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深锁的眉头，比三年前更险峻些。当他专注地凝望一幅画，或者在开口之前先习惯性地思忖片刻时，那些在额头堆起的丘壑，就如同被刻刀一刀刀劈出来的。德国人的郁郁寡欢和忧心忡忡，仍在他的脸上盘桓不去，像梅雨季节江南的天空。
在深圳华侨城，华•美术馆的展厅突然变成一张棋盘，顾彬背着瘪下去的双肩包，像枚棋子那样一格格地挪动，他在每幅作品面前都会逗留许久，似乎想从中看出些什么端倪。这是顾彬的香港朋友们的展览，“唸影度形——香港摄影七人展”，朱德华、邓钜荣、陈华熙、李锦棠、何耀燊、沈振明、郑智聪，顾彬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熟识。他曾把他们的作品引介到德国，在德国为这些香港艺术家申请经费，办展览。几十年来，顾彬在不断地寻求跨界，从神学到中国古诗，从文学到艺术。他在华侨城的创意园区徘徊，兴致勃勃，他很想知道，这些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蹿升出来的创意园区，究竟会走向何方。
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开始静听。我们喝茶的时候，他就低头填写海关申报单。他从护照里拿出折叠好的海关申报单时，手时常会微微颤抖，似乎需要费些力气来辨认纸张的质感。
三年过去了，顾彬的通讯地址仍然需要随着时令季节的变化而飘忽不定。他仍然用大杯喝白酒，和年轻人一起踢球，有时连骑一小时自行车，他需要积蓄体力，然后才有力量延续对中国严厉的注视。他也依然保持着三年前的愤怒，愤怒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只不过现在，他会在愤怒背后加上一声叹息的后缀。
《生活》：您从思想史的角度解读中国现代文学，您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说：“中国的现代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从本质上因翻译而生的现代。”
顾彬：很简单。如果马克思的作品从来没有被翻译成中文，中国不可能成为今日的中国，肯定是另外的中国了。我们德国有一种说法——所有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的问题，都是被翻译出来的问题。
《生活》：您也谈到文学版本的问题，只有所有版本都被发现，才能真正认清作家。最近几年，张爱玲的新作就不断推出，但是像《小团圆》，张爱玲本人拒绝出版这部作品，现在却违背她的意愿出版了。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对评论家、对作家本身，是成就，还是破坏？
顾彬：我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回答您的问题。德国最伟大的诗人Oskar Pastaor，他原来不是德国人，而是罗马尼亚的德裔少数民族。苏联解放罗马尼亚之后，让德国少数民族去集中营劳莫道不消魂改，不管他们有罪还是无罪，一律视为纳粹分子。那时，Oskar Pastaor老写歌颂斯大林的诗歌。在去世之前，他在德国编自己的全集，要求把那些诗也放进去。别人劝他不要放，说：别破坏您的名誉。他说，这是事实。所以从德国的这个事例来看，一个人不论写了什么东西，都应该发表。作家和小说主人公不一样，小说主人公和叙述者也不一样，每一部小说都有三种声音，根本不听作家的话。丁玲完全否定她的《苏菲日记》，是在受到共人比黄花瘦产党批判之后才否定的，但这部小说难道没有价值吗？歌德发表了《少年维特之烦恼》，自己却完全否定这部作品。如果我们都听作家的话，一定会把《苏菲日记》和《少年维特之烦恼》都扔掉了。所以不能光听一个作家的话，过了几年之后，他/她很可能失去了历史感，根本不再了解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学者、翻译家包括我在内，都这么说，比如说，我比北岛还懂他的诗歌，因为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说过什么话，他自己都忘了。
《生活》：您是怎么获得这个信息的？查材料还是亲自向他们求证？
顾彬：因为我一直研究文学，老是跟他们见面。我发现，所有的作家都有这么一个毛病。另外我也出杂志、出书，所以我应该有一个原则，我总是考虑原则的问题。每一个作家都会有很差的作品。不论他写过什么，发表过什么，全都是一流的，这是不可能的。另外，有时候，今天某一部作品很好，明天会怎么样？今天看的比较差的作品，明天也许很好。
我再举个例子。张爱玲到了香港以后，用英文写《秧歌》，比自己翻译成中文的《秧歌》好得多。但是中国学者根本不知道，第一，他们不愿意去看，当时算是反动作品；第二，当时看得懂英文的人少，所以无法比较这两个版本。中文版的味道跟英文版的完全不一样，这是正常的，这不仅是两种语言的问题，因为张爱玲过了十年二十年以后，把她原来的小说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她的意识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她对文学和语言的要求跟过去也不一样。如果我现在把过去30年的作品翻译成法语的话，我也会修改。所以，最不可靠的是一个作家写了作品之后又把它忘掉了。作家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
《生活》：但您的身份很特别，既是作家、诗人，又是评论家。评论和写作是两种思维方式，比如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他在文学理论方面提出很多独特的观点，但他写新诗，跟真正创作新诗的诗人相比，差很多。您是怎么平衡这两者的关系？
顾彬：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新诗不是新诗，是开玩笑的，连鲁迅也无法用白话写出好的诗。冰心的白话诗很了不起，中国也有很多很好的白话新诗。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提出理论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怎么用写作来实现自己的理论，所以两者差得很多，他的新诗是开玩笑的，有历史价值，但没有什么文学价值。所以，欧阳江河从某个角度说得很对，到了1980年代之后，新诗才找到了它原来应该有的形式，中国当代诗才能完成原来的任务。如果没有古体诗，就没有新诗。德国人原来都用拉丁文和法语写作，到了路德时代开始用德语写作，从路德到歌德过了300年，德国作家需要300年才能用德语创造出很好的文学作品，很可能中国像德国一样也需要300年。
《生活》：20世纪开始儒学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化的倾向，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对中国文学文化，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大影响，就像东汉时期佛教对中国的影响。
顾彬：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但是这也是一个翻译的问题。比方说，我非常重视的一个清朝诗人吴历，他在澳门，是天主教的牧师，把神学翻译成中文。看他的作品时，老是看到“道”，但不知道是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意思还是神学的意思，是儒家的“道”还是道教的“道”，我们怎么理解？问题就出在这里。其实，他的“道”是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里神学的意思，跟儒教和道教根本没有关系。我翻译了他的不少诗，他老谈他和上帝的关系。
《生活》：吴历讲上帝的“道”，那我们谈谈中国的“道”。进入现代化之后，中国作家就开始承担救亡的使命。您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也提出，现代中国的文学创作，很多出于政治上的衡量，作家成为医生的角色。但中国一向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如果在这个传统里考察，中国现代作家的“文以载道”，与古代的“文以载道”有什么不同？
顾彬：我们应该先理解我们在谈什么。中国人、德国人、美国人对“现代性”（Modernity）的理解完全不一样。基本上，从德国来看，现代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看来，现代性不是一件好事，而是一件坏事。现代性把什么都抹掉了，我们的传统、信仰、文化等等，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中国是怎么看现代性的呢？我看到香港学者的文章，专门谈中国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性的价值在于中国的富强，从德国来看，就是胡说八道。因为真正的现代性和强富一点关系也没有。现代性应该是独立的，个人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都是自己决定，不听领佳节又重阳导的话。高晓声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小说，叫《李顺大造屋》。小说里面，李顺大觉得，1950年代，搞社会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好像社会主义是一种物质的东西。马尔库塞、阿多诺、霍克海默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有关个人的整个的、正确的、唯一的目的和计划。这是一个思想和灵魂的计划，这个计划和物质一点关系都没有。1968年以后，德国的左派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在物质方面什么都有，是这样，我们真的什么都有，我们比以前富得多，钱多得要命，但是这个谁都不要，因为钱是次要的。所以那里的左派老说，让我们把所有的钱，分给所有的人，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灵魂上的、思想上的斗争，我们想走什么路，就走什么路，不用听别人的话。如果有人一定要我们听他们的话，那我们就让他们下台。
《生活》：现代中国也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经济发展很快，但在文化上，还需要努力。德语文化圈的汉学界，对中国在文化上的作为有什么新的期待？
顾彬：中国的文化是了不起的，但现在越来越少的中国人能了解为什么中国文化这么伟大。另外，我对中国学者总是攻击中国哲学、人学、文学、文化和艺术的态度不太满意。他们了解得还不够。开玩笑地说，您看一个中国学者写的书，如果还有99本是跟他写的差不多的，那么都可以不要看了，因为他们都在冒充。中国学者因为不学外语，所以基本上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写什么。有时他们会看一看译文，但如果删掉了一些内容的话，他们怎么才能了解我们原来的思想呢？
美国和日本有很多了不起的汉学家，水平非常非常高，如果我没有看过他们书的话，可能我今天就没办法坐在这里。这些书都应该去看原文。但是很多中国学者连英语都不行，别说法语、日语、德语了，问题就是在于此。
另外，中国老是在破坏自己的文化。比如说，苏州曾经非常漂亮，完全是一个明朝遗留下来的城市，但是后来，城市的一部分被破坏掉了。现在的苏州是假的，不是真正的苏州。我不想去看了。
我们最关心的是，为什么中国不重视自己的文化，或是不够重视自己的文化。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是了不起的汉学家，他分析唐诗，中国人没有一个能和他相比，我也自叹不如。还有法莫道不消魂国的于连（Stanislas Julien，1797-1873），他对《论语》和《孟子》的分析，哎呀，了不起，在中国大陆没有第二人可以跟他相比。而中国到现在才开始重视。我现在在写一本关于孔子的书，因为我在文瑞脑消金兽革时只能听到“批林批孔”。现在我是国际儒学薄雾浓云愁永昼联合会的理事，但也没发现什么新的观点。
《生活》：可能杜维明有新的观点。
顾彬：是的，他有新的观点，虽然我不同意他。但是我承认他的学问，他喜欢斗争，喜欢争论，很有力气，我羡慕他。
《生活》：您写孔子，跟他们写的孔子有什么不同？
顾彬：当然啦，跟中国学者写的根本不一样。孔子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一个非常成熟的人，但他不是一个英雄。北岛在德国看了《孔子》这部电影，他说，这部电影不是我喜欢的风格，我更喜欢北大某个学者（但我把他的名字忘记了）笔下的孔子。孔子对我来言，是一个非常谦虚、成熟的人，他连他的学生都可以学习，还会公开说出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德国找不到这样的人。
《生活》：您什么时候开始转向艺术研究的？
顾彬：我从16岁开始写作，但我第一个爱好是哲学，第二个爱好是神学，后来才走上文学的道路。但是在德国，1950年代上高中，老师们往往会给我们介绍古代、现代、当代的文艺，我从16岁后开始注意到文艺。我也学过吉他这些乐器，但我自己觉得到了20岁左右，我的才能可能会在元曲方面得到发挥。另外，我特别喜欢中国画，我到一个地方，就会找博物馆去看莫道不消魂中国画。
为什么我最近比较多写摄影家的文章呢？这可能有点奇怪。我在1974年就去过香港，但恐怕一直到1988年我都不太重视香港。从1988年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和香港的艺术家们见面。
《生活》：一开始是通过谁引荐的？
顾彬：最初是通过梁秉钧，他给我介绍了很多摄影家。我了解到，原来香港的文艺界很有意思，不管是香港的作家，还是摄影家，艺术家和画家，我都很喜欢。我会看他们的作品，他们也经常向我介绍他们的作品。当时，我觉得应该为香港文艺界写一篇文章，因为没有人这样做过。可能是2002年，我开始写，介绍朱德华、麦安，还有王希慎，这篇文章是用英文写的，因为德国一个大学请了一批人去演出（performance），我觉得他们的艺术品种和表演有密切的关系。麦安经常会来跟我说拍戏的事情，有一次他知道我要开朗诵会，但若听众是没有毕业的学生，可能会感到尴尬，他就把我的诗歌有时拍成电影，有时拍成演出，有时拍成音乐。2006年，郑愁予和我要专门朗诵一些有关酒的诗歌，他就在五台山安排了很多酒杯，让听众来尝一口，给他们准备一些下酒的点心，让听众参加我们的活动，这个活动是他安排得最成功的。
德国摄影家Martin Zeller在香港待了3年拍摄，后来，他出版了摄影集，要我给他写序，要求我写文章来评论他整个的拍摄经历，我自己觉得这个任务有点太大，但不写也不行，是一种挑战。我不知道能不能写好关于香港或德国摄影家的艺术，这一点我自己不太自信，但最后他们都很满意。
《生活》：朱德华说，您2004年邀请他到波恩大学，对他的摄影风格影响特别大，他以前主要拍人像，后来开始拍景观。您也推介了很多中国诗人到德国，像北岛、翟永明、欧阳江河他们，来促进文化交流。
顾彬：我不敢说我对北岛、顾城、翟永明、欧阳江河、王家新影响大，相反的，我向他们学习。我觉得他们都很了不起，所以我给他们安排机会来德国，跟那里的作家、艺术家见面，他们可以互相了解，这是我的任务。我只是作为一个媒介，我自己是次要的。
另外，通过对话，和合作，他们才创造出新的现象来。新的现象不是我引起的。
《生活》：您觉得，德国和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交流的过程中，相互之间可以学习什么。
中国到现在好像没有什么文学中心，德国基本每个城市都有文学中心，波恩只有30万人口，我们也有自己的文学中心。从波恩到科隆只要20分钟，科隆也有自己的文学中心。文学中心非常重要，每星期会开展3-5个文学活动。现在中国重要的作家都来过德国，因为德国有不少机构可以请中国作家到德国待半年到一年。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向德国学习。
那，德国应该向中国学什么呢？欧阳江河很会做饭，北岛也是，我们的作家可以向中国作家学怎样做非常好吃的饭。
《生活》：3年前您对我说，在德国，作家和学者非常受尊重，政府也提供他们空间。最近这两年，中国的学者也可以通过电视，比如百家讲坛，来向观众宣讲。您怎么看这些现象？
顾彬：我不会说这些学者的工作是白做的。我将来也可能会这样做，有电视台邀请我，但我今年太忙，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在这方面，我相信未来。
我65岁了，我还记得我的老师在50年前说的话，这些话到现在还会帮我的忙。我相信，一个人听到另一个人说的话，这个话会在他脑子里面活下去。
《生活》：您讲到相信未来……
顾彬：小心，小心，小心。我的信仰，是对语言的信仰。在这个方面我相信未来。我相信话不会死掉，说的话、写的话可以活下去。但是，我不相信一个现代性的未来。
《生活》：其实我要说的是，《相信未来》是食指的一首诗，您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里说，这首诗在语言上其实很粗糙，但是作为时代的记录是有价值的。您也一直批评中国作家一方面外语不好，甚至母语也不好。您觉得母语好的标准是什么。
顾彬：很简单。每一个字和词，作家应该考虑，多一个字不行，少一个字不行。鲁迅是这样，北岛、欧阳江河他们也是这样。但是很多作家少一段，少一页，少一回，都无所谓，都可以。
《生活》：您觉得是能力的问题，还是写作态度的问题？
顾彬：因为稿费。
顾彬（Wolfgang Kubin）
1945年生于德国北部的策勒。现任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东方向》杂志及《袖珍汉学》杂志主编，德文版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主编。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为主要研究领域。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
（采访/撰文：张泉 《生活》2010年6月号“致中国·中国学家特辑2）
知识分子的女性身份，经常会喧宾夺主，掩盖了她们所研究的内容本身。汉娜•阿伦特、西蒙•波伏娃和苏珊•桑塔格，无不直面过这样的误读。于是，性别往往成为一把双刃剑，在形成与生俱来的新视角的同时，也可能先发割伤自己。
在日本特殊的语境下，坂元弘子面对的困境更加突出。和她一起长大的女性朋友们，很少有人上大学。长辈们有着现实而迫切的希望，高学历的女性很难找工作，婚姻也会因此被耽误下来。坂元弘子的父亲原本也很保守，到大阪工作后，居然变得思想开放起来，不再干预女儿的选择。
坂元弘子是1970年代席卷东亚的学生运动的亲历者。这个孱弱的中年女子回忆起那段时光，浑身似乎仍然有使不完的劲头。当初和她一道振臂呼喊口号的人，有的最终步入政坛，成为他们年轻时所反对的力量中的一员。而坂元弘子则和韩国的裴京汉一样，最终从运动的风口浪尖回归象牙塔，他们最终发现，他们对历史的热情已经远远超过对当下得失的计较，他们希望通过对历史的回溯为未来找到出路。
然而，那场学生运动对这一代人的影响却又是显而易见的，尽管那些漫长的夏日，让他们从故事的主角最终成为自己的观众，难以释放的激情最终渐渐偃旗息鼓，回归到平和的心境，然而，正是在剧烈的动荡与凝固中，这些年轻人的学术思想渐次塑形。
坂元弘子最初钟情的是德国文化，她孜孜不倦地学习德语，希望能读懂卡夫卡和马克思。她关注前者的神秘气质和对生命的探索，却又深深着迷于后者提出的国家的道路。然而，随着时局的进展，坂元弘子愈发意识到，欧洲的思想终究难以解决亚洲的问题，自己还是需要从亚洲本身寻找答案。她的目光开始转向鲁迅和谭嗣同，她和同学们满怀热忱地自发组织“近现代中国的文学、思想和历史研究会”，希望通过讨论和相互之间的刺激、激励，更快地抵达亚洲的内心。1986年，坂元弘子作为首批中日交流高级进修生到北京大学学习研究，在张岱年和楼宇烈等中国前辈学人的引导下，坂元弘子开始进入熊十力的世界，由于坂元弘子拥有谭嗣同研究的佛学基础，得到中国前辈学人的垂青，当时中国的新儒家研究刚刚起步，坂元弘子刚好赶上了这股潮流。坂元弘子也在与中日学者的交流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国家认同和性别研究成为她的两个研究重心，在日本，从性别的角度研究思想史，坂元弘子是第一人。。她考察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们建构国民瑞脑消金兽国家的理想，民族认同和性别意识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她也会具体关注梁启超、谭嗣同们的性别观念，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映下了怎样的投影；自然，她也会关注优生学，或者把视角转向女性本身，民瑞脑消金兽国的“摩登女郎”和女工们，各自面临怎样的生存现实。
在坂元弘子读大学的时代，日本的中国学研究的时针，仍然固执地停留在遥远的古代，对现代中国哲学和文学，几乎不着笔墨。这成为坂元弘子这一代人研究的困境，她每次提到阻力，反而会笑得特别开心。其实，这些前辈学人留下的空白，也自然成为坂元弘子这一代人的机遇，他们踩下第一个脚印，并自此执着地走下去，时至今日，已如鲁迅所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生活》：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学研究产生兴趣？
坂元弘子：我本科时学的外语是英语和德语。当时我非常喜欢卡夫卡的作品，我的学生时代刚好又处于学生运动的时代，当然也对马克思等人的思想非常感兴趣，所以就想学习德语。后来，面对日本在政治方面的现实，感到这归根到底还是亚洲人的问题，我意识到，光学习西欧的思想和文学是不够的，所以，我就特别想了解中国。我的老师也是从西欧哲学转向中国哲学的，和那些专门研究中国哲学的日本学者不一样，所以我读了他的论文，就开始对中国哲学感兴趣，跟着他进行研究。我在一桥大学的本科毕业论文是鲁迅，我毕业后，老师退休了，我就去了东京大学读硕士和博士。我刚刚考上博士时，就有机会作为当时中日政府交换的第一批高级进修生，到北大的中国哲学系学习。那时候，楼宇烈老师、张岱年老师、汤一介老师还在北大教书，他们对我影响也非常大。
《生活》：是到了北大才开始学汉语的吗？
坂元弘子：我在本科的时候就开始学汉语了，除了英语和德语，我的第三外语就是汉语，而第四外语是韩国语。
《生活》：你开始研究中国学时，日本研究中国学的大环境是怎样的？
坂元弘子：当时，如果在京都大学研究中国哲学，他们会认为，汉代以后就不用学中国哲学了。东京大学的中国哲学科也没有专门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的老师，文学部里面，最初也没有研究近现代的老师。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依靠老师。我们好几个人都想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文学和思想，就自己组织了一个研究会，“近现代中国的文学、思想和历史研究会”，主要在研究会里学习，我们也出版了几本杂志。
我的硕士毕业论文是关于谭嗣同的，我在日本时就开始搜集有关中国学的材料，当时主要是张岱年老师的研究成果。到了北大之后，楼宇烈老师说他们刚开始对新儒家研究感兴趣，所以劝我研究熊十力，我就开始搜集熊十力的资料。
《生活》：这对当时的中国学者而言也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命题。
坂元弘子：可能是因为我研究过谭嗣同和张岱年，有佛教研究的基础，否则是看不懂熊十力的。
在日本，以前也没有人研究过熊十力，相关的材料主要是到了北大之后才开始搜集的。不过，当时的书不全，不像现在，有很多全集选集之类的，所以多亏有一些老教授向我提供了他们关于熊十力的藏书。如果不是他们的慷慨，那我真是一本材料都没有。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些老先生们。
《生活》：国家认同和性别研究是你研究的两个重心，是如何逐步确立起来的？
坂元弘子：我经历过学生运动，那时感觉学生运动内部男生多。而很少有女生会上四年级的大学，因为父母不太愿意让女生上大学。高学历的话，不容易找结婚对象，找工作也很麻烦，因为大公司不愿意找高学历的女孩子，也不可能让女孩子去当部长、课长。
我爸爸是在鹿儿岛出生的，那里非常保守，不过他到了大阪工作之后，思想就开放了，根本就没对我说过你是女孩子不能如何如何，一次都没有说过，所以我觉得自己比较幸运。
当时，学生运动以男生为主，一桥大学和东京大学也是男生居多，但环境比较平等，我也没受到过什么特别的歧视。只是，毕业以后找工作就太麻烦了，东京大学向很多学校推荐我，不过对方的学校通常都会反问一句：你们没有男生吗？然后对我说，你是女生，又是研究近现代的，太麻烦了。我觉得这很成问题。在研究谭嗣同的时候，我发现他也经常谈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就开始展开相关研究，出版了一本书，主旨是把思想史性别化，里面的文章也包括以前写的关于谭嗣同、张岱年、熊十力、梁漱溟和李叔同等人的性别观。
《生活》：由女性去研究男性的性别观，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坂元弘子：没办法，因为中国哲学里面很少看到女性自己写的东西，于是只好研究男性对女性的观念。
我在美国哈佛大学也呆过一年多。1993年，哈佛大学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讨论会，主题是“把中国性别化”（Gendering China），我也参加了，觉得很有意思。美国人在那个时候开始对中国性别问题进行研究。
《生活》：可能这也是一种对政治问题的缓冲，如果从性别问题上切入，可以探讨得更加深入。据说，女性没办法研究女性问题，因为面临同性问题时会不甚冷静。
坂元弘子：在日本的话，可能男性对女性问题不太感兴趣。照理说，他们在理论上应该考虑性别问题，但实际上没人研究这个，我说的是老一辈的学者，几乎没人做。所以只能由女性自己来做了。
《生活》：在中国好像刚好相反，有很多男性来研究女性问题。
坂元弘子：对对，我在台北也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
《生活》：那么你觉得，女性知识分子和男性知识分子各自承担的使命和各自的专长、优势是有区别的吗？
坂元弘子：在日本，有一些女性学者成立了中国女性历史学研究会，她们对于性别问题的研究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我们双方一开始都有着担心和顾虑，因为舆佳节又重阳论普遍认为，女性只能做单性问题的研究，不应该综合考虑两性的问题。不过，随着研究的慢慢深入，情况就渐渐好转了。不过，在思想史上，基本上没人关注过性别问题。
《生活》：那么你是这方面的第一人了，开拓了一个很有潜力的领域。
坂元弘子：呵呵。不过，可能女性历史学学者会觉得我是后来人吧。1998年有一次大会的主题，我提议的就是中国的性别问题，当时有不少年长的男教授极力反对，不过在我的强烈支持下，还是开了这个会。与会的学者不多，而且很多是女的。所以我就挨批评了，领佳节又重阳导说，在日本研究这个，还是太早了啊！哈哈哈！
《生活》：你另外一个研究重心是国家认同。在研究性别问题的同时，怎么会转向这个方向？
坂元弘子：我在参与学生运动时期，遇到过日本被歧视的少数民族部落。有些日本学者提到，所谓国家认同的观念是在排除了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人的基础上形成的，我对此很感兴趣，所以我的研究起点是由国内被歧视的群体引发的。到中国以后，当时中国和非洲交好，所以黑人留学生也很多。非洲来的留学生和中国人习惯太不一样，有时候会闹瑞脑消金兽事，在学生中口碑也不太好。后来，我也去过藏族人生活的地区，看到那里的藏民和汉族人生活的差异，所以就开始萌生研究国家认同的想法，并进一步着手开始做。
现在我在和美国的学者合作，进行一些细节的研究，我们会出版一本名为《东亚的殖民性、现代性和摩登女郎》的专著。所以我现在在研究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上海漫画中的摩登女郎。
《生活》：杜威等人到中国来，研究的大都是非常宏大的问题，譬如教育。你是怎么会接触到优生学的？
坂元弘子：在后现代性研究中，英国学者也开始感觉到优生学的问题比较大，我所做的女性主义研究一开始也是跟优生学关系更密切。以前，日本的家庭也是喜欢生儿子，不然家庭就没有意义了，而且觉得数量不重要，关键要质量好。总的来讲，女性主义的资源之一还是优生学。西欧学者开始关注，我觉得在日本、中国和韩国看到很多共通之处，有历史的联系。摩登女郎的问题也是和优生学薄雾浓云愁永昼联系在一起的。
《生活》：你在一桥大学新开了思想史的课程，主题是关于建国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的命运。为这门课程开的参考书目是戴锦华的《性别中国》、丁玲的自传和杨绛的《干校六记》，在文学领域为什么会选择丁玲和杨绛的书？
坂元弘子：因为学生不太懂汉语，所以一定要有翻译成日语的书，选择的余地不大，只好选丁玲和杨绛的。
《生活》：能不能谈谈东西方女性知识分子的区别？西方有汉娜•阿伦特、波伏娃、苏珊•桑塔格等等，那你觉得，东方女性研究者的优势在哪里？
坂元弘子：2007年，我们邀请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到我们学校做演讲，我们根据演讲稿出版了一本书。我认为，如果说到东方女性主义的话，斯皮瓦克的女性研究影响比较大，也比较有启发意义。虽然她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但她依然是印度籍，没有加入美国国籍。西方人也开始认识到，在西方，女性可以非常自由地说自己的问题，但是在亚洲并不是这样的。亚洲的女性学者中，既有像斯皮瓦克那样可以言说自身的，也有无法言说自身的。斯皮瓦克注意到这一点，也注意到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存在很复杂的关系。
《生活》：是不是如萨义德所言：东方不能言说自身，它们只能被表述。
坂元弘子：有一点这个意思。不过现在，东方可以说出自身了，尤其知识分子是可以说出来的。当然，也有很多人说不出，存在各种各样的限制。
《生活》：怎样才能结合东西方研究中国学的力量，形成合力，来影响整个世界？
坂元弘子：如果是中国的话，还是应该认识到本土的历史资源、传统和力量。法莫道不消魂国女知识分子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文瑞脑消金兽革时曾到过中国，她是一个充满革莫道不消魂命激情的女性，她当时对中国的看法在西欧影响很大，包括在日本也是如此。不过，我想，那种想法是有限制的，她并没有意识到那时是中国的特殊时期。我认为，还是应该追溯中国的历史进程，先了解历史，再做出论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也说过，亚洲的近现代进程也是早期的全球化进程，他对中国的革莫道不消魂命派和南美、菲律宾等国家的历史也有过交流和研究，我们也对印度、中国的革莫道不消魂命家和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做过研究，那时算得上是真正的全球化的时代，跟现在的美国式的全球化不一样。我这次大会上发表的关于优生学的论文，也是全球化的现象之一。
坂元弘子
东京大学博士，东京一桥大学历史学教授。1986年作为首批中日高级交换生前往北京大学学习与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现当代中国哲学史及性别思想史，曾任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文化学会理事、日本中国学会评议员、日本台湾学会会员、荷兰国际亚洲研究所研究员等，在中国和日本出版多部著作及译著。（采访/撰文：孙敏 张泉 《生活》2010年6月号“致中国·中国学家特辑2）
一
没有人看到周质平从研讨会现场悄悄起身。
沿着五四大街一路向西，车马流水。人们并没有因为燥热的空气而放缓脚步，依旧行色匆匆，被裹在莫名的焦灼里，老北京的闲适淡定已经随着胡同的日趋失守而渐次流失，消散在城市的版图上。间或会有树荫点缀在地上，稀稀落落的，更像是一串不规则的脚印，一直铺到北大红楼。尽管只是五月出头，天气已经火急火燎起来，恍惚又是王统照记忆里的1919年5月4日：“一清早虽还有点微凉之感，午间却已烦热”。
一路上时常也会有年轻人骑车匆匆掠过，只不是“穿长袍的”或者“穿短黑制半夜凉初透服的”。90年过去了，“五四”对中国的年轻人而言，仅仅成为一个通常会被克扣掉的半天假期。年轻人们拥有了新的偶像，为了他们而相互争吵，不可开交。“人艺”又在排演新的话剧，巨幅海报张贴在十字路口，年轻人对话剧和小舞台的热忱依旧不减当年，像陈独秀、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们当年所倡导的那样，只不过，易卜生的时代早已落幕，人们更需要那些很难看懂的悬疑和荒诞，而不再是对现实的深切干预。
对于此刻的北京，周质平并不觉得陌生，尽管他在1952年年仅5岁时就跟随父母前往台湾，一直在台湾和美国完成学业，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然而，他说自己近十几年间“来北京的次数，远远超过我去纽约的次数。”周质平在研究文学和思想史之余，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办中文部，并和北京师范大学薄雾浓云愁永昼联合成立“普北班”，从1993年开始，周质平每年都会率领一批经过严格选拔的美国大学生到北京，“普北班”被认为是“目前为止公认的美国在北京办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质量最高的培训班。”每次周质平见到两国的年轻人在一起热烈地讨论，就会不由自主地萌生出一些难以名状的希望。
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研究，我其实对现当代中国文学和思想史研究很早就开始了，在大学时对这个问题就很感兴趣。到普林斯顿大学，因为教学和工作的需要，越来越向现代转移，方向从文学向思想史转移。所以我在普大，开的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也开晚明文学。在此之外，也负责安排整个中文语言课程。
最近几年，研究的范围集中在15、16世纪的文学，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的思想史，其中尤其是对几个五四时代的领佳节又重阳导人物，像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鲁迅，冯友兰、钱玄同、吴稚晖、赵元润，
他对那些年轻人的热忱，不亚于对思想史的追寻。如果后者代表过去，前者则象征未来。未来的胚胎总是在过去的子宫里孕育萌生，还原历史的真意，归根结底，仍然在于更清晰地理解未来。
问题在于，历史已经有了五花八门的表述，许多人都热衷于宣讲历史，然而，民众对历史的理解却仍然十分有限。纪念动辄被冠以教化之名,文化最终被异化为一场场宿醉似的喧嚣盛宴。那场90年前的往事，已经在历史深处隐遁，像个决绝的隐士。90年代谢了三代人，被催老的不仅是英雄，还有公众的记忆。
在北大红楼前，周质平又一次见到了那些被改变的记忆。在那面完成于1950年代的著名浮雕上，毛泽东和李大钊身后，隐现着一张张模糊的面孔。这是1950年代对于“五四”的重新解读，陈伯达在为纪念“五四”30周年所写《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中，明确地点出此次纪念的弦外之音：“在今后新的历史阶段，人民迫切地需要更多更多的有用的知识分子，而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正在促进全国知识界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空前新高潮；和这种新高潮在一起，也就必要旧知识界又来一个关于宇宙观人生观的思想大革莫道不消魂命。知识分子们必须根据百年来——特别是三十年来中国人民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实际经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观点，新方法，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新观点，新方法，在一切学术部门（不论是哲学的、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文艺的以及各种自然科学的），去对自己来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进行批判与自我批判。”那时是1949年5月，距离一个新的国家建立还有5个月。
90年前，“五四”之路在这里启程，90年后，这里却是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的工作间，以及教授周树人的休息室。周质平一路走来，并没有明确地想要找到些什么，到了终点，他更加知道，除了独自缅怀，他什么也找不到。这条漫长的午后之路，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一次对于历史的祭奠。知识分子总是试图深刻地塑造一个国家，影响一段历史，然而，他们的天真与无力，比理想主义的冲动更为现实。
二
1948年，北大校长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仓促离开北京，他只带走了父亲年谱的手稿，以及几篇关于《水经注》的文章，大批藏书和信笺留在东厂胡同一号的家中。1955年，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之名打人比黄花瘦倒，他的著作成排地消失在书架上，那些他曾经的追慕者们、学生们以及敌人们，一道陷入批判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狂热。两年后的6月4日，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在纽约立下遗嘱，其中一条写道：“确信中国北平北京大学有恢复学术自由的一天，我将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不得已离开北平时所留下请该大学图书馆保管的一百零二箱内全部我的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该大学。”然而，这封一厢情愿的遗嘱，早已不能确保那些资料的命运。
其中就包括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感情隐秘。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一度对自己和江冬秀的包办婚姻非常满意，这与他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身份似乎格格不入。然而，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有着充分合理的理由，他觉得恋爱的过程太过繁文缛节，不如包办婚姻来得清爽，干净利落。别人会在爱情未发生时无限美化它，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却截然相反，他似乎对爱情存在着主动的抵触甚至恐惧。然而，韦莲司的姗姗来迟，却粉碎了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对于爱情的一切武断的预想。
据说，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后来在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就职典礼上，曾当着蒋介石的面指责他不能把“伦理”和“科学”、“民瑞脑消金兽主”并列，然而，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却毕生在伦理面前止步，在他晚年的夜里，陪伴他的依然只有胡夫人召集的一桌麻将，缭绕的香烟和绩溪话的争吵夹杂在一起，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一向反对，多年之后，却也不时坐到桌前，他终究学会了妥协，所以，所有的感情也从开始就注定了不了了之的结局。它们被隐藏在书信的细微称谓里，或者一首诗里闪烁的文字游戏中。缺少它们，人们仍然难以抵达真正的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
1997年时，周质平从美国休假，回到台湾讲学，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纪念馆中，意外地发现了，200多件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韦莲司之间的信件、电报。这些信是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去世3年后，韦莲司寄到台湾的，她还应江冬秀之请，写下自传：“我无非是一个幸运的胡博士信件的接收者，而这些书信也生动地取代了日记。”然而，这些能够“生动地取代了日记”的书信，却尘封长达30年。
然而，令周质平感到困惑的是，他只找到韦莲司在1949年后给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信，1949年之前的信却仍然没有线索，它们已经随着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难以完成的遗嘱，一道散佚，湮没。
此后，东厂胡同一号的院子里发掘出一批书信。东厂胡同一号已经成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办公楼所在地，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书信在杂乱的档案里找到。耿云志把这些信寄给周质平，时隔近一个世界，两个人的思念终于重逢。
尽管周质平的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研究室从情感考据的方向入手，然而，他对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解读，还是在密不透风的意识形态叙事下撕开一条出口，其意义不仅在于使人们认识了真正的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更在于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在时隔30年后终于重新拥有了被人们认知的权利。周质平的研究方向横跨是晚明文学批评、文学史，以及近现代中国思想史，这也使得他在切入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鲁迅，冯友兰、钱玄同、吴稚晖、赵元润这些民瑞脑消金兽国精神领袖的时候，能够找到更高的视角。
这个晚上，我们聊起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以及余玉枕纱厨英时。余玉枕纱厨英时在海外被认作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接瑞脑消金兽班人，然而，他也在2001年退休了。周质平主持了余玉枕纱厨英时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退休仪式，他代表普大赠送了礼物，一把尚未完工的椅子，余玉枕纱厨英时收到的是一张画着椅子的草画。我一直很好奇，那把椅子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实我真正好奇的，是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以后、余玉枕纱厨英时以后的世界。
《生活》：您在大陆和台湾收集了大批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书信，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角度研究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
周质平：其实这只是我的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研究的一小部分，但这部分好像看得人比较多，影响也比较大。因为这些材料以前没有人做过。
我对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研究主要是两方面，一是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思想、影响，把他放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来看。研究这个人对国内的人来说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1952-1956年，中国政府集全国之力，发动全国知识分子，各阶层的人，对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思想进行过为期数年的批判，把他说成是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在思想上最尖锐、最狡猾的一个敌人，把他看成帝国主义的走狗，类似很不堪的说法往他头上加。甚至他的儿子胡思杜，在1950年代初也写文章批评他的父亲，说他的父亲是人民的公敌，后来搞得《时报周刊》的记者去访问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怎么连你的儿子都批判你。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这证明中国不但没有言帘卷西风论自由，连沉默的自由都没有。
1979年后，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研究在中国大陆有复苏的现象，这非常可喜，说明中国在各方面言帘卷西风论尺度的放宽，对历史人物能做出更公正、合理的评价。很多人认为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应该得到受到平反，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始终没有得到正式的平反。
《生活》：毛泽东当年说，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北大仍然连一个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像都没有。
周质平：北大有闻一多的像，有蔡元培的像，惟独没有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像。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已经死了47年了，对一个死了47年的人来说，对他个人而言，平反不平反，又有什么意义。平反的意义，与其说是给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更大的合法性，不如是对当年把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打人比黄花瘦倒在地的政权，给予更多的合法性。如果当时有这样大的冤佳节又重阳案，错案，你没有勇气承认，如果是一个法官，后来已经多少人证明这个人没有罪，你始终维持原判，最后会动摇你自己的合法性。而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不需要这个合法性，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自然有他的历史。
我这次来是为了参加“五四运动”90周年，我今天特别找出时间，从东厂胡同一号，当年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故居的旧址，往西走，过五四大街，在北大红楼凭吊了一番。我觉得我从来没有那么近，那么真正地体会过，我重新回到历史的场景，我从来没觉得那么近过。
可是，我们如果再回看整个“五四运动”，我又不得不说，“五四”好像还始终是个没有完成的任务，最后的任务并没有在那一代人手上完成。这句话是说，有很多研究都说“五四运动”是一个学生的爱国运动，可是很少有人提出，在当时，“五四”的爱国运动是在对政府进行批评的基础上表现的爱国运动，爱国和批判，是可以并存的。这样的传统，在中国有悠久长远的历史，从东汉的太学生，到北宋的太学生，到明末的东林党、复社，到“戊戌”的“公车上书”，再到“五四运动”，这个传统是清清楚楚的。可这个传统在1949年以后很难继续。这当然受限于客观的政治环境，可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到，什么是“五四”精神。我们不说“五四”精神则已，说“五四”精神，我们不能忽略这一点。“五四”精神是一种批评的精神，批判的精神，重新估定价值的精神。我们希望这样的精神能够在中国延续下去。
另外，在“文瑞脑消金兽革”前后，我们总是说“不破不立”。“五四”一般也是在这个逻辑的思维上的。可”不破不立”是庄子的想法，只是一个逻辑和哲学的看法，这个逻辑是不是能够真实地体现在客观现实上，完全是另外一回事。90年来，不得不说，“破”有余，而“立”不足。甚至是有“破”无”立”。这样的情形，到底是可喜，还是可忧，这是大有可说了。我今天下午在“五四”的纪念碑前徘徊，看看红楼边上的浮雕，我看了上面写着纪念“五四”的字样，有陈独秀，有鲁迅，有当时北大的校长蔡元培，李大钊，当然也有毛泽东。惟独没有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这是不是一种真正的“五四”精神呢。
《生活》：听说您收集的一部分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和韦莲司的书信，就是从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故居，也就是现在社科院发掘出来的。
周质平：有一部分。韦莲司是康奈尔大学一位地质系教授的女儿，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当时去康奈尔大学，和她有比较密切的交往。两人通了好几百封的信。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和韦莲司这段恋情并不是秘密的。他在日记上多次说过，有很忠实的记录。后来，像周策纵、唐德刚这些早一辈的学者，都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可是他们研究的范围和材料始终脱离不了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留学日记。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在日记上也说了，他和韦莲司有几百封通信。可这批信件一直找不着。
1997年，我休假，回台湾讲学，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这批信一直在台北的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纪念馆，尘封几十年，大概因为是英文的，又是手写的，没有人用过。我查材料时，台北的朋友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喜出望外，立刻去看，发现就是那批失踪几十年的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给韦莲司的信，还有韦莲司在1949年后给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信。可还缺了一批1913、1914年到1948年韦莲司写给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信。这批信是在北京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档案里找到的。这些信合在一起，总共400封左右。在这个基础上我写了《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这本书。
《生活》：您做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研究，研究思路受到过哪位学者或者哪种思潮的影响吗？
周质平：很难说受到什么人的影响，或者说，我对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对近现代的研究，和我原来的训练有一定关系。我是从中国现代文学、白话文运动开始入手，慢慢转向思想史的。
《生活》：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有次说，我已经变得比西方人还西方。您觉得，什么叫真正的东方，什么是真正的西方？
周质平：这句话是在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英文的信件里才说的，他在中文的著作里没有说过。
《生活》：是在他写给杜威的信中。
周质平：对。他当时是这个意思，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在推行新文化运动时，觉得阻力最大，阻力来自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往往会找出许多非常冠冕的词汇来，说中国是精神文明，西方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高于物质文明。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对这种论断，几乎可以说深恶痛绝。他的论点是，一个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达不到的艰苦的社会，一群像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那样的民众，生活如此困难，是没有精神生活之可言的。精神生活建筑在比较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
但是，当时许多比较保守的学者，像梁漱冥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就说，中国人的精神文明尤其是儒家思想，是高于西方的。而且，“五四”前后，有两位非常著名的西方人来中国，杜威和罗素。罗素在中国停留了几乎两年，回到英国写了本书《中国问题》（Problen of China）。他对中国文化倍加赞扬，说为什么中国人在过去几百年来缺乏进步，是因为中国文化已经达到相当高度，中国人已经满足于这样的文化，用不着再去找进步。这种态度、说法，被当时很多中国人拿来印证，连洋人都说，连罗素都说，中国的精神文明高于西方。你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身为中国人，怎么反而说中国处处不如人。
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却认为，这种看法只是体现出一种无知，而且是中国进步的主要阻力。为了彻底打破这种自大和无知的态度，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断然宣称，中国文化的总和是不如西方的。他特别找到了像吴稚晖，年纪比他大了26岁的人，出来为他打先锋。吴稚晖很明显地说，中国各方面不行，不但物质不如人，精神、文学、道德上都不如人，我们要死心塌地地学习西方。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觉得吴稚晖最可取的一点，是非常彻底的、断然的、丝毫没有摸棱两可的态度，他大为欣赏，大为臣服。
《生活》：我听舒衡哲（Vera Schwarcz）说，她在1970年代到台湾，讨论更多的是是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鲁迅反而是禁止讲的，和大陆的状况正好相反。
周质平：1949年后，台湾的国民党，言帘卷西风论尺度上非常严格。我第一次看鲁迅，并不是在台湾，基本也是到美国后才有机会接触到鲁迅的作品，开始对“五四”的左派人物研究。
Vera的意思也就是，这是个很不幸的局面。海峡两岸都对言帘卷西风论尺度有严格控制，中国人没有机会对这个时代的历史有充分的了解。
《生活》：所以大家都是不完整地在探讨“五四”。
周质平：非常不完整。现在的情形，台湾没有什么禁忌，我想中国大陆开放的情况也是相当快的。也不能说没有，几年前出版的《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全集》就是不全的，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所有反东篱把酒黄昏后共的内容在全集里是没有的，无论中文还是英文，可这些都已经是过去的问题了。我们纪念“五四”，大概还得在这一点上做进一步的努力。
《生活》：当年创办“普北班”时，美国学生学汉语的状况如何？
周质平：美国学生学习汉语，有一个转变。
如果往上推，所谓“汉学”。“汉学”这个词，在中国还常用，在美国到现在为止，我做过调查，已经没有一个学校的系叫汉学系了。英文里叫sinology，这个词是个历史名词，欧洲可能还有几所学校在用，美国已经完全不用。这个词的意思基本强调对古代中国进行研究，并不是对现代中国。这个词和“五四”时代的“国学”、“国故”这些词有点接近。当时的汉语教学完全是为汉学做准备的，训练外国学生阅读汉语古籍的能力，进行研究。
美国政府对汉语教学的重视，一般来说，是在“珍珠港事变”以后。当时美国对中文教学的重视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考量。他们在“二战”中发现，这个语言很重要，而且美国能通这个语言的人很少。1941年后，军方成立了很多语言培训班，赵元润是第一期的负责人，培养美国莫道不消魂军队、官方的中文人才。这样一直维持到1960年代的“越战”，仍然是政治和军事上的需求。
19世纪末到二战后，汉语学习是从学术的动机慢慢转向军事和政治的动机。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学习动机又慢慢转向经济。很多人可能觉得美国人学汉语的动机已经不如当年了，好像有种惋惜。我个人不这么看。我觉得是个非常可喜的转变，就是说，美国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慢慢接近了中国学生学习英文的动机，都觉得这是一种有用的语言。
我觉得非常可喜。中国语言的价值，慢慢地从一个希奇古怪的语言（aczaltid language）慢慢地转变成一个有用的语言（useful language）。这个外语才有真的生命。不能像早年如果你问美国人，你为什么学中文，他说我对中国的功夫、阴阳五行、风水有兴趣，它们希奇古怪，不可持久。
二十几年来，我负责普林斯顿大学中文部，出了一系列的教科书，大概是全美国出的对外汉语教科书里种类最多、品种最全的，是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出的，使用的人和学校非常多。从1993年开始，和北京师范大学共同成立普林斯顿暑期汉语培训班（普北班），每年带150-180的学生，全美国最优秀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要进这个班是很困难的，带到中国来，进行两个月密集的中国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培训，效果非常好，目前为止是公认的美国在北京办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质量最高的培训班。
《生活》：据说余玉枕纱厨英时教授退休时，你代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送给他一把椅子。而且那个椅子当时还美做好，是给他画了一张画。
周质平：哈哈，对一位退休的，尤其像余先生这样有世界声望的学者，我是有点半开玩笑的意思。余先生是讲座教授（Chair Professor），Chair就是一把椅子嘛。普林斯顿大学有自己专人比黄花瘦制的椅子，上面有普大的标签。我就想送他一把chair。可是他退休时，这把椅子还没做好，所以先画了一张画，象征性的，等做好再送给他。其实就是一把很平常的椅子，办公室里都能找到的、有扶手、木制的椅子。
周质平
1947年生在上海，1949年随家人移居台湾。1982年获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中文部主任，研究领域为晚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思想史。著有《公半夜凉初透安派的文学批评及其发展》、《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与鲁迅》、《儒林新志》、《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丛论》、《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等，编有《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早年文存》、《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英文文存》、《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未刊英文遗稿》等。
（采访/撰文：张泉 《生活》2010年6月号“致中国·中国学家特辑2）
一
陈方正几乎听不懂那个戴黑框眼镜的老人所讲的无锡话。
十几岁的陈方正坐在大礼堂的前排，颇为吃力地做着记录。他应该在父亲的书房里见过这位名叫钱穆的教授，只是，他实在记不起他的长相和学问，他对那些盘桓在父亲书房里的文化大师们缺乏了解也缺乏兴趣，要迟到十几年后，他才会意识到自己究竟错失了什么。
陈方正那时还在读中学，父亲陈克文是南下香港的知识分子代表，曾任国民政府要员，1949年携全家南渡，后半生以教书、办杂志为业。在父母的熏陶下，陈方正从小即对历史很感兴趣，然而，更吸引他的却是数学和物理学，他从高二就开始自学微积分，后来又浸淫在相对论、算理哲学、原子与宇宙中不能自拔。
于是，懵懂的陈方正与1950年代香港的思想文化高潮擦肩而过，《自由学人》、《现代学术季刊》相继创刊，父亲也在孜孜不倦地操办《自由人》周刊，书斋里总是徘徊着从大陆南下的同人，十几岁的陈方正却根本没有兴趣结识他们。
1957年，陈方正高中毕业，考入哈佛大学物理系。吸引和刺激着他的，是华人杨振宁与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新闻。这则新闻支撑着陈方正，一直在美国拿到物理学博士学位。他的同学中有后来“超弦”（superstring）理论的创始人史华兹（John Schwarz）和“邮弹杀手”（Una-bomber）卡辛斯基（T.J. Kaczynski）。
然而，余玉枕纱厨英时所发现的，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陈方正。一个朋友建议余玉枕纱厨英时去跟这个物理系大二的小朋友聊聊，已经成名的余玉枕纱厨英时感到不可思议，然而，两人一见，余玉枕纱厨英时便为陈方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而折服，很快引为知己。与余玉枕纱厨英时的友谊并不能动摇陈方正多年来笃定的对于物理学的热忱，他忙着设想自己的未来，申请到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和牛津大学工学院访学，与众多科学界的大师一道谈论微观世界的隐秘。
陈方正博士毕业后回国，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1985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出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随即投身于中国思想史和现代化问题研究，完成了他入行物理学20年后的重大转型。1990年，面对大陆知识分子的低迷期，陈方正在香港创办《二十一世纪》双月刊，点燃薪尽之后的又一盏火焰，在《走向未来》丛书寿终正寝，《读书》渐渐消沉之际，中国知识分子找到了新的言帘卷西风论阵地。
二
陈方正满足了我们对那个传奇年代的揣测与想象——为钱穆做讲座记录，在家中与香港最重要的知识界前辈邂逅并对他们了无兴趣，然后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到了美国，与费正清（John Fairbank）一起喝下午茶，与格拉肖（Sheldon L. Glashow）一起在实验室里百无聊赖地下围棋——点睛之笔在于，他根本不知道，前者就是声名显赫的“哈佛学派”创始人，而后者则将在1979年斩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半个世纪后，陈方正与杨振宁、余玉枕纱厨英时都成为挚交，他也成为在钱穆之后继续扛起香港思想文化旗帜的旗手之一。这位跨时代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拘泥于实验室里的无穷推理，也没有被书斋所困，而是通过主持研究所，创办《二十一世纪》，让思想与学术得以继往开来，并为更多的知识分子提供公共的平台，就像他所评价的克鲁格曼一样，从专业性人才，转变成为对思想史和社会现实发言的知识分子。
只不过，陈方正对知识分子的命运似乎始终都不乐观。21年前，大陆知识界一度被社会与媒体所瞩目，乐观情绪达到极点，陈方正却在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五四”70周年纪念讨论会上泼下一盆冷水。当时与会的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还记得那时刚过不惑之年的陈方正，“他告诉他的知识分子同僚们说，他们只是历史交替中的一支力量，他们之所以存在，要归咎于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动荡。陈方正强调说，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肩负有一项短暂的使命：在其它社会阶层寻找自己的声音之时，知识分子要发出批评的声音。之后，当其它阶层可以为自己发出呼喊时，当有识之士不再需要充当代言人时，那时，知识分子便是多余的了。在真正的现代化社会中，知识分子不再有特殊的使命。”陈方正的预半夜凉初透言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知识分子的天真转瞬即被现实击垮。他们随即四散，或回归书斋，或转谋他途。
“二十一世纪是个知识分子在社会上退隐的时代，他们的社会地位、道义力量，他们对于文化、政治和国家、世界的发言权，都无可避免地在大幅度下降。”这个炎热的下午，陈方正向我阐述着这句话的真切含义。我们已经不再拥有梁启超和陈独秀，知识分子无可避免地凋零，并终将与记忆为伍。
如果在街上相遇，没有人相信陈方正已经年届古稀，他说这是每日煲汤的功效。他的思想使得他的年龄更加扑朔迷离，多年来的物理学研究，使他始终保持着缜密的思路，惜字如金，讲究思想观点的内在逻辑。他一直是爱因斯坦的信徒，只不过，他将现实的重量燃烧，爆发出 ** 精神世界的能量。所以，我对他身上闪烁着的那些只属于民瑞脑消金兽国知识分子的优雅与从容，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生活》：你的斋名叫“用庐”。
陈方正：我父亲有个笔名叫“用五”，他排行第五。他在1898年出生，中学毕业就是“五四”的年份，他读大学后，有种很强烈的学以致用、注重实际的观念，所以给自己起个笔名叫“用五”。我母亲姓卢，我就把卢加个框，合起来叫“用庐”，是纪念他们两位老人家。
《生活》：你父亲陈克文先生是文化人。你读大学时学物理，是父母的意愿，还是自己的选择？
陈方正：我自己。他们倒是没有企图怎么影响我。我父亲是1920年代在广东高等师范毕业的，就是中山大学的前身。他是从农村出来的，很穷苦，一个小地主家庭，考进高师，因为不用钱，而且还有生活费。他毕业后加入国民党，那时正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他就在国民政府里做事，一直到1949年离开国民政府，下半辈子到香港教书。等于前25年在政府里，后25年教书。
《生活》：1959年，余玉枕纱厨英时和你第一次见面时，你只是哈佛的本科生，并且是学物理的。但是他却意外地发现，你对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有很深的见解。
陈方正：我父亲教中文和历史，我在中学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就很感兴趣。香港老一代学人，像钱穆、唐君毅、牟润孙，牟宗三，很多人对我都有影响。这些知识分子从大陆流莫道不消魂亡到香港，对香港本地的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我从初三开始，又对数学产生了兴趣。到高二，我自学微积分，有些问题解决不了。我有个同学认识陈匡武（他现在在英国，是位物理学家），他那时在香港大学教书，就介绍我去跟他学。陈匡武就劝我学物理。1957年夏天，我高中毕业。杨振宁和李政道那时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对我刺激很大，所以大学决定念物理。而且，那时觉得，学物理必须在大学里学，否则以后就进不了这个门了。文科的话，以后自修还是可以的。
《生活》：你从事物理专业20多年后，转到了中国现代化的研究，这么大的转型是怎么完成的？
陈方正：确实不太容易。我很幸运。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教书时，校长比较欣赏我，拼命拉我离开物理系，做学校的秘书长。我做了几年后，觉得这不是我的事业，很想离开。可是，那时离开物理系已经好几年，再想回去也有点困难。
恰好1984年，我说服了学校，给巴金颁发一个名誉博士学位。巴金要来拿学位，学校委托余光中写赞词，可他不愿意写。他对我说：别的人无论怎么样，我都会为了学校给他写赞词。可是，巴金是文学家，我也是文学家，而且我不认为他是一个好的文学家，我不能违背良心。余光中来讲的时候，时间已经很紧迫。我就决定自己写。
到那时为止，我也没做过什么真正的文字工作，不过，我还是很用心地写了赞词——当然，不但是巴金一个人，还有很多人。大家都觉得写得不错，学校感觉到我的中文还是可以的。所以到1985年，中国文化研究所当时的所长中了风，不能继续工作。我就要求调到研究所。学校考虑了一阵子，答应了。
我到了研究所以后，才慢慢地对历史，科学，哲学，中国的现代化问题，陆续做些研究，写些文章。这种转变的过程，可以说有些偶然的因素，也是比较幸运的。
《生活》：你在1990年创办《二十一世纪》，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现在真的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
陈方正：其实，有几位同仁一直对《二十一世纪》支持很大：一是余玉枕纱厨英时，虽然他在美国，但我们邀他写文章，或者帮忙做什么事情，从没推辞过；一是杨振宁，他第一期就给我们写文章，但是他一直不愿意做编委，直到杂志办了3年后，他看这个杂志还像样子，才答应做编委。大家可能不知道，余玉枕纱厨英时和杨振宁，这两个人是很不对头的，意见很不一样。但他们两个都很支持《二十一世纪》。还有金耀基，他也做过我们校长。这三位，在幕后也做了很多工作，使这本杂志很早就站稳了。
《生活》：据说《二十一世纪》刚创办时，何炳棣主动写一篇文章，和杜维明商榷，后来又引起……的争论。你说，这可能是《二十一世纪》崛起的一个契机吧。
陈方正：这是其中一个吧。大家认识一本杂志，使它popular一点，都是和一些争论有关系，这是我们引起的第一个大争论。
有很多现在年富力强，很重要的学术界的人，像汪晖，崔之元，王绍光，包括自由主义跟所谓的新左派，都是在《二十一世纪》最先发表文章出来的。1994年，王绍光和崔之元批评国家吸取能力下降的文章，最先就是我们那儿发的。它们批评国家控制跟吸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太差，所以管不了这个国家。现在这当然已经不是问题了。我觉得这个思想，可能也确实有点打动了政府。
我们办《二十一世纪》有几个指导思想：一，不要拘泥于哪个学校、哪个门派的人，无论和我们认识不认识，都要尽量吸收他们的文章；二，不管他们思想的倾向如何，只要言辞成理，就要采用；三，要不同学科的结合；四，坚持思想性和原创性。
《生活》：现在一直在讲中国特色。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在过去一百多年都在遵循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去走。未来怎样能找到属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陈方正：这个话不完全对。中国真正现代化从什么时候算起，这是个有争论的事情。
《生活》：宋朝？
陈方正：我们姑且不谈这个，我们就从1979年谈起吧。1979年后却是吸收了很多西方的制度和思想，包括思想机制、对外开放的国家商业体系、对外吸收人才和思想、改革开放等等。可是不要忘记，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个强有力的缺乏监督的体制下完成的，这就不是西方模式了，西方没有这种模式。而且到现在为止，基本模式还没有改变。现在整个社会的动力，当然和1980年代初已经不一样了，社会自己的能量和动力变大了，但是比例显然仍不大。
你说应该朝什么方向走？我想，所有人，包括现在政府领佳节又重阳导层，恐怕心里都会同意，必须朝政治改革的方向走。问题只是如何改革，突破口在哪里，步伐应该怎样迈。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虽然现在势头很好，甚至是走到世界前面了，可是是不可靠的，假如不进行政治改革，将来会遇到很多困难。
《生活》：什么样的困难？
陈方正：其实有很多历史的先例。比如公元16世纪，西班牙是西方最先进的国家，刚刚把伊斯兰教徒从西班牙赶走，发现并征服了新大陆，从1492年到1530年，西班牙积累了大量财富，西班牙国王还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16世纪是西班牙的世纪。那时英国还是个贫弱的国家，法莫道不消魂国还被人两面夹攻。可是西班牙转眼就没落了，没落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历史的缘故，他们坚持罗马天主教，坚持宗教统一，跟宗教改革直接对立。在这种形势下，荷兰发生独立战争，英国也和西班牙发瑞脑消金兽生冲帘卷西风突，结果，荷兰虽然很弱小，连国家都不是，却通过独立战争把这个巨人打败了，荷兰海自己发展出一种新的体制。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不要说你有一百年的历史，或许三十年的历史,现在这个世界是进步的，改变很快的，你不向前看，没有体系上、思想上的优势的话，一时的进步、强大、富裕都是不可靠的。
美国是很好的第二个例子。在二三十年前，比如1992年苏联解体的时候，美国好像把全世界都踩在脚下。可是今天大家看美国，都认为中国在崛起，美国快要没落了。美国不会没落，可是至少美国的光环已经没有了。这是什么道理？就是他把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太过神化了。他认为人的自私和贪欲就可以成为世界经济进步的动力，这是不应该阻止，不应该管制的，现在大家都看到，这是明显的错误。这也正是美国金融体系崩溃，把世界推向深渊的基本原因。
那是否证明，中国今天的体制就足够好呢？我想大家应该不会同意的。只不过我们在过去30年里谨小慎微，犯的错误比较少，所以还算稳当。可是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整体的国家的力量（更不要说人均力量），还是比先进国家差很远，你要赶上去，人家已经渡过的难关，你还要一个一个去克服，追赶的时候，整个国家就会遇到巨大的压力。就像一辆车，慢慢开，车牢固不牢固无所谓；你要开到每小时一百公里就不一样了，车必须牢固；假如开到每小时三百公里，如果不是非常牢固，路上有点小石子有点颠簸，车就要散架。现在的体制好像很好，可是实际上有很多的压力点是以很多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为代价的。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将来高速度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是很重要，可是不但是说你要绿色环保，还要在人文领域、思想领域里也要合理，也要环保。
《生活》：你曾说过，21世纪是知识分子引退的世纪。虽然知识分子批判的责任也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长远、深刻和超越当前现象的研究和思考。这和我们从前对知识分子的判断，比如萨义德的“向权力说真话”，有很大差别。
陈方正：凡是在一个危机的时代，知识分子总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危机到来就证明了社会现有的体制和思想，应对不了新的局势，就需要知识分子站出来发言，为未来指明方向。也就是说，危机不是知识分子制造的，反而是危机制造了公共知识分子。
但是，假如不是在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那么，社会上一般的事情，各有专人去做，特别在一个民瑞脑消金兽主社会里，政治可以由专业的政治家去打理，社会上的问题，也是由社会评论家来评判——社会评论家和知识分子不一样，他们直接关心民生疾苦，直接跟弱势群体有交往，直接做调查，才能被称为社会评论家；而知识分子们是坐在书斋里面，凭原则来讲话。
现在是一个没有危机的时代，知识分子的角色是比较受到限制的，他们一般就去做自己学术上的专业了。当然，什么时候是危机的时代？这个谁也说不清楚。比如现在，在西方人看来，就是一个危机的时代。《纽约时报》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评论家叫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他是一位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可他现在的身份，就变成了公共知识分子。他写的是最通俗的事情，批评布什，批评奥巴马在哪些地方出卖了他竞选时的诺言。他就从专业的经济学家，变成了公共知识分子。他之所以会这样做，跟现在的金融风暴造成的深刻危机有着密切关系。
陈方正
1939年生于重庆，1949年随家人赴香港，1958年赴美深造，先后在哈佛大学，拔兰大大学获得物理学学士及物理学博士学位。曾先后赴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牛津大学工学院、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进行访问研究。曾任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名誉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竺可桢科学史讲席教授。《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创办人，主编“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丛书。著有《站在美妙新世纪的门槛上》、《在自由与平等之外》、《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等。
（采访/撰文：张泉 《生活》2010年6月号“致中国·中国学家特辑2）
一
如果我们可以更改汉娜•阿伦特的一句话——
关于许纪霖的传说非常简单，历史又有了生命。
黄远生、周作人、翁文灏、丁文江、陈布雷、叶公超、张中晓、金岳霖、傅斯年、蒋廷黻……诸多在思想史中沦为符号甚至被曲解、被淡忘的知识分子，都在许纪霖的笔下再度生动起来。他对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渐进式的思考与层剥式的分析，成为对那个时代最奢侈的招魂。
从对知识分子的人格探讨，到现代化问题，再到社会学角度的观照，还原民瑞脑消金兽国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社会体制，追溯他们对公共空间的苦心营造，“这似乎已经成为属于我个人的小小癖好。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从他们的心灵之中认识到我自己的心灵，我与他们分享着痛苦、彷徨、迷惘、激奋、崇高……在他们那里，我洞悟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些微秘密。”与许多被术语包裹着的学者不同，许纪霖依然保持着内心的诗意，这种诗意被织进他缜密的思辩中间，形成一幅经纬交错的思想史画面。
托克维尔说：“当过去不再照亮将来时，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许纪霖同样独行在我们时代的废墟中，寻找失落的传统。从前朝的瓦当碎片里，辨识精神的铭纹，还原情感的记忆。只不过，回溯传统并非回归不可复现的过去，而是在洞悉过去之后，完成超越，再造新的精神传统，使之在一个晦暗的时代重新发光。
二
许纪霖代表了1950年代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一代人的典型命运。
他在高级知识分子聚居的虹口区山阴路3号度过童年和青年时代，与曾经寓居山阴路9号的鲁迅为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鲁迅也成为他这一代人“精神反叛的唯一的养料。”得益于周遭的文化环境，许纪霖虽遭文瑞脑消金兽革变故，却始终有书可读，下乡后，又颇为幸运地负责农场的图书馆管理，继续以书为伴。
1977年恢复高半夜凉初透考，许纪霖即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最初怀抱文学梦，却阴差阳错地进入政治教育系。毕业后留校，在中共人比黄花瘦党史教研室工作，研究中国民瑞脑消金兽主党派史。当人们根据意识形态的要求，将关注的唯一重心固定于枯燥的程式化的党派研究时，许纪霖却另辟蹊径。
民瑞脑消金兽国知识分子的悲喜人生，吸引着许纪霖，也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那一代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时光之门。许纪霖从个案研究入手，从为黄炎培、沈钧儒立传开始，进行历史细节的发掘与集中呈现。1980年代后期，许纪霖开始在《读书》《走向未来》等重要思想杂志、丛书中接连发表文章，探索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与心态，与此同时，他也在迫不及待地对文化现象和体制勇敢而深刻地发言。这一系列文章将刚过而立之年的许纪霖迅速推向时代的浪尖，与1980年代的文化高潮一道功成名就。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与民瑞脑消金兽国在精神气质上有着些许相仿。知识分子对思想文化进行的发掘机般的深入探讨，以及自由地辩论，为文学、艺术的井喷做好了准备。然而，转瞬即是19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残酷分流。有人下海，有人远避海外。许纪霖留在大学里，用更长的时间反刍自己的知识积累与思考深度，补充新的给养。与此同时，也用冷静的批判舔噬文化的伤口，继续对一个迷惘的时代发言。
三
1946年，临终前的尼•别尔嘉耶夫出版了最重要的著作《俄罗斯思想》，他写道：“整个19世纪将贯穿着对于自由与社会正义的向往……19世纪俄罗斯的主旋律：热烈地渴望进步、渴望革莫道不消魂命、渴望世界文明的最新成果，渴望社会主义，同时在意识上却又是深深的和极端的空虚，变半夜凉初透态，世界进步、革莫道不消魂命、文明等等全部成果被庸俗化和变得毫无生气。”如今看来，他仿佛也在描绘20世纪以来的中国。
《俄罗斯思想》是许记霖极为推崇的著作，也是他试图重述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范本之作。然而，他这一代知识分子，面对着比别尔嘉耶夫更为复杂的时代，重建精神世界的迫切愿望与艰难时世，成为他们最大的困局。
多年前，许纪霖给自己出版的第一本书命名为《无穷的困惑》，如今，他却坦言，“我现在很少谈困惑。人一过五十，就像孔子说的，知天命。你知道什么是你可以做的，更知道什么是你做不到的。你知道人生的大限在哪里，这个大限不是死，而是你不可为的那些东西。”然而，正如他所推崇的鲁迅，那种“知其不为而为之”的过客精神。知识分子的使命，正像西西弗斯一样，在不断推石上山的宿命中超越荒谬，在与巨石为伴的一生中找到幸福。
《生活》：您早年一直做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是否有个精神源头？
许纪霖：应该说是鲁迅。我和鲁迅有一段渊源。我家和鲁迅是邻居。他住在虹口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我住在3号。我在那里出生，长大，住了起码30年。小时候读的反叛性的著作，就是鲁迅。鲁迅是我们精神反叛的唯一的养料。
《生活》：您年轻时的文学梦和鲁迅有关吗？
许纪霖：我读中学时是文瑞脑消金兽革，书非常稀缺。但我们住的那块区域，很多高级知识分子聚居。我的同学，一半以上都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文瑞脑消金兽革中，很多家庭被抄家，但总有些书幸免。而1950年代，中国出了很多俄罗斯文学的书，我们在中学，传阅这些著作，像托尔斯泰、契珂夫、普希金。那时上海还有个文学杂志《朝霞》，在文瑞脑消金兽革中相对具有文学性。文学梦和这些有关。
《生活》：您现在怎么看鲁迅？
许纪霖：鲁迅永远在社会边缘向主流反抗，这个主流既是权力，也可能是一种商业。他的精神气质是永不安宁的，他身上有一种波希米亚人的气质。鲁迅不是一个补天的人，而是拆天的。如果知识分子都是鲁迅，这个世界就被拆光了；但没有的话，这个社会也很可怕。
鲁迅有种强烈的创伤感，他骨子里蛮悲观的。他实际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他有很强的荒谬意识和虚无意识。我最欣赏他的《过客》，明明知道未来是一片坟墓，没有希望，但他还是坚持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还是向前走。他不可能做犬儒，更不是杨朱。他只能向前走，即便自己走不通，至少“肩扛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年轻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生活》：是否意味着真正的知识分子注定是悲剧？
许纪霖：从骨子里来说，知识分子绝对是个悲剧，只能是悲剧。按照最严格的定义，知识分子就是批判的、反抗的、与权势不妥协的，这样的人物在任何时代都是悲剧。
像美国的两位公共知识分子，苏姗•桑塔格是个悲剧，9•11以后她说出了真话。她问，谁是懦夫？小布什躲在飞机上不敢下来。谁是勇士？那些为自己的理念（哪怕是错的），去撞大楼的人。这话政治不正确，但你不得不承认，她是超越一时一事，说出了某些真话。但她就变成悲剧人物，被美国人痛骂。
另一位，乔姆斯基，现在就被喜剧化了，他现在是一个异端的声音，不断地批判美国政府。有趣的是，美国的主流媒体，恰恰需要这种异端的声音，因为他有商业价值。他后来为批判而批判，在任何时刻都被固定为媒体上的一个反东篱把酒黄昏后政府的形象，一个反抗的符号，他被抽空了，他的东西是不能读的，就变成了很可笑的一个喜剧人物。
《生活》：您什么时候开始明确意识到知识分子内在的悲剧性？
许纪霖：我是文瑞脑消金兽革后第一届考进大学的，那时大学有很多公共生活，各种演讲，竞选，使我们深深染上政治的信仰，对现代化、民瑞脑消金兽主，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期望，相信这个理想是纯粹的，是愿意为它而献身的。当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国家悲剧之后，我们体会到鲁迅所说的那种虚无感。从1987年初开始，知识圈里有人开始绝望，“下海”经商。但许多人还在坚持。当希望破灭以后，什么东西支撑着你？我想就是鲁迅所说的过客精神。
后来我读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给我很大的震撼。最后支撑你的，肯定不是终极的东西，终极的东西肯定是荒谬的，而是你在奋斗过程中，像西西弗斯一样，虽然知道石头推上山最终还要滚下来，但是加缪说，这就是荒谬，你意识到这个荒谬，就战胜了这个荒谬。推石上山这个奋斗本身就是西西弗斯的生命存在的方式，别无选择。
《生活》：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对当代有什么影响？
许纪霖：有非常好的传统，坏传统也很多，但是，今天留下来的，实践的，基本是坏传统。人性中有善也有恶，完全看制度。如果说，过去是政治，80年代以后，则是生存竞争，把恶的东西激发出来。过去还问是非，儒家讲是非，现在只问成功。
现在是一个狼图腾的社会，最后就看力的比较。大家越来越相信力，甚至把各种东西都化为力，知识也是一种力，一种控制别人的力量。在中国，权力（power）和权利（right），发音一样，经常搞错。一般人以为好像只有做了人上人，有了控制别人的权力，自己的权利才能得到保证。哪怕是一个管厕所的，有了一点power，就会不理会人家的right。今天的问题是全民腐佳节又重阳败。而且是风气坏了，社会里没有一批精英，来承担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
《生活》：民瑞脑消金兽主社会与知识精英是什么关系？
许纪霖：民瑞脑消金兽主社会也许精英不重要，比如，现在美国的精英，作用就很有限，但是，在社会转型期，美国精英承担过中坚作用。美国为什么有很好的宪有暗香盈袖法和法律，重要的就是开国那批元勋，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麦迪森，真是伟大。
美国最早是13个殖民地，独立战争打完了，开费城会议，准备建立一个国家，联邦政府。每个人都带着自己州的地方利益来谈，最后竟然谈成功了。这批精英虽然不是知识精英，但他们是自治传统里熏陶出来的一批人，有很强的公共意识。当时一度谈崩，都准备打道回府，富兰克林建议大家一起向上帝祈祷，从上帝那里获得智慧，获得我们能继续在一起的勇气。后来他们果然超越了私，谈成了。
在转型社会中，精英非常重要，他奠定未来国家的制度，文化，他是一个“立法者”。这个“法”不能自动产生，一定由人来创造。
晚清以来，中国也面临一个重新立“法”的问题。儒家大法崩溃了，得靠精英来立。从晚清到民初，中国搞过民瑞脑消金兽主政治，三次议会选举，一次比一次腐佳节又重阳败。历史在进步，士大夫的道德在退步。因为约束士大夫的制度环境和价值失落后，他自己撑不起来了。一路垮下来，不是瞬间的崩溃，是一代一代的崩溃。
《生活》：余玉枕纱厨英时说，中国20世纪主要的问题就是精英阶层递减式的衰落。
许纪霖：如果公民自治能起来，每个公民都自己担当责任，那精英确实可有可无。问题在于，这也是梁启超在晚清以后一直讲的问题，社会大变局发生之后，中国民众并没有转化成现代的国民。他们暂时承担不起公共责任，这个时候精英非常重要，而精英却崩溃了。
民瑞脑消金兽国还好，知识分子有独立的阵地，大学，媒体和社团，保持了自身过去的道德，甚至有一种新的精神发扬出来。但是，那是一个建立在沙滩上的象牙塔，需要更大的制度环境，它被革莫道不消魂命摧毁了。作为知识分子，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能发挥自己的公德，在暴力战争中，只有那些边缘知识分子，游士，才会真正能在乱世成为英雄。
但是，即使在太平盛世里，也有各种各样的诱惑，让你跟着体制的逻辑走，失去知识分子本身的东西，而仅仅成为一个官僚，或者一个专家。
《生活》:柏拉图的“哲学王”的角色，在当代知识分子中有可能实现吗？
许纪霖:当代中国精英当中有人希望回到柏拉图，由精英掌握社会的秘密，这些秘密又不能告诉大众，因为大众是危险的。他希望回到那个时代。可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社会的秘密肯定是所有人共享的。今天的精英要做的，是毁灭自己，自我掘坟，造就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但是我想，当一个公民社会建立起来后，是一定要由这些精英，无论是政治精英，商业精英还是知识精英，用超越一时一世的远大目光，去做创造新时代的工作。梁启超当年在评论李鸿章时说：有两种英雄，一种是造时势的英雄，一种是被时势所造的英雄。李鸿章权倾一时，不过是后面那种英雄。而在我们这个鲁迅所说的不是生就是死的大时代里，需要那种造时势的英雄，开创中国新格局、新世面和新文明的英雄。
许纪霖
1957年生于上海。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兼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和法莫道不消魂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担任高级访问学者。
近年来，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的研究、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著有《无穷的困惑》、《智者的尊严》、《中国现代化史》（主编）、《寻求意义》、《许纪霖自选集》、《另一种启蒙》、《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启蒙的自我瓦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等。
（撰文：张泉 采访：许知远 张泉 《生活》2010年6月号“致中国·中国学家特辑2”）
一
70多年后，“八千卷楼”再度毁于兵火。消息传到上海，丁仁已经默默等待多年。从1937年日军攻占杭州，这个结局原本就在他意料之中，只不过似乎来得迟了些，像一串繁冗拖沓的省略号，搅乱了丁仁指尖怆然断裂的弦音。
关于故乡的故事，都是逃难的朋友们间或带来的。日军占领杭州之后，“八千卷楼”就住满了日本官兵。而“八千卷楼”最终被焚毁，据说是因为军队烤火，不慎引燃了内室。这座号称“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的丁家祖产，就这样在一夕之间毫无挣扎地化为焦土。
丁氏家族的“八千卷楼”，可以上溯千年。北宋时，丁氏远祖丁顗搜集藏书达八千卷，闻名天下。到清代，丁仁的高祖丁国典远慕先祖遗风，重建“八千卷楼”，他明确地把重建藏书楼和家族传承建立了关联，“吾聚书多矣，必有好学者为吾子孙。”在丁国典看来，藏书楼不仅代表了读书治学的家风，更是一块精神的纪念碑。然而，盛景难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与清兵在杭州鏖战，“八千卷楼”毁于兵火。直到27年后，才由丁仁的祖父丁申和叔祖丁丙再度重建。然而，固执的丁氏家族早该知道，藏书楼只能是一个盛世的迷梦，原本就禁不起乱世的哪怕微微一颔首。
丁仁少年时，丁氏家族还在江南拥有大量地产、钱庄，丁仁的父亲丁立诚为内阁中书，丁仁衣食无忧，每日唯好读书，研习家藏的前朝印章、印谱，丁仁的篆刻最初宗法浙派，他对邓石如和丁敬倍加尊崇，印章上那些跌宕起伏的纹路，像门前的钱塘江和大运河一样纵横交错，在丁仁看来，它们大得像是整个世界。
不过，“八千卷楼”交到丁仁手中时，其实早已名存实亡。
族亲在温州的投机生意失败，丁家为此欠下巨额债务。丁立诚身为宗族长子，踌躇再三，决定卖掉藏书。一年前，湖州的陆树藩也因为经商失败，被迫决定卖掉家传藏书，同列“清代四大藏书楼”的皕宋楼所藏宋、元版本，大部分都被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收购，这次古籍外流，举国震惊，时人董康说：“古芬未坠，异域长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 丁立诚也要卖书的消息，再次牵动人心。
在两江总督端方的一再奏请之下，清廷在南京创办江南图书馆。端方曾为“出洋五大臣”之首，回国后曾编《欧美政治要义》，他力主避免古籍再度外流，与丁立诚接洽。江南图书馆最终以七万元买走“八千卷楼”藏书，这价格足够丁家偿还债务，却远远抵不过藏书的真正价值，更抵不过丁家长子丁立诚的自责。
丁仁不知道，那些藏书被运走的时候，父亲究竟作何感想，他只能远远望着他的背影，在巷陌的夜色里寒冷而寂寥。
二
“八千卷楼”被搬空时，丁仁尚未过而立之年，时局的凶险，家族的繁琐事务，他全然不在心上。丁仁一门心思只想着篆刻，他和朋友们在西湖边的蒋公祠聚会，探讨印学，还拿出家藏的“西泠八家”印章，与朋友们鉴赏切磋。1904年，他们在孤山脚下成立“西泠印社”， 一心“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丁仁不仅捐出家藏印章文物，还捐出家族在孤山的一块土地建设园林，《西泠印社志稿》说他：“尝斥资建楼，永为社产，不私所有，名曰鹤庐，以作纪念。复岁时增建，虽一石一木，必期尽善而后已，心力所寄尤巨。”
西泠印社首倡者四人，叶铭和吴隐已经37岁，而丁仁和王福庵只有二十五六岁。当时“西学东渐”之风日炽，年轻人们都忙着出国留学，或者革莫道不消魂命流血，满怀踌躇地希望拯救这个万象凋敝的国家，许多同龄人难以理解，这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对这些被视为腐朽的国故如此专注，莫非是西湖边的缠绵悱恻迷乱了他们的心神，让他们尚未过而立之年就垂垂老矣？
许多年后，人们才意识到，丁仁和他的朋友们默默行走的那一条绝路，原来竟也是救亡的一种，面对沸腾的民族激情，他们选择退守内心世界，无心进仕，也无意经商，只求捍卫精神世界的尊严，在人们喧嚣着涌向现代化，迎接西方的时代，默默地重述传统。他们希望保存的是文化的血脉，而不是一时的喧嚣。
丁仁的“老态”在西泠印社中都似乎更胜一筹，光绪末年，王懿荣才刚刚从“龙骨”中辨认出神秘的甲骨文，没过几年，丁仁却开始用甲骨文篆刻，甚至写诗。丁仁因此注定了寂寞，或许在他看来，诗文和篆刻一样，原本就是一小群人之间的心灵的投契，而与公众无关。只不过，它们最终还是要以历史的形态影响公众。
西泠印社更奇特之处，在于一直未能选出社长。“创社四君子”都无心名利，只求保存国故，他们相互谦让推辞，西泠印社社长空缺竟达10年之久，直到1913年力邀印学泰斗吴昌硕入主，社长之位才终于尘埃落定。
如是丁仁和他的朋友们在一个喧嚣的时代恪守印社的寂寞，直到吴昌硕、李叔同、经亨颐、马衡等印学大师相继到来，共同在西湖边勾勒出一个文化的盛世。原本濒临绝境的篆刻，似乎重新复兴。
然而，战争的到来粉碎了一切想象，这个偌大的国家沦陷的不仅仅是山河。战争不过在一寸一寸蚕食着丁仁的记忆，“八千卷楼”化为乌有，丁仁对故乡唯一的牵挂只剩下西泠印社。当初仓皇逃离杭州时，丁仁把西泠印社交付叶秋生照看，西泠印社里还藏着大批印章文物，丁仁开始加倍地思念它们，像思念那些儿时摩挲过的“八千卷楼”里的线装书。不得不告别西泠印社的时候，他才终于能够体会到，30年前，父亲在送走“八千卷楼”那一车车藏书的时候，究竟是怎样的心境。
三
除了悲愤，丁仁什么也做不了。抗战爆发时，丁仁派二儿子丁玑回杭州，抢救西泠印社的文物。丁仁本想自己回去，然而他已年近花甲，那段日子，他不知道儿子是否能平安回来。只有等待，像等待“八千卷楼”的消失。
儿子最终不负众望，带回了一批印社的文物，同时，丁仁还迎来了又一个孙子，四子丁璟之子丁利年，他将陪伴自己晚年最后的时光。
对于丁玑与日本士兵之间惊心动魄的周旋，丁家的后代们也所知不祥。人们只知道，在1939年，丁仁根据这些失而复得的印存，和朋友们一起编成《丁丑劫余印存》二十卷，上起文征明、文彭父子，下至民瑞脑消金兽国时叶玉森、高迥，计有印人273家，印作1900余方，以此作为对1937年日军攻占杭州的祭奠。
丁仁4岁时，祖父丁申和丁丙曾推举王同、张大昌、孙树礼等人共同负责补抄《四库全书》，《丁丑劫余印存》与数十年前的那一次劫余，似乎在冥冥之间建立起微妙的关联。
丁丙原本就是热心慈善的士绅，而他的一次义举，几乎让丁氏家族元气大伤。在西溪避乱时，丁丙、丁申兄弟到店铺购物，意外地发现，店家的包装纸上，竟然都盖着玉玺。细翻之下，兄弟二人才知道，这些纸都来自钦定《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由天下南北七阁收藏，杭州的文澜阁位居其间。显然，战火摧毁的不仅是丁家的“八千卷楼”，还有文澜阁里的《四库全书》。丁氏兄弟马上召集家人抢救散佚的《四库全书》，雇人每日沿街收购，半年后，共收回8689册，占全部文澜阁本的四分之一。尽管丁丙自己平日“衣敝衣，食粗食，甘之如饴”，然而丁氏兄弟为重修《四库全书》却几乎倾尽家财。他们四处拜访江南藏书名家，借阅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汪氏振绮堂和孙氏寿松堂等处藏书，组织100余人抄写，7年后，共成26000余册，清廷原本在修书时刻意抹去的一些不利于朝廷的内容，也被逐一添加完整。
寻找那些劫余的历史，似乎成为丁氏家族一脉相承的精神密码。
屡遭离乱、战争之后，丁仁开始崇佛，他会定期散斋，还是虎跑寺的大护佳节又重阳法，正是在他的引荐之下，李叔同得以到虎跑寺断食，并最终决意出家。然而，对家庭责任的顾虑，使得丁仁始终迟疑着没能踏出迈向佛祖的最后一步。
丁仁在1949年去世，他抱病前往杭州参加西泠印社的清明聚会，回到上海后便住进医院。据说当时他的耳边还响着龙华的隆隆炮火，他拉着“创社四君子”的最后一位幸存者王福庵说：把西泠印社交给共人比黄花瘦产党，而他唯一的遗愿只是，不要改变西泠印社的名字。
四
退休那一年，丁利年给自己刻了枚印章。他试图表明心迹，用余生为家族整理出庞杂的谱系。
每次举起那枚印章，他就觉得自己似乎又回到60多年前，他牵着祖父的手，去拜访客居上海的那些大师名宿。有时，他努力抬起头，透过夏天刺目的阳光，却总也找不到祖父的眼睛，只能看见他颌下花白的长髯。他们会在上海的马路上走一个多小时，从西到东，直到黄浦江边。然后，祖父奇迹般地挥挥手，变出一片阴凉，他们便挤进里弄里一间亭子间，丁利年满头大汗地坐下来，摩挲着摆在桌案上的刻刀和印泥，那时，家族血液里流淌的基因，会让他血脉贲张，然而，时代将他的理想击得粉碎，他已经不被允许像祖父丁仁那样，继续做一介寂寞的印人。
祖父去世后，丁利年的大哥丁祖年也因病夭折，丁利年的父亲丁璟郁郁寡欢，扶柩南下杭州之后，丁璟便取道香港，直到1985年病逝，再也没有回过大陆。丁利年突然成为家中的长子，他只能把桌案上那些毛笔、刻刀匆匆丢下，设法照料弟弟妹妹们的起居生活。1957年，丁利年从上海工业管理学校毕业，到机床厂做统计，“大炼钢”时，他又转而下车间，做起清砂工和钳工。在各自人生的黄金时代，丁利年这一代人在“反右”、“文瑞脑消金兽革”和上山下乡的洪流中慌不择路，没过几年，他们就散佚四海，在上海、黑龙江、江西、宁夏、台北、香港，以及日本、加拿大，经营着各自平凡的生活。身为父亲这一支的长子，丁利年一直试图能组织一次家族聚会，然而，随着各自年龄的增长，这个家族或许已经难以重逢。他们能够彼此分享的，仍然只有半个世纪前那些菲薄的童年记忆，以及寄来的照片上和自己一道老去的亲人的模样。
丁利年翻家谱的时候，接到了妹妹的电话，从台北打来。他们也有几年没见了，两人的对话夹杂着上海话和普通话，丁利年口气里满是关切，又闪烁着些尴尬的客套。妹妹每周要做三次血透，需要长年在台湾的医院调养，上次她匆匆赶到大陆，只待了几个小时，又不得不坐上返回台湾的飞机，她的病一刻也不敢耽搁。
在有些昏暗的小屋里，丁利年数着家谱上那些树根般缠绕伸展的支脉，往事仿佛一条时间的锁链，将家族漂泊的船舷牢牢地拴住。晚清以降，国家的动荡和迭起的变革，在丁家的每一个人身上都烙下倒影。丁氏家族生不逢时，又生逢其时。
丁利年发现，西泠印社的“创社四君子”，以及首任社长吴昌硕，几个家族之间，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叶铭小时候曾在丁家和丁仁一起读书；丁丙重修《四库全书》时，召集的负责人之一就是王福庵的父亲、紫阳书院院长王同，年幼的王福庵自此与丁仁相遇；吴隐和丁仁是儿女亲家；而吴昌硕的儿子吴东迈，与丁家的干女儿吴晏华在丁家花园邂逅，此后成婚。从素昧平生到最终交集，家族之间的微妙关联，在日常琐碎里却总是透着些难以言说的波澜壮阔。一个群星闪耀的年代，其实绝非偶然。
在今日的杭州已经很难找到丁氏家族的遗迹，一场场劫难之后，只剩下几处散落的墓地。固然，还有西泠印社，尽管在它创办伊始，丁仁就已明确说明，孤山这片土地不再属于丁家。许多游客会因为这个诗意盎然的名字而误入这片神秘的园林，人们读不懂照壁上的甲骨文和小篆，甚至认不全大师们的落款，在古老岁月的迷宫里，人们徘徊疑惑，那些峰回路转处恍惚的身影，早已被岁月稀释得和西湖迷离的烟雨一模一样。
（文：张泉 《生活》2010年6月号）
《剑桥中国明代史》试图描述云南沐氏家族的沉浮悲剧时，意外地发现：“实际上是沐氏家族使云南成为明朝的一个省，并使其成为汉族文明的组成部分。”这个观点用来描述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望族，都是适用的。
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乏望族，是他们在塑造一片地域的风貌，一个时代的潮流，以及中国的国民性格。
两晋时南渡的王谢家族，将中原的温柔敦厚之风移植到江南，当时的蛮荒之地，曲水流觞成就了一个时代的侧影。闻喜裴氏与福建林氏并称中国家族的双璧，从黄土地和山林里崛起的丞相们，主导着国家的走向，而借由他们延伸出的家族体系，成为一张笼罩于王朝之上的蛛网。
只不过，家族传奇似乎在民瑞脑消金兽国之后消失或者异化了，“家族”一度成为一个不能言说的命题，家族的失落，导向的不仅是传统的断裂，更是血缘观念的垮塌，社会的重构。这不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现实的问题。
本次《生活》试图寻找的，正是那些影响了近代中国国家成型的家族，他们的兴衰浮沉与国家的命运相互印证。我们撷取了杭州丁氏、无锡钱氏、怀化邓氏、新会梁氏、历溪王氏和香港郑氏这6个家族作为标本。在文学、艺术、思想、建筑、科学、商业、医学等领域，这些天才辈出的家族完成的不仅是个人成就的传承，代际的延续和嬗变，还有他们共同塑型出的今日的中国。
我们同样希望通过这组题目，回答一些问题。丁氏家族是杭州文化、艺术进程的一条潜在的线索，从重建“八千卷楼”，到拯救散佚的《四库全书》，到创办并捍卫西泠印社，丁氏家族的兴衰，与时代的转折、江南命运的浮沉，究竟有着怎样深切的关联？钱基博、钱钟书父子，以及族亲钱穆，构成了学术世家的线索，钱钟书深得父亲器重，却并不是父亲“理想的儿子”，两代人的转换中究竟发生了什么？邓稼先有着显赫的家世，从被奉为“四体皆精、国朝第一”的书法家和篆刻家六世祖邓石如以降，直至身为美学家、教育家的父亲邓以蛰，邓氏家族的艺术基因，难道真的在邓稼先的时代发生了突变？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激进地试图废除家庭，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却完全背道而驰？而在祁门历溪，御医王琠的后裔们正在故乡经历着怎样平静而繁复的生活？在中国，“富不过三代”的魔咒是否真的难以破解，从郑裕彤到郑家纯再到郑志刚，从珠宝大王到地产大王，周大福、香港新世界、K11，郑氏家族的兴起与香港的财富奇迹相辅相成，郑家第三代掌门郑志刚将如何延续家族的商业神话？
如果用树形结构来描绘家族的沿袭和变迁—家族的根系在于拓荒者的胆识和运气；家族漫长的茎络，依靠启蒙和教育而完成；此后，它将分化出枝干，关于传承与背叛、纷争与纠葛；它也可能长出不同的枝叶，在不同的领域开花结果，最终导向截然不同的命运，或者重新被埋入泥土。这是这组家族题目的一些不同的切入点和侧重点：关于拓荒、教育、传承、背叛、选择、浮沉，以及承载家族的容器：祖屋、祠堂。家族本身的漫长历史沿承，或许很难经得起时光之尺的衡量，然而，我们仍然相信，可以在时间的洪流里，分辨出一些属于内心世界的细微刻度。
（文：张泉 《生活》2010年6月号）
清末民初，北京仍在进行权力的更迭，酝酿着新的悲剧，上海只是金融中心和跑马场，尚未成为真正的远东大都会，广州仍在持续的动荡中不能自拔……在这段真空期，长沙代表了国人想象的极限。
人们把对国家富强的狂热、对他者的借鉴与假想，以及对未来的所有期望，都倾注在这座内陆城市里。它曾是中国最保守的城市，却成为新政的实验基地。从政体实验，到经济改革，到报业与文化振兴……在这座城市内部，建立的不仅是一座乌托邦，而是一组此起彼伏的乌托邦的共同体。维新，君主立宪，暴力革莫道不消魂命，新民瑞脑消金兽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各种溶液在城市的试管中混杂，融合，排斥，爆炸。这座城市被不断地填充，不断地赋予新的意义。彼时的长沙模式令时代侧目，也影响着新生的一代和未来的中国。
长沙1910：想象中国的方式
公元1910年，中国万象复始，长沙积重难返。咫尺之间的希望，触手时只剩流光泡影。
国士
12年来，书生们前赴后继的喋血牺牲，遥远得已像前朝的传奇。戊戌年的故事，还是不时有人讲起，只不过，生活在1910年的长沙人听来，它们似乎不是发生在长沙，倒像在伦敦或者巴黎。
1898年，33岁的谭嗣同横尸京城菜市口，留下那段脍炙人口的遗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在北京，百日维新旋即结束；在长沙，谭嗣同曾极力推进的湖南新政也戛然而止。
两年后，谭嗣同的挚友唐才常也试图“冒死发难，推行大改革”，在长沙组织自立军起义，事败被杀，同样33岁。年轻人频繁的流血牺牲，并不能唤醒一个依然沉迷于鸦片中的国家，民众不能以天下为己任，令清醒者痛心疾首。
唐才常被杀前一个月，湖南新政的领袖、被罢官的巡抚陈宝箴已在家中被慈禧太后赐死，他的喉骨被剜下，作为呈报太后的信物。其子陈三立痛不欲生，这位曾与谭嗣同并称“维新四公子”的改革派先锋，已然心灰意冷，他在诗中表明心迹：“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句诗代表了那一代人普遍的心态。哀莫大于心死。希望转瞬降临，又骤然破灭。故事尚在起兴之际就戛然煞笔。风云诡谲，原来只是书生们一厢情愿，原来只是一时的错觉。
仍有人不肯善罢甘休。1902年，曾与谭嗣同、唐才常一道出任时务学堂教习的杨毓麟，在日本写下《新湖南》，面对混乱的时局，他近乎天真地规划着长沙，“建天心阁，为独立之厅，辟湖南巡抚衙门，为独立之政府；开独立之议政院，选独立国会员，制定独立之宪有暗香盈袖法，组织独立之机关，扩张独立之主权，规划独立之地方自治制。”事实上，“新湖南”只是人们试图在湖南操作的又一个实验，其真正目的是“公共之中国中，必使各分省自任一部之位置，各分省发见其独体之亲和力，使进一步求得中国的独立。”
1904年，更年轻的一批人开始主导长沙的走向。30岁出头的黄兴纠集宋教仁、章士钊、陈天华等人，在长沙成立“华兴会”，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他们筹划预先在长沙皇殿埋下炸药，在慈禧太后七十寿辰当天，炸死参加遥拜仪式的湖南官半夜凉初透员，趁乱发动起义，光复长沙。同时，以长沙为中心，联络湖北、四川、上海各方力量，以期届时四方响应，制造声势，使清廷首尾不及应付。然而，这个颇具想象力的血腥计划未能实现，在邻近实施前两个月败露，朝廷下达追缉令，众人纷纷逃离长沙，在日本，“华兴会”成员们见到孙中山，构成了日后“同盟会”的骨干。
1905年底，30岁的陈天华在日本大森海湾蹈海自尽。他没能在长沙起义中马革裹尸，却将自己遗弃在异国冰冷的空气中。陈天华为抗东篱把酒黄昏后议日本政府驱逐中、韩留学生而死，留下一首绝命辞，号召沉睡中的国民“去绝非行，共讲爱国。”4个月后，同样出身“华兴会”、“同盟会”的姚洪业在上海黄浦江自尽，也期以一死唤醒民众。1906年5月，陈天华和姚洪业归葬岳麓山。长沙各界在禹之谟的倡导下，不顾官方反对，举行万人公葬。各校师生云集，“适值夏日，学生皆着白色制半夜凉初透服，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然而，缅怀只是杀戮的前兆。3个月后，禹之谟就被捕，遭受数月 ** 后被绞杀。被捕前，他说了和谭嗣同就义前相似的话：“吾辈为国家、为社会死，义也。各国改革，孰不流血？吾当为前驱。”年底，刘道一奔走于长沙、岳阳之间，试图策反新军，呼应萍、浏、醴起义，被诛杀于长沙浏阳门外，成为“同盟会”第一位烈士。孙中山用书生们的方式纪念了这个书生，他写了一首挽诗：“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馀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没有人能对这些牺牲无动于衷，尽管，频繁地从峰顶跌到谷底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这个时代的悲喜剧。一些改变总在悄然发生，如同天空中流云的位移，尽管没有声响，却足以在人们心中烙下投影。
逆流
对年轻时的莽撞，幸存者们并非没有反思。戊戌年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熊希龄未及奉诏进京，就收到了“六君子”喋血的消息。熊希龄幸免于难，被“革职，永不叙用”，然而，这纸荒唐的诏令，也不啻一张生死状，彻底截断了他读书出仕的理想。对“六君子”的罹难，熊希龄更加无从纾解，他总是念叨着“向非一病，当与六君子同命成七贤矣”。然而，十余年的光阴流驶，足以磨平所有的悲愤。熊希龄已经步入中年，开始投身全新的生活，专注实业。回顾当年，熊希龄认为，“当时主笔多热心爱国之流，愤时过激，立论过激，鄙人劝之不从，阻之不得，遂亦流于汹涌之旋，而为旧党所籍口。戊戌之后，一切新政荡然无存，子弟无所学，父兄引为戒，使我湖南阻碍进步者，迄五六年。以致今日，官吏尚疑于士气之嚣张，不肯为积极之提倡。欲速不达，求通反塞，此皆鄙人之罪也。”
官绅之间的微妙关系，始终困扰着长沙。早在湖南新政初期，皮锡瑞应邀入南学会讲学时，他就有过这样的担心，“中国君主国，绅权太重，必致官与绅争权。”在士绅传统根深蒂固的湖南，这种潜在的危机尤其严重，何况，湖南士绅阶层本身的组成就极为复杂，有追随曾国藩的湘军建立军功的士绅，有退隐的朝廷大员，还有大量挂着功名的人，以及本地的望族。官与绅相互依存又相互制衡。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官方的权力提携后进，推动维新，威胁到老一代士绅的利益，势必遭到反扑。而新兴士绅的权力一旦过强，又势必引起官方警惕。矛盾如此错综复杂，维新派的书生们却天真地不以为然，新政进展得越深入，矛盾则越激化。长沙的乱局，只是整个帝国政局的缩影。
所以，维新与改革，无论在长沙，还是在帝国，归根到底与普遍的民瑞脑消金兽主无关，而是新兴士绅向政权、向老一代士绅要求更大的权力。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创办南学会，借学会知名，行议会之实，其目的是培养精英的民瑞脑消金兽主和战斗意识，通过精英带动精英，进而再影响广大的民众。几年后，黄兴、宋教仁创办华兴会，同样试图由精英来引导政局。1909年，谭延闿主导的湖南咨议局，以民众利益为名，进行过多次令全国侧目的民瑞脑消金兽主抗争，这些抗争固然有其不容抹杀的积极意义，然而，与其说是为民请命，毋宁说是新兴士绅要求政权承认其合法性，即他们已经成为政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长沙的民瑞脑消金兽主之路，在士绅与政权的双簧之间进展，有人为此付出生命，有人因此坐享其成。
叩响铁门之城
长沙城的新格局，大多是在戊戌年间形成的。在此之前，这里一度被传教士马绍尔•布鲁卜（Marshall Broomball）比作《圣经•创世纪》里的“铁门之城”伊塔（Edom）。耶稣会的事业在湖南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刚刚竖立起来的十字架很快就会被愤怒的群众推倒，教堂付之一炬。传教士们不能理解何以湖南的信仰会如此滴水不漏，而即便是中国的新派人物，对湖南也存在同样的困惑。这片地域聚集着中国最保守的势力，牢不可摧。
台湾学者张朋园描述那时的长沙说：“自鸦片战争至英法联军之役，中国所发生的‘三千年变局’，湖南人是无动于衷的。湖南人的守旧态度，有似一口古井，外在的激荡，没有引起些许的涟漪。所以当自强运动在沿海地区进展的时候，湖南人仍在酣睡之中。三十余年的自强运动（1860-1894），于湖南人几乎完全是陌生的。”
甚至任何与西方有关联的人，都可能招致长沙人的怒火。在《伦敦巴黎日记》中，清朝首任驻英使臣郭嵩焘就无奈地描述过自己衣锦还乡时遭遇的尴尬。满城贴满了咒骂他勾结洋人的标语，长沙的官绅不许他坐轮船进入湘江，甚至敢于对这位从京城回来的朝廷大员“傲不为礼”。
1895年，甲午战败，举国悲愤，当各省仍迷失在《马关条约》的悲愤之中，新任湖南巡抚陈宝箴已经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痛下决心，整顿湖南吏治，刚一上任，就查办了治下20余名官吏，以正视听。随即，他联合当地士绅，发展实业，锐意革新，开发这块内陆的省份。
长沙一时人才济济。陈宝箴之子陈三立放弃吏部主事，回长沙辅佐新政。回国不久的黄遵宪也赶到长沙，出任湖南按察使。本地的老一辈士绅更纷纷表态，支持兴办洋务，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身先士卒，不仅领衔奏请创办丰火柴公司、宝善成机器公司，兴办湖南矿务局，创办湘轮，兴办时务学堂等多个实业和教育项目，还亲自改革岳麓书院课程，增加算学、译书。陈宝箴随即频繁地向湖南籍的青年才俊发出邀请，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纷纷应邀襄助。最轰动的一次挖人事件发生在1897年，《时务报》两大主笔梁启超和李维格被谭嗣同、熊希龄软磨硬泡，从上海请到长沙，出任时务学堂中、西文总教习。熊希龄在给《时务报》总经理汪康年的信中表明了长沙全力一搏的态度：“龄等非敢攘夺，实以湘中风气初开，各省皆无与比……弟等久知延请卓如将为天下之所侧目，然欲办成此志此局，又非大有气魄之人不足以举重也。”
这次从长沙发源的改革潮流，似乎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短短几年间，长沙便拥有了时务学堂，名为学会、实则议会的南学会，不缠足会。《湘报》更开长沙报业先河，被称为全国报业“巨擘”，言辞之激烈甚至远胜《时务报》和《知新报》。铁路的价值也被意识到，粤汉铁路原本取道江西，在官绅的一再努力下，铁轨最终铺向湖南。长沙还设立了保卫局，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制度，实现地方自治，黄遵宪亲自制订《湖南保卫局章程》，“分官权于民，培养绅民的自治能力。”湖南的实业也在此时发展起来，新长沙的格局开始成型，从一座封闭的内陆城垣，演化为具备现代特征的新城。
长沙转变之快令全国措手不及。上海的《申报》还在撰文批评湖南“湘中向不与外人通，读书积古之儒，几至耻闻洋务。西人所谓守旧之党，莫湘若也。”不久，天津的《国闻报》就惊喜地发现，湖南“素称守旧，而近日丕变之急，冠于行省。”
这是一群被压抑了太久的年轻人，尤其是谭嗣同。他自幼任侠，去甘肃探望父亲时，他拒绝观赏美女歌舞，“独出驰生马，走山谷中，遇西北风作。沙石击面如中弩，而嗣同不顾，臂膺弯弓，从百十健儿，大呼驰疾，争先逐猛兽。夜则支幕沙上，椎髻箕踞，掬黄羊血，杂血而咽，拨琵琶引吭歌秦腔，欢呼达旦。”21岁时，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就在政论文《治言》中颇具预半夜凉初透言性地将历史断为三代，所谓“天之三变也”。第一代是“道道之世。由是二千年，至于秦而一变”，第二代是“法道之世。由是二千年，至于今而一变”，现在则是“市道之世”。然而，这个踌躇满志的年轻人，整个青年时代却一直被科举压抑，尽管对考试深恶痛绝，从20岁到30岁，他还是慑于父威，一直辗转水陆，在湖南、甘肃、湖北之间往复奔波，疲于应考。
湖南新政给了这些年轻人难得的机会，也给了他们致命的打击。过于激进的主张使他们开始处处碰壁，连最初热心实业的老一代乡绅王先谦、叶德辉们最终也勃然大怒，反戈一击。民间开始流传开一副对联，“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上联讽熊希龄，取“熊”字足下四点，下联讽陈宝箴，取“陈”字“耳”旁。老士绅们甚至联名要驱逐梁启超、唐才常和熊希龄。
不久，梁启超以生病为由离开长沙，光绪帝又先后诏令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进京，长沙新政正在谋划新一轮洗牌，在遥远的京都，百日维新的悲剧已经发生。随着“六君子”被杀，大批官半夜凉初透员被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革职，湖南新政旋即土崩瓦解。
尽管只在长沙呆了半年，戊戌年的幸存者梁启超还是对这座城市充满了异样的情感。许多年后，梁启超重回时务学堂故地，当年与他一道并肩作战的年轻人们已经一个个为了理想殉难，梁启超在早逝的学生蔡锷住过的宿舍前徘徊良久，泣不成声。“予在时务学堂虽仅半年，所得高材生甚多，自我亡命赴日，一班四十人有十一人随我俱去，后唐先生才常在汉口实行革莫道不消魂命，十一人中死难八人！”
仅仅数年间，长沙就从锐意变革的中心变成漫山遍野的坟茔。
夜与昼
1910年，长沙仍在沉默中悄然变化，与接踵而至的政治游戏相比，新的希望在萌生，毕竟，谁也没有权利因为绝望而放弃明天。
这一年，釉下五彩瓷器在“武汉劝业奖进会”和江宁（南京）“南洋劝业会”上接连夺金，湘瓷开始赢得全国声誉。不久，它还将迎来新的捷报，斩获意大利都朗博览会和美国旧金山万国博览会的金牌。这些成绩正是熊希龄的功劳。他创办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和湖南瓷业公司，修造窑场，进行机械制瓷，釉下五彩瓷器正是窑场小试牛刀的产品。
十几年前新政时期发展起来的实业，戊戌事败之后，就被搁置多年，进展缓慢。1904年长沙开埠，大量洋货在城中倾销，终于刺激了商绅们的自强之心。在这座内陆城市里，现代化开始涌动。长沙人对于洋人的敌对态度，终于发生了些许动摇，1906年，耶鲁大学雅礼协会与湖南省政府联合创办湘雅医院，成为中国最早的西式医院之一。1909年，陈文玮、李达璋、饶祖荣重振电灯公司，奏请“外务部转照各国政府，所有湘省电灯，概归本省绅商自办。外商不得仿设”，工人们夜以继日地发电，在全城安装电灯。1910年，长沙全城已安装好电话，湖南工业总会成立，形成了瓷业、铁路、矿山、航运四大实业格局。与此同时，大批回乡的士绅和留学生也开始兴办教育，1910年之前，湖南境内已经有47所中学，位居全国第二。
然而，再度出山的熊希龄并不知道，1910年不是他的归宿，他的人生还将遭遇更多变局，他最终没能在实业家的道路上走到底，成为湖南的张骞。一年后的辛亥革莫道不消魂命将再度把他被推向政界，他将出任民瑞脑消金兽国内阁总理，组织被寄予厚望的“第一流人才内阁”。而即便在这个位置上，他依然无从实现拯救国民的理想，他将在身退后全心投身慈善，为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寻找新的出路。1910年之于熊希龄，只是一次再度启程，他将用他的才华粉饰长沙的迷梦。历史又戏剧性地过渡到一个悲喜交集的年代，似乎有许多新的希望都在争先露出端倪，又似乎有更多的绝望在黑夜里暗自滋长。
时代的前夜
长沙城中并不太平，1910年，天灾逐着人祸。湖南省财政赤字高达600多万，境内更是水灾不断，官绅官绅趁机囤积粮食，粮价飞涨。湖南巡抚岑春蓂不仅不采取举措，开仓济民，反而勾结外国洋行和奸商，将粮食运到外地牟取暴利。4月11日，挑水工黄贵荪用全部工钱还换不到一升大米，一家四口投河自尽。长沙城内群情激愤，民众涌上街头，放火烧粮，焚烧衙门和各国洋行、教堂。岑春蓂下令军队扫射，更加引起公愤。
短暂的骚乱并不能影响城市的大局，士绅家中依旧夜夜笙歌。一天夜里，巡夜者抓住一个形迹可疑的人，身藏兵器，送到官府后，叶德辉写信保释，那人竟是他的家班的戏子。
抢米风潮最终还是平息下去，士绅们成了替罪羊。王先谦、叶德辉等人被革去功名。民众们纷纷回家，故事却才刚刚开始。新成立的湖南咨议局针对抢米风潮，召开年会，要求政府筹集资金、安顿灾民，同时弹瑞脑消金兽劾了几名贪赃枉法的基层官半夜凉初透员。议长谭延闿致电军机处，为王先谦、叶德辉等士绅鸣不平，同时要求惩办罪魁祸首岑春蓂。这个不情之请激怒了军机大臣，遭到批驳后，谭延闿再次上书抗争。长沙与北京开始积累起矛盾。随后，新任巡抚杨文鼎为化解财政危机，上报朝廷，发行了120万地方公债，然而，这个提案没有交给咨议局审核。咨议局马上联名质询，当军机大臣为杨文鼎辩护时，咨议局竟连军机大臣都参劾了。湖南咨议局对北京的发难，似乎隐隐又让人看到了12年前那个曾被屠刀血洗的长沙。
几个月后，清廷造出“预备立宪”的骗东篱把酒黄昏后局，内阁13人中竟有7人由皇族出任。各省咨议局进京，谭延闿将被各省推举为大会执行主人比黄花瘦席，两上奏折，要求朝廷重选内阁，遭到“上谕”严辞斥责之后，湖南省咨议局一怒之下，联合各省，发出《宣告全国书》，直斥“预备立宪”“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人比黄花瘦制。”还在《通告各团体书》中对“上谕”逐条驳斥，史无前例。
然而，这些努力只是晚清政治闹剧中的几段插曲，真正将在未来主宰这个国家的力量尚未成型。经历了戊戌变法、义和团和暴力革莫道不消魂命的接连惨败，英雄们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从维新到革莫道不消魂命，两条路似乎都已走到尽头，过往十数年英雄辈出，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为这个凋敝的国家开出一方良药。人们束手无策，却又一个个都急不可待，摩拳擦掌，他们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想象中国，他们为此决不惮于听信任何人的鼓惑，只要那鼓惑足够有力，足够耐人寻味，他们都愿意为此付出自己年轻的生命和未来的生活。
1910年，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前夜，却没有人能预感到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到来。遥远的紫禁城中，帝王依然安稳度日，帝国腹背受敌，或许一朝倾覆，或许溥仪马上就会沦为评书里的汉献帝，要看董卓、曹操、曹丕们的脸色度日。或许，不久又会有新帝登基，改朝换代，四分五裂的国家将重拾旧日的荣耀。然而，即便是最负盛名的占星家，也无从预测，两千年帝制即将终结，所有的预半夜凉初透言都将破产。
这是一个过于偏激的年代，又是一个看起来十分沉静的年代。生活在大时代动荡中的人们，正如陷入龙卷风中间，外面地动山摇，内部却最为平静，只在一场梦与另一场的交替之间，已然身处异地，物是人非。
所以，1910年的长沙，人潮很快也会散去，街市依然繁华，似乎没有什么能真正撼动这座城市，更无损于既有的制度。这座曾经蓄积了骇人能量的城市，在迅速地冷却，回归平静。那些曾在长沙掀起滔天狂澜的人们，要么断头，要么蛰伏，要么离开。蔡锷远在广西，出任广西讲武堂监督、广西混成协协统。黄兴则在更遥远的南洋槟榔屿（马来西亚），等待着与孙中山会晤，谋划来年广州黄花岗的起义，两年前，他拒绝了慈禧太后以两湖总督为筹码的招安，也因此不得不继续流莫道不消魂亡的生涯。他们看起来只是四散在荒野中的火星，转瞬便可能被黑夜吞噬。大厦将倾，棋局未定，没有人知道，谁还能在这个凋敝的时代再度出手，力挽狂澜。
只有学堂里那些激进而又籍籍无名的年轻教师们，还会偶尔向学生们讲起过往十余年的风云往事。那时坐在台下听讲的，有十几岁的匡互生、萧子升、蔡和森和毛泽东。杨毓麟的“新湖南”的构想，深深地影响着这些年轻人。毛泽东甚至一度提出了建立“湖南共和国”的主张。
云集于长沙的下一代人，将用怎样的方式纪念戊戌年以来的流血故事，关系着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
未来尚未发生
1910年，更年轻的匡互生和毛泽东还在学堂里攻读古文。
这一年，19岁的匡互生考入邵阳驻省宝庆中学堂，来到长沙。这个自幼体弱多病的孩子，已经通过多年的习武变得身强力壮，他偶尔会向同学们炫耀他惊人的膂力，他能徒手把弯曲的铁门扣掰直。只不过现在，他的时代尚未到来。一年后，他将亲历长沙的辛亥革莫道不消魂命，追随老师攻打巡抚衙门，驻守长沙小西门。随后，他将在课堂命题作文《时事感言》中怒斥新任湖南督军汤芗铭，引起全校师生的共鸣，并因此导致老师李洞天被杀，校长被判10年。九年后，他将攀上曹汝霖的宅院，火烧赵家楼，点起五四的第一把火。他还将在未来的日子里，创办丽达学园，影响更多迷惘中的年轻人。
至于17岁的毛泽东，还仍是一个旧式教育浸淫的学生。他还热衷于读四书五经，章回体小说，“信神拜佛”，“很相信孔夫子”，和那个时代所有的湖南学子一样，对同乡曾国藩敬佩得五体投地。这一年，他刚刚离开故乡韶山，考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不过，这个倍受歧视的乡下孩子在入学考试中初试锋芒便技惊四座，在这首七言古诗中，毛泽东以青蛙自喻：“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校长李元甫读罢惊呼，学校招来一位建国大才。然而，这也只是李元甫一厢情愿而已，没有人相信这个年轻人究竟能在未来掀起多少波澜。毕竟，在过去十余年的乱世里，已经有无数被预半夜凉初透言为绝世雄才的书生，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个年轻人又能承担多少期望的负荷，这个狂躁的时代是否有耐心等待他“先开口”？他最终能影响湖南，还是影响中国？均未可知。
在学校里，毛泽东才开始接触西学。他读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读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他们的观点几乎 ** 了毛泽东过去十几年接受的一切教育。在兴奋与彷徨之中，毛泽东百无聊赖地与萧子升进行着对诗联句的游戏。他在这种如混凝土般封闭而又如岩浆般活跃的环境中，继续消耗着自己过于旺盛的生命力。他仍然坚持每天跑到校园的井边冲冷水澡，即便井沿上正结着冰。他时常还要约朋友们去隆冬的湘江游泳。他们还是频繁地结伴做漫长的徒步旅行，淳朴的湖南农民会为他们提供干粮和住宿，如在野外，他们则以天为被，以地为席，“大被同眠”。他还没有征服世界的野心，他甚至还固守着那个天真的梦——约一二同道，到岳麓山下开垦一块地，半耕半读，建立一个小小的理想国。这种又像桃花源又像巴黎公社生活，就是毛泽东对于未来想象的极限。
他不知道，不久，萧子升和他就将先后考入省立第一师范，投入杨昌济门下，结识蔡和森，成“湘江三友”，还将共同创办新民学会，筹备赴法莫道不消魂国勤工俭学；更不知道，他们将因信仰的分歧而最终反目，许多年后，当他回忆起这个旧友时，竟会用一个路人般的按语——“有一个名喊萧瑜的学生”（毛泽东在自传中对埃德加•斯诺说：于是第二年夏天我们步行湖南全省，走遍五县，和我一同的有一个名喊萧瑜的学生。我们走遍了五县，不费一文钱。农民们供给我们饮，供给我们睡觉的地方）。然后，几乎他所有的朋友也终将逐一离他而去，如同谭嗣同、唐才常们逐一离开熊希龄一样。只不过，在熊希龄的时代，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只有一条路可走，而在毛泽东的时代，他和他的朋友们已经有无数种主义可以信奉，无数条道路可以筛选，而生死也变得更加无常。这使得他们可以共患难，却注定不能拥有共同的明天。然后，当这个农民的儿子将离开长沙，独自去到更广阔的地方，更加远离自己最初的梦想。他以为可以像小时候牵着高大的耕牛一样，牵引着一个大时代走过中国的大地，最终却终要被那时代拖拽推搡。那时代就像一窖过于浓厉的烈酒，远远超出他的意料，最后连他自己也被拖进去，充当了药引子。
此时，未来尚未发生。1910年的毛泽东只是那个时代无数迷惘的年轻人之一，他不知道自己的前方在哪里，更不知道，在遥远的未来，这个国家真的竟要按照他的理想来缔造。他将比曾国藩和康有为更加著名，他的治国方略将比梁启超的理论更加深远地影响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二十多年后，他甚至将不可一世地评点历代名君，调侃他们“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那些尚未发生的事情将把现在的他反衬得无比生动。
长沙的时钟
一百年后，长沙已经找不到1910年的痕迹。长沙的时钟似乎径直拨过慷慨悲歌的1898年，以及平静中暗伏杀机的1910年，缓缓地停留在1920年以后的刻度上。
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曾在《湖南人在中国之地位》中写道：“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非学风所播，志士朋兴。夫支持国势原不限一地之人，然人才所集，大势所趋，亦未始无偏重之处。德国之普鲁士实为中枢，日本之鹿儿岛多生俊杰，中国有湘，略与之同。”然而，这座英雄辈出、显赫一时的城市，还是变成了一个人的城市。长沙幸存的老建筑不多。1938年，日军南下，临湘、岳阳失守，直逼长沙。国民政府奉行焦土抗战，全城几乎都毁于文夕大火。在这座被重建的城市里，遍布着重建的毛泽东的遗迹，夹杂在湘江两岸鳞次栉比的现代建筑中。
在湖南第一高等师范学院里，几乎在每条走廊上都能找到毛泽东，指示牌频繁地提示着，向前是毛泽东的教室，在那里你可以找到毛泽东的座位，毛泽东画过的瓜果写生。转角处森严的铁门，通往毛泽东的宿舍。转弯是毛泽东曾演讲和组织革莫道不消魂命活动的大礼堂，它仍被搭成1920年代的模样。这片建筑群在1968年仿照原貌重建，屋顶是中式的瓦，却选用绿色，支撑它们的是西式的白色雕花立柱，立柱间的木窗却又是中式的，只不过，窗户上层的拱形结构和彩色花纹玻璃，又暗示着西洋的踪迹。那时的长沙被骤然抛进现代社会，西潮涌入，而旧传统根深蒂固，于是滋生出长沙奇特的风貌。
蔡和森的故居像一个装置艺术，被安装在一片静谧的大理石花园里，周边包裹着一层层居民区。毛泽东和萧子升、蔡和森们曾在这里创办新民学会，在这里孕育着他和杨开慧刻骨铭心的初恋。不需要门票，但进门要扫描一下身份证，下雨的冬日更少人来，只有一对年轻的情侣，男人从背后环抱着姑娘，用湖南话逐字念着毛泽东写给蔡和森的信，繁体字，需要仔细辨识，于是经常卡壳，姑娘则望着那些因过度放大而变模糊的黑白照片出神。
这只是长沙城中一个寻常的午后。在夜里，长沙将彻底换一张面孔，如同它在历史中的屡次骤变。密布在路两侧的歌厅和酒吧，将硬生生撕开许多条马路。各色夜灯将城市割裂为五光十色的碎片，各种风格、曲调的的士高音乐将攻陷整座城市，在这个超女横行的城市里，人们都将涌入温暖的室内，歌舞，狂欢，娱乐，极富创意地篡改周杰伦的歌谣：“我使用避东篱把酒黄昏后孕套，哼哼哈嘿……”那时，将只有毛泽东独自在橘子洲头，眺望这座已然陌生的城市。
遥望
毛泽东在橘子洲头，隔着云雾，目光追逐着昼夜不息的流水。一个月前，这8000多块巨石才刚刚落成。那天，他看见一群素未谋面的孩子，穿着民瑞脑消金兽国时的衣服，来给他过116岁的生日。女生着蓝褂黑裙，男生则一身白衣白帽，他们都在鼓掌，脸冻得通红，男生剃着平头，女生大多扎着辫子，只有他的长发在风中凝固。
他又望向江面，游轮散落在江中，都已停航，“KTV，茶座”的字样暗示着这个冬日的清净何其难能可贵。岸边则停满了渔船，早有十几个人迫不及待地迎上去。渔民们把鱼网从船里拖出来，扔在沙滩上，探出手往里面漫无目的地捞着，随即变戏法似的，面前一字排开的红色塑料盆里便游出一尾尾鱼。盆子虽是红色，却都红得不一样，鱼也不一样。同样的一条江，却会生出不同的鱼来。就像虽然同饮过这一江水，他和他的朋友们终究还是要分道扬镳，或者生死陌路。
岸边钓鱼的人群也在与他对视。鱼线被一圈圈放长，鱼漂不断地甩出去，敲击着水面，在江水中砸出深浅不一的坑，转瞬又消失不见。这样夜以继日地望着同样一江水，是否会太过单调？他和钓鱼的人们有着同样的疑惑。他太爱这条江，以致于81岁最后一次回长沙时，还执意要在这条江中游泳。他如此执意，或许只是以为，从橘子洲头下水之后，他就能溯游回自己的青春。那天就像今天一样寒冷，或许还要更冷些，也落着雨，他记不清了。总之，他终究没能游成。
他又望见了那个每天都在岸边的大理石上模仿他写字的中年男人。那男人挥舞着大笔，蘸满了小塑料桶里的水，提起来，在桶沿上小心地抹着，梳理着笔尖的形状，它逐渐弯曲，柔顺，变得圆润。每写一个字之前，男人总要虔诚地先往手上呵一口气，然后，毛笔就会在大理石上轻盈地游走，如同太极的步法。“江山如此多娇”，男人退后两步，眯着眼睛打量着地上的水渍，无论围观的人怎样赞赏，男人总是喃喃地说，又不像。他有时都有些怜悯这个男人了。尤其当这个男人说，自己总是太过认真，于是总是因此而忘了下一句词。
他这样遥望着这座城市，也被这座城市遥望着。他还记得1910年，他还只是一个少年，那时的长沙，是个何其巨大而又新奇的世界。
文：张泉 《生活》2010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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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能停顿，它不能抵御，你可以打人比黄花瘦倒帝国主义，但不能抵御这种新世界。
——卢作孚
早春三月
1918年，孙中山开始连载他漫无边际的建国方略。他打算只用十年的时间，就在中国铺满铁路和公路，开通大运河，开辟新港，直达边疆。然而，一直到六年后的3月，孙中山离世的时候，他最后一眼看到的仍是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国，他的那些恢宏的建国理想正在连年的混战中沉淀，消散，如同故乡早春的“三月红”荔枝，食之甘洌，却暗藏酸楚；随春而生，却耐不过一个夏日，当大多数荔枝成熟的时候，它早已沉默凋零。没有人知道，这些阴差阳错，究竟是季节的过错，还是“三月红”命定的悲剧。
后来，美国汉学家韦慕庭（Clarence M. Wilbur）在《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为孙中山的一生盖棺定论，“孙中山的一生，是一部梦幻被击碎了的、色彩黯淡的历史”。 想象力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困境，孙中山只来得及为未来的中国勾画出蓝图。那些意想不到的成功和意料之外的失败，构成了命运的迷障。在孙中山之后，理想主义者从未绝迹，只不过，从未有人像孙中山这样，用一生见证悲剧，却把梦想交付给别人。韦慕庭说：“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曾经多次被宣告为失败者，可是，他又常在另一场合取得了胜利。” “另一场合”的胜利，或许也来自那些追随孙中山的年轻人，在他死后，他们开始更加热切地寻找他的世界。
无数的年轻人记诵着孙中山的字句死去，也有人记诵着那些字句活下去。卢作孚只是其中之一，他也曾试图以流血牺牲来拯救中国。
这个阅读着达尔文和赫胥黎长大的年轻人，不满18岁时就加入了同盟会，他在四川的“保路运动”中大显身手时，依然未及弱冠之年。“二次革莫道不消魂命”失败后，卢作孚踏上逃亡之路，他越成熟，就越意识到暴力革莫道不消魂命本身的无力，转身之间，他发现了孙中山另外的一面。卢作孚坚信建设比救亡更紧迫也更重要，“许多人将救亡与建国区分开。救亡和建国是一件事。”他认定中国的前途是“唯有从根本上建设国家，以机器替代人力，以科学方法替代迷信与积习。”许多年后的“九·一八”，他见到了那些像他从前一样打算身赴国难的年轻人，“四川青年组织敢死队到前方，经过北碚时，见着正在工作的朋友，就以为：国已危急了，哪有闲工夫还来建设乡村！后来，这些在外面救国的青年，不但没有把国救起，连自己吃饭也成了问题。”他终于知道，无论怎样苦劝和论证，命运还是要一再重演下去。
卢作孚还是坚持着自己的选择，他投身实业和乡村建设，他创办的民生公司击溃了欧美洋行，垄断了长江航运，他以北碚为中心进行的乡村建设，在短短几年间，在这片土匪横行的乡村上，建造出现代化城市的雏形，并且成为李约瑟口中战时中国科学的中心。卢作孚信奉看不见的力量，他在演讲中说：“现在有人认为社会的改变，是要先毁坏，后建设。如果国际允许中国，中国允许我们，就把现在毁坏，重新建设起来。但是事实上很困难，所以只好采用改良社会的方法。改良也许阻力很大，但要设法去消灭它。……民瑞脑消金兽国十一年在川南工作时，曾邀一个川外人来演讲，他说：‘请大家认识我，我是一颗炸弹。’我解释说：‘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看见的不是力量，看不见的才是力量。”
卢作孚是孙中山理想的实施者，一个极有效率的实干家。然而，这个信念和行动力充沛的年轻人，这个孜孜不倦的微生物，耗尽一生，却也只是缔造了一个转瞬即逝的北碚。
将来的三峡
开创北碚神话之前，卢作孚已经在实业界和城市建设界声名卓著。他在成都和合川的教育和城市改革卓有成效，1926年，他决定不再依附于军阀，以自己的声望募集资金，先后创办了“合川电水厂”和“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始挑战欧美国家垄断的长江航运。1927年，卢作孚被任命为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局帘卷西风长，他开始踌躇满志地计划以北碚为中心，对嘉陵江三峡地区30多个乡镇进行改造。
嘉陵江三峡地处国民革莫道不消魂命军二十一军刘湘和二十八军邓锡侯部陈书农的防区之间，一直无人问津，土匪横行，不但打家劫舍，抢夺船只，甚至连军队过境，也要先和土匪交涉才能保证平安无虞。北碚更是一个凋敝的乡村，许多年后，卢作孚依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到北碚的情景，“街道很小很小，街道中间，还有一条阳沟，每边只容许两人侧身而过。记得自己曾骑一匹马，想到街里一游，却无法通过而退了回来。街顶黑暗不见天日，因避雨的关系，同时也就避去了阳光。街上非常之肮脏的阳沟堵塞着垃圾和腐水。现在顶好的一条南京路，就是当日有名的‘九口缸’——九口大尿缸摆在街边，任何人都得掩鼻而过。”
然而，踌躇再三，卢作孚还是决定“打破苟安的局面，创造理想的社会。”他亲自率领官军剿匪，同时招安，“化匪为民”。1928年，卢作孚聘请丹麦人守尔慈任总工程师，开建北川铁路，以加速矿区的煤炭运输，直到1949年，这都是全四川唯一的铁路。
卢作孚延续着自己的营建思路，先使经济发展步入正轨，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开矿、寓兵于工、发展纺织业，然后进行与现实问题相关的公共空间建设，营建公园和医院，继而创办体育馆，学校，报纸，图书馆，开办运动会。与数十年前那些推进洋务运动的士大夫不同，与一味理想主义的改革派也不同，卢作孚试图将民众引入现代化的公共生活中，让他们直面科学和知识的成果。他不得不成为一个励志学家，他必须将那些浅显的道理翻来覆去说许多遍，不断地向民众描述他简单的理想。因为总是有新的听众要加入进来，因为已经加入进来的听众总是需要再度强化才能唤醒记忆。卢作孚在中国的现实中乐此不疲。
他也因此深知模型的意义所在，他不断地制造着模型，赋予它们新的价值，使公众有目标，有参照，北碚正是其中最大的模型。他从不讳言自己全力营建北碚的目的所在，是要创造出“几个现代的模型，是想将这一大幅地方变成一个现代的生产陈列馆……将它们装置在乡村人们的理想里。”
事实上，卢作孚的现代化之路，最初移植自青岛和上海。第一次到青岛时，他就对青岛的城市规划念念不忘，“看了德国人经营的青岛，就想到要把今后的北碚建设成一个大花园，有了一个可供摹仿的模型，并进而把整个三峡布置成一个美丽的游览区。”上海则是一个购买现代化的所在，他从上海买回“法莫道不消魂国梧桐”，种在北碚的街道上，他事无巨细都会考虑，细致到在一条上山路上，石级的长宽步数以及转弯的角度都要准确，梧桐树必须种在一根直线上，要按照相同的距离、相同高度分布。民生公司的轮船从上海订做，峡区织布厂的织布机、柴油发动机、交流发电机都从上海购买，教给农民使用的打谷机和剥粒机也来自上海。
在科学教育领域也不例外。1934年，卢作孚、卢子英兄弟在上海参观了陶行知创办的山海工学团，回到北碚就开始推行陶行知倡导的“小先生制”。以致五年后陶行知内迁到北碚定居时，惊讶地发现“我又似乎回到了山海工学团”。毕生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陶行知在北碚看到了自己未竟的理想，北碚“可谓将来建设新中国的缩影。”城市建设实验的成功，使北碚的科学发展得到了保证。
诛神
那消息像条敏捷的毒蛇一样在整个重庆迅速游走。东岳大帝被强行搬出火焰山上自己的庙宇，卢作孚率领少年义勇军，在东岳庙里摆满了从四川、康藏采集来的各种动植物标本。1930年，北碚火焰上的东岳庙被宣告寿终正寝，取代它的将是峡区博物馆。
人们忽然隐隐想起来，这个“大逆不道”的计划，卢作孚其实已经酝酿了很久。
早在两年前，刚刚创刊的《嘉陵江报》上就刊登过一则报道：卢作孚“拟在温泉公园内添设嘉陵江科学馆一所，内分物理试验室、化学试验室、生物研究室、地质研究室、卫生陈列室，已寄信上海购置仪器、药品及材料物品，预定年内或明年春间开馆，将来本馆即定名嘉陵江科学馆，以备一般人之参观研究云。”卢作孚为此还曾率领民生公司、北川铁路公司、峡防局、川江航管处等单位，到华北、东北、华东考察了半年，他不厌其烦地向江浙两省的昆虫局，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社，北京的故宫古文物陈列、北平静生生物研究所取经，购买器材，交换标本，并不惜重金引进人才。蔡元培、黄炎培、翁文灏、秉农三等人都对这个充满想象力和执行力的年轻人称许有加，很快，“嘉陵江科学馆”就被另一个更为振奋人心的名字所取代——“中国西部科学院”。卢作孚就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筹备处”，一切进展得有条不紊，只不过，谁也没有想到，卢作孚居然向东岳大帝宣战了。
“鉴于吾国西部各省，物产丰富，幅员辽阔，不但为西南屏障，且于经济上有东北各省同等之价值，爰议设立研究机关，定名为中国西部科学院，从事科学之探索，以开发宝藏，富裕民生。”对于发展科学的意图，卢作孚的目的很明确，“开发宝藏，富裕民生”， “用科学方法寻求中国西部的出产，从地质研究上寻求地下的出产，从生物研究上寻求地上的出产。”他看重的也是科学经世致用的一面，希望科学为经济建设服务，这种思路和对科学的态度，也决定了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建制。
《新青年》愤怒的编辑们仍在叫嚣着“德先生”和“赛先生”，然而，科学家们已经不会再被当作神灵来供奉。他们不能再像修建都江堰的李冰或者治不了膏肓之病的扁鹊那样进入庙宇——因为偶像已经被推翻，科学不再被宗教化，科学因此丧失了神秘感和仪式感，普通中国人感兴趣的，永远只是那些可以转化为日常实用的科学。
身为实业家，卢作孚深知资金对科学薄雾浓云愁永昼运营的意义所在，他一直与四川的许多军阀、士绅周旋，获得他们的支持，在卢作孚的劝说下，峡防局副局帘卷西风长熊明甫捐赠地皮，军阀杨森出资建造了惠宇大楼。同时，身为民生公司和北川铁路公司的负责人，他在经济上也保持了自身的独立，这使得他的事业可以一直有条不紊地进展。卢作孚以公司的名义带头捐款，并从全国共募捐得15万元，为中国西部科学院建起实验大楼。
早在中国西部科学院成立前一年，中国科学社派动植物专家到四川进行田野考察，卢作孚就派峡区少年义勇队三十多人随同中国科学社的专家们，一道辗转峨眉山、大小凉山一带，做动植物采集和实地考察。这些标本构成了次年建立的中国西部科学院最初的馆藏。卢作孚对标本的重视，甚至到了痴狂的地步，他到青岛考察时，甚至亲自到海边抓螃蟹和螺蛳，捡回蚌壳，带回中国西部科学院进行研究，制作标本。西部蕴藏着诸多神奇的物种，许多国内外的探险家和生物学家，在这里发现了新的物种。这一年，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同仁们，继续追随中瑞新甘考察团，进行田野考察。德国科学家傅德利氏前往松潘、宁远、西康、新疆、甘肃等地采集标本时，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同仁们再度跟随，回到北碚后，傅德利的名字就出现在中国西部科学院刚刚建立的生物研究所专家名单中，由他负责昆虫研究。此后，研究所形成关联，每年春季外出采集标本，秋季则回到研究所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这一年，卢作孚还创办了博物馆、兼善中学和理化研究所。前两者面向公众，希望用科学直接影响民众；后者则在嘉陵江及川东、川鄂边境采集了160多种煤矿，和140多种其他矿石，进行化验，以选择对经济和生产最有力的途径。卢作孚甚至极富想象力地创办起十几所民众学校，有挨户学校，场期学校，妇女学校，甚至有按照职业区分的力夫学校，船夫学校。
卢作孚始终没有转移对公众的注意力，1931年端午节，他又提出一个空前绝后的设想，要求北碚所有的政府机关、工厂、学校、博物馆，对外开放，甚至连“办公、上课、研究的地方以至于寝室、厨房、厕所，都让他们参观。”面对不断涌来的人群，卢作孚亲自讲解现代化的意义所在。
此后，中国西部科学院又创办了地质研究所和农林研究所。前者从嘉陵江周边辐射到整个四川，进而直达西康、青海、云南、贵州各省的地质土壤图；后者则在家畜、林垦研究之余，长期试种中美棉、会理的草木棉，试养意大利鸡，大规模造林，寻找最佳的生产之道，并将这些技术普及到民众中，通过农民夜读学校和农产品陈列展，将科学之光播撒出去。
卢作孚对中国西部科学院的规划，如同他的城市规划方案一样，思路清晰，分阶段规划，而行动极快。先完成必须的，与日常生活与经济有着紧迫关联的区域，再逐步深入，仅仅在两年间，就基本完成了中国西部科学院的主要架构。
西部科学研究之路举步维艰。1933年，《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业刊》第一卷第一号上，刊登了常隆庆在重庆南川间的地质考察报告，作者实地考察了这一地域的地质构造，其地质时代包括震旦纪、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二叠纪、三叠纪、侏罗纪及白垩纪。重点考察了矿产，以煤为主，其中二叠纪煤层总储量有145636146吨，也分析了黄铁矿的含量，但认为其并无开采价值。在陡峭的山路上，作者偶尔能偶遇运盐运棉的客商，他们散坐在林荫间，吃着自带的干粮。山上住户更加稀少，三座庙宇的僧人，十几家采办硫磺的工人，间或运煤的工人。沿路只有野生水竹和一些耐寒的灌木，将道路甩向高处。
常隆庆在十一月出发，到金佛山考察，在这个季节里，重庆一向是晴天，而只不过数十里外的山间，却连日阴雨，道路泥泞。半个月后，第一场雪就下下来，当地人说要到次年的二月雪才可能融化。雾气也在此时聚拢到山上，它们成为测绘地图和观察底层时最大的障碍。
常隆庆只能凭借经验出发，因为没有可参考的地图。德国人李希霍芬虽然绘出了这一地区中生代上部的地质图，然而，吊诡的是，他本人从未到过这里。而荷兰地质学家亚本登农（Abendanon）虽然在此地考察过，却没有留下任何对于地质的描述。在中国广袤而神秘的西部，有诸多这样的开创性的工作等待着科学家们。
1933年夏天，中国科学社年会史无前例地在西部召开，科学家们陆续抵达北碚，见证了这个穷乡僻壤的剧变，也见证着科学的种子怎样被深植在这片浑浊的土壤里。卢作孚的诚意和北碚的崛起，成为一个新的时代话题。这也成为抗战迁都后，许多重要科研机构不约而同地选择迁居北碚的原因。
1938年10月发生的“东方敦刻尔克”，不仅拯救了中国，保留了一线希望，也让北碚成为人们选择的福地。当时，宜昌的码头上滞留了3万多名各地撤出的知识分子和难民，还积压了10万吨战略物资，它们几乎是中国工业的全部血脉。此时，长江只剩下40天左右的中水位，40天后就不能再行大船，而日军则紧追不舍，尾随轰炸，在混乱中，一线生机交到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手中。此时，民生公司已经垄断了长江的航运，将欧美诸国的船只全部驱逐出去。从1929年到1937年，民生公司的船只数量翻了15倍，吨位翻了78倍，股本翻了70倍，资产则翻了400多倍。卢作孚亲临宜昌前线，他采取“三段运输”法，昼夜工作，40天后，在宜昌的码头上，日军几乎一无所获。
抗战时，纷纷选择北碚作为落脚地。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气象研究所、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室、经济部矿冶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国地理研究所、军政部陆军制药研究所等。在北碚，陶行知的晓庄师范与中国科学社合作，研究中药。疟疾患者很多，无法购买奎宁丸，陶行知找到中药处方，在一间破土地庙里，搭建土灶，购买药材和设备，常山、斌狼、鳖、乌梅等，磨成粉，煎药，最终制造出药丸。
现代中国的科学家们，在北碚筚路蓝缕，在绝境中继续着自己的事业。北碚在战时被称为“陪都的陪都”，既指代城市的繁华，更显示科学文化的繁荣之势，只不过这繁荣，却又转瞬凋零。
李约瑟之路
很长一段时间里，李约瑟几乎被简化为一个白求恩式的国际友人。他奉命创办了中英科学合作馆（SBSCO），对中国科学给予了极大的支援。他书写了多卷本《中国科技史》，不厌其烦地向西方世界描述古代中国的科学神话。
自从第一次抵达重庆开始，李约瑟就频繁地拿重庆和那些他所熟悉的城市对比：“首先，这座城市漫无计划地向外扩展，在不同的高度上延绵数英里，绿色随处可见，在中心城区也能听见鸡鸣声。因此，红色的泥土和一些砖石建筑使人想起这里和托尔基镇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只是这里的山要高一些……夜间当灯火熄灭后，你会听到江轮的汽笛声（汽笛声随时都有，只是没有纽约那么频繁）。这个地方据说还有点像香港。这里也很像谢南迪尔河和波托马克河交汇处的哈帕斯渡口，也有点像在波士顿——俄亥俄之间运行的火车所拉响的汽笛声”，然而，他发现，重庆最终也不像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它在战争的状态下被激发（压榨）出一种奇妙的状态，仿佛没有历史——因为历史已被炸塌焚毁。历史正如一些粘稠的脓液，从它干瘪的身体里迅速地流出去。
时至今日，汉学家们只要和我说起李约瑟，就会拿“欧洲中心主义”这样一个骇人的帽子来评价他和他的不可胜计的《中国科技史》。问题在于，“某某中心主义”只是各自观察角度的问题，说不定这些汉学家对中国的恶意的偏见，并不亚于李约瑟以欧洲为衡量标准来判断中国、来激励中国的热忱。
李约瑟和他的朋友们都在关注这个国家的前途，他越想置身事外地观察它，就发现自己愈发紧密地和它捆佳节又重阳绑在一起。
他不停地和中国各个部门的官半夜凉初透员们一起开着漫长的毫无边际的会议，动辄两个小时以上，然后给全世界众多机构写信，李约瑟时常能在市场上遇到惊喜，这些不起眼的小摊上时常会出现珍贵的绝人比黄花瘦版书，而且价格低廉到不可理喻的程度。它们来自那些饥饿的教授，以及图书馆里的窃书贼。通货膨胀已经难以遏制，买一斤米的价钱已经可以买很多捆这样的书。
以重庆为圆点，李约瑟在中国进行了11次探险和考察，参观了296所中国的学会、大学和研究机构，总行程超过2.5万公里，在戈壁上被野狼追赶，和猪睡在一个房间，却也见证中国科学界的筚路蓝缕，遭遇人间的悲喜。重庆是他认识中国的起点，也是永恒的中转站。
1943年4月，李约瑟慕名造访北碚，他惊讶地发现，此时中国“最大的科学中心”原来就在距离自己咫尺的小镇北碚。“此研究所高踞嘉陵江上（西岸），环境清幽，其中工作人员甚形紧张。参观之人，欣羡之余，深觉其具有世界上最优良的实验室之研究空气。”
他还颇为好奇地详细描述了中国科学家们的工作。“起头要提到的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与气象两个研究所。动植物研究所在王家楫博士领佳节又重阳导下，工作甚为紧张，约有二十位科学工作人员，专心致力于研究。王博士自己是一位著名的原生动物学家，他除任该研究所所长以外，还兼原生动物组组长。脊椎动物组组长为伍献文博士，他们都特殊地注重鱼类分类学，但也研究鱼类生态及生理学。例如张孝威正研究在山水急流中鱼（例如“爬岩鱼”）之生活适应问题，刘建康研究Paradise fish（四川的斗鱼）鳃中氯化物分泌细胞问题，及借鱼类管制蚊子幼虫问题等。陈世骧博士为昆虫学组组长，该组所进行之工作为昆虫分类学、生理学。饶钦止博士为一位藻类学家，担任植物学组组长。该组除研究淡水藻类外，还研究高等植物，尤其是伞形科植物之分类。”
1946年，李约瑟离开中国，他将建立一个比中英科学合作馆更大的国际合作机构，它的名字叫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李约瑟对中国的记忆被截然分割成两条单行道。第一部分是个人的探险，“从我初到这里以来，你的国家和人民所给予我的感受是无与伦比的。这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时期，然而正因为如此，我能够深入各处城乡的生活（当然东奔西走历尽辛苦）；我踏着孤独的脚步闯入往往是废弃的孔庙、佛寺、道观，因而充分欣赏了古树丛中和荒园中传统建筑的壮丽景色。我自由地体验了中国家庭和集市的生活，亲眼看到一个社会在崩溃中等待着即将来临的黎明时所经受的苦难。我说“历尽辛苦”，不是夸张。有时我搭个行军床在空庙里过夜。有时蜷缩在合作车间的背后。除了免不了的蛇虫百足之外，还有成群的大老鼠，有一次我因为注射了哈夫金疫苗，高烧发到40℃，躺在嘉陵招待所，那些大老鼠总是一夜到天亮在帆布棚顶上蹦上蹦下。但是另一方面，我却品尝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而且常常是在乡村街巷的摊头上。这些吃的东西恐怕一般西方人不大敢欣赏（我们大使馆的一些同事就是如此）。一个春天的早晨我在江西赣县露天吃到了冰糖豆浆和油条，还有在广东从滚油锅里汆起来就吃的油炸饼，此外还有冬天的兰州，虽然朔风劲吹，从破窗户纸倒灌进来，但是火锅和白干儿也能使你的灵魂暖和起来。所有这些我永远也无法忘怀。”
第二部分则是他的公共使命，将科学之光照耀在中国的土地上，“给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送去一大管一大管的稀有气体；或开车将几大箱光学玻璃送到著名的黑龙潭道观附近的北平研究院，帮助他们在中国内地进行生产显微镜的英勇项目。一个阴极射线示波器让昆明杰出的物理学家们欢天喜地。几克秋水仙碱送到四川农业试验所，从而使那里的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批橡皮管及时地送到福建的一所大学，那里所有的研究工作因设备的匮乏而趋于停滞。装在板条箱里的电动机从重庆一路颠簸抵达成都，帮助那里出类拔萃的中国空军实验站的工作继续运转。一个一流的双焦距分析显微镜让一流的胚胎学家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所有这些事情都成了美好的回忆。”
中国知识分子在困境中坚持科学实验的热忱，并没有让李约瑟欣慰，反而加剧了他的迷惑。历史证明中国人如此聪明，现实又证明中国人从未放弃向往科学的努力，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近代科学依然如此落后？“李约瑟难题”与中国科学家的孜孜不倦形成鲜明的对照，也正因中国人对于光明的向往，而变得更加晦涩。
历史的新路
人们会如何描述北碚？
1944年，杨家骆刚过而立之年，已经出版了6000万字的书稿，案头还有8000万字的书稿等待付梓。然而，见多识广的杨家骆还是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他正在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史学革莫道不消魂命。他将面对一条书写历史的新路，迥异于从前的任何一种，迥异于士大夫们的矫枉过正，也迥异于野史家们泛滥的抒情，慷慨悲歌，甚至，和那些被不断渲染的传奇事件都没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的修史者始终躲不开司马迁、班固那一套，书写历史的激情与光阴流逝的悲剧纠葛在一起，被逝去年代中的传奇人物们推搡着向前，中国的地方志因此始终贯穿着人文情怀，杨家骆独创性地将方志与科学捆佳节又重阳绑在一起。
它将是一部从科学的角度书写的地方志，这样书写的原因，在于这个地域本身就与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甚至被李约瑟认定是“战时中国的科学中心”。
杨家骆避难北碚已经6年，他和所有人一样，依然看不清未来。尽管“精神堡垒”里依旧夜夜笙歌，不知亡国恨，犹唱后庭花，然而，偏安于重庆北碚、背井离乡的人们，却也始终没有稍忘国难。老舍在《北碚辞岁》里写道：“雾里梅花江上烟，小三峡外又一年。病中逢酒仍须醉，家在卢沟桥北边。”叶圣陶的《夜自北碚至温泉》也代表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态。他在前三联中渲染描述初月、孤舟、野林、江流、山石，尾联则在美景中黯然收笔：“未能忘世虑，敢说桃花源。”
然而，对未来的迷惘，并不能抵消人们回望从前的勇气。4月，顾颉刚、杨家骆和卢作孚、卢子英一起组成北碚修史委员会，傅振伦出任修志馆长。卢作孚在北碚的建设早已成型，正在按部就班地运行下去，战争仍未结束，然而，更多的希望在萌动、滋长，卢作孚在这一年的演讲中说：“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建设起来，先曾以北碚这个小小的地方作一度经营的实验，悬出一个理想，叫做‘将来的三峡’。最初进行起来颇困难，但毕竟能建设成功一个这样的局面。尤以迁建事业机关的帮助，两三年内完全实现了原来的理想，甚至超越了原来的理想。从这小小地方的经营，可以证明：中华民瑞脑消金兽国是可以建设起来的，是能够建设起来的；使别的国家也认识中国，必决有希望，有前途。”
然而，怎样描述这个成功的标本，成为书写者最大的问题。案头堆积着大量的数据、图表甚至图示，北碚云集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机构，他们此前所做的长期田野考察和研究，成就了这部方志独特的书写方式。
中国西部科学院测候所长达十年的实地检测构成了“气候志”的脉络；国立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则成为“动物志”的依据；在书写“地质志”之前，人们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考察，先对地理进行分段的实地测绘，研究分层方法，再编写，完稿后，进行下一段的实地测绘和书写；“人口志”和“聚落志”的结果则来自深入乡镇的调查；“地形志”、“土壤志”和“土地利用志”更是与长期的科学研究紧密相关。
两个月后，美国杂志《Asia and America’s》上刊登了孙恩三（T.H.Sun）的文章，题为《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作者不吝将溢美之词倾注于北碚的方寸之地。“平地涌现出来的现代化市镇”，“迄今止中国城市规划最杰出的例子”，“北碚最有希望有一天成为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东亚最重要的旅游中心之一”，“科学气氛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城市中教育和学术机构的最高度的集中”……看起来，北碚是一个极难辨认的集合体——现代化、城市规划、旅游中心、教育和学术机构，构成了北碚复杂的文化生态。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正是因为这种种文化生态之间的共生与相互激发，才使北碚得以从地图上脱颖而出。
抗战胜利后，大量学术机构和个人回迁，1946年5月6日，《国民公报》记者探访迁都后的重庆，“国府路钱，车马人稀，山间道上人迹罕宁，昔每夜曾汹涌欢乐之‘国际’、‘扬子’舞场，今已舞淡歌微；义民还乡，日在千数，而流落街头之无依儿童，刻正为慈善夜游队所集收；南北温泉之餐厅旅栈，多闭门歇火；精神堡垒附近，入夜沉寂，失业工人伫立街头以睹市容为欢。景物已非，不胜今昔。”北碚史志的书写和北碚的城市建设一道停滞下来。
杨家骆迁回上海后，卢子英与他取得联系，聘请他为北碚史志编委会主任，并将已完成和未完成的志稿都寄给他。1948年，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林起在杨家骆的书架上，看到了这些北碚方志。他选出其中九篇，发表在《地理杂志》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上，主题为《北碚专号》。
50年后，当杨家骆在台湾打算重新出版这本“北碚方志”时，他已经只能回忆起这九个篇章，他早已被誉为“民瑞脑消金兽国编纂各大丛书第一人”，然而，他却记不清自己的那些著作。老人只大约记得对方志总的分类：“时”、“空”、“类”、“名”四目，然而，其余的部分都已在仓促离开大陆时遗失。他把书题为《以科学论文方式撰写方志之试验——北碚九志》，纪念那段在北碚的岁月，却只找到《地理杂志》上的九篇残章。
稀释
对老人而言，有时最难熬的不是冬天，而是春天。你越看重希望，越可能被希望刺伤。
1949年，卢作孚谢绝了好友晏阳初的邀请，拒绝去美国，他固执地要留下来等待想象中的新世界。然而，他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青年领袖。1949年，民生公司比战前更加强大，拥有员工9000多名，各种船舶140多艘，总吨位高达7万多吨，航线遍及长江及各支流，一直延伸到东南亚。然而，此后，卢作孚开始为民生公司的贷款四处奔波，公司效益开始急剧下降，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主力船“民铎号”在丰都水域触礁沉没。劳苦不堪的卢作孚在次日看到自己当年亲自从上海买回的沉船，满面悲戚，却未发一言。3天后，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卢作孚完全没有想到，矛头居然会直指自己。大批员工开始含沙射影地揭批卢作孚和公司的公股代表出差时，企图腐蚀拉拢国家干部，包括许多卢作孚平日视为兄弟的员工。实际的情况只是，卢作孚和公股代表在北京出差，互请吃饭、洗澡、看戏而已。回到家后，卢作孚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
“如果卢作孚先生还在，他所要担负的责任总比民生公司大得多啊！”据说这是毛泽东后来说的。毛泽东和卢作孚生于同年——1893年，在这一年出生的还有晏阳初和梁漱溟。他们都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深入农村，都对解决中国根深蒂固的农民问题，耗费了毕生的精力，原本可以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殊途同归，只不过，总在关键处分道扬镳，这使得中国的农民问题被一再搁置，愈发棘手。
我在嘉陵江边散步，江雾很大，空气中弥漫着尘土的味道。江岸上搭起联翩的帐篷，人们坐在尘土中喝着雪花啤酒，大声吆喝，用筷子撩拨着刚出水的江鱼，一圈辣椒如同红色的水藻，缠绕着水煮鱼的尸体。七十年前，当李约瑟第一次来到重庆，大抵也是陷身于同样的尘土之中，轰炸造成的废墟如同蒲公英般在中国广袤而疲敝的土地上扎下根，却不发芽。
碎石滩已经探入江心，铲车仍在不懈地运作。河对岸有木制的踏板，渡船已经停航。高出江面数十米的立交桥成为沟通两岸的新路。这是今日的北碚，一个看起来完全工业化的城区。李约瑟曾经被中国人不知疲倦的发明能力痴迷不已，现在的中国人却在不知疲倦地挪用着那些来自西方世界的发明，那些可以被代表为现代化的符号。江对岸是复旦大学北碚校区遗址，我费了很大的劲才看清它，一辆疾驰而过的卡车卷起的尘土再度遮蔽了它。
中国西部科学院已不复存在。卢作孚当初募款建造的楼，成为陈列室，一面陈列脊柱动物标本，一面是古生物和恐龙化石。要穿越在午后的阳光里，老王急匆匆地翻动着报纸，有节奏的刷刷声，似乎是恐龙的奔跑。他不关心北碚的历史，因为它们与他无关。他只关心那些大洋彼岸的新闻，尽管它们似乎也与他无关。然后他想，或许自己想要的终究只是谈资罢了，而历史太过沉重晦涩，已经不能再构成谈资。
在北碚依然残留着战争的痕迹。防空洞口，坐着刘一虎和他的秤，他用它来度量那些被三轮车不断运来的废品。刘一虎和他弟弟刘二虎经营着这个废品站，他们认识在隔壁防空洞里做皮肉生意的女人，他们相互证明从没去拜访过那个神秘的邻居。他们还有一个邻居，回老家了，他的门前只放着几个墓碑，他做雕刻墓碑的生意，他习惯于把那些与自己毫不相关的逝者雕刻在石碑上使他们不朽。
卢作孚的名字也已经留在石碑上。但人间已无卢作孚。卢作孚之死过早地暗示着一切的理想、一切的探索都将止步于北碚这座嘉陵江北岸的伶仃小城，这个标本已不可能像再释放出预期的能量，去继续影响整个中国。仅仅半个世纪后，连它自己的历史都变得模糊不清，杨家骆只留下《北碚志》的残篇，而在图书馆和档案馆里，我们甚至拼凑不全一部有关历史细节的档案。中国的重心再度移回东部长达五十年，随着卢作孚的含冤去世，北碚再度稀释在中国的地图上。
（文：张泉 《生活》2010年4月号）