的危机，洋务派本身也进退维谷。为了收复被俄罗斯人占领的新疆伊犁，左宗棠不得不放慢了发展海军的脚步。林则徐曾密奏道光：“英吉利虽强，然不足畏。为中国患者，俄罗斯也。”林则徐当年的预半夜凉初透言未被采纳，搁置数十年后，却把左宗棠逼上绝路。西征耗费巨大，海军亦是无底洞，对于左宗棠这位洋务派中脚踏实地的领袖而言，也一度在塞防与海防之间左右为难。
所幸，在沈葆桢和继任者丁日昌的勉力维系之下，马尾造船厂依然成就卓著，全盛时期曾有中外工人二三千人，造船速度一度是江南造船厂的两倍，洋员撤离一年多，船政局的学生就自行设计并制造出“艺新”号兵船，后来更造出第一艘巡洋舰“开济”号和钢甲舰“龙威”号，代表了帝国晚期造船的巅峰水平。
然而，面对列强虎视眈眈，群臣不能戮力同心，帝王不能临危决断，王朝上下仍然纠缠于“实”与“名”，“体”与“用”之间的文字游戏。马尾突然变成了福建当地人钟爱的木偶戏，遥远帝都的无数双手拉扯着木偶身上的提线，它不仅不由自主，而且无所适从，左宗棠和沈葆桢都曾试图挣扎，却不料越挣扎背负在身上的提线反而越紧。马尾造船厂造出的舰船越多，帝国反而愈加远离海洋。

殉葬
沈葆桢离任之后，也成为封疆大吏。他一直希望制造铁甲战舰，这个愿望真正却要在他去世十年后才因为一次意想不到的海上溃败而得以实现。
美国汉学家庞百腾（David Pong）后来在《沈葆桢评传——中国近代化的尝试》中如此评判这位壮志未酬的中兴之臣，他“有能力同过去决裂，然而没有放弃它。但是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如果说他没有能力使中国变革到他所要求的程度，但他毕竟在引导中国向晚清改革的最后阶段靠拢。”长袍马褂和身后的辫子，限定了沈葆桢这一代人的归宿。
沈葆桢死后，原本和他分管南北洋水师的李鸿章独揽大权，李鸿章治下的北洋水师成为帝国水师的绝对主力，南洋水师和广东水师、福建水师的地位则日渐式微。帝国把所有赌注都押在渤海湾，也在甲午战败后加剧了整个国家的迷失。
马尾造船厂的衰落，则早在甲午战前就已开始。光绪十年（1884年），帝国遭遇了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个对手，法莫道不消魂国舰队统帅孤拔以游历为名率领舰队进入马尾，陆续达到10艘战舰，吨位、功率、活力及速率都远高于福建水师。法军舰队与福建水师对峙数日，然而，由于英美也有舰船停泊在港口，当地官半夜凉初透员已经习以为常，甚至出面接待，朝廷更严令“无旨不得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李鸿章也明确指示，即便交战也不许殃及英美舰船。民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对叶名琛的讽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像种蛊一样，在中国边防官半夜凉初透员们身上离奇地延续着。
七月初三上午，法莫道不消魂国驻福州领事白藻泰突然对各国领事发出作战通知，然而，对闽浙总督下战书却推迟到午刻，当时马江即将退潮，法军不但能因此占尽先击，而且可借潮势抢占有利位置。总督何璟将法军“本日开战”的照会发电报到马尾时，马尾前线尚未将电报翻译完，法莫道不消魂国舰队已经开炮。福建水师未能封莫道不消魂锁海口，甚至未做任何准备，这场战斗只打了29分钟，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马尾造船厂也遭到重创，建筑、机器损失惨重。福州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一批海军精锐，也随之死难。此后进行的闽安之战，更是令大批从东北南下驻守福建的八旗水师阵亡。琴江营盘马家巷里，一度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家家有寡妇，户户闻哭声”，以致旁观的外国人感叹：这不是战争，而是屠有暗香盈袖杀。
这是孤拔对中国作战最大的一次胜利，他统帅着排名世界第二的海军，却几乎从未单独从中国人身上讨到任何便宜，只有马尾海战，使他成为法兰西的民族英雄。
马江海战摧毁的不仅是福建水师，重创的也不仅仅是马尾造船厂。它让中国人懵懂的海洋梦想遭到一记响亮的耳光，马江战后，帝国终于下定决心开始制造铁甲舰，马尾造船厂再度首当其冲，然而，即便到此刻，中国人依然没有想通或者根本无暇去想，究竟为什么要回归海洋，又究竟能在海上找到些什么。帝国不由自主地推搡进海洋的世纪，对器物的追求，掩盖了探险与征服的热忱，人们越急于摆脱屈辱的命运，反而越被屈辱紧紧地勒住喉咙。对外力的抵触使中国人无暇反观自身，经世致用的理念最终大获全胜。它在拯救危亡的同时也引发了潜在的惨痛后果，人们过分追求现世而放弃了内心，人们开始习惯于用器物来充当现代化想象的介质，曾经是炮舰和飞机，后来是大炼钢与摩天楼。吊诡的是，帝国拱手让出了大片的土地，却始终死守着华洋之间的区分。只是，缺口一旦洞开，数千年积累下来的文明的底蕴，在现代化面前竟然不堪一击。

光绪三十三年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中国人只能以局外人的身份置身局中，望着帝国不断被放大的混乱逐一从弹丸之地蔓延到全国——罢半夜凉初透工，起义，抢米风潮，许多人在这一年踏上死地，或者离奇失踪。此时此刻，马尾造船厂被朝廷下令停工，已经算不上什么轰动的事情。
这则姗姗来迟的诏令，朝廷已思忖多年，帝国一直将船政视为鸡肋，不忍前功尽弃，又不愿再继续付出昂贵的成本。所幸，庇护马尾造船厂的洋务重臣们大多都已去世，朝廷上下并没有产生真正的阻力。帝国只是再度陷入僵局，迷惘日复一日地蔓延，从总理衙门到军机处，直达各府县。几代人消耗了半个世纪的努力，最终只是被证明是一条绝路，马尾造船厂制造的44艘舰船救不了垂死的帝国，一场场书生喋血的变法也扭转不了帝国失控的舵。绝望的情绪开始滋生，伴随着从未间断的暴力流血，人们已经不知道该继续笃信些什么。
昼夜不息的锻打声在马尾港上空消散了，如同流星的熄灭。曾经的远东第一船厂就此隐遁于历史，福州船政学堂那些硕果仅存的造船专业毕业生们，丧失了最初收容他们梦想的地方。他们曾被视为整个帝国的希望，如今却不得不开始考虑自己的生活。工人们纷纷搬出厂房，各自回乡寻找出路。马尾再度荒凉下去，人们用了四十年才最终营造出这片理想之地，而它的衰落，却仅仅只需念完一纸诏令的时间。
尽管此后马尾造船厂又经历了几次断断续续的复兴，甚至制造出中国第一架飞机，然而，这座偏安于东南一隅的造船厂却再也没能恢复当年的荣光。事实上，马尾造船厂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光绪三十三年只是一次略显滞后的谢幕。
一百多年过去了，马尾造船厂当年的光荣与梦想，已如远古的神话。马尾仍是一座小城镇，有限的几班公交小巴穿梭在砧板一样炎热的道路上，切割出两侧低矮的房屋，空气中弥漫着糜烂的腥味，暴烈的阳光径直敲打在水泥地面上，没有树荫，没有风。马尾造船厂和它的一些历史遗迹依然存在，一排排巨大的机械臂纷纷伸展，像些从大地深处长出的章鱼的触角，在夕阳中变幻舞蹈。然而，它早已经从创世纪的神坛上跌落，在当代中国的船厂中，马尾的名字仍在不断下滑。沈葆桢当年的那些决心与梦想，被时代所误，最终倾泻在他塑像脚下的泥土里。
沿着漫长的江岸线，连成一体的渔船如同在五线谱上高低起伏的森林栈道，各家船上的狗相继吠叫起来，终于将夕阳驱赶下山。时光日复一日地流转，一个世纪过去了，铁甲依然在，而马尾船政曾经的辉煌和几代人的理想构建，似乎从未在这片弹丸之地留下过任何痕迹。
对岸的琴江村，八旗水师的遗迹点缀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熨帖却又刺目，近十座庙宇拱卫着村庄，在福建这片原本就滋生信仰的土地上，琴江或许尤甚，这是一座几乎被战争摧毁的村庄，这些从东北调遣到福建的八旗水兵们的名字，很难像船政学堂的将领们那样被铭记，然而，当一座村庄失去了它的男人们，也就只有信仰还可以如此长久地守卫着它。
在马尾的江中，那块战马形状的礁石上，有一座灯塔，是郑和下西洋时所建，闽江口的“太平港”是郑和“伺风放洋”的地方，曾经有数十艘宝船，数万名士兵从这里起航，当年号称“贸易如云”。然而，这一切已是风云往事，只有在无尽的黑夜里当灯塔的光芒一寸一寸地摩挲过被鲜血冲刷的马尾的土地，人们才会明白，中国人用漫长的四百年逃避的，究竟是怎样的梦想怎样的海洋。

帝国的遗产
马尾留给帝国最后的遗产，并不是战舰，而是下面的一代人。历史这样一代一代凋零，理想在传递中渐次陨落。
在左宗棠和沈葆桢的构想中，他们要建立的不仅是造船厂，还有中国海军。在同治五年的奏折中，左宗棠就明确写道：“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术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菜尽日进，制造驾驶辗转授受，传习无穷耳。”他给这个学堂取名“求是堂艺局”，后来改名“福州船政学堂”。
沈葆桢将船政学堂视为船政之根本，他吸引优质生源的条件是极为优厚的待遇，入学后解决食宿和医疗，每月发4两银子，足够学生们赡养双亲。毕业后，可以担任领班和船长，甚至和欧洲同行享有同样标准的报酬。
首次入学考试的题目与造船没有任何关系，题为《大孝终身慕父母论》。固然，连朝中众臣都很难理解西方世界，沈葆桢也不可能期望这些来自民间的年轻人能懂得任何与造船有关的事宜，他仍然坚持了以道德的准则来取士，这也符合沈葆桢自己的经历，他坚持为母亲丁忧，拒绝朝廷再三要求他回江西任职的调令，也拒绝了左宗棠三顾茅庐的邀请，一直到丁忧完全结束才接受船政大臣的任命，这些事情早已天下皆知。沈葆桢亲自拔擢了头名，12岁的严复，父亲刚刚去世，寡母含辛茹苦，他的文章获得了沈葆桢的共鸣。然而，这个头名并不能真正安抚严复，尽管他后来在船政学堂也一直名列前茅，被派往欧洲留学依然广受青睐，然而，未能在科举上有所作为，依然令他的整个青年时代蒙羞。父亲的去世使得他丧失了家庭的收入来源，被迫放弃科举，阴差阳错地误入船政学堂。然而，船政学堂不能证明他，严复后来四次参加科举，皆铩羽而归，在一个已经开始崇尚务实的时代，他依然需要一张丑陋的榜单。
严复最终成为福州船政学堂的异类，他的同学们或者成为海军将领，或者成为造船专家。沈葆桢派遣他们中的优异者到英国和法莫道不消魂国留学，学习造船和航海。这些年轻人被寄予厚望，他们都在寻找各自心目中理想的国家范本，从模仿一艘轮船到模仿一个国家。他们怀抱着同样的疑问到达欧洲，却带回了不同的答案。
福州船政学堂的培养模式一度令天下瞩目，同治十二年，《申报》就撰文将福州船政学堂视为经典案例：“今国家自造轮船，民间亦各添货舶，将来日见日盛来往海中，倘不能若西人之熟悉，不亦贻笑于人乎？……试以上海所有各种而论，虽常泊海中，然尚有急事欲远越重洋往其国其地，恐尚不能也。即司船者，或有能知西方所著海中图志等书，然而测验之理，终恐少有知者。吾顾此间亦效福州设立学习航海之局，令人学习焉，则后日驶行瀛峤，安见不与西人相颉顽哉。”各地开始蜂拥着效仿，帝国开始不断迎来了一群更富激情和想法的年轻人，却拒绝给他们提供足够宽广开放的平台。美国汉学家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Isadore Schwartz）后来如此描述严复的回归：“他似乎认识到，任何一项事业的创建，例如现代海军，不可能在一个未曾经历过深刻的社会和心理变革的社会里成功。若干年后，他回忆起与赫德爵士的一次谈话，在谈话中，赫德把一支海军比作一棵树，并说这棵树必须有一个适宜的环境才能开花结果。严复对这个比喻印象颇深。”由于缺乏科举的证明，他们不能真正进入权力中心，也没有资格真正参与国家的营建，这些背负时代期许的年轻人最终没能成为骏马，却沦为驮牛，未到而立之年便自感老态龙钟。负重致远只是些冠冕堂皇的说辞，他们为时代做出的牺牲远大于历史给予他们的回赐。史华兹将严复这一代人的理想归结为“无限追求富强的浮士德式宗教”，其实，福州船政对士子们的意义，慰藉与激励，确实大于实际。

残留的果实
接踵而至的马江海战和甲午海战，几乎消耗了福州船政时代全部的航海精英。这些因为船政学堂而改变了命运和身份的年轻人，终究还是充当了政治的炮灰。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五月，甲午海战中国海军在大东沟初战告捷，几乎完全是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的联袂演出，北洋水师十二艘参战战舰，由十一艘的舰长出身于福州船政学堂。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的生命都定格于光绪二十年和二十一年之间，而那些从战场上全身而退的人，等待他们的，也是革职查办甚至斩首。
其间，邓世昌与“致远”舰殉国，“超勇”中弹焚毁，黄建勋落水身亡，“经远”号遭四艘日本军舰围剿沉没，林永生中炮而死。鏖战到后来，战场上只剩下刘步蟾统帅的旗舰“定远”号和林曾泰统帅的“镇远”号，两舰紧密配合，相互策应掩护，在五艘日舰围攻之下，依然重创日军旗舰“松岛”号，此后，叶祖珪率修复的“靖远”号重新进入战场，代替受损严重的“定远”号临时充当旗舰，北洋水师群情振奋，最终迫使日本舰队率先撤退。
然而，十月十七日凌晨，舰队退回威海港时，“镇远”不慎擦伤，难以再度出战，林曾泰在羞愤中服毒自尽，他被日本军界视为中国海军的“宝刀”，最终所逞的却还是匹夫之勇。
次年二月，“定远”号在战斗中重鱼雷，弹尽粮绝，为了避免“定远”号落入日军之手，刘步蟾下令炸毁“定远”号，他也坚守早年的承诺，“苟丧舰，必自裁”。在欧洲留学时，刘步蟾曾被视为这批留学生中最有实力振兴中国海军的未来统帅，他的老师曾如是评判这些年轻人：“林泰曾、林永升、叶祖珪，办事精细，而胆略不及刘步蟾等。大约主兵以刘步蟾为良；专守海口，布置于平时，林泰曾等三人亦为胜。”他们都还来不及在战场上证明自己便沦为政治悲剧的殉葬品。
许多年后，严复回到故乡福州。在欧洲留学时，他的老师曾经告诉公使郭嵩焘，按照严复的才能，“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才”，他更适合做的事情是“交涉事务可以胜任。”然而，他终究没有作为舰长死在海上，也没能如愿挽救垂死的帝国。年老的严复对过去只留下悲哀的感叹，史华兹写道：“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像卡珊德拉似地站在一边，注视着不断增长的混乱。在给他的门生熊纯如的一封信中，他回顾了一生经历，痛苦地感到一生努力，只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恶名，既无厚禄也无高半夜凉初透官。”他深感自己和年轻人之间的代沟不断加剧，在袁世凯“筹安六君子”的宣言上被动地签名又成为他难以抹去的政治污点，许多曾经视他为精神导师的年轻人，转而开始攻击他。在福州船政学堂，这个穷人家的子弟脱胎换骨，成为国家的中坚，时代却不允许他再向前跨出一步。不过，他的笔还是激发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果实。他成为了他这一代人中的魏源，他们的理想碎片将嵌进梁启超，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鲁迅，蔡元培，毛泽东这些后世的年轻人身上，只有到数十年后，人们才能真正感受到他们残留下的能量，究竟有多么巨大。一代一代之间，正是这样无情交替而又温暖传递的，每个人的故事都不尽相同，所有人却又分明都指向同一个结局。
孤独残留下来的是萨镇冰。当年在欧洲留学时，郭嵩焘曾与萨镇冰的老师讨论过这个“年最轻，体气亦瘦”的年轻人的未来，他的老师说，萨镇冰“体瘦而精力甚强，心思亦能锐入，能比他人透过一层。”甲午海战时，萨镇冰奉命驻守日岛，在日岛保卫战中，面对日军18艘舰艇围攻，坚守十一天，最终奉命撤离。然而，对于那场战争中同学们的死难，他无能为力。57年后，中国志愿军打赢朝鲜战争，直捣汉城，萨镇冰写下一首诗：“五十七载犹如梦，举国沦亡缘汉城，龙游浅水勿自弃，终有扬眉吐气天。”一年后，萨镇冰去世。由晚清入民瑞脑消金兽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孤独地活了93年，似乎只是为了等待这一天。

（文：张泉   《生活》2010年7月号）

闵斗基先生赢了
我是搞学生运动出身的。1953年，我在韩国出生，当时韩国和朝鲜的战争刚刚结束。1970年代初，我读大学时，韩国还是军事政府，朴正熙任总统，既没有政治上的自由，也没有学问上的自由。所以我加入了学生运动，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希望找到我们韩国的出路在哪里。其中的一种选择，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当时毛泽东还健在，我们对他发起的文瑞脑消金兽革还存在一种幻想，认为中国大陆有伟大的政治家，为了人民而领佳节又重阳导文化大革莫道不消魂命云云，完全误会了当时中国的情况。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没有第一手的关于中国的消息，当时中国大陆和韩国也没有来往，在中国看来，韩国就是反东篱把酒黄昏后共的所谓“帝”。我们唯一的消息来源是日本，日本也有崇拜毛泽东的知识分子，也对文瑞脑消金兽革存在幻想。从那时起，我开始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感兴趣，并开始学习汉语。当时不会说，只能看书，可以通过香港买到一些中文书籍。当时读的主要是中国社会主义革莫道不消魂命史这样的书，中国人写的，比如彭明教授的著作。
1979年，朴正熙去世了，韩国的政治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开始走上民瑞脑消金兽主化之路。那一年我开始读研究生，专门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现代史。我的老师是汉城大学（现首尔大学）著名的汉学家闵斗基先生。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时候，他跟我说：“假如你要搞学生运动，想以这个目的上研究生院的话，我是不会让你上的。”我那时几乎没有搞历史研究的希望，呵呵，所以不得不说了假话……
1981年，我拿到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关于1920年代蒋介石和黄埔军校的关系，他的活动和政治态度等。那时我才知道，中国现代史不是那么简单的。我发现，学习中国历史很有意思，而且越来越有意思。所以闵斗基先生赢了，我的看法完全被改变了，学会用史实来看待中国的国情。
闵斗基先生的学问很广泛，从古代史到现代史，在国际上也有很高的知名度，哈佛大学非常重视他。我对中国历史学的研究主要是追随着他的，在他的指导下，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关于1920年代国民革莫道不消魂命与蒋介石。
闵斗基先生对我们特别严格。我们听课的时候，如果他不满意我们的表现，就会十分钟二十分钟不说话，大家就很紧张，只能干等着。不过，他等个20、30分钟，就会开始说话了，呵呵。他很容易心烦，但他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不说话。尤其是学生准备得不认真的时候，他不满意，就不说话。
1990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关于孙中山的学术会议。当时，除了中国大陆的学者，会议还邀请了一些日本学者、中国台湾学者，以及韩国和朝鲜的学者，但朝鲜最终没有参加，韩国跟着闵斗基先生参加的一共4个人。到现在，20年过去了，我每年平均到中国两三次，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主要是有关孙中山、蒋介石、国民革莫道不消魂命等，最近开始研究汪精卫，主要就是这样的政治人物。还有日本、台湾、香港，有时也会去美国。
2000年5月7日，闵斗基先生突然去世了，是白血病。他抱病4年，但我根本毫不知情，除了他家人之外，他完全没有告诉其他人。他对自己的生活特别严格，其他老师们也都不知道他患病了。闵斗基先生突然逝世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他已经生了那么久的病。怎么说呢，他的去世对我影响真的很大，我有那么多学术问题要跟他商量，但是他人已经不在了。
5月7日，是他去世的日子。所以每年5月7日，我们都会去扫墓。今年（2009年）我在北京，去不了了，明年是十周年，一定要回去。我们会举行几场纪念活动。他的故乡的木浦大学每年也都会召开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会议，今年的，上周已经召开了。
现在想来，我最后一次跟闵斗基先生来中国参加会议是在1997年，“七•七事变”六十周年，在卢沟桥那边召开的一个会议。那时他已经生病了，但是我们不知道。那次，他每天都午睡，我们都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从来不睡午觉。他还带着几个药瓶，我拿起来看，他就说是补药，补充体力用的。我也没想到这些是治疗白血病的药。当时那个药放在冰箱里，我不明白“补药”为什么要放在冰箱里，他去世之后，我才恍然大悟。我们当时真的不知道。白天他看起来很疲惫，但是他对于病情一句话都不说，照常参加会议。最后的闭玉枕纱厨幕式上，主办单位邀请他发言，但是他不想发言，所以让我去。但主办单位不接受我的发言，商量了一两天，最后还是我代他发言。现在想想，真是很可惜的，如果我早点知道他的病情，就可以早点帮助他，可惜他一句也不肯说。
闵斗基先生去世之后一两年，我都很难过。但是没办法。他的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注重史料，二是从韩国的角度看待中国历史。我一直在努力跟着他的脚步，沿袭他这两方面的特点。2004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从韩国看的中华民瑞脑消金兽国史》，书中就秉承了闵斗基先生的两个研究特点。如果他还在世的话，一定会很高兴。

那天晚上，我独自喝酒庆祝
韩国的汉学传统历史悠久，士大夫知识分子在中国古典文化和思想方面的造诣很高。我曾经花了两三年时间去韩国传统的书堂，就是中国传统的私塾，学习四书五经，现在还在学，只是没以前那么频繁了。韩国的泰东古典研究所，专门指导学生学习汉文，欧洲的学者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训练。
韩国是中国的邻国，比较容易了解中国的情况。而且，韩国历史和中国历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特别是近现代史，因为日本的殖民地政策，韩国变成了殖民地，而中国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韩国学者在感情上也很容易理解中国的历史。我认为这是韩国学者的优势所在。
但是，语言上也有一些局限性，作为外国学者，我也有这样的局限性，这是没办法的，我只能一直努力。我到中国参加会议，每次几天，在哪个城市，就到那里的图书馆去查找资料。这次我也要去中国国家图书馆，我之前已经在网上找到了很多线索。
找资料的过程中，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常常会发现一些新东西。比如说，1910-1920年代生在中国的韩国人的行记，以及他们的活动。发现这样的新材料，我的内心就会非常兴奋。
1920-1921年在上海发行的《四民报》，主编是广州的一个孔教会的会长，姓林，他很有钱，创办了这家报社。当时很多韩国人在上海活动，他们也参与了这份报纸的活动。特别是朴英直，他是著名的独立运动者和历史学者，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到中国之后，他曾几次参与中国报纸的工作，最多就是《四民报》。因为《四民报》和孔教会有关系，所以康有为推荐了朴英直到《四民报》工作，报上有很多他撰写的社论。发现这些线索之后，我分析了他写的社论的内容，讨论的问题范围很广，什么都谈，文章的水平也很高。他以前做过日语翻译，和他共事一段时间之后，中国同事们才知道他的水平。1921年，有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写社论。韩国学者都知道有《四民报》这份报纸，但是找不到，我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现在的上海图书馆，以前是在淮海中路1634号。这个图书馆的特点是有很多各地的报纸，我在里面查资料时，才发现了《四民报》的存在。在这之前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这份报纸对韩国的报道这么多，几天后，我才发现，原来是因为朴英直在《四民报》上写了很多文章。两三年前，韩国出版的《朴英直全集》中也登载了我发现的这些新材料。类似这样的经验真的不少。哈，对了，发现朴英直材料的那天晚上，我独自喝酒庆祝。真是很有意思。
我在新罗大学已经工作了27年了。新罗大学有历史学系，也有中国学系，后者是我主张成立的，成立于10年前。在韩国国内，学术上的活动集中在首尔，我大概每个月要去首尔两三次。现在坐高速火车的话，两个半小时就到首尔了，很方便。我们有一个中国近现代史协会，我以前当过会长。协会每两个月开一次会，我大部分都会参加。现在我的研究方面的工作，跟协会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我发起召开过几次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一次是跟上海史有关，还有一次是关于国民党新政和党国体制。
中国近现代史协会是独立的，不挂靠在任何机构下面，有150-200个会员，是在大学里专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师。我们那里的协会基本上都是独立的，靠会员经费运作。
开会时，主要是大家谈谈自己的文章，每次三五个人讲，一般没什么主题。大家一起讨论，结束后一起吃饭，然后到晚上继续讨论，有时连吃饭的时候也在讨论，呵呵。不过每年会开一两次有主题的大会。其他像东亚史学会和历史学会，我也会参加。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做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我觉得，能够坚持下来，是我内心的问题——我信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我觉得我们的能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不是我个人的。上帝要我为了他人而运用这些能力，所以我应该认真地使用我的能力，为别人服务。这是我最基本的态度。如果我有时间和能力的话，到去世之前，我都应该努力，都应该认真。这是其一。还有就是因为之前说的，闵斗基先生树立了模范，我应该继续走下去。闵斗基先生当时虽然年纪大了，却比我们这些年轻人还要认真，他每天起床比我还早，和我们一起去协会，去参加国际性的大会。所以我每本书的书套上都有他的照片，是他跟我的合照，每次翻开书，就像是跟他在说话。我觉得他还在我身边，所以我要努力，没有别的办法。另外，我想，历史学有一种魅力，很有意思，有很多人的人生都在里面，看书看资料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这种历史学本身的魅力，所以我不得不认真。

裴京汉（Bae，Kyounghan）
1953年8月生于韩国，1978年毕业于汉城大学东洋史学科，1995年于汉城大学获博士学位。1995-1996年作为访问大学者去南京大学中华民瑞脑消金兽国史研究中心进行研究。现为新罗大人文社会大学史学科教授，韩国新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曾任韩国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会长。

（口述：裴京汉  采访：孙敏 张泉   《生活》2010年6月号“致中国·中国学家特辑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